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在国力有所增强之后，就致力于爱养民力的工作，他对就任地方官员说：“为治之道，要以爱养百姓为本，不宜更张生事。尔到地方，当务安静，与民休息。”他又指出：“欲使民生乐业，比屋丰盈，惟当己责蠲租。”对此，可以在康熙皇帝实录中找到许多这方面的例子：

康熙十年(1671)四月，户部遵旨议复：“淮扬饥民，应发银六万速行赈济。”得旨：“饥民待食甚迫，与银无益，着截留漕粮六万石，并各仓米四万石，遣侍郎田逢吉，并贤能司官二员会同该督抚赈济散给，务使饥民得沾实惠，以副朕轸恤民生之意。”

康熙十一年(1672)五月，以江南安庆等七府滁州等三州连年被水淹蝗鲔等灾，兼淮安、扬州饥民流离载道，命该督抚将现存捐纳米石并宁国、太平等府存贮米谷，檄令各府州县照民数多寡速行赈济。丁未，户部议复：“安徽巡抚靳辅疏言：临淮、宁壁二县从前虚报开垦，并抛荒水冲沙压田地共四千六百一十六顷有奇，实是小民赔粮，请将康熙十年以前额赋尽行豁免，应如所请，从之。戊申，以山东沂水县康熙八年地震之后又遭水灾，命将康熙八年起至十一年止逃亡四千四百余丁，荒地八百七十六顷有奇，一应额赋悉行蠲免。辛亥，免山东曹、单二县本年份挑河挖伤田亩额赋。”同年六月乙亥日，江宁巡抚马右疏言：“高邮、兴化等州县历年水灾，蒙皇上屡次蠲赈，保全灾黎，今岁新涸田地劝民播种，二麦将成，不意又遭清水潭堤岸冲决，田庐仍被淹没，前部复督臣麻勒吉所指捐赈之事令于本年四月终停止，令各州县田地复遭冲淹，涸出无期，民生困苦，视昔愈甚，恳请照常赈济，俟水涸可耕停止，下部议行。”康熙皇帝谕示：“丁酉，免陕西宝鸡县本年份旱灾额赋十之三。庚戌，免江南高邮州康熙十年旱灾湖地租银。癸丑，免顺天府霸州本年份水灾额赋十之三。戊寅，免浙江太平、松阳、景宁三县康熙六年民欠地丁钱粮。庚辰，免湖南常宁县康熙三年、康熙四年、康熙五年民欠地丁银两。七月又免顺天府固安县本年份水灾赋额，直隶内黄、魏县本年份旱灾额赋有差。壬寅免江南仪真卫康熙元年、康熙三年军欠地丁钱粮。八月癸卯，免山西潞城县本年份雹灾额赋十之三。甲辰，命发淮安库银赈济邳州、宿迁、桃源、清河四州县水灾饥民。丙午，免山东潍县本年份蝗灾额赋。壬子，免江南高邮、宝应等五州县本年份水灾额赋有差。九月乙亥，免江南沭阳县本年份水灾额赋有差。戊寅，免湖南各属康熙七年、康熙八年、康熙九年份捏报垦荒钱粮。免山东博千等五州县本年份蝗灾额赋有差。”

康熙十八年(1679)正月戊申，康熙皇帝谕示户部：“山东、河南二省遭灾，民致饥谨，深轸朕怀，若不亟行赈救，则百姓恐致流离，侍郎察库前往河南省，侍郎萨穆哈前往山东省，会同该巡抚等确查被灾轻重之处，无论正项钱粮，或漕粮，或一应杂项钱粮酌动赈给饥民，务使得所，勿致流离，以副朕轸恤百姓至意。”“安徽巡抚徐国相疏言：风阳旱灾，请设法赈济，并动凤阳仓康熙十六年存谷二万石，就近分给，得旨，据奏凤阳地方被旱灾黎，衣食无资，深轸朕怀，该抚即速亲往，督率所在贤能官赈济，以救饥民，副朕爱民至意。”七月二十八日，京师地震，康熙皇帝了解到情况后，对大学士说：“地震倾倒民居，朕心悯念。至于穷苦兵丁，出征在外，房屋毁坏，妻子露处，无力修葺，更堪悯恻，可敕该部，行令八旗都统、副都统、参领亲行详察，毋致遗漏。”康熙皇帝认为，这是应该好好反省的事情，他对大学士等说：“地震示警，灾及军民。朕高居御物，勤恤民隐，遇兹变异，侧怛弥殷，其推塌房屋，压伤人口，惟恐五城御史不能逐户细察，止凭司坊官员、总甲人等开报，末尽详确，不得均沾实惠，应分请不在五城满汉御史，详加稽察……遵行。”七月三十日，康熙皇帝借此及对当时的政局作了深刻的反省，他下谕吏部等衙门：

朕薄德寡识，愆尤实多，遘此地震大变，中夜抚膺自思，如临冰渊，兢惕悚惶，益加修省，仍宣布朕心，使尔诸大臣、总督、巡抚、司道有司各官咸共闻知，务期洗心涤虑，实意为国为民，斯于国家有所裨益，即尔等亦并受其福，庶几天和可致，若仍虚文掩饰，致负朕意，询访得实，决不为尔等姑容也。

一、民生困苦已极，而大臣长吏之家日益富饶，民间情形虽未昭著，近因家无衣食，将子女入京贱鬻者不可胜数，非其明验耶?此皆地方官吏谄媚上官，苛派百姓，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以天生有限之物力，民间易尽之脂膏，尽归贪吏私囊，小民愁怨之气，上干天和，以致召水旱、日食、星变、地震、泉涸之异。

二、大臣朋比徇私者甚多，每遇会推选用时，皆举其平素往来交好之人，但云办事有能，并不问其操守清正，如此而不上干天和者，未之有也。三、用兵地方诸王、将军、大臣于攻城克敌之时，不思安民定难，以立功名，但志在肥己，多掠占小民子女，或借为通贼，每将良民庐舍焚毁，子女俘获，财物攘取，名虽救民于水火，实则陷民于水火之中也，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

四、外官于民生疾苦，不使上闻，朝廷一切为民诏旨亦不使下达，虽遇水旱灾荒，奏闻部复，或则蠲免钱粮分数，或则给散银米赈济，皆地方官吏苟且侵渔，捏报虚数，以致百姓不沾实惠，是使穷民而益穷也，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

五、大小问刑官员将刑狱供招不行速给(结),使是良民久羁囹圄，改造口供，草率定案，证据无凭，枉坐人罪。其间又有衙门蠹役，恐吓索诈，致一事而破数家之产，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

六、包衣下人及诸王、贝勒、大臣家人，侵占小民生理，所在指称名色，以网市利，干预词讼，肆行非法，有司不敢犯其锋，反行财贿，甚且身为奴仆，而鲜衣良马，远甚仕宦之人，如此贵贱倒置，为害不浅。

以上数条，事虽异而原则同。总之，大臣廉，则总督、巡抚有所畏惮，不敢枉法以行私；总督、巡抚清正，则属下官吏操守自洁，虽有一二不肖有司亦必改心易虑，不致大为民害。此等事，非朕不素知，但以正在用兵之际，每示宽容。今上天屡垂警戒，敢不昭布朕心，严行诫饬，以勉思共回天意，作何立法严禁，务期尽除积弊，着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详议具奏，特谕。

在当时，康熙皇帝能利用天灾发生之机整饬吏治，可谓托“灾”改制。这是一种比较易于打动人心的办法，也是颇为行之有效的措施。

在康熙初期，国家财用不足的情况下，赈济蠲免的地区仅局限于受灾严重的州县。随着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好转，尤其是到了康熙晚期，因国库大量积余，康熙皇帝从“藏富于民”的思想出发，把蠲免钱粮或漕粮列为朝廷每年必须进行的工作，蠲免的地区范围也随之逐步扩大到整府、整省以至数省，而且有计划地付诸实施。

早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十一月，康熙皇帝对大学士等说“今国用亦云充足，前曾令详察各省钱粮，于来岁蠲免。夫欲使民被实惠，莫如蠲免钱粮”。康熙二十五年(1686),蠲免河南、湖北两省一半的地丁各项钱粮，康熙二十四年(1685)未完地丁钱粮也着尽与蠲除。康熙要求各级官员要认真贯彻蠲免政策，否则将给以严肃处理。同年，他又谕令户部，对直隶畿辅之顺、永、保、河，湖广、湖南、福建、四川、贵州等地概行蠲免。康熙二十六年(1687),蠲免江宁等七府、陕西全省钱粮，合计六百万有余，户部认为“如此之多，不可轻议”。康熙皇帝说“六百余万，不足多也”。其后他又蠲免二十七年江苏所属各郡县应征地丁各项钱粮及二十六年未完钱粮，蠲免陕西二十七年(1688)应征地丁各项钱粮。

康熙二十八年(1689)十一月，康熙皇帝又针对受灾地区的情况说“膻粥尚且艰难，正赋安能输办”“今岁直属地方亢旱，谷未收获，民生困极，被灾九分、十分之民，钱粮俱经蠲免，又行赈济，惟七分、八分被灾者，钱粮俱经蠲免，恐有不能度日，至于穷困者，亦应赈恤”。

康熙三十年(1691)九月，康熙皇帝谕令户部，蠲免河南一省康熙三十一年钱粮，“至山西、陕西被灾州县钱粮，除照分数蠲免外，其康熙三十一年春夏二季应征钱粮俱着缓至秋季征收，用称朕眷爱黎元抚绥休养至意”。同年十二月，康熙皇帝谕旨“将江苏漕粮于康熙三十四年蠲免，安徽漕粮于康熙三十五年蠲免。其后有对陕西的蠲免和赈济。康熙三十三年，顺天、河间、保定、永平四府应征地丁银米著通行蠲免，所有历年旧欠，概行豁除。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初六，平阳府地震，屋宇尽皆倾毁，人口多被伤毙，受灾甚重”。康熙皇帝深切轸念，他说“比年以来，因国家经费尚充，遂将各省地丁银粮节次蠲免，即从前未经停征之漕粮，亦逐年免征，总欲使海隅苍生，培固元气，庶臻于家给人足之风”。

康熙四十一年(1702),康熙皇帝上谕大学士说：“蠲赋为爱民要务，征取钱粮原为国用不足，国用若足，多取奚为。比年以来，附近省份俱屡行宽免，惟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处未得常邀蠲恤。今户部库帑有四千五百万两，每年并无靡费，国帑大有盈余，朕欲将此四省四十三年钱粮悉行蠲免，倘有宽裕，并及广东省亦今蠲免，其蠲免四省谕旨，明春即行晓示，庶经费易为措置也”。尔后的几天，康熙皇帝又不断谕示户部，如“今岁山东、河南地方俱报丰稔，惟被灾州县民多匮乏，顷朕巡幸至德州，见有一二灾民流移载途者，询问疾苦，深为轸念。虽据山东巡抚称被灾州县已行令地方官发粟散赈，但自冬徂夏，青黄不接之际，颁赈不继，无以资生，应行文山东、河南两省巡抚：凡属被灾地方，令有司加意赈济，至明岁，麦收时，方止其灾伤。田粮虽已照分数蠲免，犹恐被灾之后民力艰难，宜更沛特恩用加休养，山东莱芜、新泰、东乎、沂州、蒙阴、沂水，河南永城、虞城、夏邑被灾州县康熙四十二年地丁钱粮除漕项外，着察明通行蠲免。江北田土瘠薄，生计尤艰，着将安徽巡抚所属府州县卫等处康熙四十二年地丁钱粮，除漕粮外，通行蠲免。河西一带地方素称贫瘠，虽免康熙四十一年钱粮，民生未裕，再将康熙四十二年地丁钱粮通行蠲免”。在此康熙皇帝一再严申：“地方有司务期实意奉行，使百姓均沾实惠，倘不肖官吏，阳奉阴违，私立名色，借端科派，恣行侵克，事发定从重治罪不宥。"

康熙四十二年(1703)正月，康熙巡幸至山东，恰遇上大风致火为灾，深为悯恻，马上下令：“每被火房一间，赏银三两。”其后，他看到山东许多地方民生情况不如前次巡视时那么好，又下令：“对德州、平原、禹城、齐河、历城、长清、恩县、夏津、武城、馆陶、临清、清平、博乎、堂邑、聊城、东阿、阳谷、寿张、滕县、峄县二十州县康熙四十一年未完地丁钱粮着通行蠲免，济南府属之海丰、利津、沾化，兖州府属之宁阳、滋阳、泗水、金乡、单县、曹县、郓城、曲阜、费县十二县去岁农收歉薄，康熙四十一年未完钱粮亦通行免征，其去岁曾被水之东平、新泰、蒙阴、沂州、沂水、莱芜六州县，康熙四十一年未完钱粮亦着全免，其泰安、郯城、鱼台、汶上、嘉祥、巨野、济宁七州县虽未成灾，康熙四十一年未完钱粮俱着蠲免，康熙四十二年地丁钱粮，着分三年带征……务令人沾实惠，户有余藏，以称朕重期黎元殷阜之至意。有不肖官吏侵蚀私征者，察出从重治罪。”同年八月，康熙皇帝对山东官员“平日不知重积蓄备荒灾，所以一遇凶年，束手无策，致劳京师遣官赈济”而停止了他们升转的机会。他谕示地方官员一定要从民生着眼，真正做到实心为民。

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月己酉日，康熙皇帝又谕示户部：“朕子育黎元，日求所以休养利济之道，念惟赐租减赋，实由裨益于民生，直隶各省钱粮次第全蠲一年者业经数举，独是历岁逋负积累加增，旧税新征，势难兼办，纵使少宽民力，分年带输，而督令续完，仍多拮据，朕瞪怀及此，深切轸恤，用是大沛恩膏，俾闾阎获免，追呼官吏亦不罹参罚，直隶、山东积欠钱粮今年俱已蠲免，其山西、陕西、甘肃、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各省自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未完地丁银二百一十二万二千七百两有奇，粮十万五千七百石有奇，着按数通行豁免，或旧欠已完在官，而见年钱粮未完足者，亦准扣抵，谕旨到日，各该抚立行所属张示遍谕，如有不肖有司以完作欠，朦混销算及开除不清者，该督抚即时题参，严加治罪。”

康熙四十六年(1707),江南浙江等省发生大旱，康熙皇帝因此蠲免了受灾各省应征的地丁田赋。次年，这一地区又发生水灾，康熙皇帝下谕：“去年江南浙江俱被旱荒，多方轸恤，民力稍苏，今年复被潦灾，旋经照例蠲免，但岁不再登，生计益匮，欲令办赋，办必难供。”下令将江南浙江两省地丁银概行蠲免。仅此二年，就免江南、浙江、江苏、安徽四省田赋丁银及拖欠的漕项银共一千二百七十二万一千八百余两。

康熙四十八年(1709),谕旨又说：“见在户部库银存贮五千余万两，时当承平，无军旅之费，又无土木工程，朕每年经费极其节省……去年蠲免钱粮至八百余万两，而所存尚多。”康熙四十九年(1710),清政府正式下令：“自明年始，于三年之内，将天下钱粮通免一周。”

有人曾做过统计，说：“自康熙元年至四十四年所免钱粮共九千万有余。”康熙五十二年(1713),大臣张鹏翮对康熙皇帝说：“此数年因皇上所免钱粮甚多，今见动用至四十九年钱粮。上曰：即动至五十年钱粮，亦无妨。"

当然，实行蠲免，其中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如康熙皇帝自己所讲的“如蠲免地丁钱粮不过于田多富户有益，其无地穷民未必均沾实惠。”康熙四十九

年(1710)十一月，兵部给事中高遐昌疏言：“凡遇蠲免钱粮之年，请将佃户田租亦酌量蠲免。着为例。”康熙为此曾对大学士等说：“蠲免钱粮，但及业主，而佃户不得沾恩，伊等田租亦应稍宽，但山东江南田亩多令佃户耕种，牛种皆出自业主。若免租过多，又亏业主，必均平无偏，乃为有益。此本着交部议，寻户部议复：嗣后凡遇蠲免钱粮。合计分数，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永著为例从之。”总的看来，受惠更多的当然还是有地或多地的地主，因为康熙依靠的首先是这些地主，他说：“赖有富户居积，犹得散粜民间以济荒歉，若使尽为灾黎，其何以堪。”

自古施赈之举往往是贪官污吏中饱私囊的契机，结果受灾饥民毫无沾济，反而还可能备受敲榨。对此，康熙皇帝十分注意调查研究，以求克服赈济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弊端。

康熙四年(1665)二月，山西巡抚杨照疏报上一年太原、大同二府所属二十个州县及一部分卫所遭受旱灾，“俱十分全荒”,求免四年份钱粮，并发仓赈济。康熙皇帝立即以“察报延迟，有失抚恤之道，下旨切责”。遣人调查之后，方知灾区受灾至烈，有近“三十城之民饥谨至极”,督抚不但隐瞒了灾情，还照例追逼征收当年钱粮。康熙皇帝一边命令紧急动支山西省现存库米零银及见征在库的“不拘何项钱粮，发六千两”赈济灾民，“如再不敷，着该督抚及地方官设法拯救”,一边下旨明示“总督、巡抚俱系养民大臣，民饥之先，即应据实奏请拯救，乃至民饥至极方奏请拯救，殊负倚任之意”。令吏部将山西督抚“议处具奏”。康熙皇帝于四十四年(1705)南巡中，曾根据山东的情况说：“凡罹灾荒，倘预行奏报，无不可赈救者，只因山东各官匿灾不报，故大致饥谨。”他由此得出结论：“自古弊端，匿灾为甚。”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他又谕告说：“凡地方水旱，督抚即行奏闻，预为料理，则被灾百姓不至失所。今年安庆府、太平府属俱被灾荒，而巡抚刘光美竟不奏闻，其意以为灾荒非盛世所宜言，不知天时水旱之灾，乃所恒有，生民关系甚大，匿不以闻，殊为非理矣。”

康熙皇帝对某些地方官员实心救灾的行动给予理解和支持。

康熙九年(1670),淮安、扬州二府水灾，当地所存积谷已于去年用于赈济，有人提出暂时挪用正项钱粮，等劝输捐纳补还正项。户部按规定不同意动支正项，只同意将凤阳仓存米及捐输扣存各项银米散赈，如果不够用就劝谕全省各官设法捐输来解决。康熙皇帝得知此事后，先派廉能大臣前往调查，指示“果系被灾已甚，无以为生，即会同督抚一面将正项钱粮动用赈济；若系次灾，即照部议”,强调“务使民地沾实惠”。至十月，水灾更显严重，“黄淮交涨，堤岸冲决，百姓室庐多被淹没。夏麦未获登场，秋禾播种，水潆难施，民生失所”。康熙皇帝立即下令“准动正项钱粮，存积银米”。赈济灾民，并蠲免当地应征钱粮。至第二年，康熙得知淮扬水患仍很严重，又催令户部：“民为邦本，如斯困苦，岂可不速行拯救?”让“就近截留漕米，或动支何项银两，籴米给散饥民”。他直接下令“着截留漕粮六万石，并各仓米四万石”赈灾，并且“于各府州县分设米厂……使饥民无奔赴守候拥挤之患，然后计人给米，每日人各一升，每三日一放”。这样做，一石米可供一个人百日之用，万石米可养活一万人一百天，十万石米就可以救济十万人到秋天麦收之后。淮扬的水灾频繁地威胁着淮扬人民，而大量的淮扬人民却能在康熙皇帝的赈济政策下延续了生命，因此康熙皇帝被淮扬人民感戴若神明。

为了有效地组织赈灾，康熙皇帝还主张从治标转向治本，一方面兴办各项工程(如治黄淮);另一方面提高人们的抗灾自救能力。康熙十八年(1679)六月，他向户部提出“民生以食为天，必盖藏素裕，而后水旱无虞，藏富于民，经久不匮，洵国家之要务也”。他提出尽管“连年丰稔，粒米充盈”,可是“小民不知积蓄，恣其狼戾”,以致“去年山东河南一逢岁歉，即以饥谨流移见告，虽议蠲议赈，加意抚绥，而被灾之民，生计难遂”。他认为，各地方官吏“平日不以民食为重，未行申明劝谕”。责任不可推卸。对此，康熙皇帝要求各级官吏要“晓谕小民。务令力田节用，多积米粮，俾俯仰有资，凶荒有备”。因此，地方各级纷纷设立社仓、义仓，全以本乡之人管理其事，米谷出陈入新，春借秋还，每石取息一斗。储谷多的，经营人给予顶戴。次年，康熙皇帝规定常平仓谷均留本州县备赈，义仓和社仓积谷各留本村备赈。应该说这样做是积极的。

康熙皇帝还力求在遇灾时平价粜米。事实表明灾荒之日往往是贪利商人囤积居奇之时。康熙三十二年(1693)京畿地区歉收，市上米价昂贵，康熙皇帝谕令通仓每月发米一万石，“比时价少减粜卖，只许贫民另余数斗，富贾不得多籴转贩”。第二年，霸州、文安等州县水灾，康熙皇帝又下令将天津卫等地现存仓米十万石以三万石赈济饥民，剩下七万石“着减价发粜”。沿河一带景州等各州县卫所“着将山东漕米每处截留二千石，亦发粜以平米价”。为保证平粜顺利进行，康熙皇帝除命令户部“行文该抚，责成州县实心奉行”外，还不时地遣人稽察，若发现“小民一不沾实惠”,就从重处治该管官，断不宽宥。这一年，直隶安州(今河北安新西南)等十一个县仍推行了以平粜为主、粜赈结合的方法。康熙皇帝指出：“朕思直隶米价腾贵，小民艰苦，若仅照数给发，诚恐无益。著将此米一半散给百姓，一半照目前米价折银给予贫民。所余之米着视时价酌减，令民贱买，如此则百姓既得银两，而籴米又易，庶小民均沾实惠”。康熙皇帝不仅注意灾后平抑物价，而且延及灾后期年。康熙三十九年(1700)三月，康熙又交代大学士说：“修筑永定河，夫役云集，人多则需米，谷价必致腾贵”。他下令：“遣户部贤能司官二员截山东、河南漕米二万石，留于信安、柳岔(今河北霸州境内)二处，会同地方官照前稍减时价丰粜，至附近信安、修河诸处屯庄米石，亦令粜卖，有益于民”。

为了达到富民的目的，康熙皇帝一方面积极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和新品种，另一方面要各地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多方面发展经济，不一定都以种粮为主。康熙五十五年(1716)三月，他对大学士们说，现在天下太平，人口增多，耕地未增，士商僧道等不从事生产的人也日益增多，“或有言开垦者，不知内地实无闲地。今在口外种地度日者甚多，朕意养民之道，亦在相地区处而已”。他举陕西临洮、巩昌等地为例说：“虽不可耕种，若于有水草之地，效蒙古牧养，则民尽可度日，而百姓但狃于种地，不能行此”。他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不能把发展生产只理解为种粮的道理，“昔年去山东赈济人员曾云，或有人在牛旁，不知取乳而食，坐以待毙，此皆不习之故耳”。在张家口、保安、古北口巡行时看到人们开渠引水浇田，康熙皇帝就想到“蒙古地方多旱，宜教之引河水灌田”。从宁夏等地“取能引水者数人”,派到蒙古地方传授技术；在敖汉、奈曼，见那里土地肥沃，就想到“如种谷多获，则兴安等处不能耕之人就近贸易贩籴，均有裨益，不须入边买内地粮米，而米价不致腾贵也”。由此可见，康熙皇帝为政不仅细致而且讲究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