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学了

几天内我认识了“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等字。

语文书页除了带拼音的字，还配有彩图——分别是毛主席标准像、天安门城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中国共产党党旗。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三十几岁的已婚女性，一直将我们教到三年级，小学二年级时，我从同学口中知道了她的丈夫是区教育局的干部。

在第一堂语文课上，她教导我们要“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

实际上我们无法理解我们小小年纪怎么就是个“翻身”的人了，也不明白“幸福”和“享福”有什么不同。我们的智商都差不多，但老师似乎没看出我们的困惑。

在后几堂课上，老师才解惑，她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我们过的将是很悲惨的生活，挨饿，受冻，全家没房子住，更不会幸运地成为小学生……

我回家后，问母亲：“新中国真的比从前的中国好吗？”

母亲大为吃惊。

我遂将老师的话学着说了一遍，母亲给出了肯定的回答：“那当然，不止好一星半点儿，你们老师说得对，你要永远记住！”

母亲的话我当然相信，从此有了以前不曾有过的幸福感觉。

后边的课文不是口号了，属于看图识字，如：

工人做工；农民种地。

马拉车；牛耕田。

前边一群羊；后边两条狗。

老爷爷乘凉；老奶奶喂鸡。

最有故事性的课文内容是——乌龟、牛、马、大雁和鹤共同拉一辆车，龟往河边爬，牛、马各向左右使劲，而大雁和鹤要将车带到天上去……

这篇课文的教化意图是鲜明的——目的相同，方向就必须一致。

以后几篇谜语性课文我们都很喜欢：

麻屋子，红帐子，里边住着个白胖子。

红口袋，绿口袋，有人怕，有人爱。

兄弟七八个，围着柱子坐。

大家一分家，衣服就扯破。

谜语无须同学们猜，有配图。但同学们领略到了比喻的智慧，居然引起了多日互猜谜语的风气。

到一年级下学期，课文内容丰富多了——《狼和山羊》《狗、公鸡和狐狸》《狐狸和乌鸦》《狼来了》等课文，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同样教化意图显明，但《狼来了》给我们以较深的思想触动——因为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可能面临撒谎的诱因，有时确乎仅仅出于恶作剧心理。

到了二三年级，课文内容更加丰富，故事性也更强了，如《金银山》《猎人海力布》《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写给爷爷的信》；还有中国古代寓言与伊索寓言——“杯弓蛇影”“掩耳盗铃”“缘木求鱼”“风声鹤唳”“此地无银三百两”等成语典故，已每每被我们挂在嘴边了，我们真的渐渐被文化所“化”了。

如今回忆起来，我不禁产生这样的感慨——编成好的小学语文课本，非易事也，实乃功德无量。其不易在于，既要循着笔画由少到多、字义词义由浅到深的过程，又要考虑到古今中外之课文比例；既要纳入政治教化，又要兼顾基本品德熏陶；既要具有孩子们理应接受的道理，又要体现知识性、趣味性——得经过多少次比较、掂量、讨论才能确定呀！

从前的蒙学语文教材之编写倒相对省事些，如《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实际上《弟子规》非识字课本，而是少年道德操行守则；《千字文》也不是单纯的识字课本，具有叙史的特点；《三字经》的识字规律显然，其与自然常识、生活常识、文艺常识、历史常识及德育在先的宗旨组合，集大成而又广阔有序，比“上大人、孔乙己”那一种单纯以教字为主的课本，确有经典性——尽管站在现代来看，存错谬之处。

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教材编写，是集体行为，不但须讨论、研究，还须审批，因而具有国家行为的特点。现在，全世界的教材基本都是国家行为的产物了，像《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那种个人编写的教材，几乎可归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我觉得，喜欢学中文的外国人，都应当读读《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对于了解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脉络，了解中国人的人性观，了解中国人的道德理论，如同扼要的说明书。

但我在文化上并不是尚古之人。

我小时候听母亲讲到过《三字经》，也只不过听她说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几句，后边的她背不出了。

我决定自己找来看，是2002年我调到北京语言大学以后的事。那时“北语”全称是“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我自感对于本国传统文化所知甚少，心虚，于是自我补课。

正因为我在文化上并不尚古，回忆起来，觉得我小学至中学的语文课本，应该说也是编得很好的课本，绝不比民国时期的任何一种语文课本差。

某些文化界的朋友，对民国时期的蒙学语文课本格外欣赏，与我小学一年级所学的语文课本中的“三万岁”有关；他们实际上不认同那一种教材现象。

我也不认同。

我觉得，“三万岁”远不及《三字经》开篇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有文化，人理恒久；与《千字文》开篇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相比，更是“稍逊**”了！

《千字文》的开篇那是何等宏大之气派！

待到1968年以后的小学生所读的语文课本，就更不成样子了，几乎整本页页都是黑体大字的“最高指示”，内容又几乎全是宣扬阶级斗争常态化思想的；连算术课本也加入了不少“最高指示”。

所以，若是一个60后、70后的中国人，后来见到了民国时期的小学语文课本，并不表现出喜欢，那不是咄咄怪事了吗？不是白活了吗？

而我要指出的是，倘不论由于时代因素而加入小学一年级课本的“三万岁”，我们所学过的语文课本，其实也挺好。

故我要郑重写下“感激了”三个字，对当年那些教材的编者，由而心怀敬意。

让我的笔再收回来——1957年，八岁的我上小学一年级时，中国发生了那场后来使许多人欲说还休，欲休还说的政治运动。

“除四害，讲卫生”给我留下过较深印象，每一次回忆，某些情形历历在目。

“扫盲”给我留下的记忆片段更深，因为母亲有一个时期每晚去上夜校。

“全民大炼钢铁”我也能谈出些记忆，是我将家里的一口裂底锅捐到收铁站去的，母亲知道后及时要了回来，她认为等修锅匠出现了锔一锔还能用。

但对1957年那场政治运动，我毫无直接记忆。

这乃因为，不论我们那个院，还是我们那条街——推而广知，在我们那个以庶民百姓为人口主体的区域，没听说谁家出了“右派”。或竟也有，但必定产生于知识分子人家。我们那个区域从没住过够得上“大”的知识分子；他们普遍住在市中心的街上。也少有小知识分子人家，比如家长是小学老师那类人家，他们也宁愿多花些钱住在离市中心近的地方。我们那个区域是有几户中等知识分子人家的，如中学校长、出版社报社的老编辑，他们大抵住的是独门独院——较小的独门独院，早年买下的而不是后来租下的。他们基本不与邻居和街坊来往，如果他们中有谁被打成“右派”了，街道干部不宣布，他们自己不广而告之，知者甚少。

我们那个区域住的基本上是建筑工人、各处货场的搬运工人、砖厂工人、公私合营前后某些小加工厂的工人以及拉脚的、摆摊的、开小杂货铺的形形色色个体劳动者之家。这些人家少有订报的，在1957年，没听说谁家有了收音机。

所以，尽管北京电闪雷鸣，在黑龙江省，在哈尔滨市，在我们那个区域，平静如常，若无其事。

我对于那场运动，头脑中只保留了一点儿微不足道的记忆——某日父亲下班后面有余怒，从不沾酒的父亲还让我去打了二两酒。他喝闷酒时，母亲追问，他才说，他们工地接收了一名二十几岁的女大学生，要求工人监督她劳动改造。有的工人成心往她挑砖的篮子里加太多的砖，她挑不起来，蹲在担子旁哭，那几个工人还看着笑。身为班长的父亲批评了他们几句，他们居然冲父亲“劲儿劲儿”的，差点儿动起手来，过后领导批评父亲政治立场“不对头”，父亲自然不服，所以悻然……

因为与父亲有关，我头脑中才保留了这么一点儿记忆。后来所能联想到的，也只有那么一件事。

黑龙江省在以后的几年里，从工农业生产到教育、文化文艺事业，却进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可以“黄金岁月”言之。

锅炉厂、电机厂、汽轮机厂——“三大动力”工厂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开始兴建了，那是国家级的工业项目。在市内，列车车辆厂、轴承厂、量具刃具厂、拖拉机制造厂等代表当时国家先进工业水平的工厂，先后投产。亚麻厂和化工研究所、化工厂也在快马加鞭地筹建之中。亚麻厂生产的亚麻布，主要是为配合军备生产，非为民用；生产坦克的“哈一机”也将在哈尔滨落户。

在农业方面，“北大荒”广袤的黑土地上出现了几十个较大的农场，第一批十万转业官兵已在“北大荒”进行垦荒，并于次年收获了粮食。

煤、木材源源不断地从黑龙江省运往全国各地，保障着其他省的需求。

在教育方面，短短的几年里，“哈工大”“哈军工”两所后来的全国名校相继扩建并落成；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黑龙江商学院等省重点大学也已进入了教学稳定期——当年东北林业大学的首任校长是七级高干，与省领导同级，在全国亦属不多的现象，足见黑龙江省当年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而黑龙江大学的俄语系，不但在全国高校中口碑第一，还聘任了苏联的几位教授。至于商学院——那时全国就没几所名为商学院的大学。

并且，哈尔滨市的中学快速增加了，已经有三中、六中、一中、十八中四所重点中学了，“三、六、一、十八”成为小学和中学生竞考的学校。

不知是否也属于全国性的统一指示，哈尔滨市要求校校有图书室，小学也不例外。进一步推行为，班班要有图书角——总而言之，对一切学生提出了课外阅读量最低限度的要求。于是从学校到工厂，形成了以少年和青年为主体的读书热；青年喜欢读书的程度实际上比少年还高。

农业的发展保障了人们不饿肚子；工业的发展增加了就业岗位——又于是，人们对文化、文艺的要求迫切了。

哈尔滨便有了工人文化宫、青年宫、少年宫；不但市里有了，某些区也有了；市、区重点体育场馆、图书馆相继出现。

哈尔滨话剧院、哈尔滨歌剧院、黑龙江省京剧院、黑龙江省龙江剧院也都挂牌了。

老公园焕发了新面貌；新公园陆续接待游客。哈尔滨有动物园了，园内的东北虎、东北豹和熊、狼、驯鹿、马鹿、梅花鹿、猞猁、狐等动物，比北京动物园里的动物更大，野性更足。

1957年的特大洪水过后，松花江畔不但留下了防洪纪念塔，还从此有了美丽的江畔公园（后更名为“斯大林公园”），成为哈尔滨重要的风景名片。

对于1957年的防洪我有印象——我父亲在外地没能参加，我母亲在家里完成了编十几只草袋子的义务，因而分到了两罐水果罐头，盖上印有俄文，苏联援助的。

现在回想起来，哈尔滨人当年没多么起劲地“反右”，与发生那么大的洪水有很直接的关系——城市都被淹了，市区都可以划船了，哪儿有精力“反右”呢？

也与省领导们的思维有一定关系——在后来的“文革”中，大字报揭发：某主要省领导曾私下里说过，我们不必跟得太紧，现在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人才宝贵。“右派”都是有不同才华的人，错误言论不过是言论，又不是行动，应以批评教育为主，该用还得用，能团结就不要以敌视的眼光看他们……

当年的省市领导无疑有一种共识，即要使黑龙江省成为富裕之省，要使哈尔滨这座从前被比作“东方小巴黎”“小莫斯科”的省会城市，真的成为“天鹅项下的明珠”。

按照这样的共识，哈尔滨市的建设和发展，差不多是以莫斯科为样板的。教育、文化、文艺的发展，苏联色彩甚浓。重点大学、重点学科的教材，是从苏联照搬的；俄语成为初中、高中主科；报刊上经常登载宣传苏联各方面发展成就和人民生活福祉的文章，某些初中生、高中生自发地与苏联的初高中生们建立通信关系，互相介绍各自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好形势。

当我小学五年级时，已经是1961年了。

这一年，中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究竟始于哪一年，并无统一说法。有的省发生于前一年，有的省发生于后一年。“三年”也是大致的说法，有的省也许只经历了两年半，有的省也许经历了三四年。

我从1960年起就开始挨饿了，那一年挨饿的记忆最深。1961年我家因工厂建厂房占地，从“安字片”搬到了“光字片”。“光字片”离市区远了，乘两站车就到城市边了，再往前没公交车了，有农村了，“光字片”的街道依次是光仁街、光义街、光礼街、光智街、光信街，连起来恰是“仁义礼智信”。“批林批孔”时，这些街名也没人提出必须改，至今老街貌已无踪迹，仍叫那些街名。但这并不意味着“文革”时期的“极左”分子有什么忌惮，而是因为那一小片街区的居民更加底层，文盲多之，绝大多数居民，根本没将仁、义、礼、智、信连起来过。即使有谁连起来过，大约也不知与孔子有关。

在我记忆中，我们班也有图书角，由一名女生负责管理。我对图书角已不感兴趣。实际上图书角并没有什么书，有的只是过期的《儿童时代》《少年文艺》及《小虎子的故事》《三毛流浪记》等有限的漫画集。

离开我家，跨过一条笔直的叫新阳路的马路，便属于另一片居民区了。其中一条街叫建国街，它的尽头有商店、饭店、理发店、医院、邮局——以今天的眼光看来，皆老旧得有碍观瞻。但在当年，却算是“商圈”。

我每月都要去往那里几次——理发，为家里买东西，寄哥哥写给父亲的家信或取回父亲汇给家里的生活费。

一路经过两处小人书铺，在邮局旁还有两处。之所以会有较多的小人书铺，乃因民宅稀疏，空地不少，傍着谁家山墙盖起一间简陋的土坯小屋，就可以“开张”了。也不用挂牌，将小人书皮扯下，粘成几串，往窗内一挂就是幌子。还因为，据我所知，当年开小人书铺是免税的。这也足见，哈尔滨市在饥饿的年代，对少年们（进入小人书铺的青年极少）的阅读渴望是体恤在心的。

开小人书铺那点收入也算是收入吗？

这要看怎么比了。

当年卖冰棍的卖一支三分钱的冰棍才挣七厘钱，卖一支五分钱的奶油冰棍挣九厘钱。而一个孩子坐在小人书铺里看一本小人书，平均下来是两分钱。有了几分钱宁肯看小人书而不买冰棍吃的孩子自然是少数。

但如果一处小人书铺每天平均的租看率是五十次，那么每天的收入就是一元钱，月三十元矣。

三十元啊！

当年二级技工的月工资才三十六元。

而一个孩子一旦进入小人书铺，大抵会看两三本才离去的。而且允许两个孩子同看一本，也允许一次租两本，轮换着看。

当年，对阅读渴望强烈的孩子，小人书铺确为精神之国度，心灵之故园。

从五年级到初一、初二，我几乎将四处小人书铺的小人书看遍了。这并不是说我看得极多，实际上最多的一处小人书铺也就二百几十本小人书——有些小人书各处都有，而且成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封神榜》《七侠五义》《瓦岗寨》等，那就占去了许多本。有的小人书分上下册，甚或分上中下三册，多是外国小说改编的，如《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基督山伯爵》《大卫·科波菲尔》《约翰·克利斯朵夫》等。

当年有一种很特别的小人书——旨在揭露“罪恶的”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黑暗社会制度的小人书，也可成套。

如《中锋在黎明前死去》——讲一名足球运动员为生存所迫，不得不卖身于资本家，虽然成为资本家的摇钱树，却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他爱上了与他同命运的美丽的芭蕾舞女演员，资本家却逼她与一只大雄猩猩“结为夫妇”，希望能拥有半人半兽的怪种，供人参观，赚更多钱……

《七把叉》——讲一个绰号“七把叉”、原本是流浪汉的人，在举办的吃饭大赛上，为了保住冠军头衔，在接受挑战的比赛中活活撑死了……

《从地球到月球》——讲一些资本家乘太空飞行器飞往月球，企图在月球上划分抢占领地，各自建立属于家族的月上资本主义帝国。半途飞行器发生故障，他们便永远成了太空漂浮人。

还有一件“真事”在我那一代少年中流传甚广，讲投资电影的美国大亨，为了吸引眼球，竟将一名黑人少年骗入森林，放出久饿于笼中的老虎，拍下真老虎吃活小孩的所谓纪录片……

讲述类似“美国故事”的小人书，在我记忆中有十来本之多。

1980年后，我从报上读到一篇采访文章，得知其中有些“美国故事”，是咱们一位作家的创作。究竟哪些纯属虚构，哪些是翻译过来的，翻译过来的哪些属于《竞选州长》式的小说，哪些是真事，我没分清过，也觉得没有分清的必要了。

在我是小学五年级生的当年，美国在中国的文学、文艺中，当然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可口可乐一出现在舞台上，暗示着醉生梦死；爵士乐旋律一起，形同打出了颓废与糜烂的字幕。正如蒋介石的画像一出现，太阳穴必有一大贴膏药。

我对那些“美国故事”并不信以为真，但我对于一个人民大众真的能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中国的憧憬方向，却决然是苏联式的，而非美国式的。

内容是“苏联故事”，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两本小人书是《前面是急转弯》和《红莓》。

《前面是急转弯》——讲的是颜值高的青年工程师驾驶新买的“伏尔加”轿车行驶在路上，夜路逢雨，车灯照见路旁卧人，急刹车下车细看，见是一个受伤的人求救于他。他的第一反应自然是救，但突然第二个想法袭上心头——没有证人，万一对方死在自己车上怎么办？百口莫辩了。随着这一想法，他不禁朝车内看了一眼，哪儿哪儿都崭新的车，雪白的座套是刚配的，肯定会被血迹污染得一塌糊涂。他看着那人朝他伸出的手，在对方不停地说着“救救我”的情况下，退回车内，将车头一拐，开走了。对方被别人救了，有关部门向他核实时，他还撒谎。最终，一切证据证明他不但是一个见死不救的人，还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他因而失去了爱情、友情以及同事们的尊敬……

这本小人书的前言介绍，其故事后来拍成了电影，引起广泛讨论。

《红莓》的主人公是被释放的劳改犯，他因为什么事犯罪我忘了。他不愿再见到认识他的人，四处流浪的过程中帮助过别人，被带到了农村，有了一份工作——替一个种红莓的女人做帮工，于是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爱情……

这故事后来也拍成了电影。

以上两部电影在苏联都获奖了，颇受好评。

后一部电影与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如出一辙，区别仅仅是高仓健最后被捕入狱。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红莓》在前。但我不认为存在抄袭问题，而认为是不同国家创作思维的雷同现象。后来我对文艺的功能理解得宽了一些，深为人类此种文艺雷同现象所感动。

当年，哈尔滨话剧院已声名鹊起了。

哈尔滨市区方言与普通话相对接近，这无疑使哈尔滨话剧院大受裨益，每一个演员的台词功夫都十分了得，能以播音员那般标准的发音说台词，并说得声情并茂、分寸得当。他们演出苏联话剧时，给人的感觉犹如苏联演员在说流利的中国话。

我当年没看过一场话剧，一票难求，话剧院的售票窗口前每每排长队——票价三角、五角、八角不等，对于我而言太贵了。以上评论，我是从初高中生们口中听到的。

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已开始生产汽车，由此产生了一首当年很流行的歌《老司机》：

五十岁的老司机我笑脸儿扬啊，

拉起那个手风琴咱们唠唠家常啊，

想当年我十八就学会了开汽车呀，

摆弄那个外国车呀，

我是个老内行啊，

可就是啊，

没见过，

中国车呀啥模样啊，

盼星星盼月亮啊，

盼得那个国产汽车真就出了厂！

在北京，“红旗”牌轿车风光无限；在上海，“上海”牌轿车出现于马路上了；而“长春一汽”生产的“解放”牌卡车，需求量大，这使“长春一汽”在全中国家喻户晓。《老司机》是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总体捷报而创作的，许多长春人却喜欢强调是为“长春一汽”创作的，据说在非正式的演唱场合，长春人爱将歌名报成《大解放之歌》。而哈尔滨人特认同，因为同属东北人，可沾更大的喜气。

长春电影制片厂已开始向中国人奉献电影了——国产的和苏联译制片；后一种是“长影”的艺术光荣之一，几成专利，一概包揽。

当年的长春人，进言之，当年的吉林省人，无不以“长影”和“长春一汽”为傲。

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与沈阳音乐学院也已成为辽宁省和沈阳市的名片，各自桃李盛开，奠定了在中国美术和音乐教学方面举足轻重、绕不开去的育人地位——后来为大量毛主席语录及多首毛主席诗词谱曲的作曲家李劫夫便是“沈音”教师。

将目光向北京再向南方望过去——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同样向国人奉献频频，可谓争奇斗艳、姹紫嫣红。

连新疆的天山电影制片厂也在运筹帷幄之中了。

北京除“人艺”外，还多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中央芭蕾舞团、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央乐团等新的文艺单位；而中国京剧、杂技业已走出国门，为国争光了。东方歌舞团为外宾演出的次数最多，极受周恩来总理青睐。

在纪念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的文艺活动中，人民大会堂上演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后拍成了文艺纪录电影，许多中国人百看不厌；许多著名的歌唱家、舞蹈家，经由银幕广为人知。

那时中国已有自己的“十大电影明星”了，他们的大照片悬挂在大多数电影院中，连哈尔滨的儿童电影院也不例外。

在文学方面，几乎各省都已有了文学刊物，是诗、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的发表园地。而长篇小说，也几可言果满枝头了。

经历了1957年的惊吓，又经历了三个饥饿年头，文艺家们并未万马齐喑，依然发挥才华，各自奉献，足见该群体是多么的忠诚。他们中，有些人是“负荆”创作或参与集体创作的，参与而不得署名。

当然，只要够得上是“家”，就不至于挨饿，包括被批过遭贬了的“家”。

实际情况是，在东三省，特别是在黑龙江省，挨饿、死人的现象即使有，也极少。东三省是城里人挨饿，但毕竟有基本口粮定量保证，也饿不死。并且，若父母有一方是科级以上干部，或企事业单位的头头脑脑，全家大抵也饿不到哪儿去。而农村，托福于土地广阔，偷偷开一小片荒，种下土豆玉米，秋天的收获是对得起勤劳人的。所以东三省的农民，对“三年困难时期”并无谈虎色变的记忆，还能经常向城里亲戚提供些蔬菜援助。

我家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无一门亲戚，父亲远在大西北，我们几个儿女又在长身体的时期，便只有忍饿。

实际情况又是——东三省当年生产的很大一部分粮食充实国库了，因为国库拨出了较多的粮食赈灾，必须充实。

从前普通的城市人家，是根本不可能从粮店买到当年新粮的。新粮入库，陈粮出库。普通的城市人家所能吃到的，有时是在国库中存放了四五年的陈粮。

而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五大城市的人们，对饥饿年代的记忆也似有似无，十分寡淡，因为中央有政策，对那五大城市的粮食及蔬菜副食供应，必须予以保障。

1980年后，我与一位小我两岁的高干子弟谈到过饥饿年代，他毫无印象。在我的一再“启发”之下，才终于唤起了点记忆。

他说：“难怪那几年我父亲常带巧克力、麦乳精、压缩饼干和罐头回家，告诉我是空军叔叔怕我们祖国的花朵挨饿，集体节省给我们的。”

当年中国的某些县城，也已有了文艺基础良好的剧团、文化馆，凝聚了当地一批演创骨干。文化馆无一例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产物，同样是全国政协、全国人大的提案成果，为的是使最广大的农村人口也能较充分地进行文艺欣赏和娱乐。故不能不承认，新中国成立初期参与顶层设计的人物们，确实有过尽力在方方面面造福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初心。而某些县剧团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存在了，以传承当地独有并受欢迎的文艺种类为己任。县剧团以面向农村的义务演出为主，演员与农民的关系持久而亲密，那种亲密绝非作秀，毫无矫情，下乡对于他们有回家的感觉。未见的时日若久，双方都会思念的。而文化馆的存在意义在于助推原创，发现和培养更多的文艺种子。当年，一个农村青年的文艺潜质倘若有幸被发现，进而在县文化馆受到培训，如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青年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他们不同于大城市里的文艺家。他们中许多人在饥饿年代确乎是挨过饿的，有人甚至饿晕在下乡演出的过程中。他们中也很有些慧眼识珠的伯乐，改变了不少农村文艺青年的人生。在饥饿年代，一些县剧团、文化馆的作为无法继续了，另一些饥饿情况不是特别严重的团、馆，仍坚持履行文艺义务，无怨无悔。

写到此处，我心愀然，肃然，油然起敬。

正是在饥饿年代，哈尔滨市举办了首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令其他省市艳羡不已。

在北京受了政治委屈，被贬至哈尔滨的著名女歌唱家张权，身着一袭红色拖地长裙，以华丽之歌喉演唱了印度尼西亚革命歌曲《宝贝》和加拿大民歌《红河谷》——这两首外国歌曲哈尔滨人听过的不多，从此在喜欢唱歌的哈尔滨青年中大为流行。

张权的遭遇有一定典型性——她之回国，曾是统战部门的一项成绩；由于被动员说了几句回国后的真感想，成了另一些人立功的机会。

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领导却对她不薄，甚至可言视如珍宝，仍给予“家”的礼遇和待遇。

“文革”中，据大字报揭发，有领导以她为例，曾说过这样的话：像张权同志那样的文艺家，来多少，要多少，而且要照顾好，使他们逐渐爱上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北京不要的，我们全要……

贬到哈尔滨市的文学界名人更多一些——诗人、小说家、编剧、评论家、编辑、记者……差不多应有尽有。名气很大的，几乎都到过北大荒——有明确规定下放一定时间的，可保留北京户口。而较年轻的，问题不严重的，后来多被省作协、出版社接收了，包括从部队转业者。

当时省文学期刊《北方文学》已创刊。

以上一切形态，主要是文艺形态。文化形态，比如社会学方面，其实是少有的，或也可以说完全没有——民主、个人自由、平等、公正、人道主义、法治——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多半内容，除了爱国、诚信，其他不但是文化禁区，还是雷区。文章是绝无发表可能的，言论必定会引爆自身。即使友善的主张，也很容易被批为“反动思想”。

此情况，黑龙江省不例外，东三省不例外，全国哪儿都一样，概无例外。

我有幸观看过某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为开好音乐会，主办方从各中学借调了一批是好学生的初高中生当服务义务者，我哥也在其中。他获得了几张票，给了我一张。

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精神享受大餐，如置身于音乐梦幻中。

那一年我已看了四部电影——《红孩子》《白毛女》《矿灯》《战火中的青春》，前三部是学校组织看的。

如今想来，《白毛女》中喜儿在潮湿的山洞中流产的痛苦片段，当属儿童不宜，看不懂，老师也不便教我们懂。

《矿灯》反映的是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煤矿、日本侵略中国时期中国矿工的悲惨命运，片中有多处残忍画面，我看了心理大受刺激，同学们也是，也当属儿童不宜。不能说电影不好，更不能说创作动机不好，还不能说内容没有依据——只能这样说，我们年龄尚小，老师们对我们的教化愿望太超前，太急切了。

《矿灯》一片的内容绝对是真实的。前不久我读了全国劳模马永顺的小传，他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期当过伐木工。十七名和他从河北农村一块儿进入小兴安岭的中青年农民，到东北“光复”那一年死了十六人。他们的命运都那般惨，何况在黑暗的地下为日本人挖煤的中国矿工。

以上两部电影确实使我受到了“社会主义好”之教育，也确实刺激我的神经了。

我的同学给了我一张票，我陪他看了一部战争片是《战火中的青春》——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片中女主角是一位剃去了长发、女扮男装的游击队长高山，男主人公是“我军”雷排长——在从前的年代，不论电影还是小说内容简介，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每每称“我军”。我已记不清雷排长究竟是新四军、八路军还是解放军了，那么也就同样记不清他们的敌人是日伪军还是“国军”了。不是大规模战役，是发生在无人村的巷战，但十分激烈，后来似乎只剩下了高山和雷排长在对抗敌人。剧本很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也很注重人物关系之细节，演员演得也好。高山并非美女，雷排长性格急躁，二人之间摩擦出了爱情火花。我不愿看到他们后来都牺牲了，牺牲了一个也会难过——影片以敌人被全歼而告终，高山和雷排长也终于互相表白了爱意……

《战火中的青春》使我爱看电影了，此前我觉得看小人书比看电影更是享受。在1961年，除了四部电影和“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我没再看过小人书以外的任何别种文艺作品。看小人书不仅是在看故事，也是在欣赏绘画。当年中国有一批水平极高的小人书画家。某些画得尤其好的小人书，每页都堪称佳作。欧洲有著名的插图画家、漫画家——漫画的画风是夸张变形的。1961年，漫画在美国已很火。但像中国一样，一位或几位画家将一部名著以相当细致的工笔画法画成连续十几本、几十本、几千页的精美的小人书——这样的美术现象在世界上是少有的。《超人》等早期美国漫画书，无法与《三国演义》那样七十余本、五六千页的小人书绘画等量齐观。说中国的小人书现象是世界上罕见的美术现象，也是无例可驳的。

当时中国是人口大国，画家总数位于世界前列。当年画作市场不但小，且基本被1949年以前已出名的画家们所占据了，他们正才华横溢且年富力强。这使1949年后从美术学院毕业的优秀生们中的一部分人被迫另辟蹊径，将艺术能力的大释放转向了小人书绘画。小人书才几角钱一本，市场大，版税稳定亦可观。

每一种文艺现象的兴衰，说到底都有市场的经济推手起作用。在中国，在当年，相对于小人书绘画现象，政治那只手的干预力度不是太强，基本上是由市场规律在支配。

1962年9月，我升入五年级，十三周岁了。

饥饿年代在东三省已近末期，城市居民又能吃饱饭了。秋季，某些蔬菜又便宜得论堆儿卖了。城市居民趁便宜时会尽量多买，腌咸菜、酸菜。东三省居民吃咸菜、酸菜、冻菜的日子很长，得吃小半年，待来年六月才能吃到当季的韭菜、小白菜、菠菜什么的。却毕竟的，前一年有菜可腌了。

中国百姓的生活在吃这一方面开始好转。

这一年我母亲又参加工作了。她在1958年和1959年参加过两年工作。大跃进年代嘛，城市劳动力缺乏。她干的是男人才干的翻砂，每月十七元工资，低于学徒工，因为非属正式工。1960年和1961年两年，由于是饥饿年代，影响了工业生产，临时工都被辞退了。

1962年这一年，街道成立了加工厂，尽管工资还只是十七八元，母亲却又奋不顾身地参加工作了。

每月多了十七八元生活费，我家的生活也开始转好。

我仍不时地光顾小人书铺，我对小人书铺怀有深厚的眷恋之情；但我的阅读范围开始向非小人书的长篇转移了。

首先因为，哥哥已经高二了。他们的语文课本，直接印着“文学”二字。此二字大，“课本”二字印在下边，小。他们的文学课本的内容特丰富，如一期纯文学刊物。不但有“岳飞枪挑小梁王”“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诸葛亮舌战群儒”，居然还有“孔雀东南飞”，还有陆游那首“红酥手，黄縢酒”之《钗头凤·红酥手》；有高尔基的《丹柯》、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有闻一多的《红烛》；有《普罗米修斯盗火》《威尼斯商人》之片段——对了，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

1962年，中苏关系已破裂。

这使相当多的哈尔滨人内心深处隐藏着忧伤，哈尔滨这座城市，受苏俄文化、文艺的影响太深太久了，何况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度称兄道弟，曾有过似乎牢不可破的蜜月期。

在电影院，正片前面的世界新闻纪录片中，经常播出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苏大受欢迎的情况，出现赫鲁晓夫与尼克松的亲近镜头时，坐在观众席上的中国人心里大抵不是滋味。尽管“九评”亦即中共致苏共中央的九封公开信已在收音机里播过多遍了，在文化、文艺和新闻单位组织学习过了，但是，估计除了专门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对那种谁更马克思列宁主义化的争论其实不甚了了——苏联与美国走近了，中国人感情上自然别扭。并且，似乎抓住了错在苏联的最有力证据。

新闻纪录片中还出现过“猫王”开演唱会时众多青年男女狂热呼叫的片段；出现过表现主义画家在大如地毯的画布上随意挥洒的情形；出现过玛丽莲·梦露那张“性感女神”的招牌照——解说中也出现了“垮掉的一代”“糜烂的艺术”之词。

而对于社会学家理斯曼的著作《孤独的人群》、怀特的《组织中的人》、美国作家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知道的中国人肯定寥寥无几。那些书名都有一个“人”字，中国所敌视的美国社会学家和作家，都在因为人渐渐变为公司和组织的零部件而忧心忡忡，也对在富庶的时代、人——特别是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人何以对人生更加迷惘而陷入苦思。

我当然更不知道了。

但那些新闻纪录片影响了我，使我确信资本主义正一天天烂下去。

比之于小人书，哥哥的文学课本向我呈现了文字表现力本身的含金量，没有配图，文字给予人的想象空间反而更大了。哥哥是文学爱好者，他所在的一中图书馆藏书颇丰，他经常往家里带书，有的书是向同学借的。他已高二了，准备考大学，所借的书往往没时间看，于是我“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不怕影响学习，我对自己能小学顺利毕业考上中学有把握，因为我压根儿不想考什么重点中学。

我的目光一投向长篇小说，大为惊讶——原来中国已出版了那么多长篇小说和翻译小说！后来我发现，市里也有一家租长篇小说的书店，租一本看一个星期才一角钱。母亲不反对我看闲书，我将家务几乎全承担起来了，使母亲能安心工作，哥哥能全力以赴地学习，母亲经常奖励我几角零钱。我租书的次数多了，人家连押金也不收了。

从五年级到初二的四年里，国内最主要的长篇小说我基本全看了。那时已经是1965年了，中国的长篇小说可以说是成就巨大。归纳起来，如今我已不能说清内容的有：《小城春秋》《老共青团员》《上海的早晨》《铁水奔流》。

《小城春秋》大约是写“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处于最低潮时期，一位地下共产党人寻找组织并坚持危险活动的内容，也可能是唯一此种内容的长篇小说。

《老共青团员》我完全无印象了，时代背景也许还早于《小城春秋》。

《上海的早晨》也许是唯一一部反映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长篇小说。

《铁水奔流》也许是唯一反映东北钢铁工业从无到有之过程的长篇小说。

前两部小说像回忆录，有人生阶段的传递性，故事性弱。后两部从题材上有“补遗”的意义，故事性更弱了，人物苍白。

还有一部小说，不算太长，我连书名也忘记了，有一段情节却记忆深刻，如烙于脑海——主人公似乎叫周铁汉，共产党人，被捕后受尽酷刑，宁死不屈。敌人决定杀死他，在一个深夜，押他到荒郊，逼他戴着手铐脚镣走向臭水沟的深处，至胸时，他明白自己牺牲的时刻到了。看着眼前死猫狗腐胀的尸体，他回想起了自己三十几岁的一生；也明白，亲人和同志，并不了解他的忠贞，也不会知道他死于何处，怎么个死法；但他十分坦然，并不后悔，等着岸上响起射向自己的枪声……

这一片段，将当年的我震撼了——使我对“主义”和“信仰”二词，从此心生战栗性的敬畏；敬与畏对等，甚至可说畏更强些。

我之所以会看以上小说，缘于兄弟间的一次争论。那时我的三弟也已小学三年级了，某晚他背课文：

泥瓦匠，住草房；

纺织娘，没衣裳；

卖盐的，喝淡汤；

种田的，吃米糠。

编凉席的睡光床，

当奶奶的卖儿郎。

此篇课文我也学过，老师讲是旧社会劳苦人民的生活写照——那年我家的房子更破败了，邻居陈大娘家的日子也更令人同情了。

我喝止三弟不许他背下去。

哥哥问我为什么？

我说：“爸爸是建筑工人，咱们的家比像样的草房还不如！陈大娘到处捡菜叶子，咱们什么时候见她穿过一件好衣服？旧社会的生活不在从前，就是咱们两家现在过的生活！”

哥哥气得要打我。

他是团干部，思想进步。

正所谓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

我从小就有叛逆思想，与我的哥哥截然不同。

那日我第一次从哥哥口中听到了“反动”二字。

哥哥因我小小年纪就有“异质思想”很不安，于是给我开了份书单——以上书是他借回家要求我看的。按他的想法，既然我爱看书，那就要循着一条革命的红线来读，以使我对新中国成立之不易有正确的认识。

但我六年级后，便不再理他给我开的书单了。

我当年反复看的长篇小说是：《三家巷》《红旗谱》《苦菜花》《迎春花》《野火春风斗古城》《草原烽火》《战斗的青春》——与电影《战火中的青春》片名近似，但并不相干。

坦率地讲，之所以反复看过，乃因以上小说中，有较饱满的爱情章节——革命者或准革命青年，他们所爱的女性都是形象好的女性。若她们本人也是革命者，那么肯定具有对党忠心耿耿，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不移，在对敌斗争中机智勇敢，随时准备为党、为革命、为同志牺牲生命的高贵品质。《三家巷》的爱情章节尤其多，主人公周炳可说是“革命的贾宝玉”，被小说中多数女**过。《红旗谱》中严江涛与教授之女严萍的爱情如同中国的保尔和冬妮娅的关系。区别是，青少年时期的保尔粗野好斗，而既是农民的儿子也是保定师专好学生的严江涛被文化“化”得文质彬彬，仿佛出身于书香门第。但严萍的性格，尤其是对严江涛的爱，像极了冬妮娅。

那些小说使我一度幻想时光倒流，于是自己也投身革命，能遇到爱革命且又长得好看的女人，并且能以革命者的资格活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并且，年轻着，成为年轻的胜利者。

但请读者休要误会，我的自供并不意味着文学使我“色心”早熟。当年的长篇小说大抵是只写情而避性的，在表现革命者之间的爱情方面尤其如此。即使在写到“反面人物”中的男女**关系，也都是几笔带过，点到为止。当年的作家们，也都不企图靠性事的渲染增加销量，以获更多版税。在文学荣誉和版税之间，他们无一例外地追求前者——至于与文学荣誉相关联的文学价值的标准，另当别论。

当年长篇小说中的爱情描写，使我了解到世界上存在着另一种爱情，即革命者之间的爱情，它以信仰为基础，或曰以共同为之奋斗，肝脑涂地在所不惜的大目标为基础。这在他们实际的革命生涯中会是怎样的，我无从知晓，却宁愿接受那些文学作品中的美好虚构。我对以革命信仰为基础的爱情，当年心怀敬意。若那爱情遭到毁灭，内心是真为革命者难过的。在《红旗谱》的下一部《播火记》中，有一个大地主的儿子与一个劫富济贫的“山大王”的女儿相爱了——那时已是全民抗战的时期，共同的目标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他卖了自家良田，置买武器，组织队伍；而她说服她的父亲率部下与他的队伍联合起来，以壮大抗日力量。她不但善骑，且能双手使枪，射击极准，俊俏泼辣，胆大心细；他却是一名大学生，此前如严运涛、严江涛兄弟俩，文质彬彬、礼貌之至。当年看了《红旗谱》与《播火记》的初高中男生，有几个不曾想象自己是严运涛、严江涛或那个要拉起竿子抗日的大学生呢？

对于所有以抗日时期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我都是以崇敬之心来读的——《苦菜花》中的母亲；《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金环；《战斗的青春》中的许凤，都在我心里留下过雕像般的记忆。

从题材上比起来，当年中国长篇小说中，以抗战时期为年代背景的居多，我读过的，除了《播火记》《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还有《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这些长篇小说都改编成了小人书。除《播火记》和《吕梁英雄传》之外，其他作品当年也都在收音机里广播过并拍成过电影——《敌后武工队》中的肖飞几乎为所有城市里的青少年所爱，知名度绝不低于“猫王”在美国；而一首“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的传唱范围，也绝不会小于英国“披头士”乐队在欧洲卖得最火的唱片的发行范围。

但是对于另一类题材的长篇小说如《保卫延安》《红日》，我则仅仅是读过而已，既无阅读的时光享受可言，也没引发过什么崇敬之感。这乃因为，两部长篇小说都用了较多笔墨交代战略决策、战役部署的过程，小学五六年级到初一二年级的学生看起来会觉得沉闷。而具体到我，还因阅读感觉的不同敬而远之。其不同，是相对于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而言的。

我读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先入为主地已敌我分明了。敌人者，日伪军也。读到敌方强势的章节，不禁会替我方心生出忧虑不安。读到我方取得胜利的章节，也不禁会转忧为喜、为乐。我方歼敌越多，特别是歼灭“鬼子”越多，阅读感受越振奋。

但读《保卫延安》，内心有别扭之感——多么不容易地才将日本侵略者从中国赶了出去，立刻就自己人打起自己人来了！尽管初一时，老师已在课堂讲到了“蒋介石下山摘取抗日胜利果实”之历史，也算是有了先入为主的立场，内心却还是别扭。

读《红日》，别扭依然，只不过多了一种想法——现在该轮到国民党军挨打了吧？谁叫你们当初进攻延安呢？尽管有此想法，仍无法像看抗战题材的小说那么敌我分明。在前一类小说中，龟山、藤野、池田、小野这样一些日本名，具有使人条件反射般的符号性，代表最凶恶并且在中国血债累累的敌人。而在《红日》这样的小说中，张灵甫、张小甫同样是中国名，联系着成千上万的另一部分中国军队。拍成电影后，有满山遍野的穿不同军装的中国军队围歼中国军队的片段，死伤皆中国人。而当年的中国，尚未拍出堪称大战役的抗战题材的电影，我们这一代初中生，也就从没在电影院里看到过那么大场面的中国军队歼灭日寇的情形。

此外，《暴风骤雨》《林海雪原》《创业史》《艳阳天》等反响也很大。除《创业史》，另外三部也都拍成了电影。四部中，《林海雪原》发行量最大，因故事性最强，具有传奇色彩；《艳阳天》次之，作品中那些农村青年之间的爱情，城里青年喜欢看；再其次是《暴风骤雨》。

《创业史》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似乎具有“神”性。

就故事而言，毫无奇特之处。但语言凝练，此点与孙犁的作品可有一比。刻画人物，也有赵树理作品的那种准确性，却不借助绰号来强调什么，极含蓄，作者本人的倾向相当内敛。

1980年后，文学界有回忆文章写道——当年出版社的编辑，曾建议浩然读读《创业史》，也许会有启发。

如今想来，两部作品的不同，首先是两位作者的不同。他们创作的是同一时期同一题材的作品——柳青看到了农村若重新实行土地集体化，违背大多数农民的意愿，他作为干部级别的作家，却无法如实来写。姑且不论勇气问题，即使有勇气，写了，也根本出版不了。除了引火烧身，绝无第二种结果。所以，《创业史》出版后，他没继续写下一部。一停，沉寂了，虽沉寂了，自保了作家不伪饰真实生活的尊严。

与其说《创业史》有多么经典，莫如说柳青作为作家的“行为艺术”，具有异乎寻常的经典性。

《艳阳天》的年代背景已是农村的农业合作化时期——萧长春、焦淑红等一批农村党员、团员青年，是农业合作化的带头人。小说并没以支持或消极对待甚至反对农业合作化作为农村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是作家毕竟守住了现实题材现实主义写法的底线之证明。小说只写到了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斗争，有落后思想的人物之一是焦淑红的老父亲，他反对女儿与萧长春之间的爱情。当时的中国，是一切劳动者都要纳入某类劳动集体的中国。在城市，那一集体是工厂；在农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成大势所趋。几乎全体中国人都认同此理，所以，萧长春、焦淑红们代表农村进步思想，在中国人眼中并不存疑。

1980年后，特别是农村又实行分田到户之后，人们对《艳阳天》开始有了批评，认为是当年跟风的作品。

当年跟风的作品，又何止《艳阳天》呢？

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左右下，不少作家包括老作家，并不认为配合得紧是值得羞耻的。

同样年代背景和题材、内容的电影，还有《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今天我也仍要说，浩然也罢，马烽也罢，他们当年的创作愿望无疑是真诚的。他们是在实践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同时也是在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现实生活服务。

农村青年也罢，城市青年也罢，当年从《艳阳天》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所看到的，其实更多是农村青年在文艺作品中所演绎的亲情、友情、乡情和爱情。

当年几乎没有演绎得较生动、较鲜活、有喜感的、反映城市青年爱情题材的任何文艺作品。

《艳阳天》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满足了城市和农村青年对文艺的共同渴望。

最后，我要谈另一部长篇小说对我造成的阅读冲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风云初记》。

实际上它是我捡到的一部破旧的小说——邻家的大叔是收废品的个体户，我从他的废品车上发现了它。书页已残，我只记住了书中一个情节——肯定是革命低潮时期——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吗？我不清楚。一名三十几岁的男性革命者，带着短枪潜回家乡农村。他的父亲是地主家长工，受信任，也很忠心，和地主的关系如《白鹿原》中黑娃他爸与白嘉轩的关系。他猜到了儿子是什么人，于是向地主讲了，向地主请示自己该如何是好。地主恓惶，认为若不除之，必使全村人遭殃。长工父亲为保全村人的安全，在一个深夜，趁儿子熟睡，与地主将儿子勒死……

常言道：虎毒不食子。那长工父亲与地主各拽绳套一端时，眼见儿子百般挣扎，却没手软。

此情节当年给我以见过魔鬼般的心理刺激，难忘。

我也成为作家后，每每面临典型与非典型的困扰。

中国批评家们批评某作品中某人物某情节时，不典型是制胜利器。

不典型——非典型也。

于是联想到了“非典”——“非典”是非典型性肺炎的概念缩写。

对于典型性肺炎，医疗方法已很成熟，药效也明显。

但——比之于典型性肺炎，“非典”的病理研究，意义不是更大吗？

同样道理，那个当年刺激了我心理的情节，对于在极深刻处探讨人性，也具有异乎寻常的价值。

那个情节典型吗？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当年针对其非典型，有过批评吗？

据我所知完全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罪恶所指的对象是地主。

于是，事情成了这样——文学的广而论之的文艺批评武器，往往是有区别地运用的。也可以说，是针对非典型之文学的文艺批评武器。

此种文学的文艺现象，古今依然，中外依然；不论姓资姓社，用法是一样的。

而若超越于阶级的、冷战的、互相攻讦之文学与文艺的政治格局，以纯艺术规律的态度讨论典型与非典型问题，那么似应得出这样的共识：

典型性即带有普遍性的个例——《木木》中的农奴格拉西姆是典型的，他唯地主之命是从，完全丧失了情感自觉。

而哈姆雷特是非典型的；《小公务员之死》中的小公务员是极端的，故也是非典型的；《风云初记》中那长工父亲，更是非典型的。其非典型性，与《圣经》故事中的莎乐美和希腊神话中的美狄亚属于同类型——前者出于极端自私的情欲渴望，向她的父王索要先知约翰的头作为占有物；而后者为了报复移情的丈夫，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典型形象、典型情节可从普遍性方面促使受众对人和事进行思考。

非典型形象、非典型情节可从极端性方面促使受众对人和事进行分析。

前者的艺术价值在于广泛，后者的艺术价值在于个别。两者的价值不分轩轾。

关于1965年前后的中国电影

1965年我初二了。

从1962年我十三岁上小学五年级到1965年的三年里，我看了较多电影——有时是学校组织看的；有时是同学相约看的；有时是帮邻居家干了活，邻居叔伯们给的票。

那时，国产电影真可以说连年丰收、硕果累累。

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题材的有：《武训传》《宋景诗》《林则徐》《李时珍》《甲午风云》《清宫秘史》……

抗日战争题材的有：《赵一曼》《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地道战》《地雷战》《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野火春风斗古城》《自有后来人》（样板戏《红灯记》由该片改编）……

革命题材的有：《大浪淘沙》《革命家庭》《党的女儿》《翠岗红旗》《红岩》《红旗谱》《怒潮》《风暴》《青春之歌》……

解放战争题材的有：《渡江侦察记》《黎明的河边》《南征北战》《兵临城下》《红日》《柳堡的故事》……

反特题材的有：《徐秋影案件》《铁道卫士》《寂静的山林》《前哨》《山间铃响马帮来》《冰山上的来客》……

农村现实题材的有：《艳阳天》《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双双》《龙马精神》……

城市现实题材的有：《满意不满意》《女理发师》《今天我休息》《大李老李和小李》……

少数民族题材的有：《农奴》《阿诗玛》《摩雅傣》《草原晨曲》《刘三姐》《五朵金花》《鄂尔多斯风暴》《草原雄鹰》……

此外广为人知的还有少儿电影《小兵张嘎》；支边青年题材《年青的一代》；早期农垦题材《老兵新传》《北国江南》；配合南方农村预防血吸虫病的特殊题材电影《枯木逢春》；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滩故事《飞刀华》……

译制片有：印度电影《两头牛的故事》《流浪者》；朝鲜电影《永生的战士》；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静静的顿河》《两个探险家》《运虎记》……

虽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但仍有文学作品互相翻译与电影交流等关系进行。

以上所列不全，我也并非全看过，某些电影是后来在“文革”中看到的。

此外，还有京剧、评剧、歌剧、豫剧等，也极受各类戏迷欢迎，如——京剧《野猪林》、评剧《花为媒》、歌剧《江姐》……

戏剧界的演出相当活跃——名角与新秀们的演出消息，经常成为各大城市新闻之一。

马三立、侯宝林、郭启儒、马季的名字在城市居民之间也几乎家喻户晓。

1957年的疼痛似乎早已过去，销声匿迹者似乎早已被彻底忘记。

就连美术界，也有骄人的新气象——北大荒版画成为流派已被公认；新题材的画展此地刚结束，彼地又开幕；美术期刊的销量颇好。

音乐——当年的中国青年，特别是城市青年，有谁不会唱几首电影插曲呢？借助电影的媒介作用，兄弟民族歌曲、某些外国歌曲，在汉族男女青年中也广为流传。

黑龙江省以及辽宁、吉林二省，当年在文学创作方面并无骄人成果；但哈尔滨话剧院和歌剧院风头不减。文艺工作者们另辟蹊径，开始了本地题材的挖掘和创作，于是《赫哲人的婚礼》《千万不要忘记》《星星之火》《江姐》出现在舞台上。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他不怕风吹雨打，

他不怕天寒地冻，

他不摇也不动，

永远挺立在山岭。

这是《星星之火》的插曲之一。

华蓥山上莽苍苍，

万年青松遍山岗。

松涛阵阵如海啸，

好一派雄伟气象！

这是当年许多青年都会唱的红色歌曲——歌剧《江姐》唱段之一。

说到唱歌，哈尔滨人肯定不敢在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面前自吹自擂，也不敢与民歌之省陕西、甘肃、宁夏相提并论——他们的信天游影响太大了。

但哈尔滨人肯定有勇气这样问：哪座城市的青年，当年比哈尔滨青年会唱的外国歌曲还多呢？

绝大多数爱唱歌的哈尔滨青年，起码都会唱五首以上的外国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小路》《茫茫大草原》《三套车》这些广为流传的苏联歌曲就不论了——《哎哟妈妈》呢？

哎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

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

今天若问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的我这一代人，大约会唱《哎哟妈妈》的不多。

除了以上那首印度尼西亚民歌，许多爱唱歌的哈尔滨青年还会唱加拿大民歌《红河谷》、美国歌曲《老黑奴》。

我们那个破家里经常歌声不断——我的哥哥喜欢唱歌，嗓子也不错。我听他唱过不少中国电影插曲、民歌、外国歌曲。

卡吉德洛古老森林，

有一股清水泉，

又清亮，又干净，又凉快，又甜美，

好一股清水泉。

每天有无数行人，

来到这古森林，

不管是步行的，骑马的，乘车的，

都要把泉水饮……

试问我的同代人，有几个会唱这首外国童歌的，真不知我的哥哥从哪儿听到的，为什么学唱童歌？

当年辽宁本土歌唱家郭颂，凭《大顶子山高又高》《乌苏里船歌》已成为闻名全国的歌唱家。

而《九九艳阳天》借助电影《柳堡的故事》的热映，更是被爱唱歌的青年唱遍了大江南北；《草原之夜》《敖包相会》《跑马溜溜的山上》《在那遥远的地方》似乎不仅是民歌，也是全中国汉族青年的经典情歌。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少数民族对占全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汉民族的逆向歌曲同化力，盖莫大于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