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从治理国家的需要出发，重视经书，尤其重视历史。他从广义上理解，认为《尚书》《春秋》等经传即是史书，因此，《四书》尚未学完，便主动提议将《通鉴》与之参讲。后经儒臣议复，认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过于详备，而朱熹所辑《通鉴纲目》,系从《资治通鉴》中提纲分目，摘编而成，“尤得要领”,乃决定从《通鉴纲目》中“择切要事实进讲”。康熙皇帝听讲之后，颇有收获，但兴犹未尽。于是自康熙二十四

年(1685)三月起，将《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纲目大全》三书，详细通读，“以朱笔亲加点定”“不但错误者悉加改正，即缺失者亦皆增补”。至次年年底，批注达一百零七则，后由翰林院编修励杜讷奏请，经礼

部、翰林院议复，决定交起居注馆记注，以备将来增入史书。康熙皇帝的这些研读心得，先在满文《通鉴纲目》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大约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底或次年年初开始，康熙皇帝决定在内廷设局，翻译《通鉴纲目》,并亲自校阅、注疏翻译文稿，三年如一日，极为勤奋认真。他在康熙三十三年三月初二所撰《序文》中写道：“朕躬亲裁定，为之疏解，务期晓畅无遗，归于至当而后止。立有程课，自元旦以至岁除，未尝有一日之间，即巡幸所至，亦必以卷帙自随。迄今三年有余，全集告俟，将镘梓颁行。……凡我臣工，其各殚心观靡，以体朕黾勉法古之意。”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诸臣辑成《御批通鉴纲目》五十九卷、《通鉴纲目前编》十八卷、《外记》一卷、《通鉴纲目续编》二十七卷。其中有未得要领之处，康熙又“亲御丹毫，详加论定”。康熙五十一年(1712),又钦定《历代纪事年表》一百卷，上起唐尧，下迄元末，仿《史记·年表》《通鉴·目录》之体，编年系月，条列其大事，经纬交贯，始末兼该，足为读史之纲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纂修《明史》工作在康熙朝取得了重要成绩。《明史》纂修时间很长，自顺治二年(1645)开局，至乾隆四年(1739)定稿，为期九十五年，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这中间时断时续。其主要工作基本是康熙时期完成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六月，以全部四名现任满汉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李蔚、王熙及部分内阁、翰林院学士，补充为监修总裁官及总裁官，标志《明史》纂修工作已经纳入国家重要议事日程。

康熙皇帝把修《明史》视为清朝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必须修好，令后人心服。他说：“明史关系极大”,修得好环，“后有公论者”“不畏当时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尤其是他觉得自己的责任尤其大，“若明史之中，稍有一不当，后人将归责于朕，不可轻忽也”。所以，他对修《明史》特殊重视，因而所定标准很高，要求极为严格。他专为《明史》写一篇文章，令大学士，晓谕九卿大臣，其中提出“《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基于这种思想，他经常询问《明史》编写进度，亲自逐册审阅原稿，发现问题，进行商榷。经过几次增删，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形成为三百一十卷的全稿。后经雍正朝的修订，至乾隆初，便形成了后来通行的三百三十二卷(另有目录四卷)本《明史》。后人认为，《明史》虽然仍有某些不足之处，但确实是五代以来所修各史中最好的一部。

康熙皇帝在长期修史中，形成自己的治史思想。他的治史思想在修《明史》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其主要之点有三个：

其一，主张据实直书，反对空言文饰。修《明史》过程中，康熙皇帝一再谕令地方官博采遗书，及时送京；告诫纂修官等，注意利用《明实录》等原始史料。他发现有人撰写时只注重辞藻修饰，忽视史料运用，便对大学士等说：“史事所关甚重，若不参看《实录》,虚实何由悉知?他书或以文章见长，独修史宜直书实事，岂可空言文饰乎?”当然，《实录》亦有讹谬，故又提倡用时“务宜考核精详”。为防止史官挟私妄为，断章取义，他决定“明代《实录》及记载事迹诸书，皆当搜罗藏弃，异日《明史》告成之后，新史与诸书俾得并观，以俟天下后世之公论”。满族先世建州女真曾臣属明朝，《明史》予以回避，但《明实录》却有所反映，后世考证建州事，多以之为据。由此可见，并存《实录》“令后世有所考据”,实际上是康熙皇帝“直书实事”思想的补充。

其二，主张秉公论断，反对讥贬前朝。康熙皇帝鉴于“宋史成于元，元史成于明，其中是非失实者多，是以至今人心不服”的教训，强调《明史》必须使后人心服。为此，作史之人必须排除各种偏见。明末党争激烈，门户之见甚深，康熙皇帝针对这种历史现实，告诫诸臣：史书传信于后代，关系最重，必须据实秉公论断，力求正确，防止偏颇。向来后朝作史习惯于讥贬前朝。“元人讥宋，明复讥元”“今之史官或执己见者有之，或据传闻者亦有之，或用稗史者亦有之，任意妄作，此书何能尽善”,对此，康熙皇帝明确表态“朕并不似前人辄讥亡国也，惟从公论耳”。并率先垂范，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价明朝历史。他对大学士等说：“观明史，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主。我朝现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且明代无女后预政、以臣凌君等事，但其末季，坏于宦官耳”“有明二百余年，其流风善政，诚不可枚举”。这里，姑且不论他对明朝是非的认识是否恰当，仅从他对明史的态度来看是端正的。既作全面的观察，不以点代面，又具体分析，指出某时、某事值得肯定或应否定，特别是承认清朝多有因袭明朝之处，其胸怀之坦**令人折服。为了同一目的，康熙皇帝反对使用“故明”“废藩”等轻蔑的称谓，规定“以后本章，凡‘故明’‘废藩’字样，应悉除之”。除了历史的偏见而外，修史中撰稿人的认识也容易有片面性或不尽完善之处，康熙皇帝提倡“彼此虚心，互相推究”,反复修改。他举例说：“即如朕所制之文，亦常有参酌更定之处。今观翰林官所撰祭文、碑文，亦俱不乐改易。若不稍加更定，恐文章一道流于偏私矣”。

其三，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以利于后世。康熙皇帝治吏，立足现实，处处以亡明为鉴，极为注意总结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史官以清流自居，沿袭东林观点，认为明朝亡于太监。康熙皇帝也认为明末坏于太监擅权。但他经过仔细分析，感到朋党纷争对明朝的危害更不可忽视，他对修史诸臣说：“崇祯之诛锄阉党，极为善政。但谓明之亡，亡于太监，则朕殊不以为然。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门户胜负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乃以国祚之颠覆，尽委罪于太监，谓由中官用事之故，乌得为笃论耶!……作史之道，务在秉公持平，不应谬执私见，为一偏之论。今特与诸臣言之，宜共知此意。”他总结出党争是导致明亡的原因之一，受历史经验的启发，对现实的党争极为警惕。后来他训迪大学士等说：“明时臣工不能秉公，颠倒是非，挟仇弹劾，此风不可不戒。”此外，他对明末君臣隔绝、崇祯委过臣下、臣下欺瞒皇上等事，也都念念不忘。臣下向他隐匿灾情，他联想明末的教训，对大学士等说：“朕历观前史，凡事皆坏于隐匿。”明代盗贼情形，全部隐匿不报，结果，盗贼已到门前尚然不知。旱涝之灾，民生疾苦，自古有之，上报有什么不好?所以他要求“督抚凡事皆据实奏闻，预为防备”。

康熙皇帝主持纂修当代史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康熙二十一年(1682)十月，根据臣下奏请，决定纂修《平定三逆方略》。以大学士勒德洪等为总裁官、内阁学士阿兰泰等为副总裁官、纂修官。至二十五年(1686)十一月，纂修完毕。勒德洪等以《平定三逆方略》四册进呈康熙皇帝过目。康熙皇帝从中发现“其中舛错颇多”,甚至竟援引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一事相比附，因而指出：“吴三桂等非宋功臣可比，乃唐藩镇之流耳!”类似谬误，尚有多处，一一加以签标注，令纂修官“酌改”。从修《平定三逆方略》起，他开创了新的史体——《方略》。之后每当统一国家、巩固边疆、取得新的胜利时，康熙皇帝都要下诏设馆，依据当时奏报和有关谕旨、诗文、碑文等，“纪其始末，纂辑成书”。故有《平定海寇纪略》《平定罗刹方略》《平定朔漠方略》等书流行于后世。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月，康熙皇帝采纳山东道御史徐树毂的建议，决定纂修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国史》,正式设立“三朝国史馆”,任命大学士王熙等为监修总裁官、总裁官，要求“勿尚浮夸而乖情实，毋徇偏见而失公平，毋过质略而不周该，毋务铺张而词多繁缛。务期事归确核，文极雅驯，勤以董成，敏而竣事”。修当代史，时间近，资料全，事皆亲睹，言为可征，固然方便，但因牵涉在世的人较广，利害相关，瓜葛亦多，不能很快竣事。直到十余年后，开国功臣传的体例尚待康熙皇帝亲自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