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位伟大英明的皇帝，仅靠一人的聪明和智慧，也难免有失误之处，因此，古人特别重视广开言路，把大臣进谏和皇帝纳谏看成是名君名臣的美德。忽必烈接触汉文化以后，也注重广开言路，集中众人的聪明才智，共同治理国家。他用历史上的名君为榜样，注意接受大臣们的建议和意见，成为历史上一个能纳谏的有名帝王。

忽必烈即位伊始，面临的是一个历经战乱、百废待兴的局面，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他急于思治，特召见张雄飞和江孝卿说：“今任职者多非材，政事废弛，譬之大厦将倾，非良工不能扶，卿辈能任此乎?”江孝卿听了这话，摇摇头谢称“不敢当”。张雄飞则回答说：“古有御史台，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间疾苦，皆得言；百官奸邪贪秽不职者，即纠劾之。如此，则纪纲举，天下治矣。”

忽必烈听后很高兴，马上创立御史台，以前丞相塔察儿为御史大夫、张雄飞为侍御史。忽必烈特意对他们说：“卿等既为台官，职在直言，朕为汝君，苟所行未善，亦当极谏，况百官乎!汝宜知朕意。"

从此，忽必烈就将广开言路，纠正缺失的任务交给了御史台，以医治中书省、枢密院左右两手及谏阻皇帝缺失。继而，忽必烈又立诸道按察司及肃政廉访司等机构，以加强对地方的监察。

忽必烈曾经与李冶讨论历史和历史人物，忽必烈问李冶，魏徵何如?李冶回答说：“魏徵忠言谠论，知无不言，以唐诤臣观之，徵为第一。”忽必烈又问：“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李冶回答说：“今以侧媚成风，欲求魏徵之贤，实难其人。”

李冶在明确指出，当时溜须拍马、阿谀逢迎成风，难以寻找像唐朝魏徵那样敢于犯颜直谏的人。窦默也曾向忽必烈指出：“君有过举，臣当直言，都俞吁啸，古之所尚。今则不然，君曰可臣亦以为可，君曰否臣亦以为否，非善政也。”忽必烈看不惯这种阿谀逢迎之风，下决心予以扭转，真正打开言路，以便利国利民。

至元十四年(1277),王思廉为忽必烈讲读《资治通鉴》,讲了魏徵犯颜直谏的故事。王思廉说魏徵经常犯颜直谏，有一次，唐太宗很生气，回到后宫说，一定要杀掉魏徵。长孙皇后得知事情原委后，马上换上朝服向唐太宗进谏贺喜，说国有魏徵那样诤臣是皇帝之福，国家之福，只有皇帝虚心纳谏，大臣才敢犯颜直谏，这亦是皇帝英明的一种表现。唐太宗听了长孙皇后的话转怒为喜，与魏徵如初。忽必烈听了这个故事以后，让王思廉到皇后阁为后妃们讲演其说，也令大臣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目的就是要大臣们以魏徵为榜样，后妃们以长孙皇后为榜样，敢于进谏。他自己当然要以唐太宗为榜样，虚心纳谏。

有一次，忽必烈召见赵孟頫，问赵孟頫：“叶李与留梦炎孰优?”赵孟頫回答说：“梦炎，臣之父执，其人重厚，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叶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赵孟頫的意思是“梦炎优”。

忽必烈不以为然，说：“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当贾似道遵误国罔上，梦炎依阿取容；叶李为布衣，乃伏阙上书，是贤于梦炎也。汝以梦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赋诗讥之。”忽必烈认为叶李贤于留梦炎，就是反对“依阿取容”之风，倡导广开言路、踊跃进谏之气。

为了扭转阿谀逢迎之风，忽必烈无处不表现出鼓励进谏的样子，而反对那些溜须拍马之人。某天，一位猎者不慎将忽必烈一鹘(猎鹰)丢失，忽必烈见丢了心爱的猎鹰非常生气。一位侍臣见状，从旁边大声说：“宜加罪!"忽必烈对丢失猎鹰生气，而对别人的阿谀迎合更为生气，下令杖罚迎合的侍臣，而对丢失猎鹰的猎人则释而不问。

对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忽必烈都给予鼓励和表扬，比如，姚天福敢于“廷折权臣”,忽必烈很是欣赏，特赐名为“巴儿思”,“谓其不畏强悍，犹虎也”。

要扭转阿谀取媚之风，真正广开言路，光靠皇帝鼓励大臣们广泛进言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皇帝要有虚心纳谏的姿态。忽必烈在汉儒们的帮助下，逐步认识到了这一点。

忽必烈过饮马奶时，得了足疾，许国祯为忽必烈配制了草药，让他喝。忽必烈嫌“药味苦，却不服”。

许国祯劝道：“古人有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忽必烈听了没有说什么，但还是没有服药。

后来，忽必烈足疾发作，再召许国祯诊视，忽必烈对许国祯说：“不听汝言，果困斯疾。”许国祯回答说：“良药苦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愿留意焉。”劝忽必烈注意纳谏，忽必烈听后赠以七宝马鞍。

在这之后，忽必烈牢记“忠言逆耳”的话，对大臣们的进谏都能虚心接纳。

忽必烈受汉儒影响颇深，欲在宫廷中确立严密的等级礼仪秩序，曾对撒蛮说过：“男女异路，古制也，况掖庭乎。礼不可不肃，汝其司之。”撒蛮受任之后，对宫廷人员按照“礼”的规定严格要求。有一次，近臣孛罗因受忽必烈之命匆匆出宫，行道失次。撒蛮“怨其违礼，执而囚之别室”。忽必烈等了好长时间，不见孛罗回来，询问原因，方知被囚，急令撒蛮释孛罗之罪。撒蛮遂进谏说：“令自陛下出，陛下乃自违之，何以责臣下乎?”忽必烈听了这话深表赞许，说“卿言诚是也”。

还有一次，猎人亦不剌金狩猎时射兔，结果误中名驼，把名驼射死了，忽必烈一怒之下要杀死猎人。铁哥见状，进谏道：“杀人偿畜，刑太重。”忽必烈猛然醒悟说：“误耶，史官必书。”就把那个猎人放了。

伯撒王妃患了眼疾，一位医生用针灸治疗，因失误，把王妃的眼睛刺瞎了。忽必烈大怒，要处死那位医生。许国祯听说后，进谏道：“这位医生罪固当死，然原其情乃是恐怖失手所致。如果杀了他，以后谁还敢给王公贵族看病了?"忽必烈听了觉得许国祯说得对，特奖谕许国祯说：“国祯之直，可做谏官。”

至元十四年(1277)七月，忽必烈巡幸上都，驻跸于察纳儿台之地，留守大都的耶律希亮赶来奏事，奏对完毕，董文忠询问大都近事。耶律希亮说：“囹圄多囚耳”。

此时，忽必烈正倚枕而卧，听说大都监狱关了好多人，顿时从**坐起，忙问原因。耶律希亮奏曰：“近奉旨，汉人盗钞六文者杀，以是囚多。”忽必烈听了这话很是吃惊，忙问：“谁传此圣旨?”中书省臣回答说：“此旨实脱儿察所传。”

忽必烈就召来脱儿察询问原因。脱儿察奏曰：“陛下在南坡时，以此旨语蒙古儿童。”忽必烈听了这话一下想起来了，说：“前言戏耳，曷尝著为令式?”下令治了脱儿察乱传圣旨之罪。

耶律希亮奏道：“令既出矣，已经在民间造成了影响，现在必须明其错误，以安民心。”忽必烈对耶律希亮的说法很赞同，立即派耶律希亮返回大都，谕旨中书省，明文收回先前所传圣旨。

元灭亡南宋之后，忽必烈为控制亡宋之人，意欲把江南宋朝宗室及豪族大姓迁移到北方。叶李听说后，进谏道：“宋已归命，其民安于田里。今无故闻徙，必将疑惧，万一有奸人乘衅而起，非国之利也。”忽必烈听后立即消释了移民的打算。

至元二十一年(1284)春，右丞相和礼霍孙率百官奉玉册玉宝，为忽必烈上尊号曰“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诸王百官朝贺，喜气洋洋。

忽必烈高兴之余想大赦天下。

张雄飞知道后就进谏说：“古人言，无赦之国，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圣明在上，岂宜数赦!”忽必烈听了很高兴，赞誉张雄飞说：“大猎而后见善射，集议而后知能言，汝所言者是，朕今从汝。”于是，只降轻刑之诏。

忽必烈要求臣下直言进谏，也能做到身体力行，勇于纳谏。有时大臣忤旨，他不接受进谏，但也不怪罪大臣，事情过后，仍加抚慰。比如，忽必烈准备征伐日本，王磐入谏曰：“日本小夷，海道险远，胜之则不武，不胜则损威，臣以为勿伐便。”

忽必烈不听，而且还很生气。王磐见状很伤心，说：“臣赤心为国，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为从叛乱之地，冒万死而来归乎?今臣年已八十，况无子嗣，他心欲何为耶?"

第二天，忽必烈消气以后，觉得自己昨日对王磐的态度很不好，就遣侍臣以温言抚慰，使无忧惧，又将内府珍玩碧玉宝枕赐予王磐。

又有一次，尚书参知政事何荣祖反对桑哥理算钱谷，多次在忽必烈面前请求罢之，忽必烈不从，他就进一步恳请，“至于忤旨不少屈”,最后僵到忽必烈下令，他也不在文书上签字。就是这样，忽必烈也没有惩罚何荣祖。后来，理算钱谷使人民深受其害，忽必烈又想起了何荣祖之言，下令停止理算。

忽必烈确实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朕于廷臣有戆直忠言，未尝不悦而受之；违忤者，亦未尝加罪。盖欲养忠直，而退谀佞也”。直言者，均受到忽必烈的赞扬和重用。

在忽必烈的倡导下，阿谀逢迎之风有所改变，直言进谏的人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