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曾根据忽必烈相继任用阿合马、卢世荣和桑哥理财，对其提出异议，而批评他“嗜利”,实则不然，忽必烈注重理财是讲究功利之举，目的是让国家尽快富起来。忽必烈并没有把国家钱财据为己有，随意挥霍，而是时时从大局着眼，以节俭为上。
从元太祖成吉思汗以来，曾给予蒙古宗亲、大将、功臣以大量赏赐，忽必烈也未例外，也常赏赐功臣，被人们看成是一种浪费之举。
不过，忽必烈同窝阔台等大汗不同，他从未乱行赏赐，并且有一定节制。忽必烈并未滥加赏赐，所赏所赐者均为应该受赏受赐之人，起到了调动大臣将领积极性的作用。
忽必烈赏有劳而赐有功，但为了节约国家钱财，每次赏赐的数目都有一定限度，而不是无止境的随意乱赏。忽必烈治国能从节约的角度着眼，赏赐有一定节度，这对于节约国家钱财具有重要意义。
忽必烈在位期间也曾兴建土木工程，但他并未过分，主要是修建了两都。忽必烈修建两都务求豪华壮丽，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宣扬国威、促进蒙古族的汉化都是必要的，并不是一种奢华之举，也不是一种不该花钱的浪费。
忽必烈在修建两都之时，曾经考虑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尽量不影响农业生产，在农闲时建造。
由于忽必烈注意到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尽量不误农时，所以，两都虽然修建的豪华壮丽，人们并没有感到负担过重，也未引起社会动**。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忽必烈把两都修建的富丽堂皇，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作为国家的象征，从一开始就警惕自己贪图享受。他在大都即将修成之时，从漠北旧居移来青草一株，栽种于王宫丹墀之前，起名为“誓俭草”(或作“思俭草”),目的是让自己不忘“太祖创业艰难”,让“后世子孙知勤俭之节”。
忽必烈就是这样，以不忘祖先创业艰难之精神激励自己，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至于忽必烈节俭到什么程度，根据时人及后人的部分记述，也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时人王恽曾在奏书中说，忽必烈“临御以来，躬先俭素，思复淳风，如轻纻衣而贵绸缯，去金饰而朴鞍履。至衣服等物，销织镀呀之类，一切禁止”。
据说，忽必烈从不穿戴贵重华丽衣帽，衣服常常是补了又补。后来，忽必烈曾将自己穿过的衣服储于箱中，以教育子孙保持勤俭之节。史载，武宗曾与皇太后等设宴于大安阁，大安阁中有一“故箧”,不知何故，特问宦官李邦宁说：“此何箧也?”李邦宁回答说：“此世祖储裘带者。臣闻有圣训曰：‘藏此以遗子孙，使见吾朴检，可为华侈之戒。’”武宗听了大为感动，下令打开箱子观看，武宗见了世祖所用裘带，十分感叹地说：“非卿言，朕安知之。”
当时，有位宗王在旁边，接着武宗的话茬儿说：“世祖虽神圣，然啬于财。”李邦宁听了不同意那位宗王所说的话，说道：“不然。世祖一言，无不为后世法；一予夺，无不当功罪。且天下所入虽富，苟用不节，必致匮乏。自先朝以来，岁赋已不足用，又数会宗藩，资费无算，旦暮不给，必将横敛接怨，岂美事耶。”武宗及皇太后听了深表赞同。
英宗也曾“御大安阁，见太祖、世祖遗衣皆以缣素木绵为之，重加补缀，嗟叹良久，谓侍臣曰：‘祖宗创业艰难，服用节俭乃如此，朕焉敢顷刻忘之!’”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忽必烈的个人生活十分节俭，甚至达到了苛薄的程度。
忽必烈不仅自己生活检朴，对家人要求也十分严格。据史书记载，有一次，皇后察必曾于太府监支取缯帛表里各一，忽必烈知道以后，马上指责说：“此军国所需，非私家物，后阿可得支?”察必皇后诚心接受批评，从此严格要求自己，勤俭自持。她率领宫中女工，执弓操弦，纺织丝绸，亲自裁制衣服。她还把宣徽院扔弃的羊皮捡回来，亲自动手缝成地毯。她见忽必烈戴着没有前檐的帽子，被太阳光刺激得眼花缭乱，便动手做了一顶有前檐的帽子，忽必烈戴上甚觉舒服，特下令推行全国。
察必皇后还亲自设计成一件前短后长，没有领袖的衣服，以方便骑马射箭。当时人见了，纷纷效仿，察必皇后所设计的衣服迅速风行全国。天子之重，后妃之荣，一缯之微，都不私用，实属罕见。皇后为天下之母，亲执女工，勤俭持家，历史上也很少见。忽必烈不仅对后妃要求严格，对子孙们的生活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太子真金有病，忽必烈前往探视，看到**铺有织金卧褥，以为真金生活奢侈，十分生气地对真金妻子阔阔真说：我总以为你最贤淑，为什么奢华若此呢?阔阔真听后，十分惶恐，急忙跪下解释说：“常时不曾敢用，今为太子病，恐有湿气，因用之。”说罢，立即撤去。忽必烈对家人要求如此严格，生活如此检仆，实属难能可贵。
忽必烈不仅对个人的小家要求严格，朴素如初，就是对整个国家的大家也是处处精打细算，从不浪费。
史载，英宗即位以后的第一个元夕，英宗有意庆贺一番，“欲于内庭张灯为鳌山”。参议中书省事张养浩听说其事以后，即上疏左丞相拜住进行劝谏，疏中说：“世祖临御三十余年，每值元夕，闾阎之间，灯火亦禁；况阙庭之严，宫掖之邃，尤当戒慎。今灯山之构，臣以为所玩者小，所系者大；所乐者浅，所患者深。伏愿以崇俭虑远为法，以喜奢乐近为戒。”
拜住接到张养浩的上疏以后，立即袖其疏入谏英宗，英宗看了张养浩的上疏，最初大怒，即而转怒为喜，按照张养浩的建议，撤掉了张灯之令。
从张养浩的上疏中可以知道，世祖忽必烈为了节约，禁止搞张灯结彩等娱乐活动。
《元史》中还记载，忽必烈“敕宫烛毋彩绘”,又敕“鞍、靴、箭镞等物，自今不得以黄金为饰”。
至元二十九年(1292),“回回人忽不木思售大珠，帝以无用却之”。从这里可看出，忽必烈对各种不必要的浪费部是反对的。
总之，忽必烈的俭朴，为终元一代的皇帝和大臣奉为楷模，皇帝以忽必烈为榜样，大臣劝谏也举忽必烈的例子，均以忽必烈为法。其实，忽必烈的俭朴在历代帝王中也是极少见的，堪称历朝历代皇帝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