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酷爱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留意典籍，编订群书”。执政期间，除派人编修《实录》《圣训》《会典》《一统志》及赋役、漕运、盐法等书之外，还组织文人、学者编撰经、史、文学等方面的书籍不下数十种。他对每部书都给予认真、具体的指导，从编辑体例、指导思想、资料来源等各方面，都作周密的考虑，甚至亲自动手，整理调查结果，批注读书心得。当时宫内设有几座修书处，例如：蒙养斋专修天文、历数、音律等方面的书籍；佩文、渊鉴二斋，专修经、史、文学方面的书籍。还有专门从事翻译满文、蒙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清文经馆。武英殿设有修书处及修书翰林。凡编辑、翻译及出版机构，均统领于武英殿总管。其机构设施相当完备。此项活动的开展，对我国古代文化贡献颇大。

一为字书。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康熙皇帝即提出修一部满文字书——《清文鉴》。他对侍臣说：“此时满洲，朕不虑其不知满语，但恐后生子弟渐习汉语，竟忘满语，亦未可知。且满汉文义照字翻译，可通用者甚多。今之翻译者尚知辞意，酌而用之，后生子弟未必知此，不特差失大意，抑且言语失当，关系不小。”他将这一任务交给翰林院学士傅达礼，令他将满语照汉文字汇发明，某字应如何用，集成一书，使有益于后学，但不必急于求成，要注重质量。编修过程，儒臣分类排纂，日以缮稿进呈。康熙皇帝亲自秉笔，逐一审订。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六月，全书告成，共二十一卷。十一月初五，康熙皇帝将此书颁赐王以下、内外文武大臣各一部。这时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更加显示出《清文鉴》的重大意义。自从清朝定都北京之后，满汉广泛接触，尤其是八旗兵派往各地驻防，使满语语音已混有当地乡音韵味，这样便失去了纯满语的音调。《清文鉴》的出版，虽然并未能将各地的满语方言全部厘定与统一，但至少保持了官方通行的书面满语的规范与纯正。不仅便利于当时的流通与应用，而且造福后世。两年后，康熙皇帝又命教习唐古特书之官员阿尔必特祜、乾清门侍卫拉锡，会同蒙古诗读学士、中书等，编修《满洲蒙古合壁清文鉴》。继《清文鉴》之后，康熙皇帝又倡导纂修汉文字书，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康熙字典》。伴随国家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和封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有一部更加完善的新字书。

康熙四十九年(1710)三月初九，康熙皇帝向南书房侍直大学士陈廷敬提出编修汉文字书的初步设想：“比年以来，如《朱子全书》《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广群芳谱》,并其余各书，悉加纂修，次第告成。至于字学，并关切要，允宜酌订一书。”编一部什么样的字书呢?据他“参阅诸家，究心考证”结果，历数了过去字书某些不足之处，尤其针对明代所编《字汇》《正字通》两书，说：“今欲详略得中，归于至当，增《字汇》之阙遗，删《正字通》之繁冗，勒为成书，垂示永久。”不久，便成立了编书机构，任命张玉书、陈廷敬为总阅官，凌绍雯等二十七人为纂修官，陈世信为纂修兼校刊官。该书历时五载，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修成，康熙皇帝钦定书名为《字典》,意在使臣民“奉为典常”“以昭同文之治”,使之为巩固统一、促进，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服务。因该《字典》系康熙皇帝亲自主持编纂，所以后人通称《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吸收历代字书有益成分，融会总合，并加以补充发展，达到封建时代字书发展的顶峰。其突出特点是收字最多，达四万七千零四十三字。此外，在辨形、注音、释义、引例等方面，都比以前的字书完备、细密、适用。编排体例，采用《字汇》《正字通》两书行之有效的部首检字法，并将部首及部中之字均按笔画为序，查阅较为便捷。

二为类书。《新唐书·艺文志》始创“类书”一目。它兼收四部诸书，分类抄撮而成，近似现代的百科全书。康熙皇帝最初还没有作一部全新体例的大型类书的想法，只想在唐宋所修类书中选一部比较好的，为之编一部续集。隋以前的类书如《皇览》《类苑》《华林遍略》《修文殿御览》等等早已亡佚。所存《唐类函》《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等类书，均为唐宋时所修。康熙皇帝浏览载籍，见分类诸书虽各有所长，尚多未备。其中，唯俞安期所撰《唐类函》还算比较详细，但自唐以后的典故、艺文亦未采寻。因此，他在康熙三十三年

(1694)五月命翰林院官员“可依《唐类函》体例，自唐迄明，辑成完书，以资观览”。据此，张英等人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编成《渊鉴类函》,为《唐类函》的续集。

但是，《渊鉴类函》开编以后，康熙皇帝又觉得过去的类书都不理想，国家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以及人才的发现，于是又决定再编一部新的大型类书——初名《汇编》,后来康熙皇帝赐名《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的实际主撰人陈梦雷，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康熙九年，他未及二十岁而中进士，授编修，的确是罕见的人才。耿精忠叛乱时，他正居乡省亲。耿精忠以武力胁迫陈梦雷为官，但陈并未从，但事平被诬为逆党拟斩，因奉康熙皇帝特旨，从宽免死，他被发往盛京给披甲人为奴，从此沉沦异乡。

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皇帝东巡，陈梦雷御前献诗，面谨陈述，蒙恩召还，命侍皇三子城郡王允祉读书，赐宅城北，安置家属。陈梦雷到诚郡王府之后，因为准备给王爷进讲，便开始将古代书籍，按类加以归纳整

理。他在《进汇编启》中说：“雷，赋命浅薄、气质昏愚，读书五十载而技能无一可称，涉猎万余卷而记述无一可举，深恐上负慈恩，惟有掇拾简编，以类相从，仰备顾问。”这时正值康熙有意汇编大型类书之际，允祉奏报陈梦雷学术基础及其对古籍的初步的整理情况，便钦奉父命，将编书任务承揽下来。允祉回府对陈梦雷说：“《三通》《衍文》等书，详于政典，未及虫鱼草木之微；《类函》《御览》诸家，但资词藻，未及天德王道之大。必大小一贯，上下古今，类列部分，有纲有纪，勒成一书，庶足大光圣朝文治”。允祉又在城西北的水村购得庭园一所，作为修书之地。康熙皇帝爱惜陈梦雷文才出众，给予特别鼓励，除“指示训诲，钦定条例”外，并亲至陈梦雷斋中，书“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联句相赐。陈梦雷以颠沛之余，得返京师，承蒙知遇，发挥所长，真是喜出望外，因此，“目营手检，无间晨夕”,工作极为勤奋，进展也非常迅速。他在《进汇编启》中写道：“雷，闻命踊跃，喜惧交并，自揣五十年来无他嗜好，惟有日抱遗痛，今何幸大慰所怀。不揣蚊力负山，遂以一人独肩斯任。谨于康熙四十年十月为始，领人雇人缮写，蒙我王爷殿下，颁发协一堂所藏鸿编，合之雷家，经、史、子、集，约计一万五千余卷，至此四十五年四月内，书得告成。”他同时提出校订和修改办法，请皇子胤祉一并转奏皇帝，委人修订，出版发行。

康熙皇帝对所进《汇编》极为珍重，特赐名为《古今图书集成》,并立即组织儒臣编校。他还决定用最新的印刷技术——铜活字印制该书，派人制造大量铜铸活字板，储于西华门外北长安街路东武英殿活字板处。由于该书规模宏伟，修订缮校及刻铸铜字等，均颇费工时，故使出版时间拖延下来。加之康熙皇帝晚年出现了储位之争，也使该书出版受到一定的影响。康熙五十一年(1712)九月，太子胤仍再度被废，与其关系密切的皇三子胤祉和陈梦雷，都受到一定的牵连。政治上的不利因素，又使大型类书的出版被进一步拖延。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康熙皇帝去世，其四子胤祯即位，年号雍正。允祉被贬守护康熙墓——景陵，七十二岁的白首翁陈梦雷，再次被谪戍关外，“投老荒戍，其名未显。至其所撰《松鹤山房诗文集》,亦湮没未彰，为文人中至小辛者”。雍正命尚书蒋廷锡等人“督承在馆诸臣”,修订《古今图书集成》。蒋廷锡对该书仅作极少一部分校订，即删去撰人姓名，雍正皇帝亲自作序，于雍正六年(1728)印刷六十四部。《集成》一书虽然流传下来，但有关该书纂修经过以及所有康熙皇帝谕旨，全部从《实录》中删除，以至雍正、乾隆虽然一再肯定其父、祖组织编撰《集成》的功绩，然而后人却无法从官书中了解详情。

《古今图书集成》一书有以下显著特点：第一，分类细。全书分六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部下复分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项。如此分门别类，为读者翻检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第二，卷帙多。全书共计一万卷，分订五千册，装为五百二十二函，每函八至十册，另目录二十册，总字数达一亿，仅次于明初的《永乐大典》。《永乐大典》虽然卷帙更为庞大，达二万余卷，三亿余字，然系按韵编次，以多为尚，与《集成》的分类剪裁方法不同。而且，《永乐大典》仅有抄本二部，正本早毁，副本也散逸，所存无几，不如《集成》完好无缺。第三，内容丰富。陈梦雷在《进汇编启》中说：“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遗，其在稗史子集者，十亦只删一二。”雍正皇帝也肯定《集成》,“能贯穿古今，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备具，询为典籍之大观”。当然，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集成》的分类未必合理。如将“烟火”归于乾象典，将“农”分属艺术、食货、考工三典等。所编史料的来源、年代等，有时注释不够详细。

三为文学书。康熙皇帝自幼嗜读古人文选，曾将秦汉以及唐宋诸名作，以有关风化、有益世用者为主，汇为一书，逐篇亲加评论，名曰《古文渊鉴》,在康熙二十四年刻印颁赐，以广传于天下。他自己“常置案头，以备温习”,并要求诸臣认真研读。他认为，《古文渊鉴》与《通鉴》一样，都是有关治道的书，理应随时翻阅。有一次北巡塞外途中，他发现，随侍内阁、翰林院、参事府官员，都将这两部书带在身边，他很满意，称赞说：“凡为仕者，无论文武，皆须读书，探讨古今得失，加以研究。尔等携带诸书，以备问答，甚善。"

康熙皇帝十分欣赏唐诗，喜读唐太宗、欧阳修的作品。他在《讲筵绪论》中说：“诗以吟咏性灵，如唐太宗诸篇，未有不以天下黎民为念者。欧阳修《憎苍蝇赋》,题虽小，喻谗人乱国，意极深长，每喜读之。”康熙四十五年(1706)五月，康熙皇帝命江宁织造曹寅在扬州天宁寺设立刊刻《全唐诗》书局，派庶吉士俞梅到扬州作筹备工作，旋派侍讲彭定求、编修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铱、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琛等从事校订编辑《全唐诗》工作。彭定求等据明人胡震亨所编《唐音统签》及清初季振宜据钱谦益旧稿补订编撰的《唐诗》为主，“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又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凡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全书共九百卷，收诗比较全，并做了一些校补和订正，对研究唐代历史和文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而且此书按正史次序编排，先帝后，次宗室诸王公主妃嫔等，十国诸帝王诗附于诸王之后，妃诗附于宫嫔之后，其他作者“一依时代分置次第”,易于查找，方便使用。

曹寅奉命维谨，组织人力精工写刻。他给康熙上奏折说：“臣细计书写之人，一样笔迹者，甚是难得；仅择其相近者，令其习成一家，再为缮写。”从康熙四十四年(1705)七月到次年十月，全书编写刊刻告成，果然书写一笔不苟，镌刻字迹秀丽匀称，精美绝伦，别具风格，成为康熙时期所刻书籍的代表作，被后世称为“康版”。当然，由于时间紧迫，编辑人员有限，书中也存在错收、漏收、重复以及作者小传谬误等问题。

在编纂《全唐诗》同时及以后，还编有《历代题画诗》《历代诗宗》《四朝诗》《全金诗》《御选唐诗》等书。康熙所著诗、文，由臣下整理成《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共一百七十六卷，分四集陆续出版。

四为经书。康熙皇帝凡在经筵日讲时听过的经书，均令刊刻颁行，并为之作序，如《日讲书经解义》《日讲易经解义》《日讲诗经解义》《日讲春秋解义》《日讲四书解义》《经筵讲章》《日讲通鉴解义》等。并且，满文译本几乎同时翻译出版，并先期颁赐。满文译本的及时出版，不仅有利于满人学习这些古典汉文书籍，也有利于西方传教士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因为传教士学习满语比学汉语容易得多，只需不太长的时间，就可以依靠满文译本使用汉语书籍。由此可见，翻译出版经书，在客观上促进了满汉及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

康熙皇帝虽然热衷于著书，但未钦定编写治河书。康熙四十三年(1704)三月，河道总督张鹏翮请将上游治河事宜，敕下史馆汇集成书，永远遵守。礼部议复：“应如所请”。康熙皇帝则不以为然，主要理由有两个：一是“河性无定，岂可执一法以定之?惟委任得人，相其机宜而变通之，方有益耳”,如不计后果，硬性规定，“不但后人难以仿行，撰之已心，亦难自信”;二是“河工尚未告竣，遽纂成书可乎”,因而决定“纂书之务，著不必交翰林院”,但私人著述不限。此外，康熙皇帝对有伤风气的“小说**辞”及荒诞不经的街头文字一概严禁，违者治罪。当然，禁书也应具体分析。其后代遵此戒律，为维护封建礼法，曾将《红楼梦》等名著误当**书，长期予以严禁。

总之，在康熙皇帝的主持并直接参与下，康熙朝在史书、字书、类书、文学书、经书编著、整理、出版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应予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