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认为“自古帝王治定功成，尤加意于人心风俗之所尚，以图万世治安之本。维时礼教明于上，仁让兴于下，俗重敦庞，人多谨悫，国计丰裕，而比屋盈宁，四方清晏，而川岳效顺”。在他看来，良好的社会风气的树立是保证民生安定的重要前提，“夫淳厚以立德，节俭以足用，厉俗之良规也。而民心日偷，浇漓益甚，何以使孝友之行笃于门内，奢**之习绝于里闻欤”。
康熙皇帝曾致力于对明代沿袭下来的奢侈社会风气进行根治。他一方面从整顿吏治着手，做了大量积极有效的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在民间倡导节俭的社会风气。他对江南风俗的奢靡表示不满。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皇帝自江宁回銮，御舟泊仪风门外，督抚、提镇以下大小文武官员及地方缙绅士民数十万，于两岸跪送，康熙皇帝停舟谕曰：“朕向闻江南财赋之地。今观市镇通衢，似觉充盈。乡村之饶，人情之朴不及北方，皆因粉饰奢华所致。尔等大小有司，当洁己爱民，奉公守法，激浊扬清，体恤民隐，以副朕老安少怀之至意。”要求“务使敦本兴让，崇俭黜浮，兵民日益协和，风俗日益淳朴，词讼日益减少，积储日益丰盈，则教洽化行”。
在康熙皇帝看来，“帝王致治，首在维持风化，辨别等威，崇尚节俭，禁止奢侈，故能使人心淳朴，治化休隆。近见内外官员军民人等服用奢靡，僭越无度，富者趋尚华丽，贫者互相效尤，以致窘乏为非，盗窃诈伪，由此而起，人心嚣凌，风俗颓坏，其于治化所关非细”。因而必须对奢纵之风严加禁止。他看到奢靡之风在汉宫中颇为流行，康熙二十六年(1687),曾对大学士们说：“朕观今时之人，不敦本务实，轻浮奢侈者甚多，汉人为甚。今满官田舍俱在畿辅之地，人皆知之。汉宫内或有自称道学，粉饰名节，而本乡房舍几至半城者有之，或多置田园者有之，且群众宴集，流于邪僻嬉戏。若不禁止，则渐至于放纵。或身为大臣，沉湎之色形于颜面者，实非人类矣。着严行禁止。”更令康熙不解的还有汉军居父母之丧，经常引朋聚会，呼卢饮酒，毫无居丧之礼。汉军外官赴任时，也竭尽风光之能事，“每借京债饰置行装，且多带家人，为伊等谋及衣食，势必苛取于民，以资用度，亲朋债主往往在任所请托需索，是官虽一人，实数人为之，以致逡削小民，民何以堪”。
康熙认为，“致治安民之道，首在惩戒贪蠹，严禁科派，而后积弊可清，闾阎不扰”。他把惩贪定例公之于民间，使民家喻户晓，“以副朕安民生之至意”。与此同时，他竭力惩治害民敛财者，漕运总督恭顺侯吴维华密疏请征各州县镇市房号银及江南三十余州，令民纳价领种，“上恶其害民敛财，交刑部议罪”。整饬官风是整饬民风的前提。像奢侈之风、相互请托之风、馈送之风、苛索民生之风、断狱不公之风等等都与官场腐败密切相关。至康熙四十二年四月，他总结自己的所为时说：“朕临御天下四十余年，宵旰不惶，勤求化理，凡吏治之淑慝，民生之休戚，无晷刻之顷不切于怀。比年以来，利兴弊革，随事剔厘，蒸蒸然有治平之象、康乐之风矣。然而官方犹未尽饬，习俗犹未尽醇，讼狱犹未衰止。"
康熙皇帝竭力倡导节俭的社会风气，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官风的清廉；另一方面可通过节俭扩大对灾民的赈恤。康熙皇帝亲政伊始，住在清宁宫的保和殿，至康熙八年(1669)正月，祖母孝庄太皇太后认为作为皇帝，“以殿为宫，于心不安”,应该住在乾清宫。当时乾清宫交泰殿因年久失修，栋梁朽坏十分严重，太皇太后令拆掉重建，以作为康熙皇帝的寝宫，年轻的康熙皇帝不能违背太皇太后的旨意，但他要求工部官员修乾清宫“毋事华丽，只令朴质坚固”。十六年(1677)七月，修造仁孝皇后的陵墓景陵的时候，按例陵殿所用木料必须是上好的楠木。康熙皇帝看到“因采取楠木致拆毁包衣佐领下人等所居房屋，又令江浙解送，劳苦人民”。于心颇为不安，于是指示工部、总管内务府“修造地宫，但当敬慎坚固为之”。不过“殿门虽用楠木，年久仍至毁坏”“着将沙河殿楼楠木取用，如不足，应否添用松木修造及减损尺寸”。在修造皇后陵墓的大事上，康熙皇帝都能既不忘减轻下人和百姓的负担，又贯彻节约实用的原则，可见他是如何崇尚节俭的了。康熙
二十五年(1686)二月，四川松威道王骘奏请从四川酌量停减运送楠木，大学士们不同意，康熙皇帝说“川民鲜少，移运楠木最属艰难，朕所深知”,再次征求大臣的意见。明珠等大学士回奏：“楠木生于深山穷谷之中，山路崎岖，移运实难。”他们理解康熙皇帝体恤民众的苦心，说：“若停其采取，岂独川民被泽，即薄海内外无不感戴矣。但殿工关系重大，臣子义不敢言，只听上裁。”康熙皇帝则从既养民，又解决建筑所需出发，明确表态：“蜀中屡遭兵燹，百姓穷苦已极，朕甚悯之，岂宜重困?且今塞外松木大而可用者甚多，若充取殿材，即数百年可支，何必楠木?”大臣们见康熙皇帝以松木代楠木，如此厉行节约，由衷表示：“皇上仁慈节俭，远超前代，虽茅茨土阶亦所安然。”
康熙皇帝对光禄寺、工部的财政支出管得很严，对承办工程不作预算、浮支肥已造成巨大浪费的积弊只要发现就严惩不贷。康熙二十一年(1682)六月，工部奏报制造六宫宝座脚踏、屏风、线毯及皇太子宫宝座脚踏，实用银一万三千七百余两，其中飞金、颜料交与户部采办，其他材料及匠役工食银两由工部支出。对此，康熙说：“前修盖内中数处价值，朕明知之，屡行减估，所省颇多。”质问工部：“今观工部所估价值，较朕所估浮银六千余两，朕屡经驳减，竟无节裁，是何意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无非上下通同欲侵蚀余剩耳。”后来因按康熙皇帝估价，另差官制造，比原估价节省过半，工部冒估情弊显然可见；遂将工部尚书萨穆哈、朱之弼及侍郎等降级使用。
与此同时，盛京(今辽宁沈阳)修造八门城楼工程，康熙皇帝让工部复核盛京的预算，经过侍郎党古里带领工匠确估，共需银八千七百余两，比原估价值竟减三万一千六百余两，当都察院要将盛京工部侍郎廖旦革职惩办时，洞悉实情的康熙皇帝作了公平处理。他说：“廖旦所估尽行拆去重修，党古里等所估不拆毁，量行修理，故致工价悬绝。然廖旦等所估亦属太浮。”令给以廖旦降级处分。后来严格检查开支制度，命户部、工部所用钱粮“十日一次奏闻”。康熙四十八年(1709),明确规定工部、光禄寺每十五天一次将所委官员姓名及支给银两具折奏闻，工竣后一年内销算，逾年者即罢斥。康熙皇帝严格管理政府各部门开支收到了明的显效果。康熙
四十五年(1706)十月，他说：“国家钱粮理当节省，否则一遇灾荒蠲免，其军饷、河工等项经费必致不敷。前光禄寺一年用银一百万两，工部一年用银二百万两，因朕力崇节俭，今光禄寺一年止用银十万两，工部一年用银二三十万两矣。”其他开支大的部门，如“理藩院向来每年赏赐、供应外藩宾客，用银八十万两，今裁减浮费，一年只需八万两矣”。
明朝因奢侈腐化而导致灭亡的教训，也时刻提醒着康熙倍加注意节约宫中开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初，他命大学士们察明代宫中开支费用，与当时相比：明代光禄寺每年用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万斤，红螺等炭一千二百零八万斤，今分别只用六七百万斤和百余万斤；明代各宫的床帐、舆轿、花毯等项，每年共用二万八千二百两，现俱不用；明代宫殿楼亭门数共七百八十六座，今不及十分之一。康熙四十九年(1710),御史屠沂专门条奏节俭之事，对此，康熙皇帝给予肯定：“朕近查宫中人数，皇太后宫及朕所居正宫不过数百人，较之明代宫人则减省多矣。”
康熙皇帝希望倡导节俭、杜绝奢风能形成一种社会风气。他劝导百姓平时也要注意节约，尤其是在丰收之年，更不要忘记备荒。他说：“若岁丰用奢，则荒年必致溃乏。”他还说：“国家要务，莫如贵粟重农。朕宵旰图治，念切民生，惟期年谷顺成，积贮饶裕，于以休养黎元咸登乐行。今闻直隶各省雨泽以时，秋成大熟，当比丰收之时，正当以饥谨为念，诚恐岁稔谷贱，小民无知爱惜，粒米狼戾，以致家无储蓄，一遇岁歉遂致化离。”他要各省督抚“严饬地方有司，劝谕民间，搏节烦费，加意积贮，务使盖藏有裕”,这才符合他“重农敦本”“爱养元元”的“至意”。
康熙皇帝还十分关注制止官僚中的奢风，因为奢风是官僚政治的巨大腐蚀力量。他认为，“若夫为官者俭，则可以养廉，为官居乡，只缘不俭，宅舍欲美，妻妾欲奉，仆隶欲多，交游欲广，不贪何以给之”。由此可见，他把厉行节俭看成是培育官吏清廉的重要一环。
康熙皇帝自身也很注重节俭，处处爱惜人力物力。他每次出巡时，对随从人员都提出严格要求，如不得践踏庄稼禾苗，如道路狭窄，就要求“扈从卫士鱼贯而行”,如秋收之时出巡，还要求“禁擅放马匹蹂践禾苗”,不遵守者将“严缉以闻”。对经过的地方，还恐怕“随屡经严谕，未必无碍田禾，着知州亲行细察所伤地亩若干，应纳钱粮若干，俟回銮日转奏”。以便蠲免予以补偿。康熙四十四年(1705),第五次南巡，从江宁到苏州途中，当地百姓“扶老携幼，日计数万，随船拥道”,欢迎康熙皇帝。康熙皇帝深受感动，说“此皆由衷而发，非假饰也”。他谆谆告诫督抚，此时“人多路隘，菜蔬麦苗弥漫田野，不无践伤，朕甚惜焉”,即出示晓谕，万勿踏坏田禾。康熙三十六年(1697)西巡时，不许山西为此大修道路，让向导官负责“修一车可行之道足矣”“渡黄河后陕西路阔，无庸大修”“若修路太过，劳及百姓”,就追究向导官责任。后来巡边至陕甘地区，见“其经过城堡衢市辄多结彩”,康熙皇帝“殊觉扰累”,于是通令禁止，他说：“乘舆巡幸本为安民，岂可反劳民力?”作为封建君主，康熙皇帝能够事无巨细地不忘节俭，原因在于他时刻不忘“安民”“养民”“恤民”,可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
康熙皇帝尊崇古人所说“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他一直“常思此言而不敢过也”,综观他的一生，大体上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在康熙皇帝看来，治奢风关键在于教化。他曾发布《圣谕十六条》,即“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民，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生命”。这十六条不只讲了阶级道德，也讲了社会公德；既讲了德治，又讲了法治；讲了伦理，也讲了政治。
康熙皇帝将其作为社会道德用行政命令颁发到省、府、州、县至穷乡僻壤的集会之所，每逢月吉由官府宣讲。这种道德宣传也有不可忽视的导向作用。通过宣讲，一方面使社会成员沿着他的道德规范所指引的轨道前进，使人们接受特定的道德价值观；另一方面这种由官方宣传可以转化为群众的口头传播。道德的口头传播既能传播道德意识，又能造成广泛的道德评价，使众多的社会个体在人们的道德评价中，在自己内心构筑起和所宣传的道德一致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价值尺度，从而动摇人们的非道德观念及其内在构筑，使社会个体因之发生自我更新，这便是统治阶级道德对被统治阶级的改造作用。
尽管如此，这并不说明康熙皇帝治理国家不要法治，他反而更加注重立法和执法，并强调保持法律的严肃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甲寅日，大学士等以左都御史赵申乔奏农忙之时京城地方亦应遵例停讼疏请旨，康熙皇帝答复说：“农忙停讼之言，听之似乎有理，而细究之实无裨益，赵申乔总未知事之本原耳，天下之民非独农人商贾涉讼即废生理，百工涉讼即废手艺，地方官不滥准词状，于应准者准之，即行结案，则不失农时，讼亦少矣。若但四月至七月停讼，而平时滥收民词，案牍堆积，冬季词讼，迟至次年五六月而后审理，虽停语何益?”
康熙皇帝认为，制度应随时势的变化而有所损益，但不可以损益制度来夸矜自己的作为，应尽量保持制度的稳定性。他说：“自古帝王治天下之道，因革损益，期于尽善。原无数百年不敝之法，果属不可行者，自应参酌时宜，归于可久。至于制度既定，事可遵行，不宜议论纷纭，朝更夕改。近阅奏章，亦有不思事之可否，但欲徒为更张，或粗识数字，即为大言，准之事理，殊属茫昧，如逞空言，无补实用，其谁不能。且明末一切事例，游离不定，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以致沦亡，此皆尔等所亲见，亦众所共知。今后凡条奏本章，尔大学士等务加详酌。”康熙十三年(1674)十二月，康熙谕礼部说：“古帝王抚御天下，莫不以礼制为先务，然厘定章程，必文质适中，方可昭垂永久。前见风俗近奢，恐渐流于僭滥，故令更定条例，一切服饰，力崇俭朴，冀返敦庞，讵意有司奉行过当，专事苛细，借端纷扰，以致商贾壅滞，物力匮诎，小民深为未便，以后着仍照康熙九年定例遵行，见今一应禁约俱行停止，尔部即遵谕。"
康熙二十年(1681)正月戊寅日，康熙谕三法司：“帝王以德化民，以刑弼教，莫不敬慎庶狱，刑期无刑，故谳决之司，所关最重，必听断明允，拟议持平，乃能使民无冤抑，可几刑措之风。近览法司章奏，议决重犯甚多，愚民无知，身陷法网，或由教化未孚，或为饥寒所迫，以致习俗日偷，愍不畏法。每念及此，深为悯恻，在外督抚臬司及间刑各官审理重案，有律例未谙，定拟失当，二品文官锦鸡补褂草率完结者，有胶执成见，改窜供招，深文罗织者，有偏私索诈，受嘱徇情，颠倒是非者。有一于此，民枉何由得伸。以后着严加申饬，内外大小问刑各衙门，洗心涤虑，持廉秉公，务期原情准法，协于至当，不得故纵市恩，亦不得苛刻失入，痛改积习，加意详刑，以副朕尚德好生，钦恤民命至意。”
由此可见，康熙尽力倡导一种务实的作风，他说：“朕孜孜图治，亦皆崇尚实政，不贵空言，督抚系地方大吏，凡关系民生，兴利除弊，有裨风化，鼓舞士子，果有真知灼见者，即应竭虑殚心，见诸躬行，以利地方。”除此之外，康熙皇帝也反对在巡行中前呼后拥，反对大操大办迎送仪式，反对官吏在辞任时搞众多民人的送行仪式，亦反对搜刮民力以树碑立传。
康熙皇帝还极力倡导家族制度的发展，提倡其他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包括乡约、会社、会馆等组织的发展，以便通过集体的力量和彼此的相互制约来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减少社会动**，维护社会安定。
康熙皇帝从儒家经典与浩瀚的历史典籍中，通过实践，认识到作为一国之君必须树立起“以民为本”的思想，有效地处理和协调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害关系。因而他一贯坚持“有益于民者即行之”的标准，来处理一切事务。因此，凡是与民生相关的事情，他都要细加筹划，凡是有害于民生的事情，他都要反对。康熙二十三年(1684),工部要求他敕令直隶、河南巡抚塞卫济运，漕船过后，才许分流灌田。他批评工部官员不顾民生，说：“朕听理诸事，必于民生关系之处，详加筹度，而后施行。该部所议，但期不误漕运，初未尝计及民生关系处也。”他把民生是否得遂作为他政治得失的尺度。他时常出巡也包含着勤求民痪的企求，“是以风俗民情靡不洞悉”。在南巡时，他发现浙江百姓因“府、州、县官私派侵取，馈送上司”“微小易结案件牵连多人，迟延索诈者甚多”。人民生计大不如前，于是严敕督抚查参，否则事发，督抚与贪蠹一并从重治罪。正因为康熙皇帝竭力把“保民”“安民”“恤民”“重民”等思想付诸实施，使清初的政治局面、社会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从而为康熙、雍正、乾隆盛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