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属于西藏佛教的格鲁派，俗称黄教。黄教是后兴起的教派。南宋

淳祐四年(1244),西藏佛教派别中势力最大的萨迦派(俗称花教)教主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今甘肃武威)觐见窝阔台的皇子阔瑞，议定了西藏地方归顺蒙古大汗的条件及缴纳贡赋的品种和数量。元朝建立后，西藏正式隶属于中国版图。当时，西藏佛教派别还有噶举派(俗称白教)与萨迦派旗鼓相当；宁玛(俗称红教)、本布(俗称黑教)等派势力次之。萨迦班智达去世后，其侄八思巴于元朝至元六年(1269)被元世祖封为“大宝法”,即萨迦

政权的创始人、第一任萨迦法王。

自此，西藏第一次出现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元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噶举派乘萨迦王室内讧，起兵推翻第六代萨迦法王，建立第司政权，也称帕竹政权。明洪武五年(1372)刚即位不久的第司政权第二代法王释迦坚赞，派人赴京朝贺，明太祖封他为“灌顶国师”,并赐玉印，其他教派凡赴京朝贡者，也分别授予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等职。第司政权第五代法正札巴坚赞是在明永乐四年(1406)被封为“灌顶国师阐化王"。他执政期间颇有建树，对宗喀巴新创建的格鲁派采取扶植态度。

宗喀巴原曾信奉噶举派。明朝初年，他痛感萨迦、噶举等派均有失佛教本旨，不守戒律，于是创建新教派——格鲁派，提倡“苦行”,敬重戒律，不娶妻，禁饮酒，戒杀生，等等。宗喀巴自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三十六岁时收徒，其著名八大弟子中，第二人克珠节即第一世班禅，最末一人根敦朱巴即第一世达赖。明成化十年(1474),根敦朱巴逝世，黄教学习噶举派“转世”相承制度，认定次年后藏达讷地方(日喀则宗属地)出生的根敦嘉措是根敦朱巴转世的“灵童”(也称呼毕勒罕，或胡必尔汗，系蒙古语自在转生之意，也译为：化身),此为黄教第一个大活佛转世系统。

二世达赖根敦嘉措(1475-1542)执政时期，黄教已有较大发展，不仅在前藏、后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传播到西康(今西藏东部昌都地区)、阿里(西藏西部)、青海等地。与此同时，反对黄教的势力也日益猖狂。以仁本巴·顿柱多吉为首的后藏世俗农奴主，与噶举派的噶玛噶举、直贡噶举相勾结，对黄教采取敌视态度，并兼任第司政权摄政，干预政务。因此，三世达赖索南嘉措(1543-1588)中年以后，离开前藏，去青海、西康、内蒙古等地传播黄教。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内蒙古土默持部的俺答汗率众西入青海，见黄教在群众中威信日增，颇有好感，于是邀请索南嘉措至青海会晤。明万历六年(1578)五月，索南嘉措应邀至青海，在新建的仰华寺与俺答汗会晤。俺答汗赠送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尊号。“圣识一切”,意为遍知一切，“瓦齐尔达喇”是梵文“金刚持”的意思。达赖，是蒙古语：大海，“喇嘛”是藏语“上师”之意。二者合起来表达的意思是：佛家显密两宗达到最高成就，如海一般的大师。自此，便有了“达赖喇嘛”这一称号。索南嘉措便为达赖喇嘛三世。后人便追认根敦朱巴为一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为二世达赖喇嘛。在这次会晤中，达赖喇嘛三世回赠俺答汗“咱克瓦尔第彻辰汗”尊号。“咱克瓦尔第”是梵文转轮圣王。“彻辰汗”是蒙语聪睿王。这之后，索南嘉措曾应邀去内蒙古各地讲经说法，广收徒众，黄教的影响遍及内外蒙古。明万历十六年(1588),索南嘉措应明帝邀请赴京，死于途中。

三世达赖嘛逝世前后，西藏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第司政权的摄政仁本巴·顿柱多吉的部下辛霞巴·才旦多吉发动政变，推翻仁本巴，占据后藏。万历四十六年(1618),辛霞巴·才旦多吉曾孙敦迥旺布率军攻陷前藏，推翻第司政权，建立噶玛政权；自称“藏堆结布”,汉文史书称为“藏巴汗”。噶玛政权与第司政权虽同属于噶举派，但对黄教态度却截然不同。藏巴汗联合青海喀尔喀蒙古却图台吉欲用武力消灭黄教。但黄教得到了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亦写作固始汗)的援助。崇祯十年(1637)正月，顾实汗率部从新疆进入青海，推翻蒙古却图台吉政权，占领青海。不久，他又攻占西康大部分地区，派人征收赋税。

崇祯十四年(1641),顾实汗受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的密招，率兵入藏。翌年，推翻噶玛政权。达赖五世罗桑嘉措于是在顾实汗支持下建立了噶丹颇章政权(因其未执政前住在哲蚌寺的噶丹颇章宫)自任法王，下设第巴一人，总理政事。首城建在拉萨，并兴建布达拉宫居住。自这时起，达赖取得西藏地方的政权。但顾实汗也没有离开西藏，实际上控制着那里的政务。

尊重达赖喇嘛，使佛教为提高皇权和维护国家统一服务，是清太宗制定的基本国策，为以后历朝所恪守。

早在清崇德四年(1639)十月，太宗皇太极就遣使致书于西藏的汗和“掌佛教大喇嘛”,表达了慕名聘请高僧，“宣扬佛法，利益众生”之意。与此同时，顾实汗得知东方兴起了强大的大清王朝，便联络达赖、班禅及藏巴汗，共同遣使朝贡。使者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等人，历经千辛万苦，越数载，方于崇德七年(1642)十月抵达盛京(今辽宁沈阳)。太宗皇太极遇以优礼，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接。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等朝见了皇太极，并以达赖喇嘛等书信进上，书中称太宗为“曼殊师利大皇帝”(曼殊，即汉语“妙吉祥”)。皇太极起迎受书，设座于榻右，命使者坐，赐茶，大宴于崇政殿。接待礼仪之隆重，几乎与后世接待达赖喇嘛相似。翌年，使者回藏，太宗赐予金银珠宝，遣使偕往，并致书达赖回敬和问候。由于达赖喇嘛等主动遣使与清廷通好，四川、甘肃及西藏的一些土司、番僧亦先后入贡，献前明敕印，请求内附。

顺治执政期间，达赖喇嘛与清廷的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定都燕京，顺治皇帝采纳顾实汗建议，遣使往迎达赖喇嘛。顺治四年(1647),达赖、班禅各遣使献金佛、念珠，表颂功德。次年，顺治遣使携书问候达赖，并再次敦请。达赖复书，许于辰年(顺治九年)朝觐。对此，清廷极为重视，届时特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等人往代噶迎接，修筑黄寺为其下榻之处。

顺治九年(1652)十二月十五日，达赖喇嘛率领班禅及顾实汗的代表至京，谒顺治皇帝于南苑，进马匹、方物。顺治皇帝予以隆重接待，在太和殿设宴为达赖洗尘。翌年二月，达赖辞归，顺治帝设宴饯行，赐金银、缎匹、珠玉、鞍马等，并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偕固山贝子顾尔玛洪、吴达海率八旗兵护送到代噶。同年四月，又遣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人，送满文、汉文、藏文三种文字酌金册、金印，于代噶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此，“达赖喇嘛”这个封号及其在西藏的政治地位由朝廷正式确定下来，并使其具有全国佛教首领的意义。

达赖喇嘛由中央政府册封之制由此开端。顾实汗虽未亲自来京，顺治皇帝以其稳定青藏形势之功，并忠于朝廷，特派内大臣囊努克、修世岱等人随达赖喇嘛到拉萨，赍送满文、汉文、蒙古文三种文字的金印、金册，封他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鼓励他进一步忠于朝廷，以永保荣华富贵。

大清皇帝之所以这样尊重和优待达赖喇嘛，是出于治国的需要。达赖不仅是西藏政治、宗教领袖，而且他所推行的佛教格鲁派(黄教)得到蒙古各部的普遍信仰。尊重他，不仅能结好西藏，且可借以抚绥蒙古，对扩大和维护清朝在全国的统治是一项积极的政策。康熙皇帝从其个人好恶来讲，无论对道教、佛教均不感兴趣，但仍恪守先朝尊崇达赖、抚绥蒙古的既定国策，不时遣使前往西藏看望达赖、班禅，温旨存问，赏赐贵重礼品。他还规定由打箭炉(今四川康定)税收项下，每年拨给达赖白银五千两，作为僧众养赡，另外每年给班禅茶叶五十大包，作为札寺僧众熬茶之用。达赖、班禅也经常遣使进贡，对清廷十分敬重。

康熙皇帝尊重黄教和达赖喇嘛，但不盲目迁就达赖个人的意志和行为，而主张以宗喀巴道法为准绳，团结与统一藏蒙各派政治势力。事实上，达赖的行为也未必完全符合道法；且有人竟借达赖喇嘛之名以行其私，残害百姓，侵略邻部，危害朝廷。对此，康熙皇帝以最有权威的护法主姿态维护宗喀巴道法，“化导悖乱，使中外道法归一”。吴三桂叛乱时，康熙皇帝诏令青海蒙古兵由松潘入川。五世达赖竟庇妒吴三桂，刁难朝廷，上书阻拦，“西南地热，风土不宜”,蒙古兵“难以进边”,甚至主张“莫若裂土罢兵”。康熙皇帝断然拒绝，说：“吴三桂系明时微弁，父死流贼，摇尾乞降。世祖章皇帝优擢封王，将公主许配其子，朕又宠加亲王，所受恩典不但越绝朝臣，且自古所罕有。吴三桂负此殊恩，构衅残民，天人共愤。朕乃天下人民之主，岂容裂土罢兵?"

康熙十九年(1680)闰八月初二，理藩院发现喀尔喀(外蒙古)进贡名单以厄尔德尼济农为首，而达赖喇嘛所给文内，并无厄尔德尼济农为首字样，故令来使查明，再议其所贡物品应否收纳。康熙皇帝得知此事批评理藩院说：外藩蒙古头目进贡，其物应否收纳，理应即行议定，何必根据达赖喇嘛文之有无?外藩蒙古的事，不能唯达赖喇嘛之言是听。因而决定以后蒙古进物，应否收纳，定议原则具奏，不必以达赖喇嘛之文为据。由此可见，主宰众蒙古命运的是朝廷，而不是达赖喇嘛。

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世达赖罗桑嘉措去世。第巴桑结嘉措秘不发丧，企图借机把西藏统治大权抓在自己手里，抵制和排斥和硕特达赖汗(顾实汗之孙。1654年顾实汗死，其子丹增多吉继承汗位，称达延汗；1668年达延汗死，其子丹增达赖继之，称达赖汗)的控制。他选择与五世达赖相貌酷似的帕崩喀寺的喇嘛江阳扎巴，穿起达赖服装，坐在布达拉宫的宝座上伪装五世达赖，但不与外人接触；宣布达赖要长期静坐，修炼密法，一切由第巴代行、代达。桑结嘉措的行动，反映了西藏部分僧俗贵族的愿望。桑结嘉措二十六岁时，即康熙十八年(1679),经五世达赖推荐，在三大寺僧众的欢呼声中登上第巴宝座。五世达赖按照西藏未来最高统治者的目标培育桑结嘉措，而这位第巴由于自幼受五世达赖热烈期望的感染，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种使命。桑结嘉措欺瞒朝廷，一再假传五世达赖之言，恣意妄为；为反对和硕特汗，暗中勾结噶尔丹，支持其侵犯喀尔喀蒙古，唆使其与朝廷对立。如此看来，康熙皇帝不得不与第巴桑结嘉措的欺君坏法行径进行一场必要的斗争。

康熙皇帝于二十八年(1689)正月遣使，将收降外蒙古土谢图汗及哲卜尊丹巴之事通知达赖喇嘛，并重申：“欲使厄鲁特、喀尔喀尽释前怨，仍前协和，各守地方，休战罢兵。”并表示愿与达赖喇嘛共同遣使往谕噶尔丹，

以便永息兵戎。然而出乎康熙皇帝预料，第巴竟遣善巴陵堪卜借入贡请安之机，假托达赖之言密奏说：“达赖喇嘛令奏圣上，擒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图交噶尔丹，则有利于生灵。”康熙皇帝深知噶尔丹正是以索要土谢图汗等为借口，继续向内蒙古大举进犯的，“达赖”所奏显然是有意偏袒噶尔丹。因而遣使赍敕往谕“达赖”,指责这种主张不符合向来欲厄鲁特、喀尔喀相与和好之意，并质疑“你喇嘛行事利济众生，想善巴陵堪卜所奏，未必是喇嘛之言”。

第巴以达赖名义遣往准噶尔谕和的喇嘛济隆，行事更为荒谬，不仅不力促噶尔丹与喀尔喀罢兵和好，反而唆使其入侵内蒙古，对抗清廷。噶尔丹与尚书阿喇尼交兵于乌尔会河，济隆则支持噶尔丹的不法行径。噶尔丹一路烧杀抢掠，深入到克什克腾旗南部的乌兰布通峰，济隆为之祭旗、诵经、择战日；两军于乌兰布通会战，济隆张盖坐在山顶观战；噶尔丹战败被围于山顶，济隆又亲自出马，以讲和罢战为名，迷惑清军，使噶尔丹乘机远遁。

康熙皇帝坚信济隆上述种种悖行，并非达赖之意，便于康熙三十年(1691)九月致书达赖：“前得知喀尔喀、厄鲁特交恶相攻，屡遣使于你喇嘛，以促其和好。你喇嘛从来奉命不违，敬顺而行，亦屡遣喇嘛说和，如果奉差喇嘛诸人，能仰体我俩好生之意，尽心行事，则喀尔喀、厄鲁特和好，战争早该停止了。但你的近侍与济隆胡土克图等皆有私意，不体会我与你的心意。济隆胡土克图身在噶尔丹营中，并不说和，又不劝阻，而是处处支持和怂恿。这些事未必济隆一人所为，也有你近侍之人通同贪利，而欺蔽你，徇庇噶尔丹。”

这里所述达赖的“近持”实指第巴桑结嘉措。第巴唯恐真相败露，急忙以达赖名义为济隆开脱，祈求“宽宥”。康熙皇帝不允所请，坚持处罚，认为惩恶劝善是国家一定之大法，故回信指出：“如或不然，则善人何以为劝，恶人何以为惩?”

第巴桑结嘉措为了巩固自己在西藏的统治地位，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冬，以达赖名义遣使进贡，并为自己请封。康熙皇帝虽然怀疑偏袒噶尔丹的事是第巴所为，但念及达赖喇嘛自受封以来，恭顺职贡有年，今以其身已老，乞封第巴，不便拒绝，遂于次年四月封第巴为土伯特王，授予金印，印文是“掌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布忒达阿白迪之印”,即封第巴掌管黄教法王名号。这之后，第巴继续徇庇噶尔丹，遣使奏请勿革噶尔丹汗号，并公然要求清廷撤走青海等处戍兵。对此康熙皇帝严词驳斥，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是为了噶尔丹，而非为国家着想。明确宣布：“我之守戍，为保吾土。今噶尔丹仍索喀尔喀不已，则朝廷不仅不当罢戍，且当备师。如噶尔丹来，即行剿灭。”这时，康熙皇帝意识到达赖可能已不在世，曾遣使前往召班禅胡土克图进京，以便达赖不在时，由其主持达赖喇嘛教。但因第巴阻挠，班禅未能赴京。

年(1696)五月，康熙亲率大将军费扬古等，大败噶尔丹于昭莫多。从缴获物品中发现了第巴与噶尔丹来往文书，并从降人口中得知达赖喇嘛以去世多年，第巴暗以达赖名义怂恿噶尔丹占据外蒙古等西藏布达拉宫

事，于是决定遣使进藏，以观虚实。同年八月十一日，遣理藩院主事保住等人，前去送敕书给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第巴桑结嘉措、达赖汗等，为灭噶尔丹告捷。在给第巴书中说：“朕崇道法而爱众生，故眷祐实心护道法者，罪谴阴诱人以坏道法者。”接着历数第巴罪行：“你阳则奉宗喀巴之数，阴则与噶尔丹朋比，欺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而坏宗喀巴之教。你诈称久故之达赖喇嘛尚存，遣济隆胡土克图到噶尔丹处，在乌兰布通之役为噶尔丹诵经且择战日，噶尔丹败，又以讲和为词贻误我军，使噶尔丹得以远遁；朕为众生，遣人召班禅胡土克图进京，你又诳吓班禅胡土克图，说噶尔丹将劫持而杀之，以阻止其成行；青海博硕克图济农，暗与噶尔丹结姻，往来通使，你不举发，还给予支持；噶尔丹听信你的唆诱，故不遵从朕之旨。”

噶尔丹听说皇帝亲统大军已到克鲁伦，遁走时对众人说，我来克鲁伦，不是我想要深入，而是奉达赖喇嘛之旨，他说“东行吉”,我于是深入，是达赖喇嘛杀我，而我杀你们。康熙皇帝把事情挑明了说，达赖喇嘛若存在，绝无此等事，明明是达赖喇嘛亡后，你假冒达赖喇嘛诳噶尔丹。你的行为，是为道法，还是为己行诈?康熙皇帝接着给第巴指出改过自新之路：你果然改过，仍想遵宗喀巴之道，当奏明达赖喇嘛已故始末；遵奉班禅胡土克图，使之主喇嘛教，应朕之召，使之来京；将济隆胡土克图交给我处理；将青海博硕克图济农所娶噶尔丹之女解来。如此则朕仍待你同从前一样优厚。不然，此四事缺其一，朕必问你诡诈、欺达赖喇嘛和班禅胡土克图、助噶尔丹之罪，发云南、四川、陕西等处大兵，如同破噶尔丹之例，或朕亲征，或遣诸王大臣讨伐你。并要求他速办，限于明年正月来奏，否则将后悔不及。

翌年二月初六，康熙皇帝自京出发，行兵宁夏。此行主要目的是最后剿灭噶尔丹，但也试图乘便对青海和西藏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出发的第三日，即二月初八，接到保住从西藏回到庄浪(今甘肃永登)发来的奏疏，得知第巴接到谕旨，诚惶诚恐，态度极为恭顺，皇帝谕令的四事，一一应允。因康熙信中曾点明青海台吉向背，关键取决于达赖和第巴，故第巴明确表示：青海八台吉，俱达赖喇嘛弟子，但愿为皇上效力，并无二心，臣可保其不背皇上。

康熙对第巴的恭顺态度颇为满意，因其忠于皇上，标志道法已经归一，故决定宽宥其罪，以促成青海和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三月下旬，康熙到达宁夏，再遣保住等往谕第巴：“嗣后你宜更加恭顺，勿违朕旨。朕完全宽恕你从前的罪过，嘉惠如初，如此则你那里的人民蒙利，你的荣华富贵可获长享。”同时，嘱咐保住：此次进藏，待第巴态度宜加和婉。并令保住转告第巴说：“皇上统领大兵，已临宁夏，因前事四款你肯遵旨，皇上大悦，故不进兵。”如此看来，康熙皇帝在处理第巴问题上，采取了古代帝王惯用的恩威并施方针。

康熙宽宥第巴的正确政策，促进了青海问题的顺利解决，最初青海诸台吉听说康熙皇帝亲自出师宁夏，很受震动，先后移营而去。后得知第巴效忠朝廷，康熙皇帝宽宥其罪，遂解除疑虑，纷纷要求朝见康熙皇帝，请求归顺。康熙三十六年(1797)十一月二十七日，康熙在保和殿接见来朝的顾实汗第十子青海扎(达)什巴图尔台吉等，盛情款待，充分肯定顾实汗和扎什巴图尔对清廷的忠诚。同年十二月，康熙皇帝阅兵玉泉山，特邀扎什巴图尔前去观看，使其亲睹天朝兵威。次年正月，诏封扎什巴图尔台吉为亲王，分别封其他台吉为贝勒、贝子，并予以殊荣，令随驾巡游五台山，赏赐马驼，派兵护送其返回青海。以扎什巴图尔亲王为首的青海众台吉从此逐步摆脱了对达赖喇嘛的依附地位，并为帮助朝廷安定西藏做出了重要贡献。

康熙皇帝把自己看作最高护法主，强调维护宗喀巴道法，是用它统一信仰黄教的各族、各派政治势力，以稳定边疆局势，巩固清廷统治。因此，他不允许边疆各部头目以护法为名寻衅滋事。同时，在各部、各族之间，则提倡各行其道。所谓各行其道，即允许各族人民有信仰自由。他曾说，和我朝敬祀祖神一样，各族必有其所敬之神，“不应妄加干涉”。新疆伊犁河流域准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以护法为名，反对宽宥第巴，上疏申明理由说：“第巴将达赖喇嘛圆寂之事，匿而不宣；斥正传之圣徒班禅，自尊其身，有玷道法；诈称达赖喇嘛之言，以混乱七旗喀尔喀、四厄鲁特，好事乐祸，正未有已。”

康熙皇帝为了防备他借口护法干涉西藏事务，于三十七年正月十四日亲自召见策妄阿拉布坦的使者，训谕说：“休息兵戎，令宇内升平，才可称道法。若以护法为辞，必生衅端。今天下太平之时，惟令各行其道。即在一国之内、各族之间，允许有不同的信仰，决不许以护法为名行灭法之实，强行干涉外族事务。”如此看来，康熙皇帝便不仅是一族一教的护法主，而是各族各教的共同护法主。各行其道，是这位天下共主所推行的适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需要的比较开明的民族宗教政策。在此基础上强调“道法归一”,要求各民族、各教派都必须服从朝廷，使各种道法都统一到皇帝的意志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