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熙四十三年(1704)起，康熙皇帝逐步改变了开矿政策，向禁矿倒退。问题是由防止矿徒聚众闹事提起的。

康熙四十三年，康熙皇帝发布一道上谕，说“开矿事情甚无益手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俱着不准行”。次年六月十八日，户部题复御史景日珍奏疏，以商民何锡在广东海阳县所开矿场，“聚众几至十余万，强梁争竞，时时有之”,建议“永为封闭”。恰好何锡本人也以所得矿砂“不敷工费”为借口“具呈恳罢”。于是，经康熙皇帝批准，将这个商民兴办的规模最大的矿厂封闭。康熙五十年(1711),又以湖南产铅地方，“山深谷邃，境通黔粤，苗、瑶杂处，开采不便”,决定“永为封禁”。

这样一来，不仅限制生产，还控制销售。康熙四十四年(1705),云贵总督贝和诺废止余铜“听民自售”的旧制，改行“放本收铜”的政策。除二分缴税之外，其他八分余铜禁止私卖，均由官设铜店以低价收购，称“官买余铜”。此外，收课时尽量勒索，收铜时加长秤头(康熙五十年，每百斤秤头加长到五十斤),给价时又任意克扣、拖延，进行额外榨取。矿民无利可图，或缩小生产规模，处于半关闭状态，或被迫倒闭，另谋生路。

康熙皇帝对禁矿比较慎重，仍以防乱为前提，对开矿贫民的处境有所考虑，方法比较灵活。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他从四川提督康泰奏疏中得知：四川一碗水地方，聚集万余人开矿，派官兵驱逐，但“随逐随聚”。他觉得这些偷开矿厂的人们，都是些“无室可居，无田可耕，乏产贫民”,全然禁止开矿，“伊等何以为生”。如果能像云南那样，矿产颇多，还可以资助军饷，所出不多，地方官亦应设法“使穷民获有微利，养赡生民，但不得聚众生事，妄行不法”。他与大学士、九卿议定了一个区别对待的政策：一、云南督抚雇本地人开矿及商人王纲明等在湖广、山西各雇本地人开矿照准；二、其他省所有的矿，未经开采的，或初开采的，严行禁止；三、各省本地穷民现在开采者，或久经开采，贫民用很大力量筹办资本，以之“为衣

食之计”的，不禁止，地方官查明姓名记册，听其自开；四、若别处之人往开及本地殷实之民霸占者，即行重处。

其实，康熙皇帝这时的思想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说“天地之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另一方面又恐生事端。后者实际占支配地位，允许开采和禁止开采都着眼于不生事。上述政策贯穿了康熙皇帝的这种思想状态。由此可见，其基本精神是发展官办矿业。除云南督抚外，王纲明是当时著名的皇商，直属内务府，康熙皇帝放心。而对民间开采，包括地主、商人、贫民在内都加以限制或干脆禁止，尤其不许民间开大矿及大规模开采，以免聚集人多出事。为了防止出现流民，也不许跨省开采。在严格管制之下，允许贫民在本地小规模开采，同样是恐小民失去生计而闹事；限于已开的，未开的一律不许再开。这种消极防范的思想和政策，是难以发展起矿业的。康熙五十三年(1714),“豫省有矿地方，停其创挖”;康熙五十四年(1715),“云南诸臣，有请开掘银矿者”,大学士李光地提出“矿徒聚之极易，倘将来矿尽，此辈将何法以散之”,康熙皇帝对此表示赞同，鉴于明末矿徒造反的教训，虽系诸臣所请，亦不准开采。同年，广州等府属矿山，因聚集多人，“严行封禁”;康熙五十七年(1718),“川省各厂，通行停止”。此后广西亦是照此办理。后来，广东、湖南、四川、河南的矿厂，都被严令禁止了。位居全国矿业之首的云南，其铜铅矿产，是国家铸钱的原料来源，允许开发。但也废止了“听民自售”的政策，禁止私卖。并禁开银矿；封禁一部分铜矿，康熙四十九年(1710)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九年间，封闭了开太、羊脚迹等五厂。执行这一政策的后果，不仅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了矿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和发展，而且一度造成矿业生产的衰落。以云南铜矿为例，由于民营矿厂大多被封闭，铜产量大为下降。雍正元年(1723),云南全省铜产量为一百余万斤，课银二万余两，较康熙四十四年(1705)税课八万多两，减少四分之三。由于禁矿引起矿民失业，地方收入减少，遭到广大人民群众和地方官的反对。人民开展以“私挖”“盗矿”为主要形式的反禁矿斗争，成为康熙后期及雍正时期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雍正皇帝继承了康熙皇帝禁矿政策，比康熙皇帝更甚一层。但社会经济发展的巨流毕竟是不可抗拒的，乾隆年间，终于重新调整矿业政策，使矿业得到发展。

康熙后期，将开矿改为禁矿，实行矿业政策的倒退，绝非出于孤立和偶然。由于土地兼并，吏治腐败，农民处境每况愈下，社会阶级矛盾趋于尖锐，小规模的农民暴动时有发生，成为康熙皇帝晚年的一大烦恼。这时，他对“闹事”异常敏感，倍加防范，凡事以“不生事端”为要。本来，随着矿业的发展，必然带来贫民越省流动，矿场聚集众多拟从事矿业的无业人民，完全可以理解。应当说，这是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前进中的正常现象。即使与政府之间，或矿民、流民之间，发生种种矛盾、纠纷，也不奇怪，可以在事业发展中不断地进行解决。但封建帝王还未重视起工矿事业，更不理解人民，难以正确认识这一社会现象。他从清王朝江山的巩固出发，只能采取保守的政策。不仅矿业政策，其他对内对外政策也都有同一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