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执政期间，考察官吏的专门机构和专门队伍是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简称科、道官。清以前御史曾属御史台，给事中曾属门下省，所以也简称台省或台谏。二者都是皇帝的耳目，品级不高，职权颇重，由皇帝亲自选拔。给事中掌规谏封驳，主要是对上；御史专主纠劾百官，主要是对下。康熙年间，科、道官规谏和封驳之权越来越小；而纠劾官吏、察治奸邪的任务日益加重，如经常巡盐、巡仓、巡视京师五城等。不过，与雍正年间六科给事中完全归属都察院不同，康熙年间仍沿用明制，御史和给事中分属于都察院和六科衙门，六科给事中至少在名义上仍保留规谏皇帝和封驳制敕之权。正如康熙皇帝所说，“上之则匡过陈善，下之则激浊扬清”。康熙皇帝对科道官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态度。他利用他们纠劾百官，稽考庶政；限制他们结党营私，以防侵犯皇权。

限制科、道官的主要办法是禁止风闻言事。清朝沿袭明制，原有风闻言事之例；世祖顺治时予以禁止，康熙执政期间继承了顺治时的做法。所谓风闻言事，即将未经证实的情况或传言上奏给皇帝，作为考察官吏的参考。风闻言事利弊应具体分析，若言官借机诬陷或毫不负责地以虚情上奏，颠倒是非，只能制造混乱，与考察官吏无益，理应禁止，甚至予以处罚也是必要的。但对位高权重者的问题，一般人很难掌握全貌和内幕，即使所言完全属实，言官为保护揭发者不受报复，也推说“风闻”,以拒绝提供资料来源。况且，科、道官的“风闻”,追与不追，信与不信，取决于皇帝。从这个意义上讲，风闻言事，对于察吏，尤其是考察权贵们的劣行是可取的一种措施；对于那些贪官污吏等邪恶势力，也是一种威慑力量。

康熙皇帝之所以限制科、道官的权力和禁止风闻言事，其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对明末科、道官员参与党争而危害朝政的教训甚为重视。认为以风闻言事，伐异党同，假公济私的不肖之徒用以干扰政事，且所言多举细事，无益于检举大奸大贪。其二，康熙亲政前期，立足于安定，政务宽平。因为粉碎鳌拜集团，财政经济尚较困难，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皇帝自身经验不足，一切以安稳为宜。如康熙皇帝所说，“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基于这一指导思想，认为风闻是多余的干扰。

康熙十八年(1679)八月京畿发生大地震后，康熙皇帝及汉大臣认为这是上天示警，是权臣为乱的结果，因此，汉大臣主张恢复风闻言事，为此，康熙皇帝亲自组织一场同主张允许风闻言事的代表人物、吏科给事中姚缔虞的辩论。姚缔虞认为，自禁止风闻言事以来，“言官气靡，中外无顾忌”,主张“嗣后如有矢志忠诚指斥奸佞者，即少差谬，亦赐矜全；如或快己恩仇，受人指使者，纵弹劾得实，亦难免于徇私之罪。如此，则言官有所顾忌而不敢妄言，中外诸臣有所顾忌而不敢妄为”。其见解虽不无道理，但康熙皇帝一心禁止风闻言事，不但不予采纳，反而在辩论中公然指责科、道官“直言说论者不过几人，徇私好名者不可胜数”。各部尚书、侍郎及部分科、道官根据皇帝意图，纷纷反对风闻言事。姚缔虞等开风闻言事禁条的努力又一次失败。

然而，事实证明康熙皇帝禁止风闻政策是失败的。由于言官不放开口，皇帝视听范围受限制，而幕后大奸大贪之人很难暴露。康熙二十五年(1686)冬，审拟湖广总督蔡毓荣利用攻陷昆明之机侵吞吴三桂逆产，并向部院大臣行贿一案时康熙从中看出背后有更大的贪官。如欲察明底细，不允风闻言事，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他决定以“广开言路，为图治第一要务”,重开风闻言事之例。次年十一月二十日，康熙在乾清门处理政事完毕，向大学士等宣布，重新恢复“风闻纠弹之例”。他说：

凡参劾贪官，其受贿作弊处，因身未目睹，无所对据，恐言事不实，不行参劾者甚多。今间有弹章，亦止据风闻参劾耳。苟非通同受贿，何以深知?天下岂有通同受贿，而尚肯题参者乎?自来原有风闻之例，世祖皇帝时及辅政大臣停止。今再行此例，贪官似有畏惧。若有挟仇参劾者，必须审明，果系挟仇，自有反坐之例。

风闻纠弹之例一经实行，立即奏效。山西道御史陈紫芝闻风而起，于同年十二月参奏上任刚满一年的湖广巡抚张菜贪污搜刮行为，并提出保举之人是否受贿问题。此案涉及大学士明珠，举朝为之震动。康熙皇帝支持陈紫芝的参劾，降旨将张菜革职，并破格提拔陈紫芝为四品大理寺少卿。在审理张菜贪污案的同时，科、道官又提出河务问题，也牵涉明珠。由此导出明珠一系列罪状。御史郭琇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二月上奏，纠劾大学士明珠、余国柱背公结党，纳贿营私。郭琇弹章一上，在朝中极有威信的大学士明珠的各种贪贿、专权之事暴露无遗。康熙皇帝随即宣布对有关人员的处分：革勒德洪、明珠大学士，交与领侍卫内大臣酌用；革大学士余国柱职；令大学士李之芳休致回籍。当时内阁共五名大学士，除王熙外全部撤换。另外，满吏部尚书科尔坤以原品解任，满户部尚书佛伦及汉工部尚书熊一潇亦解任。康熙皇帝告诫说：“嗣后大小臣工，各宜洗涤肺肠，痛改陋习，沽己奉公，勉尽职掌，以副朕宽大矜全，咸与维新之至意。”

明珠等人之案完结，张菜贪污案得以从宽处理。经详审，张菜因勒索属员及派收盐商银共九万余两，罪行严重，拟绞监候；保举张菜升任巡抚的相关人员全被革职；湖广总督徐国相，以不行参奏，亦予革职。

长期禁止风闻言事造成的影响一时不能清除，尽管禁令已除，言官亦不敢畅所欲言，进言者寥寥无几。为了广开言路，康熙皇帝一再放宽对科道官的限制，创造便利条件：允许科、道官随时赴畅春园面奏。所言不限事之大小，“若必大事始言，则言官难分事之大小，言有不当亦不坐罪”,对包括皇帝在内的一切人的过失均可进言。同时严禁被参之人报复。广东巡抚彭鹏，因受御史纠劾，在遵旨回奏时，进行报复。对此，康熙皇帝对彭鹏严厉斥责。

康熙三十六年以后，地方督抚擅自加派，引起人民反抗，康熙皇帝为及时察吏安民，求言之心更加迫切。康熙三十九年(1700)四月，颁御制《台省箴》,要求言官“通明无滞，公正无偏；党援宜化，胗域宜捐”“风霜之任，以惩奸慝；搏击之威，以儆贪墨；毋振细务，苟塞言职；毋纷成宪，妄逞胸臆”。同年十月，康熙皇帝重申“开风闻言事之例”。他对大学士等人说：

臣下之贤否，朕处深宫，何由得知?缘朕不时巡行，凡经历之地，必谘询百姓，以是知之。朕欲开风闻言事之例。科、道官以风闻题参，即行察核督抚，贤者留之，不贤者去之。如此，则贪暴敛迹，循良竞劝，于民大有裨益。嗣后各省督、抚、将军、提、镇以下，教官、典史、千把总以上，官吏贤否，若有关系民生者，许科道官以风闻入奏。

实行这些措施之后，科、道官的作用逐渐得以充分发挥。

允许风闻言事，有利于集思广议，开阔视听，是毋庸置疑的。但当时，这一制度不可能得到充分而正确的运用。康熙皇帝在用人问题上，不许言官参与半点意见，以为黜陟大权，不容旁落，皇帝虽有“言有不当，言官亦不坐罪”的诺言，并基本实行，但有时言官也因所奏“无凭据”而受处罚。

康熙四十七年(1708)二月，御史袁桥因“以无凭据之事”疏参山西巡抚噶礼，被革职；御史蔡珍以“无凭据”参山西学臣受托题留噶礼被降一级，罚俸一年。此后数年，噶礼在任两江总督中继续为非作歹，“不但无一人劾奏，反有从而誉之者”。康熙皇帝则反过来又批评言官，“噶礼居官如此不善”,为何不奏。言官实际上在选择时机、体察康熙皇帝意图，并非不知，而是相机行事。这是康熙皇帝前次按个人好恶主观行事，错误处分袁、蔡两御史造成的恶果。

当然，噶礼个人的情况比较复杂，他为官很能干，他的母亲又是康熙皇帝的乳母，噶礼在康熙后期又是太子的宠信，因此康熙皇帝的处理办法多少照顾了太子的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