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李亨离马嵬驿北上那时起，民间就相传太子将率军要来收复长安，其时，京畿豪杰也纷纷无可奈何地武装起来，杀伪官吏，遥应官军。长安以外的京畿道及北面的鄜州(治今陕西富县)、坊州(治今陕西黄陵东南),乃至西面的岐州(扶风郡)、陇川(治今陕西陇县),皆起而附之。

他们分散行动，此起彼伏，坐镇长安的伪将孙孝哲对此无可奈何，特别是长安西门以外地区，到处是豪杰武装的营垒，叛军更不敢轻易出城。因而，孙学哲的叛军虽占领了长安，也只能在“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的范围内活动。

在关东的大部分地区，初时由于交通阻断，人们对李亨灵武即位的消息并不完全知道，或者虽知而不详。后来，平原颜真卿知道肃宗已即位，便以蜡丸封表，派人奉达灵武，肃宗亦以蜡丸封诏书，送达平原。

于是，颜真卿派人将灵武朝廷的诏书，四出颁布，由是关东诸道皆知李亨即位为新皇帝，“徇国之心益坚矣”。不久，江淮地区派人至灵武，奏请有关输运江淮物资的问题。他们选择的路线是从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西沿汉水经汉中，再走斜褒古道，沿汉水支流褒水北溯，翻过终南山至关中，再沿渭水支流斜谷水至扶风，然后北可达灵武，西可入蜀中成都。这给肃宗在经济上以巨大的支持。

当时灵武的军队除湖方军五万以外，加上河西、陇右等地的征兵，总数不过六七万人马，肃宗感到实力还不够强，便想借助西北少数民族的兵力来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

于是，命豳王守礼的儿子承案为敦煌王，派他与朔方部将仆国怀恩一起出使回纥，请他们出兵帮助唐经收复长安。又派人征召西域拔汗那等部族的少数族军队，随安西兵同来支援。

这时，李泌建议肃宗离开灵武，南迁彭原，俟西北少数民族援兵队至，再南下扶风，其时江淮的物资估计也可到达，可解决赡军的急需。因为古代运输，水路比陆路省便得多，而扶风至灵武既无直达水系，路途相隔又远，所以李泌这一南下扶风集师的建议是十分高明的。

九月十七日，肃宗大阅诸军，进离灵武南下。丙子(二十五日),抵达顺化(治今甘肃庆阳),遇见了韦见素、房潢等人自成都而来。原来，七月十三日李亨灵武即位后，便派人赴蜀中呈报玄宗，因为路途险阻，直至八月十二日将近一个月才到达成都。玄宗见事既已如此，无可挽回，再说自己偏处成都，早已心灰意懒，且年事已高，无法再亲自操劳军国重务，便强露笑颜说：“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

玄宗才下制曰：“自今改制敕为诰，表疏称太上皇。四海军国事，皆先取皇帝(指肃宗)进止，仍奏朕知；俟克复上京，朕不复预事。”又过了两天，才派韦见素、房溃、崔涣带着传国宝玉册，去灵武例行传位的手续和仪式，并令他们辅弼肃宗。

韦见素等星夜兼程，也走了一个月才遇到肃宗。肃宗因韦见素曾依附过杨国忠，所以对他十分冷淡。而房溃本是当时名士，当年又与李适之、韦坚相善，后因太子私党案受牵连而遭坐贬，所以肃宗对他颇为信任。加上房溃言论时事，辞情慷慨，肃宗更为高兴。由是军国重事，肃宗多谋于房潢，其他人皆拱手避之。

十月一日，肃宗自顺化起程，十月三日至彭原。这时第五琦至彭原朝见。他在这之前的八月曾至蜀中谒见玄宗，面奏玄宗说：“今方用兵，财赋为急，财赋所产，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职，可使军无乏用。”玄宗便命他为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

这时他又来彭原见肃宗，建议将江淮租庸转易轻货，沿长江、汉水入汉中，再运入关中扶风。肃宗欣然采纳，并加第五琦为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第五琦是个很有才能的理财家，由于他的努力，使肃宗朝廷在经济上获得极大支持。

肃宗至彭原没几日，房溃毛遂自荐，上疏愿带兵收复两京。其实，房溃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军事，从未带过兵打过仗。其时郭子仪正在灵武北方的天德军发兵抵御闹事骚扰朔方的同罗请胡，并未随肃宗下彭原；去回纥求援的使者又尚无消息，江淮漕运也未至扶风。

总之，出兵的条件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成熟。然而，这时的肃宗急于想早日克复京师长安，居然答应了房溃的请求。遂加授房溃使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

房溃又请自选佐僚，挑了御史中丞邓景山为招讨副使，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给事中刘秩为参谋。李揖、刘秩都是书生，“不闲军旅”。后来虽补充了老将兵部尚书王思礼为副使，可房溃仍将军务悉委李揖、刘秩执掌。房还对人夸口说：“贼曳落河虽多，安能敌我刘秩!”

房溃分大军为三路：南军自宜寿(今陕西周至)东进，由种将杨希文率领；中路军自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东进，由刘贵哲率领；北军自奉天东进，由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率领。并以中军、北军为前锋，房溃自随南军押后。十月二十日，进至长安西北的西渭桥(便桥)。十月二十一日，中军与北军便在咸阳县东的陈涛斜(原名陈涛泽)与敌将安守忠交战。

房溃搬出古兵书上的车战法，以牛车二千乘，夹以马步兵，摆开阵势。不料敌军顺风鼓噪，牛皆闻声惊骇，随之敌军又纵火焚烧，唐军人畜大乱，死伤四万余人，存者数千而已。十月二十三日，房溃又亲领南军出战，复遭大败。南军、中军的主要将领杨希文、刘贵哲皆临阵缴械投敌。

房溃败归，肃宗大怒，差一点要治他以败军之罪。加上肃宗了解到当初玄宗在蜀中搞的“诸王分领诸道节制”的名堂，正是房溃出的主意，这使肃宗很恼火。从此，肃宗对房溃就冷淡了。

房溃之败，对在军事上刚刚振兴起来的肃宗朝廷是个很大的打击，同时表明安禄山叛军的力量尚很强，非可等闲视之。这次反攻的失败，迫使肃宗君臣必须对战场形势做出全面的认识和决策。

肃宗问李泌：“今强敌如此，何时可定?”李泌思考一下从容分析说：

臣观贼所获子女金帛，皆输之范阳，此岂有雄据四海之志邪!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余皆胁从耳。以臣料之，不过二年，天下无寇矣。

肃宗又问曰：“何故?”李泌对答道：

贼之骁将，不过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等数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而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两军系其四将也，从禄山者，独承庆耳。愿敕子仪勿取华阴，使两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军于扶风，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来春复命建宁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李泌这一对形势的看法是近于客观实际的，是十分精辟的。

从潼关失守，郭子仪、李光弼军退入井陉后，不数月，河北诸郡常山、饶阳、河间、景城、乐安、平原、清河、博平、信都等，皆被史思明攻占。

信都太守乌承恩降敌，河间李奂、景城李肺、饶阳李系和裨将张兴或被残杀，或投水投火自尽。

平原颜真卿亦被迫弃郡渡河南走，绕道来奔肃宗朝廷。

史思明从三千人马发展到数万之多，每郡置三千士卒镇守，叛军河北后方大为巩固。

在南路，安禄山攻占了两京，政治上造成了极大影响。中原粮储尽为其有，而军队消耗又不大，所以叛军可说是兵精粮足，发展顺利。

尽管安禄山叛军在河南东路(攻雍丘)及南路(攻南阳)进展不顺利，但唐军只能固守，无力出击，所以一时影响不了大局。

而在唐军方面，则处于明显的劣势。肃宗所拥有的兵力较为正规的仅郭子仪、李光弼所部朔方劲兵等五万。河西、陇右的士众大多在潼关一战中溃散，可以征召的所剩无几。军事上的失利，战场上的全面撤退以及长安的陷落，玄宗的西逃，更使士气遭到极大挫伤。

彭原、灵武一线后方虽尚稳固，但毕竟地处荒塞，大军的粮饷还需从江淮地区远途绕道运来。这一切，决定了唐军暂时只能处于守势。

不过，叛军也具有致命的弱点，一是失民心；二是无远谋。安禄山叛军所至，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财贿、妇人皆为所掠。男子，壮者使之负担，羸、病、老、弱皆以刀槊戏杀之”。

沦陷区的百姓恨之入骨，人心思唐，“衣冠士庶归顺于灵武者，继于道路”。沦陷郡县的百姓，敌军至则为敌守，敌军才去“则相共杀贼归国”,反复十数次，甚至城邑化为废墟，“而人心不改”。安禄山本人及其部将，军事上虽骁勇善战，政治上却是鼠目寸光。

安禄山本人始终不入长安，在两京劫得珍宝、财物，又皆运回范阳老巢，他似乎压根儿就没有坐天下的远图。总之，安禄山的反动腐朽本性决定了他必然失败的可悲下场。只是这种失败，不会来得很快，潼关一战，由于玄宗、杨国忠指挥决策的错误，造成了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这就决定了下一阶段的战争必然是长期的、艰苦的。

李泌的战略战术思想，就是基于这一客观形势做出的。他反对急于收复长安和洛阳，而主张应以消耗敌军有生力量为主，逐步促成双方实力对比的转化。必要的时候，先取敌军后路范阳，覆其巢穴，促使叛军前线发生动摇，最后达到克复两京的目的。否则的话，即使收复了两京，敌军退回河北，仍有可能卷土重来。

在战术上，李泌反对轻率地以自己有限的兵力去与强大的敌军进行决战，主张采取“以逸待劳”“避其锋”“乘其弊”的方针，不要盲目出击，以免消耗、分散自己的兵力。

按照李泌的分析，安禄山手下主要有五员大将，即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安禄山的部署是：史思明、张忠志守河北，安守忠、田乾真守长安，阿史那承庆则跟随安禄山。

因此，要想击败叛军，首先要牵制、消耗其中几支主力叛军的兵力。按照李泌的战略部署，是将唐军分作三路。北路由李光弼从太原出井陉，入河北，牵制和削弱史思明、张忠志部，使其不敢离范阳；中路由郭子仪出冯翊(今陕西大荔),入河东(指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威胁潼关，使安守忠、田乾真都不敢离长安。

此即所谓“以两军牵制其四将也”。南路由肃宗自领屯于扶风，从西面威逼长安。三路轮番出击，互为呼应，北路犹如去其尾，中路犹如击其身，南路犹如击其首，使其首尾无法相顾。

李泌还特别强调中路的郭子仪“勿取华阴，使两京之道常通”,以放开大路，任叛军互相救援，往返数千里，疲于奔命，消耗力量。然后，再派一军从塞北南下，与李光弼军南北合击安禄山巢穴范阳，从而促使叛军进退失据，全线崩溃。

李泌这一战略战术方针是完全切实可行的，如按照这一策略进行，唐军光复社稷为期不会很远。遗憾的是，肃宗在认识上虽已看到这一战略方针的正确性，但在实践方面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未能加以采纳。

在肃宗的思想上，收复两京，始终占据着首要地位。他这样做，也有其政治上的客观原因。因为长安是唐王朝的京师，乃全国政治心脏之所在，其得失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何况肃宗虽在灵武即位称帝，但毕竟未在京师长安举行过朝祭宗庙的隆重大典，换句话说，没有按照封建礼仪得到列祖列宗的承认，这对新皇帝来说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当然，更为重要的现实原因，是当时玄宗在蜀还掌握有相当一部分力量，在全国的政治活动中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尤其是发出了“诸王分镇节制”的诏令，万一哪个宗室王捷足先登，领兵攻入长安，肃宗岂不只能当一个“流亡天子”了吗?

在江陵(今湖北江陵)的永王璘，颇有政治野心，接到玄宗的诏书后，便公开招兵买马，招募勇士数万人，日费巨万。江陵乃江南财富集聚地之一，极为富庶。

永王璘的儿子場“有勇力，好兵”,他与谋士薛锣等人，皆认为“天下大乱，淮南方完富”,劝永王璘盘踞金陵(今江苏南京市),保有江南，以仿效东晋司马睿(元帝)割据江南。

肃宗灵武即位后，曾下诏劝永王璘归蜀中成都，但他拒不从命，这就表明他已蓄有与肃宗分庭抗礼的打算了。于是在这一年的十二月，肃宗专门设立了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以高适为使，又设立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以来填为之。并令他们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同监视、防备永王璘。

十二月，永王璘擅自引兵东巡，沿江而下，军容甚盛，不过尚未公开打出割据的旗号。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写信责问永王璘擅自引兵东下用意何在?永王璘大怒，当即派兵攻袭吴郡(今江苏苏州市)和广陵(今江苏扬州市),随即又攻下当涂(今安徽当涂),由此江淮大震，永王璘与肃宗朝廷公开对抗了。高适、来琪、韦陟奉命会于安陆，誓师讨伐永王璘。

至第二年(至德二年)二月，永王璘因部将逃离，兵败而死，结束了这场变乱。李亨在当时虽已称帝，其地位并不稳固，这种局面的出现和造成，玄宗是直接负有重大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