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古岱是哈达国主蒙格布禄贝勒的儿子，娶努尔哈赤的女儿莽古济格为妻，后来升官至督堂，人们称为额附。
乌尔古岱为岳父竭力效劳，在战场上打拼多年，对金国的扩展可以说立下了很多功勋，天命六年(1621)三月二十一日打下辽阳后，鞍山、海州等七十余城“官民俱削发降”,但镇江民拒不剃头，不但如此还杀了前往劝降的官员。五月初五日，努尔哈赤遣“女婿乌尔古岱副将、抚顺李永芳副将”,领兵一千，前往查看，劝令归顺。乌尔古岱二人去后，杀拒降者，迫使镇江汉民剃发降顺，俘获拒降之人妻子，带回一千。汗命以尼堪三百赏给督堂、总兵官以下，至游击职官员，以六百俘获赐予出征兵士。
天命七年(1622)正月，乌尔古岱带儿子额色德里参加了进取广宁的战争，额色德里在杏山附近坠马而死。努尔哈赤听到外孙去世消息后悲哀痛哭，命费扬古贝勒和岳托贝勒带领数百旗兵，护送遗尸回辽阳。
乌尔古岱还肩负调查军情处理汉民事务的责任。天命六年(1621)九月初六日，汤站堡守堡向上报告“驻守军士扰害界内已降之国人，俘获万人，杀人之多，血染草地”。努尔哈赤“命督堂阿敦、副将乌尔古岱率五十人前往察视，若实为我界内之国人，悉令撤回”。
由于乌尔古岱是汗的大福晋富察氏所生莽古济格格之夫，尊称额驸，又曾经是海西女真哈达部之长，来归以后，为金国效劳立功，因此备受汗岳父的宠爱，很早就当上了副将，天命七年又升任督堂和总兵官。在七年六月初七日改革官制明确职责时，努尔哈赤下谕：
委任总兵官达尔汉虾、总兵官巴笃礼、督堂乌尔古岱额驸、总兵官索海、副将阿泰、游击雅护、参将叶古德、参将康喀赖、游击南济兰、游击武善、备御瑚里、备御托克推、备御博博图、备御星嘉、备御魏和得、备御郎格等十六人，审断国人各种罪行。
审断案子，一向是金国要事，努尔哈赤十分重视，亲自掌握。乌尔古岱能被授予审案之权，确系为汗重用。在这十六位审案人中，有四位总兵官、一位副将、三位游击、二位参将、六位备御。很显然，参将、游击和备御是作具体工作的，实权归四位总兵官掌握，乌尔古岱不仅名列第三，仅次于达尔汉虾和巴笃礼总兵官之后，这本身已足以表明其地位之高和权力之大。并且，达尔汉虾已开始失宠，天命六年十一月革了督堂职，从一等总兵官降为三等总兵官，还被禁止“参议政事”。七年(1622)六月十一日，就在此次委任审案以后的第五天，又因过再降为副将，巴笃礼也因同案降为参将，四个总兵官只剩下两位，乌尔古岱名列第一，他还是督堂，索海虽是总兵官，但既不是督堂，又系费英东之子，是乌尔古岱的晚辈，当然听乌尔古岱的话。可见，此时乌尔古岱已是具体掌握审案大权的最高官将。
乌尔古岱还当了一段时间的第一督堂。进入辽沈以后。努尔哈赤任用亲信官将为“督堂”,具体办理军政财经诸事。到天命七年(1622)六月，先后任督堂的有达尔汉虾、阿敦、阿巴泰、何和礼，汤古岱和乌尔古岱。最初是达尔汉虾名列第一，阿敦第二，天命六年(1621)九月阿敦被革职监禁，十一月达尔汉虾革去督堂。不久，乌尔古岱就代替达尔汉虾和阿敦，成为具体理国治政的首席督堂了。
天命八年(1623)二月初七日，努尔哈赤对官制又做了重要改革，八旗设督堂八人，称“八大臣”。《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四十五载：
初七，任命八旗督堂八员，每旗审事官各二员，蒙古审事官人员，尼堪审事官八员，监视诸贝勒挂在脖子上之箴言者各四员。任命诸大臣之名字：督堂等级者是乌尔古岱、阿布泰舅、扬古利、多弼叔、卓里克图叔、叶赫之苏巴海、阿什达尔汉、贝托辉。
在这八位督堂中，乌尔古岱、扬古利、阿布泰舅是总兵官，卓里克图叔是副将，苏巴海。阿什达尔汉是参将，多弼叔、贝托辉是游击，显然，三位总兵官的督堂是主持大政的。乌尔古岱不仅是总兵官，又是汗之亲女
的额驸，还是名列第一的督堂，可见其地位之高、权势之大。
然而，乐极生悲，盛极而衰，四个月以后，这位曾经使人望而生畏的
第一督堂乌尔古岱额驸，竟险些被处死，差一点人头落地，权势顿失，成为入辽以后轰动全国的第四大案。
天命八年(1623)六月，两名汉官向大贝勒代善告发乌尔古岱收纳贿银。复州的王炳备御上告说：先前，曾交哈兴望赤马一匹、银五十两，“馈送王督堂”。去年十二月，为筹督堂年礼，交汉人罗山沙银一百两，令其购买蟒缎、珍珠。今年四月，又支银一百三两。十二月二十一日，交罗山沙纯金十两、上等妆缎一匹，由我亲率从人霍世勒送去。五月初三日，我王备御于我的上房北屋，交给罗山沙银三百五十两，并告诉罗说：“沈阳、甜水站无官，尔以此银送王督堂，询之彼处可否赏给我?”吴善送佟额驸马一匹、蟒缎衣服清代烧炭的铁熨斗一件。赵山奎说佟镇国银八十两，送李代成金二两、银瓢一个、粗布二十匹、细布二匹、棉花二包、黄马一匹，送毕志赛金十两、银瓢一个，送佟都司骡一头，送朱永成花马一匹。
永宁监备御李殿魁向大贝勒代善上告说天命七年(1622)八月十九日，“督堂取我李殿魁之金二十两，王游击知之”。十月初九日，“督堂乌尔古岱以狐盹皮袄一件，给银十两，由王游击取去。十二日，塔尔虎取青马八匹、驴一头、白马一匹，送督堂。十二月十五日，王游击取狼皮盹子一件，送与督堂。王游击带去铁匠一人，名马二，皮匠二人，名张九、李配，留在督堂处”。
此案交众审事官及诸贝勒审理。乌尔古岱回答说：“所谓黄金，前李殿魁曾拿黄金十两，言系爱塔送来。送来后，我想，爱塔与我有仇，恐乃欲加诬告而**之，遂出金以示四贝勒。四贝勒曰：诚是爱塔所送，又有何益?不如暂留此金，以待事发。此事德格类阿哥、济尔哈朗阿哥、岳托阿哥皆知，原金仍在。至于其他十两之金，则不知也。”李殿魁说：“一日之内，先送十两，后送十两，皆受之。塔尔虎知之。”塔尔虎回答说：先送之十两，“叔父受之”,后送之十两，“叔父未曾受之”。乌尔古岱又说“我未曾受狐盹皮袄，此袄系由岳托阿哥给价取去”,“仅此而已，其他一概不知”。问塔尔虎，塔尔虎供称“马系给价受之。狼皮盹子确曾送来，然嗣后又令拿回”。李殿魁说：“皮盹子即在尔家。”遂往观之，果有皮盹子。“经如此审讯，俱实”。
众审事官断决说：
当阿敦阿哥获罪之时，尔乌尔古岱故充忠良，跪于汗前，令众大臣皆跪于后。尔曰：不惩杀此奸逆，乌尔古岱今后何以治国?以示尔之忠心，然尔所报答汗者，实乃内藏祸心，外以巧言而取信也。尔乌尔古岱之罪，与额尔德尼巴克什之罪无异，以治彼之法治尔可也。
至于四贝勒、德格类阿哥、济尔哈朗阿哥、岳托阿哥，尔等皆知前额尔德尼东珠之事，其他贝勒为何不知?后来此金之事，又系尔四贝勒知之，其他贝勒不知。
故拟参劾诸贝勒之罪，请汗审断，并拟乌尔古岱死罪。告于汗。
汗曰：我曾令乌尔古岱招认之，为汉人财物之故，能将尔何如?虽经再三训诫，彼均未招认。今此案皆已属实无误。然为汉人财物之故，即应治乌尔古岱以死罪乎?著免此议，停审乌尔古岱，革其督堂之职，授予牛录备御之职……至于汉人所馈送之物，皆令其缴纳之。此案即如此了结之。汉人馈送乌尔古岱之金银，皆由四贝勒偿还。
这个案件的出现及其审理和裁决，都不得不使人感到怀疑。首先，为什么复州复御王炳、永宁监备御李殿魁要告状?须知，乌尔古岱是英明汗爱如心肝之皇女的丈夫，尊称额驸，贵为第一督堂和总兵官，还曾是海西女真四部之一的哈达部国主，哈达部归并入女真国、后全国以后，许多原哈达部的人员当上了备御、游击、参将和副将，甚至还有任至总兵官者，对其故主不能说没有一点儿怀念和尊敬之情，对于这样后台粗、权势大的金国第一的高级将官，小小的汉人备御，怎能有此熊心豹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对其控告?难道他俩不怕告不准，被对方打击报复?
并且，王炳、李殿魁的“告状”,实际也是告自己，告自己是如何想方设法孝敬督堂，献送贡物，博其欢心，以图升官晋职。他二人怎能不知道这样做的危险下场?金国汗多次训谕降金汉官，要他们尽革前明陋习，不要馈送上官礼物科索民财，违者将被严惩。这次王炳、李殿魁讲了行贿之事，王炳还交代了希望得到沈阳、甜水站的官职，这样做是违法的，是要被汗惩办的，他俩怎会明知有险，偏要告状，自找麻烦，自投罗网呢?这两个人如此行动，究竟是为了什么?有无“能人”“贵人”在后主使驱策?
其次，此案的审理，也很奇怪。首告人王炳、李殿魁坚持是送了贿银贿物，被告乌尔古岱却一律否认，力言并无其事，且举出四位贝勒作为证人。可是，众审事官绝不相信乌尔古岱的辩解，竟硬性断定受贿是实。这个结论，根据不足，难以成立，但偏偏就成了定论。
再次，此案的结局也不平常。众审事官将这不可靠的结论，当作铁证如山的定论，并据此延伸，把收纳汉宫银物数量不多的一般贪污，比拟为阿敦之败政乱国十恶不赦的大罪，要将乌尔古岱定成额尔德尼一样的“奸臣”,同样惩治，判处乌尔古岱死刑。努尔哈赤认为定的太重，不能因为乌尔古岱收受汉官财物而将其斩杀，改为免死，革督堂职，从总兵官降为备御。
可是，汉人送与乌尔古岱的金银，由四贝勒偿还。为什么众审事官要无限上纲，将乌尔古岱与额尔德尼相提并论，定为大奸，严酷斩杀?为什么努尔哈赤只讲乌尔古岱不应收纳汉人财物，只字不提审事官加在督堂身上的大罪而免死，从轻发落?看来，努尔哈赤很可能知道这是怪案，内中蹊跷耐人寻味，众审事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此，努尔哈赤不重惩乌尔古岱，而严厉斥责四贝勒皇太极。
尽管乌尔古岱未被处死，但给他定上了贪财之罪，革了督堂，从总兵官降为备御，失去了权势、成为诸贝勒之间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一个曾经为金国的建立、扩展奔走效劳的大额驸、大督堂、大总兵官，竟落得如此下场，确实令人寒心，使人伤感。满腔愤怒、忧虑不平的乌尔古岱，忧伤成疾，不久就离开了人间，其妻莽古济格格另嫁他人，曾为“东夷之长”的哈达名酋“万汗”,其子孙就这样没落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