哈尔滨青年之爱唱歌，与手风琴这一从俄罗斯传过来的乐器有关。手风琴既可独奏，又几乎适合为一切歌舞伴奏。手风琴一响，不想跳舞的年轻人往往也会情不自禁地跳起来，不想唱歌的年轻人往往也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来。它可以为《草原晨曲》那类热烈、奔放、豪迈的歌伴奏，也可以为《草原之夜》那类低吟浅唱、温情脉脉的歌伴奏。当然，钢琴、小提琴也如此。但钢琴不能背起来就走。小提琴不适于为一切歌伴奏。由于哈尔滨青年对手风琴的喜爱，市里当年有手风琴制造厂。

哈尔滨青年爱唱歌，也与“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有关——它起到了以唱歌为人生一大快乐的引领作用。

东三省青年爱唱歌，还与东三省是全中国举足轻重的机械工业基地有关。所谓机械工业，意味着先进工业。工厂人数都较多，少则一两千人，多则四五千人，皆以青年为主，普遍文化程度较高，对文艺生活的追求也热衷。

推而广之，1965年时的中国，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歌声伴随着各行各业之发展的年度；一个吸取了盲目跃进的深刻教训，逐渐向科学发展观靠拢的年度；一个在苏联撤走一切技术援助之后，在自力更生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取得了一定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的年度。

尽管，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无实际提高，但走出了饥饿年代的阴影是根本性改善。人民欣慰于此点，对国情的向好也看在了眼里，对以后会更好具有相当普遍的共识。

1965年的中国，简直又可以说是一个文艺大繁荣的丰收年度。

到那时为止，中国之文艺经历了两次繁荣。一次是1949年到1956年的七年间，特征是“起搏式”的繁荣。成果还不算多，创作力的引擎却已发动。第二次是1958年到1965年的七年间，特征是“喷涌式”的。成果相当可观，全面的总体的繁荣，显示出蓬勃的后劲。

第一次繁荣以文学为先导。

第二次繁荣电影的成果更令人刮目相看。

在第二次繁荣期间，产生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电影锣鼓”等切中时弊、指点迷津的理论文章，文艺理论工作者又发扬了讲真话的理论品格。

若简明扼要地阐释，“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实际上就是要为文艺反映现实生活的多样性扫除障碍；“中间人物论”旨在强调如果承认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力，那么就不应以“高大全”的文艺形象作为唯一标准，其后果将会导致人民仅成为文艺的受众而难以成为文艺的主角；“时代精神汇合论”是指若以更宏观的现实主义创作视域和思维看待现实，非进步的现象不仅可以反映在文艺中，反而有益于通过文艺方式的善意批评，甚至讽刺，达到帮助与团结之目的；“电影锣鼓”旨在阐明电影是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最喜欢看的文艺门类，题材多样性的现象，既不可忧，更不可怕，因势利导，其实可喜。

以上诸论，自然遭到了批判。某些批判，有迎头痛击之势——但因毛泽东主席已退居二线，中央高层没有介入，于是，论者自论，批者自批，并未又造成黑云压城、风声鹤唳、万马齐喑的局面。

《大李老李和小李》等令人们耳目一新、衷心喜欢的轻喜剧风格的电影，正是在以上理论铺路的背景下产生的，等于用创作实践支持了以上理论。

长影和北影的《李双双》《龙马精神》也显示了轻喜剧的光彩。

《武训传》《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的问世，分明也与以上诸论的影响有关。

电影《朝阳沟》属于农业合作化题材，但剧中先进人物对落后人物的批评帮助，已不上纲上线到路线斗争，而是和风细语、循循善诱、就事论事了。

连周恩来总理对电影也作过“支持多样化”的口头指示。他甚至希望中国电影人能拍出几部“软内容”的不涉及战争与阶级斗争的电影，以利于与非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艺交流，起到增进友谊的桥梁作用。

政治文艺依然占据不可让渡的中心地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部配合农村“四清”运动的歌剧上演，之后在收音机中的广播率很高。我没看过，却在同学家听到过，至今仍记得是工作组组长的演员的四句唱词：

大河流水波连波，

滩头芦苇棵连棵。

竹篙点水知深浅哟，

知心的话儿对党说……

曲调温良，苦口婆心。

大约在1964年，哈尔滨话剧院排出了一部工人家庭生活题材的话剧，内容是：一名青年工人住在岳母家，如同入赘。岳母是小商人出身的寡妇，唯有一女。她拖思想原本挺进步的女婿的后腿，一次次阻止女婿加班，却怂恿他干私活，挣“黑钱”——当年没有“灰色收入”这一概念，凡工资以外的收入都属于“黑钱”……

据说是根据哈尔滨市的真人真事创作的；在现实生活中，那青年工人因偷盗了工厂的机械零件而入狱了。但他犯罪的原因与一心想要治好母亲的病有关，而不是因为有一个曾是小商人出身的岳母。

哈尔滨话剧院排出那样一部话剧很正常。现实中既然已发生了青年工人失足的真事，毫无创作灵感反倒不正常。虚构那么一位岳母，也属正常。

但该剧的剧名取得极严峻——《千万不要忘记》；与毛泽东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名言密切呼应。

此剧自然会进京献演，也自然会载誉而归。之后两年，在全国各地巡演千余场，使哈尔滨话剧院誉满全国。

这部话剧我看了，邻居叔叔给的票，却很不喜欢，因为使我联想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半部的一章内容——保尔由组织安排在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达雅家养伤，她父亲是中农。中农的思想觉悟，自然不如“党的人”保尔·柯察金进步，于是保尔教导达雅怎样与自己的父亲作坚决的斗争，有时自己也与房东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依保尔想来，他是在进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但他忘了，他是白吃白住在别人家里，而且还爱上了人家的女儿。按咱们中国人的常理来看，那么做不厚道。

设想，同是《千万不要忘记》的内容，若由今天的编剧们来创作，一定会处理成三口人之间的喜剧风格吧？并且，也同样会凸显所谓的“正能量”。

在特殊的时代，某些文艺作品，注定会打上时代的鲜明烙印。当文艺本身的意义完全消解，也还是会剩有另一种非文艺的价值——时代认识价值——正如油画《毛主席去安源》那样。

实际上，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主席仍在密切关注中国的文艺动态——长篇小说《刘志丹》的所谓问题，有人向他汇报了；《武训传》的出现，使他生了气；对《清宫秘史》他直抒己见：“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如今看来，世间万事，此一时“一分为二”，彼一时“合二为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委实是哲学常识。

他的目光，也自然会时刻睽注国际风云。苏联对斯大林的否定，对他的震动多么巨大自不必说；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事件”，又使他震惊。

所以，他作过这样的指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只不过，这一指示当时不曾逐级传达，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大多数文艺界人士未能及时知晓。

中国的文艺现象，与毛泽东对文艺队伍的总体期望，发生了严重错位，关系极其“拧巴”。

但若据此认为，“**”之目的，首先是要针对陶醉于繁荣局面的中国文艺队伍进行整肃，我们都知道那是不符合事实的。

全中国每一个人都对即将发生的石破天惊的大事件丧失了察觉性，浑然不知。

以至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十九天后，突然被全国各大报所转载，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没彻底反应过来，以为又是一场学术之争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