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尊孔崇儒；即位后，便把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作为其统治思想加以推崇。这种推祟完全出于笼络汉族士大夫、掌握文化思想统治权以巩固清政权的需要。尤其宋明理学，将儒学进一步哲理化、系统化，更便于利用。康熙皇帝便把宋明理学奉若神明，在他看来，为君者不可不悟。他“手不释卷，数十年来，方得宋儒之实据”“二程之充养有道，经天纬地之德，聚百顺以事君亲”。至于朱老夫子，他更是推崇备至，称为“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故“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

康熙皇帝还经常与大臣们研讨理学，使朝廷官吏都能笃信其说。不仅如此，为利用它作为其统治思想，特命儒臣重修明永乐时编纂的《性理大全》,命熊赐履、李光地等纂辑《朱子全书》,他亲自作序。此外，还令人撰修了《性理精义》《周易折》等理学名著。这些书都得以发行各地。康熙皇帝还将朱熹正式升配孔庙，序为十一哲，各省学府、孔庙采取相应措施，由此使朱熹的地位空前提高。朱熹所著四书，由清政府明令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以致形成“非朱子之传义不敢信，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社会风气。康熙皇帝因此被称为理学皇帝。明末清初，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抨击程朱理学，批评封建纲常和君主制，思想界出现了活跃局面。封建统治者称之为异端邪说，所以清初顺治皇帝即已奉行尊孔崇儒政策。康熙皇帝为了巩固清朝江山，进一步用程朱理学禁锢社会思想，控制舆论，这与清朝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在全国实行封建政治，经济统治是相适应的。

不过，康熙皇帝一生励精图治，不断求索、实践，不满足于固守旧业，力争开创新篇、有所前进。因此，虽然他一生始终推崇与提倡程朱理学，但他对程朱理学却与当时理学家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与理学并不相同的思想，这就是他的从实际出发、身体力行、讲求实效的求实思想，即所谓“君临天下之道，唯以实心为本，以实政为务”。他的求实思想既体现在认知方面，也体现在政治思想方面。

康熙皇帝与许多帝王不同，他反对生而知之、皇帝才智“天授”之说，比较重视实践的作用。历来人们视皇帝为真龙天子，不同于凡人，是生而知之的天才。当然康熙皇帝也不例外，有人说他的知识和才能皆“由天授，非人力可及”。康熙皇帝听后，反驳说："尔等试思，虽古圣人，岂有生来即无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学习而成。务学必以敬慎为本，朕之学业皆从敬慎中得来，何得谓天授，非人力也?”由此可见，他坚信人的知识和才能并非生来就有，而必须通过学习和实践才能得到。他“生性好问”,不仅向著名学者询问，还经常求教于普通群众，其中包括侍卫、宦官、保姆及年长者。每次见到他们，总要提出一些问题，或问其“以往经历之事，而且记于心”,或问己所不知之事，请予解答，从中获益匪浅。他深有体会地说：“粗鄙之夫，彼亦有中理之言”。

康熙皇帝勤奋好学，其知识极为渊博，但不盲从书中所言，认为未必全然正确和真实。他举例说：“即如(史书)所载，项羽坑秦卒二十万。夫二十万卒岂有束手待毙之理乎?”为了获得真如，就需结合以实际调查。如：古人认为塞外蒙古迁徙无常，逐水草而居，似乎无一定居处，可以任意栖止。康熙皇帝亲历其地，调查研究，发现蒙古也有固定居处。他分析说：“不知塞外地虽空旷，亦有水草不能相兼者。若有草无水，虽欲驻牧于此，其势断有所不能。是知毡庐毳慕，常有不定之形，而其实则不越乎平日所居之故址也。”由此，他指出“塞外情形不可臆度，必亲履其境然后能知之”。

康熙皇帝主张读书穷理，讲求治道，学以致用，身体力行。有一次，康熙皇帝听讲《中庸》之后，问讲官知行二者哪一个更加重要?讲官叶方霭以两可之言回答，康熙则十分肯定地说：“毕竟行重，若不能行，则知亦空知。”为什么说行重?关键是学与知的目的在于应用，在于指导行动；若不用、不行，学与知便失去其价值。所以读书，要学以致用。他以自己的体会说：“明理最是紧要。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措施。故明理之后，又须实行，不行，徒空谈耳!"

当时理学家中大多数人坐而论道、理论脱离实际，引起康熙皇帝的不满。他毫不留情地批评说：“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皆讲道学之人，然而各不相合”“昔江苏巡抚汤斌，好辑书刊刻，其书朕俱见之，当其任巡抚时，未尝能行一事”“竟不能践其书中之言”。他批评熊赐履华而不实，好务虚名：“熊赐履所著《道统》一书，王鸿绪奏请刊刻，颁行学宫，高士奇亦为作序，乞将此书刊布。朕览此书内，过当处甚多。凡书果好，虽不刻，自然流布，否则虽刻何益?道学之人，又如此务虚名而事干渎乎?”由于理学家言行脱节，而引起康熙皇帝提出理学真伪问题。他对讲官张玉书等人说：“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背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符合，此即真理学也。”

为什么言行不符?康熙皇帝认为这都是私心作怪。康熙三十三年(1694),他在丰泽园以“理学真伪论”为题，对翰林院全体官员进行考试，以引起人们对理学真伪问题的注意。品德是行为的主要内容，有学问而无道德，同样属于知行脱节、学而不用。“人当以立品为主，学问次之”“有学问而无人品，其所学亦何足道哉”。康熙皇帝不仅对理学家故习持批评态度，而且对他们愚腐不堪的政治主张亦行排斥。理学家主张夫死妇殉，照例旌表。由于有人提倡，所以社会上夫死妇殉之风虽已屡次禁止，但是难以根除。康熙皇帝“见京城及各省从死者尚多”,毅然下令“嗣后夫殁从死旌表之例，应行停止。自王以下以及小民妇人，从死亦应永行严禁”。康熙皇帝一生好学，正如他自己所说“朕一生所学者，为治天下，非书生坐观立论之易”。他将所学、所知，结合国家实际加以发挥和运用；亲自决策、部署，并直接处理国事，整饬吏治、巡访民情，作科学实验，指挥作战，可谓兢兢业业，堪称学用一致、知行合一的典范。

关于天与人的关系，康熙皇帝并未否定“天”“天命”“天理”,但在他一生思想与政治活动中，又常把“天”“天意”“天理”寓于人事之中，用比较科学的道理解释事物，从而更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承认天命，但反对屈从天命、无所作为，认为人经过努力能改变和决自己的命运。

对治理国家的办法，康熙主张因人、因地而有所不同，不强求一致。用汉人之道治理其他民族，便不适宜，其他各民族之间也有差别。他说：“治天下当宽裕仁慈，加惠以因人性，不可拂逆。即如满洲、蒙古各方之人，饮食日用，其性各殊，必欲一之则乱，亦断不可行也”“拂人之性，使之更改，断不可行。譬如陕西、江南百姓，令其易地而居，则不但彼处田土此不能耕，此处器械彼不能用，即水土亦多不服”。

康熙皇帝与其他帝王相比，他对自己的认识比较接近于实际情况。他不愿接受过分的颂扬，禁止人言祯符瑞应。康熙五十六年(1717),他对诸皇子及满汉大学士等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他把自己看作人，不愿被人们神化；不追求虚荣，一生保持谦虚美德；豁达大度，宽厚待人，“穆然清静，处之以和平”。有一次讲官讲《易经》丰卦三节，说“骄心一生，何所不至，治者乱之机也”。康熙皇帝连声称赞说，“这所发明极是。满招损，谦受益。圣人久安长治之道只在持满而已”。官员中有人自负高才，写出文章不许别人改动一字者，康熙皇帝认为这是可鄙的作风。他公开声称自己游五台山时所撰碑文“结构未能精当”,特请满汉大学士等“详加修饰，斟酌尽善”,并说“朕所撰文字，有能润色改易者，朕所深喜，不以为嫌也”。《易经》六十四卦的乾卦中有“亢龙有悔”一条。从字面上讲，亢者坑也，亦可引申为池泽；龙则常被理解为皇帝的象征。亢龙有悔，谓龙陷池泽之中，为劣境所困。对皇帝进讲的讲章中原有此条，但如果按原意讲给皇帝听，似不吉利，难免有冒犯之罪，所以讲稿上特写“不应讲”三字。康熙问明不讲的原因后，提出新的见解。他不将亢字解作池泽，而解为过高，即偏离事物正常发展规律时所发生的不正常现象，所以不应回避，而应正视矛盾，揭露矛盾，从中吸取教训。所以他对讲官说：“天道亏盈，过高则亢，《易》中所言无非此理，正宜以此为戒，不必避忌。以后《系辞》讲章不分应讲、不(应)讲，俱以次逐节进讲。”康熙皇帝的态度，使讲官们颇感宽慰。

康熙皇帝经常自我反省，并公开自责。康熙四十三年(1704),他回顾四十余年孜孜求治，仍有许多事未做好。他自责说：“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自觉愧汗。”康熙皇帝见内阁所拟谕旨，有“海宇升平”等语，认为言过其实，指出“今海内虽定，民生未尽悦安。……若遽谓升平，则泰然自足，无勤求上理之心，非朕意也。嗣后谕旨，此等夸张盈满语，勿复拟入”。他凡见章奏内有“德迈二帝，功过三王”“道备君师，功过覆载”等语，即及时传谕批评，令其改正。他对大学士等说：“一切颂扬之文，俱属无益。朕见近来颂圣之语殊多，表策内亦以此等语铺张凑数，悉应停止”。

自康熙二十年(1681)冬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皇帝去世，凡国家取得重大胜利，或逢其五十大寿、六十大寿、执政五十周年、六十周年等喜庆之日，诸王、贝勒、满汉大臣、蒙古王公及达赖喇嘛等，纷纷请上尊号，约略统计共达十余次。对此，康熙皇帝一概拒绝。历史上，许多皇帝乐于接受尊号，以之作为臣民对自己政绩的评价。其实，康熙皇帝并非不关心臣民乃至后人对他的评价，他甚至常常考虑到后人的评论，而特别检点自己的行为。他用十年时间写遗诏，也有意让后人正确理解他。但他反对上尊号这类虚文无实的陈规陋习。在他看来，这种活动，一铺张浪费，加重人民负担；二对朝政有害无益，因为很多问题尚未解决，忙于歌功颂德，滥施恩赏，使君臣放松修省，自我欣赏，忘记养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利于发愤图强；三无实际意义。他曾反复说：“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生民得所，风俗淳厚，教化振兴，天下共享太平之福，虽不上尊号，令名实多。如一切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此虚名也”“今吏鲜洁清之效，民无康阜之休，君臣之间全无功绩可纪，倘复上尊号，加尔等官秩，则徒有负愧，何尊荣之有”。

康熙六十年(1721)三月初四，为庆贺他登基六十周年，诸王、贝勒、满汉大臣、文武百官上疏恭维，恭上二十字尊号“圣神文武钦明浚哲大孝弘仁体元寿世至圣皇帝”。字数最多，康熙皇帝的批驳也最尖锐。他说：“从来所上尊号，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此乃历代相沿陋习，特以欺诳不学之人主，以为尊称，其实何尊之有?且现今西陲用兵，外则官兵披坚执锐，冒暑冲寒，劳苦已久；内则人民负重跋涉，挽运远道，力亦疲困，兼之被灾之处，民多受累。念及于此，惟当修省图治，加惠黎民，有何庆贺?”他又指出：“微贱无耻之徒，以为举行庆典必有殊恩，想有所得；更有人以为六十年庆典必行宽大，故杀故犯。”可见庆贺无益，坚持“不准行”。康熙皇帝拒绝上尊号，始终不改，直至晚年；表明他的明智和求实的精神。

康熙皇帝尤其不信祯符瑞应等迷信之举，说“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风、芝草之贺，及焚珠玉于殿前，天书降于承天，此皆虚文，朕所不取”“八岁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

康熙一生奉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为统治思想，政治思想不离儒家之道。但由于他一生直接掌管朝政，勤谨治理国家，置身于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社会活动实践之中，以实心务实政，因而思想中具有求实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