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忽必烈逐渐形成了宽仁厚重的性格，与历史上那些性格暴躁、喜怒无常的皇帝相比，忽必烈的性格是比较温和的，他从不因喜悦和偏爱而赏赐一个无功者，也未曾因发怒乱杀一人。他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因此，特别在用刑上十分慎重。

忽必烈对管如德说：“朕治天下，重人命，凡有罪者必令面对再四，果实也而后罪之，非如宋权奸擅权，书片纸数字即杀人也。汝但一心奉职，毋惧忌嫉之口。”

忽必烈是如此说的，也是如此做的。他在杀卢世荣和桑哥之前，都曾召集大臣和卢世荣、桑哥论辩，诸事落实之后，方才杀之。

桑哥当权，最受忽必烈爱幸之时，程钜夫曾上书弹劾桑哥，桑哥怒不可遏，羁留程钜夫，“奏请杀之，凡六奏，帝皆不许”。忽必烈未因为爱幸桑哥而按他的话去乱杀人。

忽必烈对宰臣说：“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杀，汝勿杀，必迟回一二日乃复奏。”史家对此话十分感慨，谓“斯言也，虽古仁君，何以过之”。确实，忽必烈为了避免乱杀无辜，想尽了办法，其慎刑仁恕之之例比比皆是。

李壇叛乱，忽必烈追究其事时，发现某些汉人曾同李壇往来，也意识到其中一些汉人极力反对蒙古人的统治，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只杀了与李瓊叛乱有关的王文统，其余佯作不知，不做任何处理，没有把事情扩大化。

阿合马事件发生以后，他看到了其中汉人反对色目人以致反对蒙古统治的迹象，但他也没有把事情扩大，仅杀了王著、高和尚、张易等人，其余不加追究。

其后的卢世荣事件、桑哥事件，忽必烈处理得也很慎重，没有扩大化。就连南台御史上章请求忽必烈禅位于皇太子真金之事，忽必烈也未予深究。

实际上，忽必烈要弄清南台御史上章之事，不是很困难的，他不加深究就是不想把其事扩大，比较宽松地处理了似有发展成为政变的大事。

忽必烈在一些小事也体现出了慎刑的精神。比如，宋将刘整投降蒙元以后，宋朝荆湖制置使李庭芝为了离间刘整与蒙元的关系，特以金印牙符，授予刘整汉军都元帅、卢龙军节度使、晋封为燕郡王等官职。其书被永宁令得到，马上传送于朝，忽必烈令张易、姚枢了解其事。刘整亲自辨明于朝，说自己实在不知。忽必烈听了刘整的话，未加深究，仅让刘整复书李庭芝就算完事。忽必烈处理慎重得体，没有激起刘整之变，忠心耿耿地为元朝卖命。

某次，有位牧人盗割驼峰，忽必烈下令处死牧人。铁哥谏阻道：“生割驼峰，实为残忍，但因此处死牧人，恐非陛下仁恕之心。”忽必烈听了，觉得铁哥说得对，用比较轻的刑罚处理了牧人。体现了忽必烈的轻刑和仁恕思想。

南宋灭亡之后，江南某些道观藏有宋朝皇帝画像，有位僧人与道士有矛盾，便将其事报告了朝廷。忽必烈初听其事，以为江南人民仍有造反之心，想处以重刑，但又有些犹豫，特以其事征求石天麟的意见，石天麟说：“辽国灭亡以后，辽国皇帝和皇后的铜像在西京一直保存，至今仍然有之，未听说还有这方面的禁令。”忽必烈听后疑心顿释，对江南道观及人民保留宋朝皇帝画像等事一概不问。

忽必烈对朝廷中的大事和小事慎于用刑，主要基于儒家的仁恕思想，对人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就连对一般的老百姓也是这样，遇事处理得都比较宽容。

比如，至元二年(1265),张弘范驻守大名(今河北大名),正值大水，许多村庄房舍皆被淹没，受灾的老百姓无力缴纳租税，张弘范遂自作主张，免除了老百姓的租税。

有人将其事上奏朝廷，忽必烈欲治其专擅之罪。张弘范请求入见，对忽必烈说：“臣以为朝廷储小仓，不若储之大仓。”忽必烈听了这话，未明其意，问：“何出此言?”张弘范回答道：“今岁水潦不收，而必责民输，仓库虽实，而民死亡殆尽，明年租将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则岁有恒收，非陛下大仓库乎!"

忽必烈听后觉得很有道理，说：“知体，其勿问”。忽必烈赞同张弘范擅自免除民税的做法，体现了他的轻刑思想，也表现了忽必烈具有一些爱民、惜民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