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为了支援和配合其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掩护其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丑剧，为了转移国际视线，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密令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在中国南方制造事端，以便激化新的矛盾，引发新的冲突，坂垣把目光投向了上海。

按照日本人侵略中国的一贯伎俩，欲新进犯一地，首先是制造借口，九一八事变是这样，“一·二八”事变也如法炮制。于是，日本在上海开始自导自演，挑衅引发冲突，上演了“一·二八”事变，时间长达一个多月。

1932年1月5日，板垣征四郎从中国东北飞回东京，得到裕仁天皇破格接见，并向天皇和日军参谋本部报告侵占东北的情况。随后板垣参与制定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并从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发了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田中隆吉接电后，交代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即金壁辉）具体策划实施。

◎挑起战端

1932年1月8日，朝鲜义士李泰昌为报国仇家恨，在东京樱田门外狙击日本天皇。天皇侥幸未死，李泰昌却被打入牢狱，世界舆论大哗。上海《民国日报》以“不幸仅炸副车，凶手即被逮”为标题作了报道。日方借口说这是对天皇的不敬，立即提出了严重抗议，并要求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谢罪，封闭《民国日报》，并无理要求市府当局压制上海市民的爱国运动。

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岛芳子唆使两位日本日莲宗僧人与三位日本信徒到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总厂去生事。日方五人在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投掷石子寻衅滋事，引发冲突。而之前川岛芳子早已经雇用打手扮成工人模样混入人群。冲突中，日方五人遭到不明人士攻击，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然而警察并未成功逮捕犯人，因此日本指控攻击事件为中国人的工厂纠察队所为。此即所谓“日僧事件”。

1月20日凌晨2时许，数十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趁夜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又砍死一位、砍伤两位前来组织救火的工部局华人巡捕。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日本侨民1200人在文监师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

在日本有意挑起战端的过程中，日军已经开始了攻占上海的行动。1月21日，日本特务舰、巡洋舰及第十五驱逐舰队陆战队急驶上海，登陆吴淞。加上上海原来以盐泽幸一为司令官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力达近4000人，各种舰只近20艘，大有战火一触即发之势。

为进一步扩大事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1月21日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提出了无理的四项强硬要求。1932年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1月26日，日村井仓松总领事向吴铁城市长提出四个条件，并称之为“最后通牒”：（1）市长向日方谢罪；（2）处理加害者；（3）偿付抚恤金及医药费；（4）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限28日下午6时以前答复，否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

这明明是无理的要求，是为挑衅闹事寻找借口，但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战略意图作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战火将迅速扩展至全国，甚至认为“国亡即在目前”（见蒋介石《告全国将士电》），政府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所以竭力避免冲突，主张忍让。1932年1月23日，新任行政院长孙科在与汪精卫、蒋介石详商后，急电上海市长吴铁城：“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立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见《行政院急电市府避免与日本冲突》电稿）同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亦致电吴铁城，重申“沪市为我经济中心，总以和平应付、避免冲突为是”。23日何应钦还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撤防到南翔以西重新布防。于是，上海当局为了息事宁人，于28日13时45分复文村井，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作了妥协让步，并关闭了报馆，还下令封闭了抗日救国会等。尽管如此，日寇“醉翁之意不在酒”，战事之发展仍按急欲挑起战争的日本狂人的预定之策进行着，他们决不会因上海当局的妥协而有半分收敛。1月28日夜11时5分，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日方村井给吴铁城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回信，对上海方面接受日方四项要求表示“满意”，却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吴铁城接到该回信已经是夜11时25分。夜11时30分，不等中方答复，日军即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数十名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突袭并占领位于北四川路的淞沪铁路线上的天通庵车站，肆无忌惮的日军开始进攻闸北，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爆发。

◎顽强抗击

当时中国方面驻守上海的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为蒋光鼐，军长为蔡廷锴。十九路军的领袖是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十九路军的前身是北伐时期著名的“铁军”第四军一部，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九一八事变爆发，十九路军各部请缨抗日，被调到南京至上海一线。1932年1月4日起，奉命守卫上海闸北、大场一带。其中第78师第115旅分布在沪宁铁路至龙华、南市一带，第116旅4团驻宝山，5团驻大场，在闸北的只有6团千余人。

28日晚11时20分，中方闸北守军把日军进犯的战事急告蔡军长，蔡即刻下令予以反击。星夜，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步行赶至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

日军的攻击令是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下达的，以20余辆铁甲车为前导，分兵五路，从闸北各路口发动进攻，妄图凭借野炮、曲射炮和装甲车队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迅速占领闸北。日军最高指挥官盐泽少将也狂叫“四小时解决战事”，简直狂妄到了极点。

29日零点，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连续发起猛攻，日机也由航空母舰“能登吕”号起飞，对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迅速蔓延。但是，战斗并不像日军估计的那么顺利，虽然我十九路军将士武器落后，但是他们斗志旺盛，顽强抗击，以集束手榴弹对付日军的装甲车，组织敢死队，以潜伏手段炸毁敌装甲车，坚守每一阵地，并在炮火掩护下适时向敌实施反击，打退日军的连续进攻。据日军自供：“战斗极为激烈”，“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

日军千余人在强大炮火和装甲车掩护下，向宝山路、虬江路各路口猛烈冲击，企图占领上海火车北站。北站为上海陆上交通枢纽，其得失关系整个闸北的安危。29日下午2时，日军向北站猛攻，我守军宪兵一个连与日军激战一小时后退出北站。29日17时，第156旅主力加入战斗，进行反击，夺回北站及天通庵车站，并乘胜追击，一度攻占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地区。日军首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结束。

日军的重兵器在街道密布的闸北市区一带无法发挥作用，反而被中国军队炸毁战车多辆，日军陷入中国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几乎全部被歼。急红了眼的日军派航空母舰上的飞行队对闸北中方防守阵地狂轰滥炸，并组织了5000精兵轮番攻击，均被中国军队击退。直到29日，中国军队阵地仍然固若金汤，岿然不动。

日军进攻受挫后，英、美国领事出面调停，中日两军达成了在29日夜20时停止战斗的协定。十九路军明知其为缓兵待援之计，只因本军也需调整部署，同意停战。同时十九路军也加强部署，急令驻镇江以东之第60师进驻南翔、真如一线，并将第61师调沪，驻沪之第78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严阵以待。

2月13日，日军劲旅久留米混成旅团千余人，在蕰藻浜曹家桥偷渡成功后，在永安纱厂门前被中国重兵包围，60名敢死队员实施自杀攻击，日军1600人全部覆没。日军遭受重创，一举占领吴淞的企图遂破产。2月13日深夜，日军发表声明，宣称：“如有妨害本师团执行任务者，必将采取果断措施，决不踌躇。”并要求中国军队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在2月20日午后5时前撤退…… (1)

蔡、蒋接到日军第9师师团长植田的最后通牒后，下令前线部队向日军阵地猛烈开炮，作为对植田最后通牒的回答和警告。

日军在所谓的停战后，竭力往上海增兵。至2月16日，日本侵略军海陆空兵力已达3万余人，野炮六七十门，飞机60余架，并有舰艇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淞沪战事在逐步升级。

20日晨，植田令日军全线总攻，采取中央突破两翼卷击的战法，以第9师团主突江湾、庙行结合部，企图北与久留米旅围攻吴淞，南与陆战队合围闸北。日军先以大炮轰击，继之以步兵协同坦克部队，分两路进犯张华浜一线和杨树浦一线，均被我十九路军击退；闸北日军千余人和坦克十余辆，因触地雷，死伤枕藉。21日，植田亲自指挥步兵数千人，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中国守军阵地冲击，双方伤亡均重，战斗延至23日黎明，日军试图从江湾车站包抄江湾镇，我十九路军英勇抗击，多次冲锋，生俘日军少佐空闲升及士兵数百人。

随着日军不断增援上海，迫于各界压力，蒋介石终于派出了自己的嫡系部队张治中率领的第五军驰援上海。张治中将军奉命统帅第五军第87、第88两个师及税警总团、中央教导队开进了淞沪战场，担任江湾、庙行、大场一线的防务。

22日，日军第9师团倾巢出动，又向庙行及其以南阵地发起猛攻。飞机轰炸竟日不停，数千发炮弹轰击中国守军阵地。

蔡廷锴、张治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孙元良旅、宋希濂旅和十九路军第61师三面夹击，敌遭惨败。日军精锐，伤亡惨重，我军取得了“庙行大捷”。此后数日，敌军虽不断轰击和进攻，但均被守军击退。日军遭受重创，由全线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再由重点进攻被迫中止进攻。至25日，日军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的总攻计划宣告破产。

这是自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抗战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但是，从“一·二八”事变爆发到2月下旬，在将近一个月的激烈交战中，中国军队由于坚守阵地，誓死抵抗，损失也很惨重，十九路军3万余名官兵伤亡过半，第五军也阵亡3000余人。而此时日本精锐部队数万人正增援上海，加上日军上海原有的兵员，总兵力已达到13万人，外加军舰80艘、飞机300架，战斗力骤增。期间，日军四易主帅，指挥官由海军少将改由海军中将担任，最后以陆军大将、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担任，兼以海军、空军、战车助战。而当时中国守军总兵力不足5万。从2月25日到3月2日，日军展开了全面的进攻，在装备远远差于日军精锐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苦战一个月，伤亡严重。由于寡不敌众，中国军队已力战到了最后的极限，并形成腹背受敌的局面，无奈最后只有放弃淞沪近郊阵地，向昆山、福山一线转移。

◎《淞沪停战协定》

上海抗战发生后，南京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在抵抗之际，又照会欧美各国和国联，要求“履行其条约之责任”。由于上海战争直接威胁到各国利益，因此，迫使他们采取比对待九一八事变稍显积极的态度。正因如此，在上海战争过程中，由英、美、法出面奔走的“调停”一直不断。

事变第二天（29日），驻上海的英美领事即出面调停，中日达成停战三天的口头协议，但实际上日军并未停止进攻。2月2日，英、美、法、意、德五国各自照会中日两国，“提议停止冲突”。3月3日，国联在日内瓦召开紧急会议，要求中日双方在上海停战。紧接着负责日军在上海作战的白川义则由于惧怕重蹈前两任指挥官被撤职的覆辙，也假惺惺地于3月3日发表了所谓的停战声明。3月6日，十九路军也发布了停战《布告》，至此，双方进入休战状态，“一·二八”淞沪战役降下帷幕。

由于日方言而无信，不愿完全撤兵，直到5月5日，中日双方才在英、美、法、意等国的所谓调停之下，签署了《淞沪停战协定》。

《淞沪停战协定》是中日双方代表在上海的英国领事馆签订的，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　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　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

第三条　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

第四条　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为委员。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

第五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另外，协定的第二、第三、第四条，均有附件。“附件第一号”规定了中国军队驻扎的具体地点。“附件第二号”规定了日本军队驻扎和可以使用的地区。“附件第三号”规定了“共同委员会”的组成。中国代表对于中国军队留驻其现在地位一点，声明“双方了解本协定内，对于中国军队在其领土内之调动，并不含有任何永久之限制”。对于“中国警察立即接管”一点，声明由中国自动设置特别警察队接管。

除协定的正文外，会议记录中还有对中国最致命的所谓三项谅解：一是中国政府同意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二是十九路军换防，调离上海；三是中国同意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之若干地区不驻扎中国军队。

从以上协定的条款和附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是国民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产物，对中国是极其不利的。日军无端进犯上海，这是强盗行径，本应给予痛加斥责，追究其责任，并由其赔偿损失。可是在协定上只字未提，反而使中国在上海及其周围地区丧失了驻军权，任由日本在上海的势力进一步加强，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留驻吴淞、闸北、江湾及南翔等地。这个在国联调停下所签订的协定，为哪家说话、撑腰，又为哪家利益考虑，是显而易见的。

协定签订后，全国舆论哗然，纷纷谴责国民政府对日屈膝退让。全国人民群情激昂，极力反对，民众团体联合会通电坚决反对这项屈辱协定，称它“限制华军，破坏主权完整”，“局部停战，适中敌人诡计”，“屈辱妥协，丧失国际同情”，“对外屈辱，对内造成惨祸”，等等。代表中国签订这一协定的国民政府外交次长郭泰祺在会见愤怒的民众时，遭到了责骂和痛打，导致其受伤住院。

抗日将领冯玉祥在徐州养病，当他得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明确表态这是丧权辱国，慨然叹曰：“丧权辱国之事我必反对，坚决地反对！即使病愈，亦不到南京去！”

协定签订的翌日，萧佛成、李宗仁、陈济棠立即通电反对汪精卫、蒋介石签订《淞沪停战协定》。陈友仁也批评说，实际上协定是“胜利属于日方”。5月21日，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淞沪停战协定》未送立法院审议即擅行签订为由，要求国民党中央监委弹劾行政院长汪精卫。上海各团体联合会于24日通电指出：“我全国民众，誓死抗日，而汪精卫誓死媚日，竟敢冒不韪，居之不疑。”对其“即加卖国之名，岂得为过。”向汪精卫发出了警告。总之，《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由于它丧权辱国、出卖主权的条款，遭到了全国上上下下一片斥责声。

在“一·二八”淞沪战役中，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将士同仇敌忾，用低劣的武器装备与训练有素的日军进行了近一个月的顽强拼搏，誓死抵抗外敌的入侵，为捍卫祖国的主权和尊严，流血牺牲，他们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是应该大加褒扬的。可是蒋介石在使中国人民蒙受了耻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墨迹未干之时，于5月21日对“违令”抗日的十九路军加以“整肃”，然后实行肢解，令其所部三个师分别调往武汉、南昌和安徽。十九路军官兵在全国各方面的支持之下，据理力争，才免遭分割肢解的厄运，被整军调往福建。对参加淞沪抗战的第五军将士，蒋介石也于5月7日下令命他们复员。这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场悲剧，是蒋汪政权一手造成的。

《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使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战略的主动权，日军将其力量投向新的方向，继续扩大侵华战争。《协定》签订之后，在上海的日陆军主力第14师奉日本参谋总长的急令，迅速调往中国东北，列入日本关东军的序列，对中国的抗日军民进行“讨伐”，加强了对中国东北的进攻力量。

《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一·二八”淞沪战役的正式结束。虽然淞沪抗战最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干涉及对日屈膝妥协而失败，但是中国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广大官兵所表现出的高昂抗日爱国热情和英勇牺牲精神，以及中国军民在淞沪抗战中不畏强敌的战斗意志，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如宋庆龄所指出：“人皆以中国此次战争为失败，实则中国在精神上完全胜利，日本所得者仅物质之胜利而已。得精神胜利之人民，必日益奋进于伟大光荣之域，得物质胜利者，只日增其侵略与帝国主义之野心，终于自取覆灭而已。”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也评论说：“对中国人来说，这次军事失利却是一次惊人的精神上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