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在康熙初期因连年不息的战争，导致轻徭薄赋的政策无法有效地付诸实施，但是康熙皇帝极力反对各地地方官员“借端私征，重收火耗”“恣意横索”。他提出：“休
养民力乃治道第一义，何利当兴，何弊当革，俱宜从实详酌举行。惟时当承平，而常若民生未遂，民困未苏，则地方自然受福。若谓地方已经宁谧，不复时加体恤，则所失多矣。至一切事务，本可速结者自应速结，每见在外官员故意迟延，致滋民累，尔宜中饬所属各官实心任事，又在外官员行事，京师无不悉知，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皇帝又一再强调“民为邦本，休养宜先”。
康熙皇帝努力减轻农民的徭役，如康熙十年(1671)将浙江的故钞银摊入地亩，康熙十八年(1679),推行“均役”“均田”定策，将差役摊入地亩，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一月，他谕示湖广总督董安国“今天下承平，
休养民力乃治道之第一要义”。康熙三十五年(1696),他依次把山东、浙江等省的班匠银摊入地亩。康熙四十一年(1702)规定：“凡军民人等七十岁以上者，免役一子，以后官有兴作，悉出雇募”。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月壬子，康熙皇帝得知张家口每年解送羊皮等物，“地方官将彼处居民及旗人派供解费”,恐多骚扰，下令说“嗣后应于出差回京官员内派一员前往解送，事既易办而民间苦累亦得免矣”。康熙皇帝特别反对大兴土木，他认
为“兴作无益”,所以即使修京城的街道、御河及宫殿，都以“少一事如去一病”的精神，讲求实效，不求奢华，把省民力放在心上，故能使农民集中力量，投身于农业生产，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康熙皇帝认为，“盖治安天下，惟期民生得所。而欲民生得所，必以敷恩宽赋为急也”。平定三藩之后的康熙皇帝便着手将其宽租轻赋的思想付诸实施，以减轻人民负担。他谕大学士说：“自用兵以来，百姓供应烦苦，朕前屡言，俟天下**平，将钱粮宽免。尔等可同户部先将天下钱粮出纳之数通算启奏。”由此揭开了宽减租赋的序幕。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起，直隶各省，乡绅名下田地，与民人一例同纳赋役，扩大了征收面，也减轻了小农的负担。与此同时，又降低了赋额，如云南吴三桂起兵时，亩征赋七斗二升，后降至亩收八升一合八勺三撮。湖广江夏废藩田赋，原来每石折银四钱六分有奇，较民田赋额高六七倍，一律降至民田赋额。而后又清丈不实地亩，因为地主豪强为隐匿自己的地亩，少纳赋税，往往把此赋额摊入小民田亩。于是，康熙皇帝为了减轻民地负担，下令清丈地亩，量亩收赋。
康熙三十九年(1700),湖广总督郭秀奏，湖南农民不能完课，有因此逃亡者，因之，清丈田亩，平均了赋税，但却使赋额下降了。康熙皇帝问他：“约减几何?”郭琇奏称：“大约减十分之二。”康熙皇帝于是说：“果于民有益，所减虽倍于此，亦所不惜，若不清丈……征收钱粮，有累穷黎，断不可也。”
康熙五十年(1711),规定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五十四年(1715),首先在广东实行摊丁入亩，开废数千年丁税的先河。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为了进一步减轻人民负担，康熙皇帝不断严禁官吏扰民，反复制止官吏滥征私派，额外苛索。他一再告诫百官“累民之事，虽纤毫亦不(可)行”。
康熙十九年(1680)五月，康熙皇帝谕吏部等衙门“致治安民之道，首在惩戒贪蠹，严禁科派，而后积弊可清，闾阎不扰。近见街道衙门蠹役诈索害民，又闻提督步兵衙门、五城司坊、街道巡捕等衙门各官不能洁己奉公，格遵方纪，纵容衙役腹削小民，或沿习陋规，科敛行户，或借端挟诈，官役分肥，肆意横行，无辜受害，种种弊端，深可痛恨。向来虽经严禁，定有处分之例，但恐小民未能悉知，仍被奸徒扰害，应再加严饬，务令家喻户晓，以副朕安全生民至意”。一些上京朝觐的官员，往往借朝觐之期，“每因仍陋习，借端科派，大小相循，私通交际，是察吏本以安民，而反以扰民”。对此，康熙皇帝严肃地训饬说“(这)甚非朕激扬清浊至意”。他又禁止满洲贵族、京城官僚、显要之家派家丁到外省搜罗异物，扰害百姓。
康熙皇帝常以自己为表率，每逢外出巡行，他总是力避扰民，厉禁随从人员和地方官吏借机勒索百姓。
康熙皇帝于二十三年(1684)第一次南巡前，在一次听政时，把户部、工部、光禄寺的堂官和司官召至近前，指示说：“朕凡巡幸一应动用之物皆从节俭，此番户部采买草豆，工部木炭，光禄寺食物，勿令地方官吏派取民间，扰害百姓”。这样，他每次出巡之前就在京城把路上所需物品备办齐全，不需在沿途补给，由此便堵住了下级进贡的路子。他又要求在巡行中有水路则走水路，无水路便走旱路，走水路时，禁止随从上岸购物，以免扰乱当地市场。
康熙皇帝在第一次南巡时，他就对江宁巡抚汤斌说：“朕欲周知地方风俗，小民生计，有事巡行。凡需用之物，皆自内府储备，秋毫不取之民间。恐地方有不肖官员，借端妄派，以致扰害穷民，尔等加意严察，如有此等，即指名提参，从重治罪。”他还让科道官员尾随随行官员，“或有不肖之人，强行买卖，扰害百姓者，令其稽察”。
康熙皇帝于二十八年(1689)第二次南巡时，又先谕令“所至沿途供亿，皆令在京所司储待，一切不取之民间”“简约仪卫，卤簿不设，扈从者仅三百余人”。康熙皇帝的船经过扬州，民间结彩欢迎，盈衢溢巷，眼见此情景，康熙皇帝说，“虽出其恭敬爱戴之诚，恐致稍损物力，甚为惜之”。令“前途经历诸郡邑，悉为停止”。船到吴江县龙王庙时，地方官派五百只画舫来迎接，康熙皇帝并没有乘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