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考察官吏的主要途径是：职能部门考察、亲察、密奏。其中，尤其注重亲察。

职能部门考察官吏，沿用明代方法：京察、大计和军政等。京察，即考察京官，六年一次；大计为考察外官，三年一次；军政是考察武官，五年一次。届时，由在京三品衙门堂官以上，地方督抚及提督、总兵自陈功过，吏部、都察院开列事实具奏候旨。其下属官员，分别由京堂、督抚、提督填注考语，造册开送吏部、都察院。上述被考察官员，凡清廉自守者荐举卓异，贪酷不谨者予以论劾，然后分别按例升赏、降革。

康熙皇帝利用旧制，但是并不墨守成规，他根据实际情况，有新的改进。鉴于原制度实施已久，有些流于形式，督抚和提镇对大计和军政不认真负责，“每将微员细事填注塞责，至真正贪酷官员有害地方者，反多瞻徇庇护，不行纠参，以致吏治不清，民生莫遂”;“贪酷庸劣之辈，无所戒惩，而守法奉公宣劳尽职者，遏抑不彰，无所激劝”,故于大计、军政之外，另实行“两年举劾”之制。这种制度是由军政长官举劾属下功过，分别奖惩。因京察间隔时间较长，康熙皇帝传谕各该衙门堂官，对属下随时甄别、指参，以示劝惩。同时，康熙还提出建立注册考核制度，规定部院官员，因病因事不上衙门者，均需注册，“以凭分别勤惰”。通过注册，康熙皇帝掌握了官员出勤情况，康熙五十三年(1714)二月，翰林等官告假者达三分之二。据此，他决定，“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教习进士，并科道官员，有告病回籍者，悉令休致”,解职回家。

亲察，是康熙皇帝经常采取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亲自接触官员，进行考察。其办法很多。总督、巡抚及各省其他文武大吏离京赴任前，向皇帝告别，称陛辞。陛辞时，康熙皇帝有针对性地同他们研讨问题，提出要求，做初步考察。康熙十八年(1679)八月二十六日，山东巡抚施维翰陛辞，康熙皇帝同他讨论了该地防止兵丁变乱一事。康熙二十四年(1685)二月十三日，漕运总督徐旭龄陛辞，康熙皇帝同他研究了禁陋规、节冗费、整理官吏队伍问题。康熙皇帝知道徐旭龄任山东巡抚居官清慎，鉴于以前几任漕督俱不称职，故将他升任此职，对他说“源洁则流清。尔为大吏，务正己率属，官吏自不为奸”。徐旭龄感激康熙皇帝知遇之恩，提出一套禁陋规、节冗费的计划回奏：“凡官吏营私莫如钱粮火耗，臣在山东曾行严禁。今者漕运陋规，巧立名色，积习相因，不可枚举。即如漕运过淮，例应盘验，乃经管官吏专事需索，以致旗丁穷困，盗卖漕粮，亏损国课。臣到任后，务彻底清厘，以苏军民之困。至额设标兵六千，臣衙门非有防守之责，似应量裁，以节冗费。前任漕督原系满官，故一应本章皆用笔帖式翻译。臣是汉人，奏疏止用汉字，所设笔帖式亦应裁撤。官省则弊亦省，似于地方有益。”对此，康熙皇帝表示赞赏，说“此等应行事宜，尔到任后即具本来奏，朕自允行”。

康熙皇帝还同即将赴任的广东提督许贞研究缉捕广东盗贼问题。许贞原为郑成功部将，降清后授左都督，驻赣县垦荒，耿精忠叛乱，他起兵剿贼，屡立战功，授为总兵，后晋提督，以骁勇善战著称。康熙对他说：“尔在江西著有战功，朕嘉尔劳，故简任提督。近闻广东盗贼未靖，尔宜加意缉捕，以安民生。”许贞回奏：“广东地方多有溪水，盗贼出没其中，最难捕治。臣今设法打造小船，或三里或五里安设水路塘兵，昼夜巡哨，庶盗贼可息。”康熙皇帝闻奏，很是满意。

通过陛辞时的初步考察，不仅皇帝对新任官员上任前的思想动向有了初步的了解，而且官员对新任职务的首要问题亦有一个思想准备。做这种亲察的前提是康熙对地方情况心中有数，因而提出的要求不限于一般性、抽象的说教，而是中肯的、关键性的、具体的。地方官赴任后，仍有不定时奉召陛见，“以地方情形及兵民生计，面加谘询，具有深意”。委任州县官员、地方武职人员，赴任前，康熙皇帝亦令引见，“亲验补授”,发现庸劣之员立即罢斥。此外，引见的官员甚多，诸如坐名题补武职人员、被参官员、保举人员、卓异、行取人员、世职官员、荐举官员、升补官员等，俱令引见。当然，康熙皇帝很重视接见效果，一旦发现效果不佳，则立即停止。如各省的布政使及按察使，原来沿袭明朝旧制，大计之际来京朝觐，以闾阎之利病上陈。后来发现，朝觐之期，官员借端科派，大小相循，私相交际。察吏本为安民，如此科派，必然扰民，非皇帝本意。还由于布政使、按察使专理钱谷、刑名，离任朝觐多有不便，且条奏不过细事塞责，并无民生利弊大事。因此，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五(1686)三月决定“各省藩、臬及各府佐贰官员入觐之例，通行禁止”。

康熙皇帝在亲阅各省大员所上的奏疏时，也从中考察官员。原任偏沅巡抚韩世琦，奉命采办楠木，借口四川酉阳土产楠木合式，请令蜀省督抚办理；及其改任四川巡抚，又奏称酉阳楠木数目丈尺，因路远不便察看，请行文湖广督抚就近察看。康熙皇帝从中看出他“前后题疏，参差不合”,故令吏部严加议处，将其革职。陕西灾荒，原任甘肃巡抚布喀，擅停宁夏等处济运陕西之粮，而将西安所属长武等州县之粮私行挽运；运粮迟延之责，皆委过于西安所属官员。及其调补陕西巡抚，又请令甘肃巡抚将宁夏之粮挽运，迟慢之罪又推委他人。康熙皇帝见此人只图个人功名利禄，不顾军民乏食，贻误军机，品德恶劣，特旨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康熙皇帝亲阅刑部秋审重囚档案，发现九卿阅视档案不认真，“阅视数月，其字句错误处并未看出一二”;刑部刊此档案“先不详审，殊属不合”。此类文书，关系人命，康熙皇帝认为一字一句的错误均不能容忍，故令都察院“严加议处”。此外，凡专务逢迎、以谬言相奏、冗长浮泛之类的奏章，康熙皇帝都一一指出，有的甚至给以处分。

康熙皇帝出巡时，均作察吏之举。他执政期间曾六次南巡，多次东巡盛京、吉林，西巡宁夏、山陕，北巡塞外蒙古，还经常巡视京畿周围等。每次出巡，各有视河、谒陵、狩猎、避暑等具体目的，但以周览民情、察访吏治为经常性任务。康熙八年(1669)二月，康熙巡行近畿，发现通州知州欧阳世逢、州同李正杰，庸劣无才，副将唐文耀不娴武事，俱令革职，并追究直隶督抚不早行参奏之责。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驻江苏宿迁，发现漕运总督邵甘问题严重，将其撤职，令随旗行走。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第二次南巡，返京第二天，据所掌握的情况，任免一批高级官吏。如令漕运总督马世济，以疾原品休致，由兵部右侍郎董讷补之。原河道总督靳辅，实心任事，劳绩昭然，因此复其原品。以杭州副都统朱山庸劣解任，等等。康熙皇帝还以亲察发现的问题教育官吏。康熙出巡时亲察的特点是察吏与察访民情、听取民间反映相结合。康熙曾深有体会地说“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果其贤也，问之于民，民自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立辨矣”,这是他多年考察官吏的经验总结。

康熙皇帝晚年比较注意了解和考察部院司官。这些司官官职虽低，但潜力较大，日后可以委以重任。康熙皇帝放眼未来，对他们寄予厚望，有意多加了解和培养。对满洲司官，令其轮班佩刀，在侍卫处行走，“如此贤否始见”。清朝旧例，满洲官员不分文武，出征时均在夸蓝大(营长)、章京(负责人)等处行走。康熙皇帝令满司官佩刀，有参照旧例之意。部院汉司官等，“应照现今翰林官分班行走例，令伊等分班引见”。后来具体规定为“汉官每遇奏事，派六员引见”。对轮班引见的部院司官，“出题考试”。据说“完篇者居多。即不能诗文之人，所书出身履历亦甚明顺”。康熙皇帝通过这些办法，普遍了解了部院司官。

除亲察外，康熙皇帝对亲信密奏比较重视。尤其后期，阶级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各级官吏很少据实上奏，康熙皇帝为了掌握真实情况，把密折视为特别耳目，谓“朕令大臣皆奏密折，最有关系，此即明目达聪之意也。其所奏之事，或公或私，联无不洞悉；凡一切奏折，皆朕亲批”。他还认为允许密奏有约束官吏之意，“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惊惧修省矣”。

密折来源不一。有差遣到各地办事官员回朝复命时，受皇帝之命，将所见所闻密报；有的钦差可专折密奏；因派出钦差等人有在外地为非做歹者，康熙四十一年(1702)十月，给督抚密奏并擒拿歹徒之权；大臣、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皆许密奏。密奏曾收到一定效果，皇帝增加一个掌握众官员情况的渠道；有些通过其他途径难以查清的问题，经密奏得以明了。

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月，奉差福建、广东开海的内阁学士席柱复命时，康熙皇帝向他询问了广东督抚、原任江南总督、河道总督、福建提督等人的情况。当时有一侍卫至铁索桥挂匾，“彼地督抚，馈银六千余两”一事，康熙是从回奏中得知的。康熙五十年(1711),江南科场案被公开揭发后，发生督抚互讦事件。江苏巡抚张伯行疏参两江总督噶礼与考官通同作弊，揽卖举人，胁索银两。噶礼疏劾张伯行挟嫌诬陷，监毙人命等七大罪状，加之审理之人偏袒噶礼，问题呈现复杂状态。康熙皇帝令江苏织造李煦调查、密奏审案实情、江南群众反映、噶礼与张伯行动态等。这对于他力排众议，果断处理此案极为有利。江南三江口及山东地方，盐贼横行，以致官盐雍塞，商旅受害。该地督抚提督总兵官内“并无一人据实奏闻”,而织造“曹寅、李煦有密折启奏”,康熙皇帝闻奏，钦派禁旅，清除盐贼。

但密奏并不绝对可靠，隐恶扬善者有之；诬陷他人者有之；借密奏巧取功名者亦有之。有人“以为吾曾陈奏，遂刊刻传播。或有未经陈奏，即行刊刻者”。康熙皇帝说“密奏亦非易事，稍有忽略，即为所欺”,关键是对其认真鉴别和正确掌握。这是康熙皇帝通过多年从政实践中积累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