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抗战，全国各地的军队都积极汇集到这个抗日的战场上来，中国共产党更是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在抗战期间，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推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上海的各界民众也积极地参加到抗战中来，他们纷纷组织抗日团体，成立战时服务团、战地服务队、救护队、抗战时期的掩埋队等，慰劳抗战将士，救国募捐，在保卫大上海的斗争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抗日团体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只有文明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全国民众“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

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1937年8月下旬，八路军办事处在上海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多福里21号成立了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简称八办，在上海开展上层统战文化宣传工作。

1937年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1月，中共中央批准上海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负责全面部署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各项工作。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上海各界纷纷成立起抗敌组织。1937年7月22日上海工商金融界、社会名流和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要员等以“作抗敌后援，共谋完整国土、复兴民族”为宗旨，成立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

上海文化界于1937年7月28日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当时，上海的救亡团体有百余家之多，有力地支持了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

宋庆龄在上海广泛联络各阶层妇女，成立“妇女抗敌后援会”，出版《中国不亡论》，激励着“孤岛”中的上海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勇气。

(1)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编：《桂军与淞沪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2)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编：《桂军与淞沪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

(3)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编：《桂军与淞沪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4)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编：《湘军与淞沪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5)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编：《桂军与淞沪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6)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编：《川军与淞沪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7)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编：《川军与淞沪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4页。

(8)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编：《黔军与淞沪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013年版，第13页。

(9)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编：《黔军与淞沪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10)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编：《黔军与淞沪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页。

(11)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编：《黔军与淞沪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

(12)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编：《东北军与淞沪抗战》，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13)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编：《东北军与淞沪抗战》，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14)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编：《东北军与淞沪抗战》，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15)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编：《东北军与淞沪抗战》，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16)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编：《东北军与淞沪抗战》，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17)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编：《东北军与淞沪抗战》，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影响和推动下，教育界、妇女界、职业界、工商界也相继成立了救亡协会。

◎上海各阶层民众支援淞沪抗战

淞沪抗战的炮声打响后，大上海的抗战之声渐强，文艺界筹备出版了一批救亡刊物，积极宣传抗

日救国精神，传播全民抗战主张，扩大救亡运动的声势和影响。1937年8月24日《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

文化界救亡协会还成立了“孩子剧团”，以沪东临青学校为主的一部分中小学生，自发地在难民收容所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中国共产党派员前往指导工作。电影《青年进行曲》上映。

各种战时服务团体纷纷成立，人人争先恐后，个个奋勇当先。战地救护队，每天都到前线救护伤兵，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救过不少的伤兵，有时甚至还为此而牺牲在战场上。战时掩埋队的队员，为了抗战，为了自己的同胞骨肉，从火线上把战死的士兵运回来，掘坑掩埋全然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

还有许许多多的抗日团体，慰劳抗战的将士。上海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申报》的一则报道说：“现在国难当前，人民发起救国捐，为政府后盾，个人团体，捐助十万、数十万、络绎不绝，足见爱国热情，达于沸点。”上海各界民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以自发的实际行动抗日救国。

在整个淞沪会战中，参加慰问前方将士的团体不计其数，充分体现了民众的抗敌热情。

踊跃捐款的行列里有集体，也有个人，有老翁，也有孩童，出现了一幕幕全民为抗战，一心为抗战的动人画面。

10月14日，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为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号召青年学习发扬鲁迅永不屈服的斗争精神，并发起捐募1万件棉背心运动，以支援前线抗战将士。10月19日，上海20个青年救亡团体联合会举行纪念鲁迅大会，会后出动宣传队、演讲队、征募队，募集到慰劳前线棉背心6000多件。国难当头，上海民众自发组织的募捐救国活动轰轰烈烈，从国民战时服务团召开团员大会后，在市区多路电车和公共汽车上散发宣传品，开展募“一分钱慰劳前方将士”运动，到抗敌救援会发起征集民众慰劳袋；从单位到个人，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捐助十万、数十万者络绎不绝，民众的爱国热情，此时达到顶峰。

◎抗日别动队和反间谍斗争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上海组织起一个抗日别动队，有1万多人的武装力量，主要是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进行肃清奸细、敌特的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们做的其中一件事是前往浦东的川沙至金山卫及杭州湾沿海调查勘测，谨防日军偷渡登陆危及中国守军侧翼及后方补给联络线。他们出发前首先去上海劳动协会与朱学范先生联系，朱学范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了沿海地区的实际情况，并给他们派了熟悉地形的向导带路。他们一行不辞辛苦，不畏敌机轰炸扫射，连续奋战了四个昼夜，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在这次任务中，他们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在太湖湖盗中有一股最剽悍的队伍，有数百人之多，其首领丁锡山因杀人被囚于奉贤县监狱。他们建议为争取所有的力量投入抗战，由杜镛出面，将丁保释出狱，由其带领这支队伍立功赎罪，将湖盗收编后，用于抗日杀敌。于是海匪湖盗纷纷投诚，加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洪流之中。

别动队，是参加淞沪抗战中一支特殊的队伍，一支作出贡献的队伍，一支永远不能忘记的队伍。

◎难民救济运动

战争给当时300多万无辜的上海市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大量的民众沦为难民，仅在战役爆发的当天至少有6万中国人逃入了租界避难。10月，据公共租界工部局统计，界内有难民收容所110所，收容难民72070名。另有流落街头难民约4190名。沪战以来已遣送回籍的难民有64370名，离沪返内地人员总计371270名。 (1) 1937年8月26日《救亡日报》记载：“沪战发生后闸北及虹口区居民，在炮火下避至租界者，总数在20万人以上。从战争的恐怖中救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有70多万。”据《立报》所载，1937年10月初，上海难民不下130万人，进入租界最高峰时达70万。至1940年6月，南市难民区宣告结束，难民全部解散。但是，直至1944年初还有约2000余名老弱难民无处安身。整个难民潮前后延续长达四年之久。可见日寇的侵略战争给上海带来的难民潮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持续时间长。

战争造成的难民不仅数量众多，且还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在形势严峻的难民问题面前，当时上海社会各界各社会团体都积极地开展了难民救济工作，为尽可能地安排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上海各方发起了难民救济运动。1937年上半年，“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成立，最多时达100多人办公，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民间救济团体。从8月14日到8月底，“慈联会”共设立收容所达40多处。

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有70万以上难民先后到“租界”避居，各个行业共设立了约60个难民收容所。法国天主教神甫、复旦大学教授、华洋义赈会会长饶家驹发起组织建立了“上海国际难民救济协会”。

中共江苏省委为此成立了“难民工作委员会”（简称“难委”），并在20余个难民收容所建立了临时党支部。很多党员被安排到收容所当管理员，积极组织难民政治宣传教育与生产自救活动。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以各种形式进入收容所，在党的努力下，难民所办起了成人班、妇女班、儿童班，对不同年龄的难民群体进行抗战教育。

◎上海工厂、学校的内迁

为了保存民族工业的实力，稳定中华民族抗战决心，为抗战的胜利打下物质基础，国民政府组织了东部沿江沿海国营、部分民营企业和兵工厂往西南等地迁移。从1937年8月11日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成立到上海沦陷，上海共迁出的民营工厂约达150家，工人2500多人，机器物资1.46万吨（未迁出上海的工厂有2270家）。内迁的工厂第一步先迁到武汉，第二步再迁四川，大迁移几乎都是冒着敌机炮火危险前行的。

上海的高等院校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为延续中国的文化命脉，保存中国教育实力，尽可能地使学校和固有设备得到保存，国民政府颁布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作出了学校内迁的决定，分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及专科以上学校选择比较安全地区以便转移之准备，主要迁往重庆、成都和昆明等地。部分科研机构也随之内迁。

1937年9月，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带领百余名学生迁往江西庐山。当时，复旦的重要档案、文件、部分贵重仪器、图书和设备，装成十个大木箱，从淞沪铁路江湾火车站出发，向江西方向进军，在江西暂存两月余。12月，南京失守，江西吃紧，复旦师生继续内迁。历经数天，师生们由九江、武汉、宜昌一路辗转来到重庆，到了重庆千厮门码头，受到重庆复旦校友等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这次大迁徙，是复旦校史上极为光彩的一笔。师生们不惮艰险远行千里，显示出国人绝不屈服于日寇的民族气节。复旦以北碚对岸夏坝数百亩土地为校址，开始了八年的教学生活。夏坝原名“下坝”，复旦新闻系教授陈望道取“华夏”之“夏”，将其更名为“夏坝”，寓意华夏，寄托了复旦师生对国家的热爱和对民族未来的憧憬。

抗战期间，内迁西南的高校有100多所。时至今日，复旦北碚旧校址是唯一留存下来的。战争年代办学，条件极为艰险，师生受冻挨饿，不时面临死亡威胁。教务长孙寒冰教授等师生七人，即在日机轰炸中不幸遇难。但复旦师生仍然精神饱满，生机勃勃。在北碚旧址的上空，敌机的轰鸣交织着朗朗的读书声；在沿江的斜坡上，总有三两成群的复旦学生在晨读、辩论，青春的热情呼和着奔腾的江水。孙寒冰先生在这里继续主持国内外最早的文摘形式刊物《文摘》，出版《文摘战时旬刊》，宣传抗日救亡，并在国统区里第一个刊登《毛泽东自传》，成为民主进步的一面旗帜。由此，复旦成为大后方办得有声有色的学校之一，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夏坝也与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并称当时著名的“文化三坝”。在重庆办学的八年里，复旦大学培养出3000多名优秀学生，许多学生积极投身革命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