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陷中都

术虎高琪发动政变时，金朝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在政变之前，成吉思汗曾派阿刺浅为使者，入中都谕降；同时，成吉思汗派遣怯台那颜带着五千骑兵把守在通往中都城的路上。他亲自出兵，驻扎在生产涿州丝绸的涿州城门旁。围城二十天后，将城攻了下来。金朝的中都之变刚刚平息，涿州失守的消息就传到了中都。金宣宗不知所措，召术虎高琪问计。

宣宗发现蒙古人都是骑兵，兵强马壮；而金朝却多为步兵，边疆群牧监又被蒙古掠夺，于是想买马加强骑兵队伍，他问术虎高琪：“往岁市马西夏，今肯市否?”

当时西夏已降蒙反金，自然不会卖给金朝战马，术虎高琪说：“木波畜马甚多，市之可得，括缘边部落马，亦不少矣。”木波乃河湟吐蕃诸部之一，依附金国，辖境八千里，有民四万余户。但木波远在西夏之西(今青海黄南及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一带),远水不解近渴；而向边疆各部征集战马，则会削弱边疆战斗力，因此宣宗说：“尽括边马，缓急如之何?”术虎高琪无言以对。过了三天，术虎高琪才回答宣宗：“河南镇防二十余军，计可得精骑二万，缓急亦足可用。”企图用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暂救燃眉之急，但最后还是议而不决，骑兵也无从加强。

宣宗发现金军不但缺乏战马，而且军器不佳，这也是金军战斗力弱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问术虎高琪：“所造军器往往不可用，此谁之罪也?”术虎高琪回答说：“军器美恶在兵部，材物则户部，工匠则工部。”他貌似全面公正，各打五十大板，但主要是谁的责任，如何提高军器质量，他却说不清楚，也提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宣宗无可奈何地说：“治之!且将败事。”

宣宗又问术虎高琪，怎样对付汉族起义军杨安儿等人，术虎高琪说：“贼方据险，臣令主将以石墙围之，势不得出，擒在旦夕矣。”他认为筑一道高墙就能围住起义军，旦夕之间就能活捉杨安儿。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愚蠢做法。因此金宣宗说：“可以急攻，或力战突围，我师必有伤者。”

术虎高琪本来就不是什么将才，也没有很高的威望，只是为了保命才杀死了胡沙虎。对于军国大事，他根本拿不出什么好主意。而且“妒贤能，树党羽，窃弄威权，自作威福”。有一个书生向术虎高琪建议，“言乱军不可信，恐生乱。高琪以刀杖决杀之，自是无复敢言军国利害者”。同时，还培植亲信，重用死党，“灭乱纪纲，戕害忠良，实有不欲国家平治之意”。金宣宗因术虎高琪诛胡沙虎有功，且因其党羽手握军权，一时不敢处治他，反而让他在朝中、军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此金朝的政局更加混乱了。

金国朝廷自顾不暇，无力保护地方州县，各地金军将领只好自谋出路，纷纷投降蒙古。那年秋冬，成吉思汗留怯台、哈台屯驻大都城北，将降人杨伯遇、刘材等汉军四十六都统及蒙古兵分为三道，“命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沿太行山东麓南下，连破保州、定州、邢州、卫、辉、怀、孟，再绕太行山西麓北行，掠泽、潞、平阳、太原等地，拔汾、石、岚、忻，到代州、武州而还。“皇弟哈撒儿及斡陈那颜、拙赤解、薄刹为左军”,取蓟州，循海而东，破平、滦、辽西等郡返回。“帝与皇子拖雷为中军”,自易州南下，至今河北省南部，再经河南省东北部，到山东登州一带，直抵海滨，攻掠了山东全境。蒙古三路大军横扫中原，几乎攻占了黄河以北的所有郡、县。开始，金国朝廷没有估计到蒙军会分兵深入中原，只注意守卫中都附近及山后诸州，中原各州的军队大多都调到这一带防守。中原各州县只好临时签派乡民为兵，上城守御。蒙古军先攻下周围乡村，驱赶乡兵的家属去攻城，父子兄弟往往遥呼相认，于是人无固志，各地州县望风而下。

当时蒙古军仍然沿用草原贵族掳掠作战的方式，以劫杀掠夺为主。“他们攻下了一路上所有的村镇、城邑和哈撒必，进行了破坏”,“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多亏当时蒙古人看重手工业技术，那些有一技之长或冒充有一技之长者才得以死里逃生。对于其他被攻陷的城市，蒙古军也采取了类似政策。甚至包括比较有政治家风度的木华黎在攻取密州(今河北诸城),还军霸州(今河北霸县)、涿州(今涿县)时，也同样执行了这种屠杀、掠夺政策，所过皆残灭。永清人史秉直、史天倪父子聚族而居，面临着亡家灭族的威胁，大家在一起商讨应急措施，史秉直问：“方今国家丧乱，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老稚数千人，诣涿州军门降。”木华黎“乃以天倪为万户，而命秉直管领降人家属，屯霸州”。由于金朝无力保护自己的人民，因此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越来越多的汉族、契丹族地主乃至穷苦百姓先后以“降者”或“匠者”的名义做了蒙古军的顺民。金朝中央不仅丧师失地，而且日益失掉民众与人心，逐步变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被围困在中都一座孤城之内。

1214年春，各路蒙古军会师于中都城下，成吉思汗驻扎在大都北郊的大口。“诸将请乘胜破燕，帝不从”,“欲留孤城予敌，俾力守以自困也”。少蒙军诸将要求乘胜攻克中都，成吉思汗没有答应，估计是成吉思汗看到时机还不太成熟，中都城坚兵众，一时难以攻下，倒不如留下一座孤城，让金人集中力量守城，消耗金朝的财力、物力、人力，使其逐渐陷入绝境。从蒙古将士来说，当时进攻金朝，志在抢掠金帛子女、牛羊马畜，还没有打算占领中原的城池土地，也没有彻底推翻金朝的打算。他们要求乘胜下中都，只不过是希望进入金国首都抢到更多的财物而已。只要得到了财物，攻占的城池可以放弃；未攻占的城池自动献出财物，也可以免遭劫难。为了满足将士们的要求，那年二月，成吉思汗派阿剌浅再入中都，迫使金宣宗“犒师”,说：“汝山东、河北郡县悉为我有，汝所守唯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复迫汝于险，天其谓我何。我今还军，汝不能犒师以弭我诸将之怒耶?"

金宣宗立即召集有关文武大臣到尚书省商议和战之策，术虎高琪说：“闻彼人马瘦病，乘此决战可乎?”平章政事、都元帅完颜承晖(福兴)不同意孤注一掷，说：“不可。我军身在都城，家属多居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战败，必散；苟胜，亦思妻子而去。祖宗社稷安危，在此一举矣。当熟思之。今莫如遣使议和，待彼主还军，更为之计。”兵民是胜利之本。完颜承晖这一分析说明，当时女真贵族已经民心丧尽，士兵和老百姓都不愿替他们卖命了，军心涣散、军士斗志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身为都元帅的完颜承晖，竟然不敢开城作战了。

金宣宗本来就畏敌如虎，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于是马上同意了完颜承晖的意见，接受了成吉思汗提出的议和条件。那年三月，金宣宗派完颜承晖为议和使者，“奉卫绍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马三千以献，仍遣其丞相完颜福兴送帝出居庸”。成吉思汗对他们的俯首听命很满意，娶岐国公主为妻，这就是《金史》所说的“公主皇后”。完颜承晖、一直将成吉思汗送到抚州野麻池一带，才返回中都，蒙、金之间出现了短暂的和平。蒙古军队虽然撤走了，但金朝君臣却被蒙古人的强悍善战、残酷屠杀吓得肝胆俱碎、坐卧不宁。“金主询以国蹙兵弱财用匮乏，不能守中都，乃议迁于汴。”金宣宗完颜殉主张放弃中都，南迁汴京。满朝文武不少人反对这种逃跑主义的路线，左丞相徒单镒说：“銮辂一动，此路皆不守矣。今已讲和，聚兵积粟，固守京师，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辽东根本之地，依山负海，其险足恃，备御一面，以为后图，策之次也。”在这里，他明确提出了抵抗蒙古的上、中、下三策：“聚兵积粟，固守京师”是上策；退守辽东，“以为后图”是中策；而迁都于“四面受兵”的南京，则是下策。金宣宗一意孤行，根本听不进徒单镒的意见。不久，徒单镒病死，抗战派失去了首领，“尚书省奏巡幸南京，诏从之”。

1214年农历五月，金宣宗“决意南迁，诏告国内。太学生赵防等上章极论利害，以大计已定，不能中止，皆慰谕而遣之。赵防等见朝中无人坚持正确主张，只好集体上书请愿，尖锐地指出了迁都的害处，希望宣宗放弃这个错误的决策。金宣宗借口什么大计已定，不能中止，慰谕了一番就算了事了。于是，封平章政事完颜福兴(承晖)为右丞相、定国公、都元帅，尚书左丞抹燃尽忠为申国公、左副元帅，协助太子完颜守忠留守中都，金宣宗则立即率六宫启行，逃之大吉了”。

金宣宗行至涿州时，害怕从驾至良乡的契丹纠军“于后生变”,乘机造反，命令他们将原来发给的铠马器杖统统交还国家。契丹军怒气冲天，“拒绝执行命令，进行反抗”。杀其本纠详稳以叛。他们推举斫答、比涉儿、札剌儿三人为帅，结队北还，直指中都。负责留守中都的完颜福兴接到事变的消息后，立即派兵扼守卢沟桥，企图防止叛兵北渡。斫答等人“和塔塔儿部联合，派一千人从渡口渡河，让他们绕到守桥军后方”。守桥军大败。契丹纠军乘胜进军，夺取了守桥金军的马匹、武器和粮食。过桥后，又抢走了“放牧在中都城郊的马群和羊群”。只因中都守御严密，契丹纠军才未能攻入中都。他们“从那里遣使向成吉思汗请降”并派人与耶律留哥取得联系。

那年六月，成吉思汗“避暑鱼儿泊”。当他听到金主南迁的消息后十分恼怒，说：“既和而迁，是有疑心而不释，特以解和为议款我之计耳。”于是成吉思汗一面派阿剌浅出使金朝，责问金宣宗迁都的原因；一面任命三木合拔都(三模合巴特儿)为主帅，契丹族将领石抹明安、耶律阿海、耶律秃花为前锋，会合斫答的乳军包围中都。

金宣宗听到蒙古军进攻中都的消息后，立刻派人召太子南逃。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反对召回太子，术虎高琪说：“主上在此，太子宜从，且难道你能保证都城不被攻破吗?”素兰说：“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则声势俱重；边隘有守，则都城无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实在灵武，盖将以系天下之心也。”金宣宗只考虑骨肉之情，不考虑天下国家的得失，坚持要召回太子。那年七月，金庄献太子完颜守忠离开中都，逃往汴京。“太子既行，中都益俱。”皇帝和太子先后离开了中都，说明金宣宗已经放弃了固守中都的打算，中都城内自然人心惶惶，中都的陷落已经在所难免了。

将中都作为金朝的首都，是海陵王的一大历史功绩；而放弃中都，迁都开封，则是金宣宗的一大失误。面对着兵力有限的蒙古军的进攻，“聚兵积粟，固守京师”的确是当时的上策。而金宣宗与太子却相继南逃，无异于将首都和黄河以北拱手相让，金朝灭亡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了!

蒙将三木合拔都、石抹明安等“将兵由古北口循景、蓟、檀、顺诸州”。诸将主张实行屠杀政策，石抹明安说：“此辈当死，今若生之，则彼之未附者，皆闻风而自至矣。”成吉思汗采纳了这个建议，从此蒙古侵金的战争逐渐变杀掠为招降。“乙亥(1215)春正月，取通州，金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其众降，明安命复其职，置之麾下，遂驻军于京南建春宫。”蒙军兵临中都城下，中都的形势已是岌岌可危了。

伴随着石抹明安等对中都的进攻，成吉思汗于1214年农历十月派木华黎率领另一支军队进攻辽东，企图切断东北金军对中都的支援。1215年农历二月，木华黎攻打金朝的北京，契丹军斩关来降。金北京守将银青等率二十万军抵抗，败退回城。金守兵杀死银青，推举乌古伦寅答虎为元帅。木华黎派史天祥等率兵攻城，寅答虎投降。“木华黎怒其降缓欲坑之”,契丹族将领石抹也先(肖也先)说：“北京为辽西重镇，既降而坑之，后岂有降者乎?”木华黎采纳了也先的意见，命寅答虎代理北京留守，“以吾也而权兵马都元帅镇之”,不久，金军都统北京土豪田雄也率众投降了木华黎。兴中府吏民则杀死了拒不投降的金朝同知，推土豪石天应为元帅，举城投降，木华黎以石天应为兴中府尹、兵马都提控。这种投降不杀，重用降将的政策，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随后金朝成、顺等州也相继投降了蒙古。蒙军攻占了金朝众多的城邑，中都已成为一个四面受敌的孤岛。

1214年农历十月，金朝锦州兵马都提控张鲸杀其节度使，自称临海王，遣使投降木华黎。1215年农历四月，成吉思汗命木华黎以张鲸总北京十提控兵，配合其他蒙军南征未附州郡。张鲸心存反侧，“称疾逗留，复谋遁去”,被监军石抹也先逮捕，“执送行在，诛之”。张鲸之弟张致据锦州叛，“僭号汉兴皇帝，改元兴龙”。

1215年农历三月，金宣宗“谕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选精锐屯沈州、广宁，以俟进止”。企图进行垂死挣扎。蒲鲜万奴率领几十万大军打败了耶律留哥，攻占了咸平，占领了东京。但他并未继续南下去解中都之围，而是自称天王，改国号为大真，割据辽东。

后来，他曾“倒向成吉思汗方面，为他效劳”。并曾“派其子铁哥(帖哥)入侍。(既而)复叛，自称东真王”,国号东夏。从此，金朝的龙兴之地东北地区出现了三个独立、半独立的政权：一个是辽宁开原的耶律留哥，一个是辽东的蒲鲜万奴，一个是锦州的张致。金朝的政令在东北地区已无法推行了。

留守中都的完颜承晖忠心有余，才力不足，尤其在军事上是个外行。“承晖以尚书左丞抹燃尽忠久在军旅，知兵事，遂以赤心委尽忠，悉以兵事付之，己乃总持大纲，期于保完都城”。金庄献太子离开中都，右副元帅蒲察七斤出降蒙古后，“诏以抹然尽忠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中都的军政大权实际上掌握在抹然尽忠手里。完颜承晖派人向金宣宗告急，其奏书说：“七斤既降，城中无有固志，臣虽以死守之，岂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辽东、河朔皆非我有，诸军倍道来援，犹冀有济。”

希望金宣宗动员诸军支援中都。金宣宗下诏说：“中都重地，庙社在焉，朕岂一日忘也。已驱诸路兵与粮俱往，卿会知之。”这时，金宣宗已“诏元帅左监军永锡将中山、真定兵，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将大名军万八千人、西南路步骑万一千、河北兵一万，御史中丞李英运粮，参加知政事、大名行省孛术鲁德裕调遣继发，救中都”。食用的储粮，便派遣被称为元帅的万夫长带着其他三个异密，即庆寿、林坎赛、李英，将“塔合儿”和食物运到中都城里去。四面被围的中都尚存一线生路。金宣宗为了鼓舞中都的士气，对中都的官吏军民特颁发一份诏书，其中说：“朕欲纾民力，遂

幸陪都，天未悔祸，时尚多虞，道路久梗，音问难通。汝等朝暮矢石，暴露风霜，思惟报国，靡有贰心，俟兵事之稍息，当不愆于旌赏。今已会合诸路兵马救援，故兹奖谕，想宜知悉。”金宣宗父子既不肯“朝暮矢石”,又不肯“暴露风霜”,在大难临头时相继南逃，却用一纸空头诏书安抚民众，要求中都的官吏军民“思唯报国，靡有贰心”,这不过是故作姿态，自欺欺人而已。

李英本为文官，出身进士，历任主簿、判官、县令、国子祭酒、御史中丞等职，虽有一定政治见识，但并无指挥军队的实践经验。金宣宗乱点鸳鸯谱，将援助中都的重任交给李英，这本身就属于任人不当。“英至大名，得兵数万”,但他“驭众素无纪律”。为了鼓舞士气，他下令让每人背三斗粮食，“甚至连万夫长元帅也不例外”。几万军队，从将帅到士兵千里背粮，虽说体现了官兵平等，但却大大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没有配备应有的机动性较强的护粮军，这也是因缺乏实战经验所做出的一个错误决策。成吉思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命令石抹明安、右副元帅神撒等率领骑兵截击。在霸州青戈一带，蒙古骑兵与李英军遭遇。当时，李英刚刚喝过酒，神志不清，军纪涣散，“大败，尽失所运粮。英死，士卒歼焉”。许多金兵被杀或被赶到河里淹死了，一千多辆粮车也被蒙军夺取。另一支运粮军则在涿州北的旋风寨被蒙军打败，两路军没有一个人到达中都。当时，河北地区多为术虎高琪的党羽，术虎高琪与完颜承晖不和，中都附近的各州将领大都看术虎高琪的眼色行事，因此他们并不认真执行金宣宗的命令，很少有人真心诚意地救援中都。“由于‘塔合儿’和饲料没有运到中都城”,中都粮尽援绝，“当地居民饥饿过度而吃人肉或死掉”,中都城内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完颜承晖与抹然尽忠会议于尚书省，承晖约尽忠同死社稷，希望尽忠与自己一起誓死保卫金朝的江山。抹然尽忠表面上答应，暗地里却准备弃城南逃。后来，承晖了解了尽忠的动向，但手中已无兵权，也无可奈何。他听说这个坏主意是尽忠的心腹、元帅府经历官完颜师姑提出的，于是把师姑叫到自己府中，说：“始我谓平章知兵，故推心以权畀平章，尝许与我俱死，今忽异议，行期且在何日，汝必知之。”完颜师姑肆无忌惮，毫不隐讳，告诉承晖，当天傍晚他们就要起程南逃。承晖怒形于色，说：“你们把国家社稷置于何地?”师姑无言以对，承晖命令手下人当场将他斩首。

中都危在旦夕，完颜承晖独木难支，于是决定以死报效国家。“作遗表付尚书省令史师安石，其表皆论国家大计，辨君子小人治乱之本，历指当时邪正者数人，曰：‘平章政事高琪，赋性阴险，报复私憾，窃弄威柄，包藏祸心，终害国家。’"并公开承认不能保全都城是自己的罪过。然后，又对师安石说：“承晖于《五经》皆经师授，谨守而力行之，不为虚文。”打发师安石上路后，他立即辞别家庙，饮药而死。

就在这一天，留在中都的妃嫔们知道了抹然尽忠要弃城逃走的消息，都打好行李集中到通玄门。抹然尽忠欺骗她们说：“我先走一步，为你们探探路，然后再来接你们。”“诸妃以为信然。尽忠乃与爱妾及所亲者先出城，不复顾矣。”走到中山时，尽忠对左右人说：“若与诸妃偕来，我辈岂能至此!”抹然尽忠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连皇帝的妃嫔们也置之不顾了。金宣宗和完颜承晖将守卫中都的重任交给这种人，中都怎能不陷落呢?

1215年农历五月，“被成吉思汗派去同三木合把阿秃儿一起(出征)的明安进入了中都城，遣使向成吉思汗报告道：‘托成吉思汗的福，我们攻下了中都城!’"当时，成吉思汗“避暑桓州凉泾。遣忽都忽等籍中都帑藏”。派失吉忽秃忽、汪古儿、阿儿孩合撒儿三人，到中都去清理府库财产。金朝的中都守将向他们献上了织金物和珍宝等礼物，汪古儿和阿儿孩合撒儿接受了，而失吉忽秃忽却拒绝了。后来成吉思汗问忽秃忽为什么拒绝接受礼物，他说：“(因为)我想起了在我们攻下城来之前，不论是一根绳子、一块手帕，一切都是阿勒坛汗的。现在，我们占领了它，一切东西就都属于成吉思汗的了。怎么能把他的东西偷偷摸摸地送人呢?因此我什么东西也没拿!”成吉思汗说：“忽秃忽识大体!”于是加倍地器重他，同时却批评了汪古儿和阿儿孩合撒儿。成吉思汗命令将中都府库中的财产运回蒙古草原，然后才允许蒙古兵进行抢掠。中都吏民死伤无数，宫室被乱兵焚烧，大火月余不熄，金朝祖宗的神御及诸妃嫔也被乱兵抢走了。

此后，成吉思汗一面兵分几路继续攻城略地，一面派使者去招降金主。其西路军由三木合巴特儿率领一万蒙古骑兵，经过西夏地区攻克潼关、京兆(今西安市)、汝州等地，直达金朝的南京(今开封市)地区，大掠河南，前锋到达开封附近的杏花营。其中路军由蒙力克的儿子脱仑巴特儿率领，攻克真定，水淹东平，占领了东平所辖全境。史天倪、木华黎等则取兵东道，进攻平州、广宁等地。蒙古使者阿剌浅到达汴京，转达了成吉思汗讲和的条件：“以河北、山东未下诸城来献，及去帝号为河南王，当为罢兵。”金宣宗拒不投降，各路蒙军加强攻势，“是秋，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在短短几个月内，黄河以北几乎成了蒙古人的天下。

攻略中原

1216年春，成吉思汗从伐金前线回到克鲁伦河草原。临行前，任命札八儿为黄河以北、铁门(居庸关)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与诸将留守中都。木华黎一军继续经营辽东，消灭了锦州的张致，将降而复叛的蒲鲜万奴赶入了海岛。不久，林木中百姓降而复叛和花剌子模边将杀死蒙古商队的事件发生，成吉思汗只得回师草原并决心率主力西征花剌子模。于是在1217年，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将攻略汉地的全权交给了木华黎。《元史·木华黎传》则说：成吉思汗在诏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时，曾赐予他誓券、黄金印，上刻八个字“子孙传国，世世不绝”。并对木华黎说：“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还赐予他一面大驾所建九游大旗，告诫诸将说：

“木华黎建此旗以出号令，如朕亲临也。”自西汉初年以来，非宗室不王，非功臣不侯，这已经成为中原封建政权的一个传统；蒙古政权也是只封同姓子、侄为王，异姓功臣只封为千户或万户。木华黎被破格封为“国王”,这不仅说明成吉思汗对他格外看重，而且说明他所担负的使命在蒙古政权的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被允许建可汗大旗受命专征，实际上是以可汗代表的身分去统军治民、经营中原。

木华黎的政治地位虽然如此崇高，但他所统率的南征军既不是蒙军的主力，也不是他原来统率的左手军，而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偏师。《元史·阔阔不花传》说：“太祖命太师木华黎伐金，分探马赤为五部，各置将一人。”《亲征录》则说，除以上四部外，尚有王孤(汪古)、火朱勒、札剌儿诸部，另有汉兵及契丹兵。其中札剌儿、弘吉剌、兀鲁、忙兀、亦乞烈思即探马赤军五部。《史集》详细记载了各支军队的人数及统军将领的姓名，其中包括“一万汪古惕部队、一千混成部队、四千兀鲁惕部人、孛秃驸马率领的二千亦乞剌思部人、忽亦勒答儿(畏答儿)的儿子蒙可哈勒札率领的一千忙忽惕部人、阿勒赤那颜率领下的三千弘吉剌惕部人、木华黎国王的弟弟带孙率领的一千札剌亦儿人，除蒙古人以外，还有吾也而元帅、(耶律)秃花元帅率领的哈剌契丹和女真军”。由此可见，木华黎率领的主力军只有一万名汪古部骑兵、一万二千名(一说为一万三千名)蒙古探马赤军，外加吾也儿、耶律秃花等率领的契丹军、纠汉诸军，包括史天倪、刘伯林、刘黑马父子的汉族地主武装，也不过十万人左右。探马赤军指的是打先锋的军队，它是以弘吉剌、札剌儿等五部为核心而有若干统帅将领参加指挥的庞大的军事组织，《元史》上明确列举的探马赤五部将是肖乃台(笑匿歹)、阔阔不花、孛罗、怯烈台(怯烈歹)、按札儿(按察儿)以及不里合拔都儿等。他们分别被任命为五部前锋都元帅、领前锋总帅、先锋等职，号称“五先锋”。木华黎就是依靠这些屈指可数的将帅，为数不多的军队去对付仍然拥有几十万大军的金朝的。

成吉思汗率主力西征，只留下少数军队对付金朝，这无异于两个拳头打人，违反了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作战原则。对于金朝来说，其军事压力已大大减轻了，这正是他们恢复失地的一个大好时机。但金宣宗君臣贪小利而不明大局，竟将金军主力用于南下侵宋，只用少量军队和民间武装去对付蒙军，结果又一次铸成了历史的大错。

南宋与金时战时和，但在宋金关系中，金朝一直处于有利地位。1206年，即南宋宁宗开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正当蒙古国成立之际，南宋的韩佗胄发动开禧北伐，不久失败。投降派史弥远根据金方要求，杀死韩佗胄，将其首级送给金朝，并与金签订了“嘉定和议”(1208):金宋约为“伯侄之国”,南宋每年向金贡纳岁币三十万两白银。这一和约使金朝避免了两线作战。但随着蒙古侵金战争的展开和金军节节败退，南宋军民希望摆脱屈辱的和约。

1214年农历七月，南宋政府采纳了真德秀的建议，决定不再向金贡纳“岁币”。但当政的史弥远却于次年春派使臣向金表示，愿意依旧贡纳，只是希望“减岁币如大定例”,即改为每年二十万，遭到金宣宗拒绝。

金室南迁后，术虎高琪很快由平章政事进拜尚书右丞相，成为朝中的实权派。他“专固权宠，擅作威福，与高汝砺相唱和。高琪主机务，高汝砺掌利权，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他“止欲以重兵屯驻南京以自固，州郡残破不复恤也”,“自不兼枢密元帅之后，常欲得兵权，遂力劝宣宗伐宋。置河北不复为意，几精兵皆置河南，苟且岁月，不肯辄出一卒，以应方面之急”。

1217年正月，术虎高琪怂恿金宣宗侵宋以广疆土，企图北方损失南方补，通过南下侵宋弥补被蒙古侵占的地域。

1217年农历四月，金以南宋不贡纳岁币为由，出兵南侵襄阳。宋守将赵方被迫下令反击，并请求宋廷下诏伐金。同年六月，南宋颁发了伐金诏书，宋金再次处于战争状态。从此，金与蒙古、西夏、南宋都成为交战国，金朝处在了三面临敌的地位。

金朝一些有见识的政治家、军事家担心国家的前途，不断对朝廷的决策提出异议。1217年农历十月，金又准备侵宋，右司谏兼侍御史许古上疏，请先遣使与宋议和，其中说“今大兵少息，若复南边无事，则太平不远矣”,“河南既得息肩，然后经略朔方，则陛下享中兴之福，天下赖涵养之庆矣。惟陛下略近功、虑后患，不胜幸甚”。金宣宗本来感到许古言之有理，让他起草议和牒文，牒文草成交术虎高琪、高汝砺等宰臣审阅，“宰臣言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遂不用。"

这年年底，金宣宗命令平章政事胥鼎率兵伐宋，胥鼎从前线上书，提出了六条反对意见，其中说：目前西夏、蒙古虽“无入境之报”,与我国处于体战状态，"如闻王师南征，乘隙并至，虽有潼关、大河之险，殆不足恃，则三面受敌者首尾莫救，得无贻后悔乎?”“诏付尚书省，宰臣以为诸军既进，无复可议，遂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金朝从1217年开始，到1223年金宣宗去世，连续进行了七年侵宋战争。金哀宗继位后，才开始纠正这种错误决策，于1224年农历六月宣布不再南侵，但为时已经太晚了。

正是在这一阶段，金朝的财政经济也发生了严重困难，居民逃亡，户口锐减。正如《金史》卷四六《食货志》所说：“宣宗立而南迁，死徙之余，所在为虚矣。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重，皆仰给于河南，民不堪命，率弃庐田，相继亡去。"不少地区“不胜调发，相继逃去，所存者曾五十一”,个别地区甚至“野无居民矣”。金朝的社会经济已全面崩溃。

金朝的军队这时也已完全腐败。女真的猛安、谋克户南迁中原后，由于他们各占田地，依靠剥削佃农为生，所任将帅多为豪门膏粱子弟，他们既不能耕，又不能战，只知“聚饮赌博，习以成风”。正如进士刘炳在给金宣宗的上疏中所说的那样“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命。择骁果以自随，委疲懦以临阵，阵势稍动，望尘先奔，士卒从而大溃”。

《金史·兵志》则说“及宣宗南迁，纠军溃去，兵势益弱，遂尽拥猛安户之老稚渡河”,“初南渡时，尽以河朔战兵三十万，分隶河南行枢密院及帅府，往往蔽匿强壮，驱羸弱使战，不能取胜”。原来以一百户到三百户组成一个谋克，十个谋克组成一个猛安，这时“乃以二十五人为谋克，四谋克为猛安”。每谋克“任战者止十八人，不足成队伍，但务存其名而已”。而且金军多为临时召集，“故浑源刘祁谓：金之兵制最弊，每有征伐及边衅，辄下令签军，使远近**。民家丁男若皆强壮，或尽取无遗，号泣动乎邻里，嗟怨盈于道路，驱此使战，欲其胜敌难矣”。

面对着这种国贫兵弱、内外交困的形势，金宣宗君臣本来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但他们偏偏自不量力，将精兵猛将用于南线战场，不仅没有捞到多大便宜，反而损伤了国力军威，削弱了抵抗蒙古的力量。正如《金史·宣宗纪》赞所说，金宣宗“狃于余威，牵制群议，南开宋衅，西启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补患”。从而为木华黎的偏师经营提供了可乘之机。

自从蒙古“兵入中原，金徙都汴，河朔盗起，郡县守宰委印绶去，民莫能相保”。这是当时北方地主阶级所面临的基本形势。在开始阶段，蒙古军**，横扫中原，来如疾风，去如闪电，所过残破，“衣冠世族，强者戮，弱者俘”,使北方地主的身家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但在几次南下侵金的战争中，蒙军一向采取的是“秋来春去”、以杀掠为主的政策，攻城不守，旋得旋失，这又为地主武装的割据提供了机会。后来，“金驾而南，委河朔去，州又自顾不暇”,河北、山东不少郡县望风而遁，州县官往往逃奔河南，金朝的州县机构日趋瓦解，北方的地主阶级普遍产生了一种失落感，“河北诸路，以都城既失，军户尽迁，将谓国家举而弃之”。

同时，“群盗蜂起河朔”,农民起义的烽火在山东、河北等地遍地燃烧。杨安儿建国号为大齐，众至数十万。杨安儿牺牲后其妹杨妙真(杨四娘子)继续坚持斗争，后与另一支起义军领袖李全结婚。尽管后来他们曾归附南宋，后又投降蒙古，但对北方的地主阶级仍然是毫不客气。另一支起义军刘二祖的部将彭义斌也声势浩大，尽管他后来也投靠南宋，但蒙古军、金军和地主武装都视之为劲敌。

面对着外寇入侵，“内盗”交逼的形势，北方的地主阶级不得不纷纷起来寻找“自全之计”或“自图富贵”,于是有的人率乡亲父老投靠了蒙古，也有的人则“聚众以自守”组成了地主武装，也有一些人“聚众自保，未有定属”。正如魏初、郝经所说“有金南渡，河北群雄如牛毛”,“拥兵者万焉，建侯者万焉，甲者戈者骑者徒者各万焉，鸠民者保家者聚而为盗贼者又各万焉，积粟帛金具子女以为己有者，断阡陌占屋宅跨连州郡以为己业者，又各万焉”。这些成千上万的地主武装是北方地主阶级自谋出路的产物，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群龙无首，人怀顾望；“一债一兴，迭为雄长”。他们以保存自己，发展自己作为最高原则，不少人采取的是有奶便是娘的政策：蒙古至则从蒙古，金人至则从金，宋人至则从宋，有的甚至可以暂时投靠农民军。总之，谁的力量大就服从谁，就跟谁走，朝秦暮楚，首鼠两端，既可为楚，也不妨降汉，早已撤掉了敌我是非的界限，它使当时的斗争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因此蒙古与金的战争出现了拉锯状态。

木华黎受命专征，成吉思汗交给他的任务是“招集豪杰，勘定未下城邑”。不仅“将乞台地区(汉地)和女真领地上已经征服的人民托付给他，让他保护他们，并尽可能地将尚未归附的人民征服”。为此，木华黎“建行省于云、燕，以图中原”。逐步放弃了过去以杀掠为主的作战方针，开始注意占领城邑、安集百姓，为经久之计。

1218年农历六月，木华黎攻下太原后，即“招民耕稼，为久驻之基”。甚至金方也明显地感到了这个变化，金晋阳公郭文振向金宣宗上奏说：“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来春去，今已盛暑不回，且不嗜戕杀，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测也。”木华黎将以掳掠奴隶、财物为目标的战争转变为以争城夺地入主中原为目标的战争，这正是其“不可测”之处。

木华黎“招集豪杰”的做法早在前几年已初见成效，凡率部或纳土归降者，他都承制授予统军管民的各种职务，许其世袭，并听其自辟僚属。因此，史秉直、史天倪父子，刘伯林、刘黑马父子当他受命专征时，已成为他

的重要依靠力量。这次受命专征，他进一步注意招集“河朔豪杰”,“欲借之以成包举之势”。从而使他的偏师经营增加了一个人多势众的同盟军。

与此同时，金朝也逐步注意到了北方地主武装的重要作用。从1215年起，同知太原府事古里甲石伦就“奏请招集义军，设置长校，各立等差”。分别授予地主武装头目以总领提控、都统、副统、万户、千户、谋克等官职。同年，胥鼎也在所将“义军”中置“总领义军使副及弹压”,企图用封官授职的办法控制地主武装。1219年农历三月、六月间，金政府正式颁发诏书：河东、河北“州县官止令土著推其所爱者充，朝廷已授者，别议任使”。1220年农历二月，又进而封建河朔“九公”,即沧海公王福，河间公肥移剌众家奴，恒山公武仙，高阳公张甫，易水公靖安民，晋阳公郭文振，平阳公胡天作，上党公完颜开，东营公燕宁。同时，九府财富兵强。允许他们“总帅本路兵马，署置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划定所管州县外，如能收复邻近州县者，亦听管属”。

蒙古和金政权对北方汉人地主武装的招纳政策，加速了北方地主阶级的分化，引起了大河以北长达十来年的纷争。在这一阶段内，北部中国所进行的战争，虽然实质上还是蒙古和金朝的斗争，但具体进行战争的双方大都是汉族的地主武装，蒙古和女真政权不过是他们各自的主子，是他们背后的操纵者而已。他们拼死争夺的目的，无非是希望自己投靠的那个政权能够获得胜利，自己也能从中捞到荣华富贵。而在战争中遭到屠杀和损害的，却大都是各族的劳动人民。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都路安肃州苗道润由河北“义军”队长被金朝升任为宣武将军、同知顺天军节度使事，后又升任为中都经略使。张柔则以“力农”出身，被苗道润提拔为昭毅大将军，遥领永(定)军节度使，兼雄州管内观察使，权元帅府都监，行元帅府事。

成吉思汗将主力撤回蒙古草原后，苗道润乘机争城夺地，“前后抚定五十余城”。而河北东路景州张开则收“复河间府、沧、献等州并属县十有三”,又“复清州等十有一城”。王福、移剌众家奴，张甫、张进等也在各地攻占了不少州县。河北西路威州武仙则控制了中山、真定府，沃、冀、威、镇定、平定等州，抱犊寨、栾城、南宫县等地。它为木华黎经略中原设置了不少障碍。

1218年农历六月，因地主武装头目争权夺利，苗道润被其副手贾瑀杀死。张柔“誓众为主复仇”。蒙古兵“出紫荆口，柔率所部逆战于狼牙岭，马蹶被执，遂以众降”。“柔招集部曲下雄、易、安、保诸州，攻破贾瑀于孔山，诛瑀”,“尽有其众，徙治满城”。后又与武仙反复争战，先后攻占了完州、郎山、祁阳、曲阳、中山、鼓城等地，“深、冀以北，真定以东三十余城，缘山反侧鹿儿、野狸等寨，相继降附”。“辟地千里”,“威名震河朔”。

后来，张柔、史天倪又在蒙军的配合下，不断向武仙发动进攻，兵临真定城下，武仙被迫于1220年农历八月投降了蒙古。木华黎以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帅府事，武仙副之。河北地区的张开、移剌众家奴也相继被打败，只有张甫、张进据守的信安还保留在附金地主武装手中。

1218年秋，木华黎自西京攻占太原、平阳等地及忻、代等州。附金地主武装郭文振、胡天作、张开与蒙军展开了对太原、平阳、河中等地的激烈争夺。郭文振、赵益等五次争夺太原，都没有成功。相反，蒙军利用投降的地主武装争夺河东北路的堡寨却取得了节节胜利。汾州平遥梁瑛、孟州四蹄寨寨主刘某投降后，都为蒙古出了不少力。1222年农历八月，蒙军攻陷榆次重原寨，赵益自杀。同时派兵招捕各州寨栅，“三数年中，莫不弭耳听约束”。

胡天作，管州人，“初以乡兵守御本州”,因功升为州剌史，后封平阳公。1219年春，胡天作“复取平阳”,“守平阳凡四年，屡有功”。与此同时，绛州曲沃的靳和却率“义兵”三千投附了蒙古。

木华黎南征，命靳和留守曲沃。胡天作与靳和反复争战，一度处于相持状态。1222年农历七月，木华黎再次自云中南下，进攻胡天作据守的青龙堡。堡中“兵民皆溃”,众执胡天作出降，不久被杀。附金地主武装受到沉重打击。

木华黎乘胜下荣州，汾东诸堡邑从风归附。不久攻克河中府，附金地主武装侯小叔退保李山寨。木华黎调葭州留守石天应驻守河中，任命他为权河东南北路陕右关西行台，平阳李守忠、太原攸哈剌拔都、隰州田雄并受节制，其地位与河北史天倪不相上下。1223年正月，侯小叔以寨兵十余万夜袭河中，石天应仓促应战，被杀。不久，蒙古骑兵又攻破河中，侯小叔战死。

山东地区是反金农民军红袄军活动区域。由于金军的血腥镇压，红袄军首领李全等于1148年初归附南宋，被任命为京东路兵马副都总管。

1219年，地主武装头目张林、严实相继投降李全，青齐之地，几半为宋有。李全成为左右山东局势，同金和蒙古并列的强大势力。为了完成对山东的占领。木华黎于1220年下半年进军山东，开始与李全争夺对山东的控制权。

这年九月，严实因“宋不足恃”,“谒太师木华黎于军门，挈所部彰德、大名、磁、沼、恩博、滑、溶等州户三十万来归，木华黎承制拜实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当时严实“据上流之便，劲锋之选，威望之著，隐若敌国。人心所以为楚为汉者，皆倚之以为重”。他的投降，使蒙古不战而取得了大片领土，木华黎攻略山东的力量大加强了。不久，木华黎在黄陵冈大败金军二十万众，进陷楚丘，包围东平。“金守将和立刚弃城遁，实入居之。”从此，东平严实成为蒙古在山东的一支重要依靠力量。1221年，张林与李全发生摩擦，张林弃益都降蒙古。金朝以“称帝为兄”为求和条件，成吉思汗不愿与屡吃败仗的金帝称兄道弟，拒绝了金朝的要求。

1222年秋，金帝又派同一使者赴西域求和，成吉思汗说：“我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令汝主为河南王，彼此罢兵，汝主不从。今木华黎已尽取之，乃始来请耶?”金使乞哀，成吉思汗说：“念汝远来，河朔既为我所有，关西数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为河南王，勿复违也。”金朝的使者扫兴而归，这次议和又以失败告终。

1222年底，木华黎“遣按赤将兵三千断潼关，遂西击凤翔”,开始了争夺关西的战争。但凤翔“月余不下”,木华黎“谓诸将曰：‘吾奉命专征，不数年取辽西、辽东、山东、河北，不劳余力，前攻天平，延安，今攻凤翔皆不下，岂吾命将尽耶”。

1223年农历三月，木华黎从凤翔回军，渡河至闻喜县，得了重病，对其弟带孙说：“我为国家助成大业，摄甲执锐垂四十年，东征西讨，无复遗恨，第恨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

在木华黎去世之前，蒙古对中原地区的占领已开始稳定下来了，这确实是蒙古政权的一个“大业”。但唯一令木华黎遗憾的是，他未能亲自攻下汴京。说明这时蒙军的奋斗目标已是灭亡金朝、统治中原，这也反映了木华黎所依靠的汉族地主阶级的共同愿望。

木华黎死后，蒙古的伐金战争遇到了重重困难。当时，术虎高琪早已因罪被杀，金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蒙军的攻势。就在木华黎去世的1223年三月，金“以完颜伯嘉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河中府”。同年四月，“设京兆南山安抚司”。并下令扩军。五月，“复河中府及荣州，遣人持檄招前恒山公武仙”。“权平阳公史咏复霍州及洪洞县”。同时，“以檄招东平严实”。七月，又“议遣人招李全、严实、张林”。在加强军事进攻的同时，又展开了政治诱降活动，加强了政治攻势。

1223年底，金宣宗病死，金哀宗完颜守绪继位。第二年改元“正大”,着手改组中央政府，改变了宣宗晚年的政策。这年三月，丞相高汝砺死，比较有见识的胥鼎、张行信等相继被召入政府，担任副丞相。“以延安帅臣完颜合达战御有功，授金虎符，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京兆，兼统河东两路。”1224年农历六月，“榜谕宋界军民更不南伐”。十月，“夏国遣使来修好”。1225年，金夏议和。从此，金朝摆脱了三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开始将主要力量集中在陕西、西河地区，用来对付蒙古。

金朝政策的变化很快引起了战场形势的突变。首先在河北地区出现了武仙叛变。“仙与史天倪俱治真定且六年，积不相能，惧天倪图己，尝欲南走。宣宗闻之，诏枢密院牒招之，仙得牒大喜，正大二年(1225),仙贼杀史天倪，复以真定来降。”一时“河朔诸郡，十九俱叛”,“南北裂分，危疑翻覆，势不容喘”,引起巨大震动和反响。

其次，在山东地区，“李全陷益都，执元帅张琳(林)送楚州”。彭义斌也支持反金抗蒙，东平严实还曾一度投降彭义斌。在河东(今山西)地区，附金地主武装也曾一度活跃。1227年农历二月，金纥石烈牙吾塔复取平阳，擒蒙古河东南路兵马元帅兼知平阳府事李守忠：并一度攻陷青龙堡。同年五月，太原也曾一度为武仙所据，“奸人夜献太原东门于武仙，仙引兵人”,蒙方守将攸哈剌拔都阵亡。蒙古失地折将，木华黎的几年经营几乎一朝全休。

这时，木华黎之子孛鲁继承父志，率领蒙军、契丹、女真军及汉族地主武装展开了与金军及附金势力的激烈斗争。他曾两次去西征前线朝见成吉思汗，接受了攻夏灭金的重要使命。武仙叛变后，河北地区的降蒙地主武装尚有一些人坚持斗争，如董俊“乃心太庙，夷险一节”,拒不与武仙合作。“史氏之人与属县旁近豪杰纳天倪之弟天泽为主帅攻仙”,从而为孛鲁的反攻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于是孛鲁“命天倪弟天泽代领帅府事”,并命肖乃台率蒙古精甲三千火速赴援，“与天泽合兵进围中山”,打败了武仙的干将葛铁枪，“克中山，取无极，拔赵州”。武仙放弃真定逃往汴京。

这时，投靠了南宋的起义领袖彭义斌已夺取东平，严实已被迫投降。1225年农历七月，彭义斌与严实合军救援武仙，夺取真定。孛鲁派孛里海率兵对付彭义斌。严实马上反戈相向，“急赴孛里海军与之合，遂与义斌战”,彭义斌战败被俘，不屈而死。

河北地区平定后，孛鲁立即移军山东。1225年农历九月，“郡王带孙率兵围全于益都。冬十二月，孛鲁引兵入齐，先遣李喜孙招谕全，全欲降，部将田世荣等不从，杀喜孙”。第二年三月，李全企图突围逃走，被蒙军截击，“大败之，斩首七千余级”。“夏四月，城中食尽，全降。”蒙军诸将认为，李全“势穷出降，非服也，今若不诛，后必为患”。孛鲁说：“不然，诛一人易耳。山东未降者尚多，全素得人心，杀之不足以立威，徒失民望。”于是孛鲁“乃以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郑衍德、田世荣副之，郡县闻风款附，山东悉平”。从此，蒙军才完成了对山东全境的占领。

当金军攻克平阳、太原时，蒙军正集中兵力进攻西夏。不久，西夏灭亡，金朝大受震动。降蒙地主武装乘机反攻，附金地主武装分崩离析。当时，金晋阳公郭文振徙居于卫州，“然亦不可以为军”;平阳公史泳徙居解州；上党公张开也处境不妙。他们互相方间仍不合作，“郭文振处开西北，当兵之冲，民贫地瘠，开又不奉命以粮赈文振军。文振穷窜，开势愈孤，以至于败”。“正大间，一潞州不守，开居南京，部曲离散，名为旧公，与匹夫无异”。田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降蒙地主武装很快又夺取了太原、平阳等地，并占领了上党地区。河中府在几年以后也被蒙军攻拔，河东全境最后被平定。

1227年农历八月，成吉思汗在征伐西夏的战争中死去，临死前对左右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成吉思汗因以主力进行西征，临死前没有灭掉金国。但木华黎父子攻略十年，已经占领了金朝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为蒙古灭金打下了良好基础。而成吉思汗留下的作战方略却成为以后窝阔台灭金的指导方针，历史证明这一方针是十分英明、正确的。因此，应该承认，摧垮金朝，统一北方，这是成吉思汗对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