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儒的帮助下以及自己亲身实践中，忽必烈十分清楚“人才乃治之本”和“天下治乱，系于用人”的道理，他非常相信成吉思汗说过的那句话“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资左手承之，然后能固”。因此，他特别重视选拔和任用帮助他治理天下的人才。

还是在身居藩邸的时候，忽必烈就认识到用人的重要性，他对唐太宗即位前在秦王府延揽了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等一批人才，终于成就了一代盛唐伟业。忽必烈意欲仿效唐太宗，广泛招揽四方之土，为成就自己的一番帝业做好准备。因此，他思贤若渴，闻才即拜，不惜礼贤下士，广聘人才。

忽必烈见身披袈裟的刘秉忠足智多谋，很有学问，即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后来令其还俗，为自己服务。

忽必烈听说赵璧有才，即遣使“召见，呼秀才而不名”。听说金朝进士李俊民是位贤才，便“以安车召之”。又听说金朝状元王鹗是人中之杰，即遣人召至漠北。至于“才器非常”的郝经、“有王佐略”的姚枢、以经术而知名的窦默、多才多艺的李冶、理学大师许衡、学优才赡的李昶、见识非凡的张德辉、金代文学泰斗元好问、聪明能干的张文谦等人，更是不能漏掉，千方百计地罗致而来。

正如李谦所描述的那样，忽必烈“始居潜邸，招集天下英俊，访问治道，一时贤士大夫，云令辐凑，争进所闻。迨中统至元之间，布列台阁，分任岳牧，蔚为一代名臣者不可胜纪”。

忽必烈即位以后，渴求贤士的精神仍然没有改变，他多次下诏征求人才，比如，至元十八年(1281),“诏求前代圣贤之后，儒医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之士”。

至元二十八年(1291),“复诏求隐晦之士，俾有司具以名闻”等等。

忽必烈闻听杨恭懿是位人才，不厌其烦，派人屡次诚心邀请，才请至京师，大有刘备三顾茅庐的味道。在忽必烈的倡导和真心真意求贤的感召下，其时，荐才、用才、惜才之风颇为盛行。

儒学和术数兼通的太子赞善王恂、很有大器的御史中丞程思廉、久著忠勤的户部尚书马亨、守正不阿的刑部尚书尚文、大科学家郭守敬、书画泰斗赵孟頫等人，都陆续被推荐入朝，并受到重用。

以往，人们在评论忽必烈用人时，常常认为忽必烈把人分为四等，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用人极其不公。实际上，忽必烈用人并非完全区分民族和地域，只要有才和愿意为他服务者，他都加以利用。

比如，在他所任的著名人物之中，有蒙古族的伯颜、安童、完泽、哈喇哈孙、玉昔帖木儿等；有汉人刘秉忠、张文谦、董文炳、董文忠、董文用、史天泽、王文统、赵璧、张启元、商挺、杨果、李庭、郑制宜、汪惟和、贺惟一、范文虎、刘整、卢世荣等；有南人程钜夫、赵孟頫、叶李、留梦炎、王龙泽、余恁、万一鹗、张伯淳、孔洙、凌时中等；有色目人不忽木、廉希宪、赛典赤赡思丁、阿鲁浑萨理、阿合马、桑哥等；还有西夏世族高智耀、契丹宗室耶律铸、拂林人爱薛、西域造炮专家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尼泊尔建筑艺术家阿尼哥、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西藏宗教领袖八思巴等。

在忽必烈任用南人程钜夫时，曾有人说“钜夫南人，且年少”,反对任用程钜夫。忽必烈一听大怒，说“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

在任用赵孟頫时，也有人说赵孟頫是被元朝灭亡的南宋宗室，恐非与元人一心，不宜留在皇帝左右，忽必烈不听，照常任用。

忽必烈广泛任用五湖四海的各族人，说明忽必烈用人并非严格划分民族界限，而是看其是否有才及其对自己的忠心如何，只要符合这两条标准，他都大胆启用。

当然，也毋庸讳言，忽必烈把蒙古人放在首位，而把汉人和南人放在低于蒙古人的位置上，那是忽必烈害怕汉人和南人不能倾心辅佐他所致，事实上，忽必烈这种担心和畏惧也是必要的，完全可以理解。

忽必烈还能注意量才用人。刘秉忠曾经向他建议说：“明君用人，如大臣用材，随其巨细长短，以施规矩绳墨。”忽必烈认为有道理，因此，特别注重利用人才的长处，以便分别发挥其作用。

比如，许衡等人深通儒家经典和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之理，但他们又有些流于空谈，不务实际，特别是对国家急需的理财问题一无所知，这样的人才就不是宰相之才，所以，当有人提出让许衡做宰相时，忽必烈不屑一顾。而让他去管理教育及备顾问，才是真正地发挥了许衡的长处。

忽必烈认为，宰相之才，需“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此三者，乃为称职”。他认为阿合马等人才可任宰相。

阿合马等人善于理财，忽必烈就任用他们理财，以发挥其特长，这是正确的。但阿合马等人又有贪污受贿和大肆搜敛的短处，忽必烈未能及时加以限制，致使其理财失败。

以往，人们都认为忽必烈任用阿合马、卢世荣和桑哥是其失误，实际上，忽必烈也是量才使用。平心而论，阿合马、卢世荣和桑哥也确实是理财人才，忽必烈任用他们并没有错误，只是在使用过程中没有对其商人贪婪的一面加以限制而已，所以出现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忽必烈用人不搞绝对化，不因一时一事而随意废弃人才。阿合马理财时任用了大批人，其中有不少人是当世之才。阿合马被王著锤杀以后，其奸贪之事暴露，忽必烈对阿合马之党进行了惩处。

随后，卢世荣受任出来理财，卢世荣有意任用一些阿合马任用的人才，但害怕人们说他与阿合马同流合污，特上奏忽必烈说：“天下能规运钱谷者，向日皆在阿合马之门，今籍录以为污滥，此岂可尽废。臣欲择其通才可用者，然惧有言臣用罪人。”

忽必烈很赞同阿合马所用之人“岂可尽废”的观点，同意任用阿合马时期的才能之士，回答说：“何必言此，可用者用之”。桑哥理财失败以后，有人上书建议，斥退那些在桑哥得势时“为诗誉桑哥者”。忽必烈大为不悦，说“词臣何罪!使以誉桑哥为罪，则在廷诸臣，谁不誉之!朕亦尝誉之矣”,坚持任用桑哥之党首恶分子以外的才能之士。

这种将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之党首从分开，不因一时一事而废弃人才的做法是正确的。无怪乎封建史家说忽必烈“度量弘广，知人善任”,忽必烈确实是一位具有政治家风度和雅量的伟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