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蒙古与金的战争，其爆发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条：一是蒙古部反抗金朝的民族压迫；二是蒙古贵族要求对中原地区进行经济掠夺；三是成吉思汗君臣希望入主中原，与其他民族的统治者争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权。

对于统治中国北方的金朝来说，蒙古部本是一个弱小的部族。长期以来，它深受金朝的压迫与剥夺，双方的矛盾本来就十分尖锐。南宋绍兴年间，蒙古的首领俺巴孩等被金人钉死在木驴上，仇恨的种子从此播下，为此才出现了当时的连年征战，只是由于“金人屡击蒙古不能克，遂与之和”。

成吉思汗兴起后，出于策略的考虑，才暂时依附金朝打败了塔塔儿，并接受了金朝的封号，因此每年还要到净州向金朝进贡，对中原天子履行臣民的义务。这本身正是民族压迫的具体体现。当时正当金主完颜璟即金章宗统治的晚期，金朝自章宗以后国势由盛转衰。完颜璟本是金世宗嫡长孙，因其父死在世宗之前，于是他以皇太孙的身份继承了世宗的皇位。章宗晚年纵情声色，生活奢侈，君臣上下偷安，内外矛盾重重，政局不稳。他害怕自己的几个叔叔争夺皇位，杀死了郑王永蹈，赵王永中。后来章宗无子，后继无人，虽然几个叔叔和兄弟都在，他却不肯立为继承人。只有一个卫王永济(允济)“柔弱鲜智能”,不会构成对章宗的威胁，因而得到章宗的喜爱。1208年农历十一月，金章宗病死前，决定传位于这位软弱可欺、无德无才的卫王永济，他就是以后的金帝卫绍王。

正是这位卫绍王直接引起了成吉思汗南征。金章宗在世时，卫王永济曾代表金朝到净州去接受蒙古的贡品。成吉思汗见永济长得倒挺体面，大高个儿，“美髯须，天资俭约，不好华饰”。但一实际接触，就发现他不过是个无能的贵族后代，要文无文，要武无武。精明强干的成吉思汗当然不把他放在眼里，就是不向永济屈膝下跪，不按属国的礼节对待他。卫王永济自然很不高兴，回去后就要求金章宗出兵讨伐，说什么铁木真相貌不凡，野心勃勃，若不早点动手，就会养虎遗患。由于金章宗病魔缠身，自顾不暇，因此才没有答应永济的要求。

永济继位后给蒙古下了一份诏书，金使要求成吉思汗跪拜接诏。成吉思汗问：“新君为谁?”金使回答说：“卫王也。”成吉思汗南面而唾，轻蔑地说：“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何以拜为!”说完立即乘马北去。“金使还言，允济益怒，欲俟帝再入贡，就进场害之。”成吉思汗知道了这个情况，遂与金绝，益严兵为备。从此成吉思汗与金朝正式断绝了外交关系。

成吉思汗伐金的政治原因主要是由于成吉思汗对金朝的压迫掠夺不满，而他直接打出的伐金旗号却是血族复仇。实际上，血族复仇不过是成吉思汗出兵的一个借口而已。因为他提出来为之报仇的两个蒙古族首领都不是成吉思汗的直接祖先，反而是他仇敌的祖先。别儿罕，他是主儿乞部的祖先，俺巴孩汗则属于泰赤乌部。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的战争中，早已把别儿罕的孙子杀了，“将主儿乞百姓虏了”;俺巴孩汗的后代一直与成吉思汗为敌，也被成吉思汗斩杀或征服了。

成吉思汗与主儿乞部、泰赤乌部的血缘关系早已被血族仇杀的鲜血淹没了，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为他们的祖辈进行复仇呢?因此应该说，成吉思汗打出为别儿罕、俺巴孩汗复仇的旗号，则是因为蒙古草原各部曾多年遭受金朝的掠夺和屠杀，受害者不仅有泰赤乌部和主儿乞部的祖先，而且在成吉思汗的臣民中还大有人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成吉思汗伐金就不仅仅是为别儿罕、俺巴孩汗复仇，而是带有一定的反抗民族压迫的性质，因此才能获得广大蒙古战士的支持。

成吉思汗力量强大了，远非过去的蒙古乞颜部可比了，金朝还要他屈膝下跪，还要他年年进贡称臣，这当然是成吉思汗绝对不能接受的。成吉思汗利用当时的民族矛盾发动战争，这是蒙古伐金的首要原因。

但对于战争的原因还不能只从政治上去寻找，成吉思汗反金有解除民族压迫的性质，然而北方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经常与中原王朝发生矛盾，力量小时是“扰边”、抢劫；力量大时就企图入主中原，这里还有更深的经济上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居于游牧圈的民族向农业民族的挑战。游牧经济是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的经济；水草丰美，发展很快；天旱风雪，畜群就会大量死亡。经济上的乍起乍落，带来了政治上、军事上的乍盛乍衰；而且游牧经济又是比较片面的经济，牛羊马驼可以给人们提供肉食、乳酪，也可以提供皮革毛绒，但牛羊马驼身上却长不出五谷杂粮，也长不出布帛绸缎，更长不出金银铜铁。因此，当其兴盛时，就要求用自己的畜牧产品及其他土特产品与农业民族进行交换，一旦正常的交换不能满足需要时，就只好用暴力进行抢劫，发动战争；当其衰弱时，也需要寻找生活出路，富庶的中原当然是令人神往的目标。

几千年剥削阶级的统治阻碍了两种地区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生活于大漠南北的少数民族为了生活的需要，经常用武力向中原挑战，这也是一种在所难免的历史运动。

除以上两条原因外，蒙古伐金还有第三条原因，即成吉思汗君臣企图入主中原，争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权。早在蒙古初兴时，成吉思汗就曾向弟兄们说过：“取天下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尽管在开始阶段，蒙古军志在掳掠，入主中原的意识还不太明确。但成吉思汗所说的“取天下”似乎应包括夺取中原在内。他们之所以要夺取中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中原地区“民物繁庶”,入主中原有利可图。因此成吉思汗才不满足于做草原的皇帝，而要做整个中国的皇帝。

逐鹿中原，争夺中原的统治地位，是成吉思汗伐金的最高目标，这一目标越到后来越进一步清楚和确定。成吉思汗认为中原的皇帝不应由懦弱无能的卫王永济去做，这也说明他南下伐金的目的是为了争当中原的皇帝。柔弱鲜智能的永济继位称帝，正好为成吉思汗伐金提供了有利时机，因此恰恰在这时成吉思汗才做出了伐金的战略决策。

根据蒙古伐金战争的起因、借口、过程和实质，可以把这场战争归结为“反对民族压迫的复仇战争，进行经济掳掠的掠夺战争，争夺最高统治权的征服战争和统一战争”。这场战争既有合理的、正义的因素，又有不合理的、非正义的因素，它是当时的社会、阶级、民族矛盾以及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并非少数战争狂人随心所欲的举动。认真研究这场战争的原因和实质，对正确地理解历史将会有一定的启发。

野狐岭大战

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原是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当其初起时，以很少的兵力，迅速推翻了辽朝。南下侵宋时也只有六万军队，但却打败了北宋的数十万大军，长驱直下，攻克了开封，掳走了徽、钦二帝，宋室被迫南渡，两国划淮为界。经过上百年的经营，金朝的兵力已增加到上百万人，全国人口在金世宗完颜雍时(1161—1189)已增加到四千零七十万五千人，而蒙古的人口不过一百多万，兵力也只有十万左右。这就是说，金的人口比蒙古多四十倍，兵力也在蒙古的十倍以上。当时金国的俘虏就曾对蒙古人说：“我国如海，汝国如一掬沙，岂能动摇!”但二十多年战争的结果，却是“一掬沙”动摇了“大海”,最后填平了“大海”。这个情况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蒙古侵金时，金国正面临一种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形势。当时金朝内外共有五大矛盾。一是女真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二是契丹、汉族地主阶级与女真统治者的矛盾；三是各被压迫民族与女真贵族的矛盾；四是金与西夏、南宋的矛盾；五是蒙古政权与金的矛盾。金章宗晚年诛戮宗室，自残手足，“不治戎备，俗日侈肆”,确定“柔弱鲜智能”的卫王永济为皇位继承人，组成了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央政府，造成了一种“亡可立待”的客观局面。因此成吉思汗才敢决策南征，才敢于以小小的蒙古、十余万兵力来对付金朝这个庞然大物。在成吉思汗征金的过程中，其他几大矛盾几乎同时激化，从而为蒙古的胜利、金朝的失败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在战略上，成吉思汗藐视敌人，树立了必胜的信心，但对于实际战斗却并不掉以轻心，而是十分重视。蒙古的十来万军队几乎全部出动，九十五个千户只留两千人驻守内地、出哨边防，四个儿子、几个弟弟、其他所有将领都随军参战。

1211年农历二月，成吉思汗在克鲁伦河畔聚众誓师，开始了为期七年的第一次伐金战争。蒙古军越过大沙漠向阴山进军，“首先来到了塔勒湖，占领了大水泺”,进入汪古部驻地。汪古部本是替金朝防御北族、镇守净州界壕的一个部族。但汪古部主阿刺兀思早在几年前就投靠了成吉思汗，蒙古建国时还封他为第八十八功臣，命他统帅汪古部的五个千户。防御北族的边将居然变成了忠于北族的部将，而金朝中央对此似乎一无所知、毫无防范，可见其轻敌大意到了何等地步。与金朝的“不治戎备”相反，成吉思汗却有敏锐的战略眼光，正是在南下伐金的前夕，他将自己的第三个女儿阿剌合别姬嫁给了汪古部主的儿子为妻，与汪古部约为世友世婚，称为“安答忽答”。

因此，成吉思汗南下伐金，汪古部不仅不替金朝防守外长城，反而将边城要塞拱手相送，使金朝的边防前线变成了成吉思汗驻扎的场所和战略后方。“汗避夏汪古惕之地，休养士马，期以秋日进兵”,“金人缘边牧马橐驼家畜悉为蒙兀所掠”。蒙古军队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休养和补充，然后汪古部主又“帅众来会，为我军向导”,不仅打开了蒙古军南下的通道，而且壮大了蒙古军的声势。实际上这一有利局势的出现，并非“天意”,而是成吉思汗主观努力的结果。

直到那年四月，金中央政府才收到了蒙古入侵，汪古部投降的情报。卫绍王永济心存侥幸，首先遣西北路招讨使粘合合打乞和，遭到成吉思汗拒绝。然后才临时拼凑了一个抗战的班子，以平章政事独吉千家奴(思忠),

参知政事胡沙(完颜承裕)行省事备边。西京留守纥石烈胡沙虎行抠密事。参知政事奥屯忠孝为尚书右丞。户部尚书梁理为参知政事。独吉千家元代锱金阿弥陀佛坐像奴与完颜胡沙作为中央尚书省的特派代表，立行省于宣德(今河北宣化),驻兵抚州(今张北县一带，州治为柔远)。他们在边疆一线修筑了乌沙堡，并派出一支军队驻守乌月营。同时又任命西京(大同)留守纥石烈胡沙虎为行枢密院长官，负责据守西北重镇大同。

1211年农历七月，蒙古军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成吉思汗任命者别、耶律阿海为先锋，向乌沙堡进军。当时，独吉思忠、完颜承裕等“方缮完乌沙堡，思忠等不设备，大元前兵奄至，取乌月营，思忠不能守，乃退兵，思忠坐解职”。者别等旗开得胜，一举攻下了金朝的前沿阵地乌沙堡，逼使金朝临阵易将，独吉思忠被罢免，“参知政事承裕行省”,完颜承裕被提拔为前线的行省长官。承裕也无力抵抗蒙军的进攻，节节败退。蒙古军兵分两路攻城略地。一路由成吉思汗及少子拖雷率领，相继攻占了昌州(今狗泊)、桓州(今河北蔚县、阳原和内蒙古、山西邻近的地区)、抚州。另一路由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领，攻占了云内、东胜、武州、宣州(朔州)、宁州(丰州)诸城。

为了阻止蒙古铁骑前进的步伐，金朝被迫将主力集中到今张家口北面万全县偏西的野狐岭(得胜口)一线，企图与蒙军决战。

对于野狐岭之战以及金军的兵力、将帅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第一，《元史·太祖纪》曾两次提到野狐岭之战，实际上是一次战役误写为两次战役。一次是太祖六年(1211)“二月，帝自将南伐，败金将定薛于野狐岭”。另一次是太祖七年正月，“帝破昌、桓、抚等州。金将纥石烈九斤等率兵三十万来援，帝与战獾儿嘴，大败之”。獾儿嘴就在野狐岭附近，在抚州南，即野狐岭北面之山嘴，《秘史》称“抚州山嘴”。据《亲征录》和《蒙兀儿史记》记载，野狐岭之战成吉思汗即迎敌于獾儿嘴。从时间看，这次战役既不是发生于1211年农历二月，也不是发生在1211年农历八月或九月。因此，这里所说的两次战役，就是《史集》《蒙兀儿史记》所说的1211年农历八月(或秋天)的野狐岭之战。

第二，关于这决战争的金军将帅，各种史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蒙鞑备录》与《蒙兀儿史记》都说是纥石烈胡沙虎(忽杀虎),《元史·太祖纪》则说是“纥石烈九斤”,而《史集》又说是“九斤”“招讨”,《亲征录》则说是“招讨九斤，监军万奴”。而《宋史纪事本末·蒙古侵金》则说：“金主复命招讨使完颜九斤、监军完颜万奴等率兵号四十万，驻野狐岭以备，胡沙率重兵为后继。”遍阅《元史》《金史》各有关传记，看来“胡沙虎”与“九斤”并非一人。“胡沙虎”汉名“执中”,也并未有人称其为“九斤”。而“九斤”究竟是姓“纥石烈”还是姓“完颜”,目前也难以断定。因为无论“纥石烈九斤”还是“完颜九斤”,《金史》都未单独列传。但胡沙虎不像曾任野狐岭之战的统帅，否则野狐岭之战失败后负责后续部队的完颜胡沙受到了降职处分，他不会毫无责任，仍被任命为右副元帅。估计这位招讨九斤在野狐岭之战中已经阵亡，故《金史》对他未多做评论。

第三，金军的数量一说是三十万，一说是四十万，一说是五十万。估计招讨九斤率领三十多万大军驻扎野狐岭，号称四十万；参政胡沙的后继部队当有十几万，全军的总数当在五十万左右。

金军指挥研究了当时的作战方略，《史集》说：“乞台军统帅巴胡沙和参政同女真军统帅九斤进行商议。他(对九斤)说成吉思汗的军队洗劫了抚州城，瓜分了战利品。他们漫不经心地牧马于山麓下，消息不灵。如果我们突然向他们进攻，就可以把他们击溃。九斤答道他那里很巩固!我们同增援来的马步大军一起出动吧!”《亲征录》则说，提出突袭蒙军建议的不是“乞台军统帅”,乃是金军中的“契丹军师”;《蒙兀儿史记》将契丹军师的名字写作“巴古失·桑臣”。他对九斤说：“闻彼新破抚州，以所获物分赐军中，马牧于野。出不虞之际，宜速骑以奄之。”九斤说：“此危道也，不若马步俱进，为计万全。”当时，契丹族人石抹明安也在九斤部下，他曾出使蒙古，见过成吉思汗，九斤派他去蒙古军中质问入侵的理由，说：“汝尝使北方，素识蒙古国主，其往临阵，问以举兵之由，不然即诟之。”明安照着九斤的话到成吉思汗处去说了。成吉思汗下令将他抓住关押起来，等作战以后再来问他的话。

当金军出动的消息传到蒙古军中时，成吉思汗的“军队煮好了食物，正在进餐。他们倒掉锅里的东西，急忙出发”。“进据獾儿嘴”,占据了野狐岭北面的山口。当时，金军号称四十万，列阵于野狐岭，蒙古军才十来万，从数量上看蒙军处于绝对劣势。

四杰之一的木华黎对成吉思汗说：“彼众我寡，弗致死力战，未易破也。”成吉思汗命木华黎为前锋，“率敢死士，策马横戈，大呼陷阵，帝麾诸军并进，大败金兵，追至浍河，彊尸百里”。《史集》则记载说：“当时两军相遇，厮杀起来。蒙古军尽管人数不多，却很快地击溃了乞台、哈剌契丹和女真军队。(蒙古人)杀了许多人，整个原野都充满了血腥气。他们向逃兵追去，一直追到会河堡地方。”

负责后应部队的完颜胡沙早已被蒙古军的攻势吓得魂飞魄散，根本不敢再与蒙古军接触。《金史·承裕传》说：“大元大兵至野狐岭，承裕丧气，不敢拒战，退至宣平。县中土豪请以士兵为前锋，以行省兵为声援，承裕畏怯不敢用，但问此去宣德间道而已。土豪嗤之曰：‘溪涧曲折，我辈谙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战，但谋走耳，今败矣。’”完颜胡沙既不想利用地利力战，也不把民心、士气放在眼里，一心只想逃之夭夭，“其夜，

承裕率兵南行，大元兵踵击之。明日，至会河川，承裕兵大溃。承裕仅脱身，走入宣德”。成吉思汗的军队在会河川赶上了胡沙军，双方在会合堡展开一场大战。金朝的十几万后继部队又被蒙古军消灭，完颜胡沙只身一人逃入宣德，成吉思汗挥军追击，“取宣德府”,金朝的边防行省落入蒙军之手。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野狐岭之战是蒙古与金朝之间的一场决战。金国朝廷吸取开战以来“分兵把关、城自为战”失败的教训，采取了“聚而众”的战略决策，集中全国精锐兵力四十至五十万人于野狐岭，企图一战而置蒙军于死地。这是成吉思汗有生以来遇到的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他采纳名将木华黎的建议，选敢死士冲其中军，随后诸军并进，集中十万兵力攻击一个主要目标。主帅临危不乱、指挥若定，将士视死如归、敢拼敢杀。金军主力大败，后军溃逃，伏尸百里。它体现了成吉思汗高超的指挥才能和蒙古骑兵不畏强敌、势不可当的攻击能力。《金史·承裕传》说：“识者谓金之亡决于是役。”《史集》则说：“这是一次很大的仗，很出名；直到如今，成吉思汗野狐岭之战还为蒙古人所知，并引以为荣。这次战役消灭了乞台和女真的著名人物。”《蒙鞑备录·征伐》篇说：“是战也，罄金虏百年兵力，销折溃散殆尽。其国遂衰。”这是金朝失败、蒙古胜利的一个重大转折。

金国内变

野狐岭之战后，金军主帅弃军逃命，蒙古军队节节进逼。前锋者别、古亦古捏克率领一支铁骑，**，进抵居庸关下。这时金朝已增派兵将加强了居庸关的守御，者别说：“可诱他战。”于是蒙军假装退兵，金军见了，果然尽出军马追袭。者别一直退到宣德府(今宣化)的鸡鸣山嘴，然后率军回战，击败络绎而来之敌军。时成吉思汗之中军继至，冲动金军，胜其黑契丹，女真，主因之攻战精兵，直至居庸关，杀得积尸如烂木。者别遂取居庸关，夺岭而越，成吉思汗安营于龙虎台。金中都戒严，禁男子不得辄出中都城门。卫绍王命参知政事梁瑙镇抚京城。

那年九月，者别率蒙古前军至中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会卫卒誓死迎战，蒙古兵多所损折，遂袭金群牧监，驱其马而去，金主乃止”。

成吉思汗分兵攻略金朝各地，据《金史·卫绍王本纪》记载，那年十一月，“德兴府、弘州、昌平、怀来、缙山、丰润、海云、抚宁、集宁，东过平、滦，南至清、沧，由临潢过辽河，西南至忻、代，皆归大元”。

面对蒙军的强大攻势，金主卫绍王一筹莫展。这时，金上京留守徒单镒选兵二万，入卫中都。“朝廷嘉之，征拜尚书右丞相。”徒单镒“颖悟绝伦”,曾中女真进士，以才力智谋著称于世。早在野狐岭之战爆发之前，他就曾向卫绍王进言说：“自用兵以来，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败必然。不若入保大城，并力备御。昌、桓、抚三州素号富实，人皆勇健，可以内徙，益我兵势，人畜货财，不至亡失。"

但平章政事移剌、参知政事梁王堂却不同意徒单镒的建议，说：“如此是自蹙境土也。”后来昌、桓、抚三州失守，卫绍王才后悔未听徒单镒之言。后来徒单镒又建议说：“辽东国家根本，距中都数千里，万一受兵，州府顾望，必须报可，误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镇之。”建议设立辽东行省，保卫东京(今辽阳市)。卫绍王看不到这一个建议的重大意义，说什么“无故置行省，徒摇人心耳”。在此后不久的1211年农历十二月，成吉思汗“遣哲别(者别)率众取东京，哲别知其中坚，难以众堕城，即引退五百里，金人谓我军已还，不复设备。哲别戒军中，一骑牵一马，一昼夜驰还，急攻，大掠之以归”。直到这时，卫绍王才大悔之，说：“我见丞相耻哉!”

《元史·太祖纪》记载，者别攻略东京是在1212年农历十二月。《蒙古秘史》则说，当者别一攻中都后，成吉思汗曾派他进攻东昌城，“者别至东昌城攻之，不克，退至六宿之程，掉转突驰，各具从马，宵夜兼行，猝然而至，遂取东昌城”。《金史·地理志》说当时尚无东昌城，直到至元四年才设东昌路。结合《金史本纪》及《徒单镒传》所载，“东昌”当为“东京”之误，而者别攻略东京的时间应为1211年。当时，蒙古军队志在掳掠，每攻占一座城市后，并不留兵镇守，抢掠一番就放弃了。因此无论是西京、东京以及昌、桓、抚等地，蒙古军撤走后，又先后被金军夺回了。

1212年秋，成吉思汗再次率兵向金朝进攻。这次进攻的目标是得而复失的西京城。金政府派元帅左都监奥屯襄率军支援，成吉思汗采取诱兵深入的策略，将金军“诱至密谷口逆击之，尽殪”。金军全军覆灭。成吉思汗“复攻西京，帝中流矢，遂撤围”。那年九月，“察罕克奉圣州”。由于成吉思汗受伤，蒙古军未再深入，撤回阴山附近驻守。

成吉思汗的连续进攻，导致了金朝内外矛盾的迅速激化。首先，女真统治者与契丹、汉族地主阶级的矛盾进一步表面化，大量契丹、汉族将领和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叛金降蒙，其中包括石抹明安、郭宝玉、刘伯林、夹谷长哥、移剌捏儿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蒙古的重臣和将帅。

早在野狐岭之战后，金军统帅派去质问成吉思汗的使者石抹明安就投降了蒙古，成吉思汗问他为什么投降，他回答说：“臣素有归志。”契丹族与女真族的矛盾在第一次战争中就暴露了。成吉思汗放手任用契丹降将，立即让他“领蒙古军，抚定云中东西两路”。

郭宝玉是华州郑县人，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后裔。他虽身为金朝“汾阳郡公，兼猛安”,但对金人并不真心拥护，时刻希望“天改姓”。野狐岭之战后，木华黎率军追击金军，“宝玉举军降”。当成吉思汗向他询问取中原之策时，他说：“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借以图金，必得志焉。”建议成吉思汗先征服西南地区，再征服中原。以后忽必烈统一中国，基本上采取这一策略。又说：“建国之初，宜颁新令。”正是根据他的建议，成吉思汗“颁条画五章”,对蒙古征服汉地起了重大作用。

1211年冬，成吉思汗“驻跸金之北境。刘伯林、夹谷长哥来降”。刘伯林“好任侠，善骑射，金末为威宁防城千户”。成吉思汗“围威宁，伯林知不能敌，乃缒城诣军门请降”。成吉思汗立即将一支军队交他统率，与耶律秃花同征讨、招降山后诸州。后又任命他为西京留守，兼兵马副元帅。死后赠太师，封秦国公。其子刘黑马，成为著名的汉军十大万户之一。

“移剌捏儿，契丹人也。幼有大志，膂力过人，沉毅多谋略。辽亡，金以为参议、留守等官，皆辞不受。闻太祖举兵，私语所亲曰：‘为国复仇，此其时也。’率其党百余人诣军门献十策。”成吉思汗因其智勇双全，“赐名为赛因必阇赤”,又因其生于霸州，“因号霸州元帅”。后拜兵马都元帅，协助木华黎进攻金朝，屡立战功。

此后不久，史秉直、史天倪、史天泽父子，石抹也先、石天应、张柔、严实、董俊等也先后投靠了蒙古，在蒙古灭金的战争中，这些人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其次，正是在这几年，辽东爆发了以耶律留哥为首的契丹人民起义，“耶律留哥，契丹人，仕金为北边千户”。太祖起兵朔方，金人疑辽遗民有他志，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留哥不自安。1212年，耶律留哥起兵反金，“因与耶的合势募兵，数月众至十余万，推留哥为都元帅，耶的副之，营帐百里，威震辽东”。耶律留哥为了取得蒙古军队的支持，起兵后不久即“遣使来附”。成吉思汗立即派兵支援。1212年，留哥自立为辽王，建立了一个契丹族政权。“于是尽有辽东州郡，遂都咸平(今辽宁开原),号为中京。”在蒙军的声援下，耶(律留哥屡次打败金朝派来镇压的军队),1212年败金军三十万，1213年败金军四十万，大大牵制了金朝的兵力，占领了女真族的根本之地。

也正是在这几年，北方不少地区连续发生天灾，1212年大旱，“河东、陕西大饥，斗米钱数千，流莩满野”。山东等地也发生旱灾。汉族人民不能受女真族的黑暗统治，纷纷起义反抗，其中著名的有杨安儿、李全领导的红袄军。他们于1212年起来造反，攻占了山东的许多州县。

同时，在这几年之内，西夏与金的关系发生了突变，由盟国变成了敌国。自从天会年间(1123—1137)金与西夏议和，八十余年没有发生兵戈之事。由于成吉思汗三攻西夏，西夏献女求和。当金兵在野狐岭、会合堡战败后，西夏人趁火打劫，进攻金朝边境，从此双方互有侵略，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结果两国俱毙，两败俱伤。

这就是蒙金战争的第一阶段，女真统治者所面临的形势。众叛亲离，分崩离析，女真中央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随着国内外矛盾的迅速激化，女真贵族内部的矛盾也爆发为对抗性的冲突和斗争，发展为公开的宫廷政变。

面对着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金主永济的“柔弱鲜智能”暴露得更加明显了。他先是派使求和，失去了大国的气魄；当蒙军兵临中都城下时，他又束手无策，只知与臣下相对哭泣；他自己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又拒绝采纳臣下的正确意见，任人不当，赏罚不明，终于将自己送进了坟墓。

纥石烈胡沙虎身为西京留守、行枢密院长官兼安抚使，对于蒙军的进攻没有进行认真的抵抗，放弃西京，败军折将，在逃回中都的路上还胡作非为，无法无天。“行次蔚州，擅取库银五千两及衣币诸物，夺官民马，与从行私人紫荆关，杖杀涞水令。”卫绍王认为他是朝廷旧臣，不但不加罪，反而予以重用，“乃迁右副元帅，权尚书左丞”。结果，“执中(胡沙虎)益无所忌惮”,搞得军心不服，将士解体。后来，由于胡沙虎过于放肆，与卫绍王发生矛盾，这才“下有司按问，诏数其十五罪，罢归田里”。但不久之后，卫绍王又将他“复召至中都，预议军事”。左谏议大夫张行信上书反对，说：“胡沙虎专逞私意，不循公道，蔑省部以示强梁，媚近臣以求称誉，散(玩)法行事，枉害平民。欲使改易前非，以收后效，不亦难乎。才诚可取，虽在微贱皆当擢用，何必老旧始能立功。一将之用，安危所系，惟朝廷加察，天下幸甚。”丞相徒单镒以为不可用，参知政事梁瑾也跪奏其奸恶，卫绍王这才没任用他。但胡沙虎“善结近幸，交口称誉”。几个月后卫绍王又让他“预议军事”。张行信再次上书反对：“伏闻以胡沙虎老臣，欲起而用。人之可否，不在新旧。彼向之败，朝廷既知之矣，乃复用之，无乃不可乎。”使卫绍王于是又收回成命。

1213年农历七月，成吉思汗又亲率大军，发动了对金朝的第三次进攻。蒙军顺利地攻下了宣德、德兴等州，进军至中都附近的怀来(今河北省怀来县),与金左丞完颜纲、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大战，金军大败，蒙军追至北口。金军严守居庸关，铸铁为门，当时人称为铁门关。布铁蒺藜百里，派精兵镇守，蒙古军一时难以攻入。成吉思汗采用札八儿火者的计策，派客台、薄察二将驻后于居庸关北口外，与金军相持；自己却亲自率领者别一军，绕道而行，偷取飞狐道，南入紫荆关。“金主闻之，遣大将奥敦将兵据隘，勿使及平地。比其至，我众度关矣。乃命者别率众攻居庸关南口，出其不备，破之，进兵与怯台、薄察合。”又一次打开了能通往中都的通道。

中都再次出现危机，卫绍王捉襟见肘，总觉得胡沙虎还有可用之处，因此终于赐予他鸥波亭图金牌，让他代理右副元帅，率领武卫军五千人驻守中都城北。这年八月，蒙古军再次逼近中都，卫绍王派使者“即军中责执中止务驰猎，不恤军事”。胡沙虎几次被处分免职，通过拉关系、走门子，好不容易才重掌兵权。皇上下旨切责，说不定又会被撤职拿问。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势与地位，他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军队，立即发动政变，率军攻入皇宫，逼卫绍王退位，自称监国都元帅。杀死了掌握重兵、威望甚高的尚书左丞完颜纲，任命自己的政变死党完颜丑奴等为防御使、节度使，“虽除外官，皆留之左右”。“尽撤沿边诸军赴中都、平州，骑兵屯蓟州以自重，边戍皆不守矣”。后来由于徒单镒等人坚持斗争，胡沙虎在那年九月才被迫迎立完颜珣为帝(金宣宗),杀死了卫绍王。完颜珣慑于胡沙虎的权势，封他为太师、尚书令、都元帅、监修国史，封泽王，授中都路和鲁忽土世袭猛安。对于其弟、其子，其政变党羽也分别加官晋爵，使得胡沙虎位极人臣，权倾天下。

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与蒙军作战，屡战不利。10月，蒙军已进至中都城北，胡沙虎命术虎高琪出战，说：“今日出兵果无功，当以军法从事矣。”结果术虎高琪出战又败。术虎高琪害怕被杀，于是率乳军进入中都，包围了胡沙虎的住宅，杀死了胡沙虎。术虎高琪手持胡沙虎的人头向宣宗去请罪，宣宗赦免了他，并任命他为左副元帅。

敌人已经兵临城下了，金朝这些屡打败仗的将领们不仅不引咎思过，振奋精神奋起抗敌，挽救危机，反而凭借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武力，在朝内大动干戈，接连发动宫廷政变。它犹如火上浇油、冰上加霜，金朝的政局变得更加不可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