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快地处置了维新派，推翻了新政权之后，如何处置维新运动的主持者光绪皇帝，对慈禧集团来说实在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这时，已预示着新的灾祸临头了!

起初，慈禧是一心想废黜光绪的。一天，她召见了荣禄，问他： “废立之事可行吗?"

这时并不同于朝堂之上、群臣之前，荣禄用不着拐弯抹角，便直率地说： “太后要行废立之事，谁敢说不行!但现在他的罪状还不充分，一旦废弃，外间难免引起混乱。所以，奴才以为这件事不可不慎重!”

荣禄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自政变之后舆论纷纭，人情危惧。 “皇帝有病，生命垂危”,甚至“要换皇帝”这类传说遍及全国，有的报纸还公开做了宣传。慈禧曾命军机处密电各省总督、巡抚，征询他们的意见，很多大员尽管不支持变法，不拥护光绪，但怕引起混乱、**，都不敢表示同意。刘坤一、岑春煊等人发电报给慈禧，反对废立。刘坤一在电报中半是忧虑，半是威胁地说： “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所可言者在此，所不可言者在此。”

对于废黜光绪，社会舆论更为强烈。慈禧的阴谋透露出来之后，候补知府经元善、志士蔡元培等人在上海联合海外侨民、商人等三千余人(实际只一千二百三十人),发电慈禧，表示抗议，要求保护光绪。慈禧恼羞成怒，立命逮捕经元善，经元善逃往澳门。

朝中，大臣的意见也很不一致，慈禧的忠实奴仆们不断出谋划策。大学士徐桐上疏，奏请立即废掉光绪， “赏”他一个“混德公”名号。御史张仲所，黄桂鋆也给慈禧上疏，说光绪得罪了祖宗，应当废掉，候补知府曾廉、

翰林院编修王龙文也呈请慈禧顺人心，体舆情，定大计，行废立之事。

但也有一些人却表示反对。一次，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被召见，他对慈禧说： “臣不以废帝为然，恐怕南方各省知道后要造反，务必请太后再三斟酌。”慈禧很不满意，斥责他说： “这件事不是你们汉人所应当干预的!"

朝堂内外，大臣们意见不能一致，怎么办呢?最后，还是荣禄献了一条“妙计”:

“现在皇上年龄已大，一直没有皇子，不如选择宗室近支立为大阿哥，当皇上的嗣子，兼嗣穆宗(同治帝),皇上当年接位的诏书中已经讲了这层意思，别人不能说长道短。太后可把大阿哥弄来，养在宫中，慢慢用他来取代皇上，这不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吗?"

慈禧连连点头称善，经过一年多策划，最后就这样决定了。

光绪二十五年(1899)腊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近支王公，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书房、上书房师傅、部院满汉尚书，齐集于仪鸾殿，宣布以光绪名义颁发的立储诏书：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宣读了诏书，光绪就向慈禧表示： “圣母的意见，甚为妥善，正符合我的意思。”其实，不管他是否拥护，一切都安排好了。因此，他这几句多余的话，除了表明他对这个傀儡皇帝的宝座已漫不经心之外，并没有任何意义了。

慈禧毕竟没有敢公开废黜光绪。之所以如此，大臣以及国内社会舆论的压力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慈禧心头的天平上， “外国人”这块砝码的分量太重。梁启超当年曾经入木三分地指出对洋人恨之入骨，同时又畏之如虎，这是中国顽固派的通病，慈禧集团正是如此。

慈禧痛恨洋人同戊戌变法有关。变法前后，外国人出于自身的考虑，对维新运动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支持。英国人赫德，李提摩太，欧格纳以及某些外国使节都曾出谋献策，外国一些报纸也载文称赞维新运动。政变之后，英国人救走了康有为，日本人保护了梁启超。对于被慈禧集团逮捕下狱的黄遵宪、张荫桓，外国人也很关注。日本首先出面与清政府交涉，说中国政府不久前刚任命黄遵宪为驻日本国公使(实是变法运动期间光绪所任命),看来是确认其具有使臣之才，现在，在没有明确宣布罪状的情况下，又突然将其逮捕，实在有碍于两国的邦交。慈禧集团经过权衡，认为洋人得罪不起，不

得不将黄遵宪释放。紧接着，英国公使出面营救张荫桓，说张荫桓曾出使过英国，为中英两国的友好关系作出过贡献。为敦睦两国邦交，不能给张荫桓处斩。慈禧无奈，改将张荫桓革职，发配新疆。此时，慈禧等人无论内心里多么反感，但行动上却又不敢不对洋人百依百顺。

对待光绪，外国人也表示出某种同情。当时，中国的外文报纸上大肆宣扬光绪遇害身死的消息，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清政府派总署大员出面交涉，要求西方公使们出面，制止这种谣言。英国公使却说： “要制止这些谣言，那就请允许我们派一名医生给贵国大皇帝看病，然后在报纸上发一条新闻，谣言自然不止而息。”

总署大臣认为有道理，当即表示同意。但慈禧最害怕光绪同洋人见面，以防他们连成一气，夺了她的权柄，就坚决拒绝外国医生给光绪看病。这样一来，又引起了外国人的不满，他们责问总署： “人有了病无非是治病吃药，贵国的举动却十分离奇，骇人听闻。我们各国公使会商，决定派医生给贵国大皇帝看病，无非是让世界弄清事实真相，解除人们的疑问。我们各国政府也来电指示：尽力给贵国大皇帝看病。贵国为什么要阻拦呢?”

总署大员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总署主管大臣奕助只好再一次请示慈禧。慈禧疯狂的权力欲竟使她突然“聪明”起来，居然想起了“不涉别国内政”这条国际法，她摆出“天朝上国”元首的架子，气呼呼地说： “我国皇帝有病，外国人岂能干预?!而且，外国医生也不配给我国皇帝看病!”

奕助等人毕竟要“通达”一点，他们劝说道： “不能这样粗暴地拒绝洋人要求，以免激怒他们，引起意外的事变。”与此同时，上海道员盛宜怀来电，说英国公使曾在上海扬言：中国如果废黜皇帝，必然引起国内大乱，届时，各国绝不能袖手旁观，英国可以在一个月内从印度调三十万武装精良的军队来华。这到底是盛宜怀的道听途说，还是实有其事?但不管怎样，对洋人的重兵利器慈禧是闻之胆寒的，这种威胁实在要比文质彬彬的交涉威力大得多。慈禧把那些“不干预内政”的词句一下子忘得精光，只好点头同意外国医生给光绪看病。

九月初五，慈禧命端王载漪、庆王奕助、总署大臣、军机大臣等陪着一名法国医生，前呼后拥，去内廷给光绪看病。

法国医生给光绪做了诊断，认为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大病，并广为宣传：

“光绪血脉很正常，没有病。”于是，舆论又转而纷纷猜测光绪既没有病，何以中国政府要宣称他有病呢?一定是将要被废黜了。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猜测，顽固派的废立活动已是半公开的了。慈禧集团废黜光绪的阴谋活动在紧张地进行着。为了求得外国主子支持，慈禧于光绪二十五午(1899)十一月任命李鸿章为两广总督，企图等外国公使去祝贺时，探探他们的口气。谁知英国公使没等李鸿章开口，便单刀直入地询问：“听说贵国要废掉皇帝，果真有这种事吗?”

李鸿章一时措手不及，竭力辩解，说是谣言。停了一会儿，他终于又露出了马脚： “关于我国行废立的事，我根本没有听说过。但是，假若中国真的发生这类事，也只不过是中国的内政罢了，岂有外国人干预的道理呢?"

英国公使语带威胁地说： “作为友好国家，当然没有权干涉中国的内政。但是，我们大英帝国的公使只认定‘光绪’两个字，其他什么人当皇帝，我们是否给予承认，这就要请示本国政府了。"

其他国家，如法国公使等也表示了类似的态度。李鸿章把这些情况告诉了荣禄，由荣禄转呈慈禧，慈禧对这些“洋鬼子”真是恨之入骨。

立溥隽为大阿哥之后，国内舆论大哗。慈禧、端郡王载漪等想请外国人来支撑门面，压制舆论，就分别由慈禧，载漪出面，宴请外国公使和公使夫人，指望他们在宴席间对立皇储的事表示祝贺。谁知事情又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公使们不但不祝贺，反而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慈禧等人自讨没趣，既惭愧，更增添了新的仇恨。

围绕着光绪的废立问题，慈禧对外国人的仇恨远比因失地赔款所引起的仇恨更甚。这种仇恨还在不断地增长着。

康有为被英国人救走后，先逃往日本，后隐匿香港。慈禧让李鸿章设法逮捕康有为，李鸿章悬赏十万两，但香港当局保护严密，无从下手，李鸿章就把这个情况向慈禧做了汇报。慈禧气得脸色发青，怒吼一声： “此仇必报!"当时，她正在用早膳，随手拿起案上的一把玉壶， “啪”的一声摔在地上，打得粉碎，口中还喋喋不休地说： “这个仇恨要记牢!”

另一个戊戌要犯梁启超逃往日本，创办《清议报》,载文痛斥慈禧。慈禧自然不能容忍，就命刘学询、庆宽等人潜赴日本行刺，也没有得逞。她似乎认为梁启超攻击她是外国人支持的，对外国人更加仇恨百倍。

在这个问题上，慈禧一生中对外国人的仇恨达到了顶点。正如在她身边当过几年侍从的德龄女士所说： “太后当时正把外国人恨到了切齿咬牙的地步，不论谁能够喊一声‘打倒洋鬼子’,她心里就觉得欢喜。这固然发源于她平常的守旧心理，但最近为了策立大阿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为了策立大阿哥的事，而实际正是为了她个人的独裁专制之权，权力一旦受到威胁，慈禧是甘愿冒着上绞刑架的危险的。她决心反对“洋鬼子”,决心报仇雪“耻”,就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