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要等待时机打击洋人，以实现其宫廷阴谋。近代中国，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这对主要矛盾的存在与激化，终于使慈禧找到了一个“公报私仇”的良机。

自胶州湾、旅大港事变之后，中国的民族危机又进一步加深。光绪二十四年(1898),德国通过《胶澳租界条约》,获得了建造胶济铁路、开采铁路两旁三十里内各矿的特权。侵略者到处横行，欺压中国人民。胶济路的局员随意钉路桩，同山东高密县农民发生口角，互相殴打，德军借口保护铁路，枪杀农民二十余人，还勒令山东巡抚毓贤赔偿路桩费和军费三千四百多两银子，人民群众非常愤慨。

清政府还借英款，聘用英国工程技术人员建造京奉铁路榆锦段(1899年完工);又借俄款筑芦汉铁路(1898年建成芦保段，1900年建成保正段)。凡铁路所经之处，旧式的交通运输被弃置，线路上的房屋、田地、坟墓被毁坏，使无数的农民丧失了谋生的手段，家园惨遭破坏。

西方侵略者还利用宗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天主教和耶稣会的传教士遍布全国城乡，他们招谣撞骗，掠夺田产，欺凌百姓，包揽讼词，无恶不作。所以，各地的所谓教堂，实际上成了外国侵略势力的组成部分。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广大人民的憎恨。

不仅如此，那些外国传教土还以一省最高长官自居，侵犯中国主权。山东传教士就自称“巡抚”,命令各地方官员服从教会指示，鸦贵州的主教胡还公然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保举官员。山东邹县西南乡教堂教士，向商贾收税，苛暴异常。福建主教发卖执照，每张二十四元，奸民买一张执照，便可当作护身符，在乡里为所欲为，其权力胜过官府。此外，霸占民房等事件，各地屡有发生，官府无可奈何。法国传教士在江苏淮安强占民房，英国传教士在福州乌石山圈占公地，在登州强租民居，屡见不鲜。

民教相仇、相攻的事件发生后，无能的地方官因惧怕洋人，往往偏袒教会，镇压百姓，最后总是以清政府赔款了结。年深日久，赔款不可胜记。最终还是把赔款的负担转嫁给了百姓，并用武力镇压百姓。所以，人民群众仇恨洋人，仇恨官府的情绪日益增长。

义和拳运动就在这种形势下发展、壮大起来。尽管它带有陈旧的色彩，但这个运动的主流乃是以反侵略为目标的。山东是受帝国主义**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义和拳运动斗争最早、最烈的地区之一。起初，针对官府袒护教民的行为，义和拳群众“聚众抗官，传单一出，千人立聚，兵刃森列，俨然敌国，动言焚杀，官吏熟视之而莫敢谁何”。有时，官府只好出钱设宴，请义和拳百姓和教民一起赴宴，劝解止斗。拳民有时看到平民受欺压，“路遇不平，不惜身家性命代替平民讲理”,因此，很多受洋人和教民欺侮的百姓都争先恐后地参加义和拳，抵制官吏和教会的暴行。山东巡抚李秉衡及继任张汝梅几次派兵镇压，毫无效果。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清政府撤了张汝梅的职，改派毓贤为巡抚。毓贤一到任，立即挥起屠刀，大肆屠杀，但屡被义和团群众打败。义和拳首领朱红灯原先曾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抗官府，杀洋人。后来，为争取反教而不反政府的群众，遂改为“扶清灭洋”。义和拳口号的变化，正反映了当时民族矛盾已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戊戌年间，清政府令各地大办团练。毓贤迫于形势，又看到义和拳只反洋人，便改镇压手段为“招抚”,出告示，改“义和拳”为“义和团”,承认其为民间团练，可以公开活动。一时间，各县遍设拳厂。美国公使康格首先出面干预，强迫清政府撤换毓贤。这一年十一月，清廷调毓贤为山西巡抚，将袁世凯调任为山东巡抚。

袁世凯新官上任不久，肥城县就发生了英国牧师伯鲁克被杀的案件，这是义和拳运动开展以来杀死的唯一的外国人。一心想效忠慈禧的袁世凯为表明他对洋人的“友好”,故意扩大事态，向朝廷奏称“平阴、肥城两县匪徒聚众滋事”,他除了血腥屠杀了有关拳民之外，还由地方出银五百两，为这个牧师立了纪念碑，给教堂赔款九千两。

袁世凯对义和团疯狂镇压，毁拳厂、杀义和团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义和团群众留在山东继续战斗，另一部分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由山东北部进入直隶，向天津方向发展。

直隶以大名府为中心一带的地区，早就有义和团群众活动， “拳民众多，一呼百应，动辄聚集千百人”,官府欲捉拿，实在捉不胜捉。山东义和团北上，两股力量结合起来，更加声势浩大。他们到处宣传“扶清灭洋”,吸引了很多痛恨侵略者的群众。三月，任邱县义和团抗击奉命镇压他们的清兵，大败官军，统带官受重伤，知府也被刀伤。四月，直隶总督裕禄派兵镇压，拳民数万人奋起还击，清军受重创，副将杨福同被杀。裕禄不敢再战，只好效法毓贤，承认团民为合法团练组织，以保自身安全。很快各地拳民纷纷起来，如猛兽的咆哮。冲破了清政府的重重压迫，义和团进一步发展起来了。

清廷以慈禧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对义和团的态度很不一致，是支持还是镇压，慈禧本人也举棋不定。

就其阶级本质及主观愿望看，她同毓贤、裕禄等人一样，对这一伙闹事的“拳匪”从无好感，镇压为是。然而，义和团人数众多，诛不胜诛，而且力有不及。尤为重要的是，慈禧心中还隐藏着一段“私情”,使她在“支持”和镇压之间徘徊。这就是她为废黜光绪、立大阿哥的事对洋人痛恨不已。义和团既以“扶清灭洋”为号召，堂堂正正，也能用来发泄她的私愤。但是，义和团出自草野，能否胜任?她不禁又狐疑动摇起来。她要作一番考察。

就在义和团杀杨福同、攻打涿州之际，慈禧先后命刑部尚书赵舒翘以及何乃滢、刚毅等人去涿州传旨，解散义和团。而实际上，这几位钦差大臣的使命是探听义和团的虚实，为慈禧的最后决策拿出主意。

对此，那些善于窥测并能百计逢迎慈禧意图的奴才们，他们都是站在戊戌变法对立面的封建顽固派，由戊戌变法所引起的仇外心理和慈禧也完全一致。所以他们从涿州返京后，就给慈禧大肆渲染：义和团人数众多，更兼“法力”无边，能呼风唤雨，使神役鬼。上天赐了这么多义民来帮助大清消灭洋人，实是机不可失，请求慈禧坚信不疑，利用义民同洋鬼子一决死战，从而可以坐收渔利。

慈禧对此做了一番权衡：义和团势力很大，如果能用来消灭洋人，她可以“报仇雪恨”,倘若两败俱伤，更是祖宗有灵，上天赐福。如果灭于洋人之手，也可以免去朝廷用兵之劳；洋人胜了，无非是赔款而已。用人民的膏血铸成的金块银块，她向来是不吝惜的。这样，慈禧决定“支持”义和团了。她命大学士刚毅亲自出面， “招抚”民团，引入京师。北京城中，拳厂遍布。团民焚铁道、毁电线、烧教堂，引起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一片慌乱。

不难看出导致慈禧集团“支持”义和团反帝的一个原因同戊戌变法有直接关系。当时有人做了这样的推断：

时任内阁侍读学士的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说： “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

戊戌政变后被慈禧罢斥的总署章京张元济，解放后在回忆戊戌变法时说： “因为戊戌政变后，外国人支持光绪和维新派，因此慈禧恨外国人入骨，以后所以激成义和团‘扶清灭洋’之变，二者之间是有因果关系存在的。”

当时在中国的两个英国人濮兰德，白克浩司也说过： “因戊戌政变，而有庚子年拳匪之乱，因果递相衔接。”

从以上可以看出，戊戌变法同义和团运动之间的联系。但其中都有一醇亲王、李鸿章、善庆摄于天津海光寺行辕

个明显的错误：论者把中国人民自发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同慈禧集团伪装支持义和团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如前所说，义和团的发生，乃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矛盾的产物，同戊戌变法一样，同属中国近代史上的反帝爱国运动，谈不上什么因果关系。但慈禧集团借义和团之名，向帝国主义宣战，借以进一步清算戊戌变法，实现宫廷阴谋，废黜光绪，说它同戊戌变法因果相衔，合乎事实的。

最根本的是戊戌政变后洋人要她“归政”,她又不能“心甘情愿”。她的怨愤由此而来，可见慈禧集团“支持”义和团同戊戌变法之间的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