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德尼在很早的时候就随努尔哈赤征战四方，立下很多的功劳。额尔德尼不但能征善战，文采也特别出重，其中创制满文可以说是额尔德尼最大的贡献之一。

满族是以女真为核心、为主体，吸收汉蒙等族人员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女真族在金代曾参照汉字，创造了女真文，但是，到了元朝末年，懂女真文的人已经很少了，至明英宗正统年间，绝大多数女真人已不识女真文为何物。正统九年(1444)二月甲午，女真玄城卫指挥撒升哈等酋长奏称：“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直字者，乞自后敕文之奏，第用达达字。从之。”达达字，就是蒙古文字，可见，到了15世纪中叶，女真文已失传，必须借用蒙古文，女真各卫酋长与明朝政府的文檄往来，公文都用蒙古文书写。这种情形一直延续下来，到努尔哈赤兴起以后，建州也是这样做的，所行公文和法令，都用蒙文。此即《满洲实录》卷三所载：“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女真人说女真话，可是没有文字，不懂金代创制的女真文，而必须借用蒙古文，太不方便了。语言和文字的矛盾，已经成为阻碍满族形成和发展的严重障碍，与建州的快速前进极不适应。

具有雄才大略的聪睿汗努尔哈赤，富有远见，及时地看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决定立即创制本民族的文字，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即起兵以后的第十六年，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借用蒙古文，创制满文。额尔德尼与噶盖遵奉汗谕，共同研究和创制，不久，噶盖被诛。“额尔德尼遵上指授，独任拟制，奉上裁定颁行，国书传布自此始”。有的文献称赞，“(额尔德尼)创立满文，遍行国中，一切制诏章疏文檄等体，不复用蒙古字”。现存的《满文老档》,记事从万历三十五年开始(前面残缺),离其创制不到九年，可见其流行之快。

额尔德尼还是后金国早期法令的起草者和《满文老档》的重要撰写人。他的同事称赞说：“额尔德尼巴克什记录恭敬聪睿汗之一切善政。额尔德尼巴克什之勤勉、谨慎、记性、聪明，为人所难得。在这本书上呕尽心血，最初记载这些事情，确非易事。”

额尔德尼积极宣传努尔哈赤承奉天命，应为国君，指责明帝昏庸谬误，必然失败。《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六，记载了额尔德尼对击败明辽东总兵官张承荫的评论。其文如下：

编纂法典作书之大臣额尔德尼巴克什曰：因尼堪国万历帝之谬误甚多，天地皆以为非而责之。在三处设营挖壕层层排列枪炮之一万明军，战中并未取胜，皆被攻破杀死，女真国英明汗善行甚多，天地佑吾，尼堪一万兵发射之大炮有一百，小炮一千，我等仅有身份低微之当差之二甲被那千百枪炮打死，确系天佑。

天命四年(1619)三月八旗军于萨尔浒大破明军后，额尔德尼又作了长篇评论。《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九载：

编纂法典作书之额尔德尼巴克什曰：尼堪万历帝，从戊午年二月起，征兵备战，己未年十二月，二十七万兵，号称四十七万，四路出师，欲图攻破女真国英明汗所居之城，欲灭我国。彼不顾天意，自恃国大兵多人众，违天之意而出兵，谋害公正，恃强无理，图杀善人，此乃违背天意也。若非尼堪万历帝恶贯满盈，怎能仅仅三天，就全歼其二十七万大军。此是天以为大恶，故有此下场。因女真国英明汗公正善良之处甚多，故领兵之诸贝勒、大臣无一死亡，此亦天助也。

额尔德尼的聪睿博学，甚为努尔哈赤赞赏，成为他的心腹大臣，经常被派去传达重要指示。天命三年四月十五日攻下抚顺后，辽东总兵官张承荫来援，努尔哈赤遣额尔德尼前往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军营，口传汗谕。天命六年(1621)七月，因镇江军民起义，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和督堂阿敦，奉谕率兵赶往金州。不久，额尔德尼从京城辽阳派往戍地，传达汗旨。

额尔德尼是女真国、后金国、全国的文臣之魁，重大典礼，均由他操办，努尔哈赤就任英明汗的大礼，就是由他主持的。当时，汗端坐于上，额尔德尼站在左侧，阿敦在右，八旗大臣奉上尊号文书时，是额尔德尼宣读的。他还经常作为迎宾大臣，代表金国出席。天命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朝鲜国王遣满浦佥使郑忠信入使金国，努尔哈赤派“汗之三位女婿”乌尔古岱额驸、抚顺额驸、西屋里额驸、已笃礼总兵官及额尔德尼往迎，在城外下马相见。

额尔德尼还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天命五年(1620)三月，小福晋代音察控告大福晋富察氏送饭与大贝勒、四贝勒吃以及大福晋深夜出院等事，努尔哈赤派遣调查的四位大臣中，就有额尔德尼，而且名列第二，仅在达尔汉虾阿哥之后。

额尔德尼不仅是博学多识的文豪，还是驰骋疆场奋勇冲杀的战将。他在天命三年(1618)四月击败辽东总兵官张承荫的战斗中立了一功，后又在天命七年(1622)二月与达海一道，迫使明戚家堡投降，带回人四百名和牛马驴一百一十头。

正由于额尔德尼早年来归，尽心竭力，创制满文，“传宣诏令，招纳降附”,“著有劳绩”,因而为汗宠信，赐号“巴克什”,初授参将，后升副将，成为誉满金国的大巴克什。后来天聪七年(1633)天聪汗皇太极评论额尔德尼时，曾谕告文馆儒臣说：“额尔德尼遵太祖指授，创造国书，乃一代杰出之人。”

天命六年(1621)三月，八旗军进驻辽沈，十月十九日，额尔德尼因功由参将升为副将。在这个国家扩展强盛和个人晋职双喜临门的形势下，额尔德尼的智慧、才干、学识和功勋，赢得了人们的信赖和尊敬，他万万也没有想到风云即将变化，灾祸就要临头。

天命七年(1622)正月十三日，额尔德尼被自己辖领的牛录之人塔布兴阿首告。额尔德尼遂告豪格父贝勒说：是雅逊、乌纳格挑唆塔布兴阿首告我的。不可不令雅逊与乌纳格离开汗。雅逊、乌纳格听到以后，向汗报告。

法司遂搜查额尔德尼家，“抄出汉官所馈之退毛整猪八头，以及鸡、雉、稻米、面等”,将汉人所送一切物品送到汗之衙门内后，又抄额尔德尼家，“尽没其绸缎、蟒缎、毛青布、翠蓝布、衣物和家产”。努尔哈赤一面说，“汗之近身之人，何可无此财物”,令将其财产尽行还与额尔德尼；同时又说，“汉官之馈，少受尚可，所受过多也”。将其治罪，革副将职，贬为闲人，“留下阿哈六对、马七匹、牛三头”,“其余人、马、牛皆没之，赏给阿巴泰阿哥”,其所管牛录，赐予蒙阿图。

这件案子的处理很不寻常。就事实而论，额尔德尼收受汉官的馈物，自然不对，但问题在于馈物的数量和送纳的情形。送来之物的数量和价值，是裁定此案性质的关键，送的东西很多，值价巨万，并且是受纳之人依仗权势，逼索财帛，自然是行贿纳贿的性质，可是，观看汉官所送之物，为首者是“退毛之整猪八头”。一头猪，值银几何，一二两银二三两银而已，八头猪不过值银一二十两，以下是鸡、雉、米、面，既未写明数量，且排在清代鱼篓尊猪的后面，可见为数不多，至少超不过猪的价值，如果是两百只鸡或几十石米、几千斤面，老档定会一一列出，且排在猪的前面。并且，这些猪、鸡，还不是一个汉官送的，而是好些人。

额尔德尼是文官之魁，是汗的近身之人，众汉官当然愿意与他拉上关系，从而送点礼品，这又何足为怪，连努尔哈赤也说“汉官之馈，少受尚可”。可见，额尔德尼所受之物，是汉官的小小馈赠，不是行贿纳贿，不是逼索财帛，完全属于当时的人情通例。这种情形，法司只需说上几句，对额尔德尼有所斥责即可了结，根本不值得如此大惊小怪，立即将猪、鸡等物送到汗的衙门，并籍没额尔德尼之家。

法司的这种做法，就是存心要将此案小题大做，将交际说成是贪污，是纳贿，大造声势，定成贪婪之罪，促使汗承认他们造成的事实，将额尔德尼置于死地，其用心之险恶，手段之卑鄙，令人胆寒，使人气愤。果然，努尔哈赤中了圈套，以其收物“过多”,而定其罪，革除额尔德尼副将职，取回牛录，籍没多余的人畜。对于一个长期效劳功勋卓著的“汗之近身之人”,声名远扬的大巴克什，如此处理，如此羞辱，是太过分了，太不应该了。这是一件不大不小的冤案和错案。

这个原告雅逊，何许人也?查其经历，便可知晓，此人品质恶劣，名声不佳，既胆小怕死，临阵怯战，又惯于弄虚作假，捏造军功，讨官要职，而且还贪恋帛缎，违令私买。就在上述之事定案时，额尔德尼实在难以压下满腔的愤怒，冒险向汗控告雅逊偷买覆盖祭器的“蟒缎四匹、倭缎一匹”。努尔哈赤听后，十分生气，斥责雅逊说：“原曾颁谕，督堂、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各买一匹缎，汝若以钱随意购买绸缎、蟒缎，则他人焉能购买。”定为死罪，后念其“原本痴呆”,免死，革参将职，贬为闲人，留下人六对、马六匹、牛六头，“其余的人、马、牛，尽皆没收”。

额尔德尼被问罪革副将职以后，仍是巴克什，仍在汗身边，继续工作。天命七年(1622)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统领大军亲征广宁时，额尔德尼随汗从征，并与达海一起，迫使戚家堡投降，又奉汗命，与阿巴泰返回辽阳，去迎接从蒙古古尔布什台吉处逃来的蒙古。

尽管额尔德尼继续勤勤恳恳地为汗效劳，但是仍然扭转不了厄运，一年半以后，便被冤枉杀害。《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五十，载述此案经过如下：

天命八年五月初，额尔德尼的婢女告发主人收了朝鲜人送来的绢，把得获的东珠、珍珠与金子藏在井里，在辽东(辽阳)没收家产时，主人到其妻弟之家隐藏东珠、珍珠和金。努尔哈赤传问额尔德尼有无此事，并谕告说，如有隐藏，交出后可免罪，设若隐藏，定了罪，就不能帮助了。

额尔德尼巴克什对曰：“我岂能以金、珠为宝，自身为贱乎。蒙汗眷顾，献出即可免罪。今献出所藏之东珠，此乃雅逊之妻所赠。昔日雅逊之妻曾将此类东珠二十余颗送与哈达格格，(哈达格格)未受。我妻往雅逊家，正逢其开箱，倾倒容器。因我子有牙病，故乞索之，以研敷患处。所给之东珠、珍珠，系购于汉人王国臣者。”经与王国臣核对，其珍珠多于王国臣所售之数。

因此，众督堂审问额尔德尼巴克什曰：“若系雅逊夫妻所给之东珠，在辽东抄家时，雅逊家所有米、肉既已搜尽，如此之多之东珠为何未被抄出?汝当时为何不声明此系雅逊之妻所给之东珠?此类东珠雅逊家尚有二十余颗?汝藏匿东珠，为何卸罪于雅逊?为何在抄家时将东珠送藏他处?遂拟处额尔德尼巴克什夫妻死罪。又以为何窝藏额尔德尼巴克什送来之东珠、珍珠、金等物?婢女前来首告，尔额尔巴图、布尔哈图、布彦图等，为何与额尔德尼逐出包衣，闭门私议?当初已颁禁令，父有罪，子勿涉，兄有罪，弟勿涉，若涉之，则死罪同死，罚罪同罚。尔等何故涉之。”遂告于汗。

汗怒，命杀额尔德尼夫妇，遂尽杀之。额尔科图鞭一百，刺耳鼻。布尔哈图、布彦图各鞭五十，刺其耳。

此案的审理和判决，完全错误，额尔德尼之死，纯属冤枉。按照《满文老档》的记载，众督堂断定，额尔德尼隐藏了东珠，拒不承认，进行诡辩，因此定为死罪，妻亦同斩，亲戚也要惩治，努尔哈赤依议而行。这个结论，太不公正，这个裁决，十分荒谬，它的根据，贫乏无力，漏洞百出。

其一，所谓隐藏之过，本身就不能成立。天命七年(1622)正月，法司借口额尔德尼收纳汉官馈物，而抄没其家，将绸缎、蟒缎、布衣等财产送请汗看阅时，努尔哈赤曾明确宣布：“汗之近身之人，何可无此财物!”命令退给原主。这就是说督堂未经汗之允许，就擅自抄没额尔德尼之家，这籍没本身就是错误的，就不该抄家。那么，额尔德尼因畏惧法司而藏存东珠，就没有错，他没有犯下应该抄家之罪，他的财产应该归他所有，是合法的，并且应当受到国法的保护，旁人不得侵占偷盗，他愿意放置客厅当中，可以；他愿藏于井中，也可以；他把它丢掉或砸碎，也可以，他有权自由支配，这怎能说是触犯国法，犯了大罪?

其二，退一万步讲，就算是“隐藏”,努尔哈赤讲了，只要额尔德尼承认就不追究，就免其罪。额尔德尼害怕受罚，承认了是有东珠，但解释说这东珠不是虏获的，而是从雅逊之妻处要来的。常言君无戏言，额尔德尼既然承认了曾将东珠放于井中，就应该算是遵谕而行了，就应免罪了，为什么又要在东珠的来源上大做文章?督堂开始追问的是隐藏之过，并未问东珠的来源，讲了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揪住不放?

其三，就算是“隐藏”有过，应当惩治，也不算是大罪，不应该重惩。金国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官将私拿、私藏俘获的行为，都没有按大罪、死罪惩治。比如，天命四年(1619)六月，八旗军攻下开原，掠取了巨量人畜财帛，许多官将趁机潜匿私藏，努尔哈赤下令清查，查出族弟卦

勒察贝勒、第四子汤古岱贝勒、一等大臣众额真费英东、固山额真博尔锦、梅勒额真什拉巴虾、五牛录额真图勒伸“隐藏暗地私取之金、银、缎、蟒缎、毛牛角、毛青布、翠蓝布、貂皮、毛皮”。

努尔哈赤虽然生气，狠狠地把他们训斥了一顿，但也未定罪，并未贬官革职，没有罚银监禁，更没有处以死刑，而仅仅是将“这些大臣盗取之财物”没收，分给那些“没有盗窃之公正之诸大臣”。“盗取”之罪，尚且只是没收其财，那么，援照此例，额尔德尼最多是罚以交出“隐藏”之物，既可了结了，为什么要定为大罪，为什么要斩首诛戮?岂不是小题大做，太过分了!

其四，额尔德尼解释东珠是从雅逊之妻处要来的，雅逊之妻曾将此二十余颗东珠送与哈达格格，格格未收。这一解释，得到了哈达格格的证明。当额尔德尼被冤枉斩杀后，哈达格格出来证明确有其事，并说曾告诉诸贝勒。四贝勒皇太极、德格类贝勒、济尔哈朗贝勒和岳托贝勒，都知道此事。

正因为额尔德尼未犯大过，此案纯属诬陷而成，额尔德尼死得太冤，兼之其在金国朝野之中声望很高，因而他无辜冤死之后，反响异常强烈，尽皆为其惨遭陷害而呜不平。努尔哈赤知道以后，不仅没有冷静思考，检查此案的处理是否恰当，理由是否充足，根据可靠与否，反而下达长篇汗谕，强词夺理，巧言诡辩，恶语威胁，一意孤行，硬说额尔德尼犯了大罪，死有应得。天命八年(1623)五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召集八旗贝勒、大臣，专门就额尔德尼案件大发议论，警告群臣。《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五十一载：

初三日晨，汗召集诸贝勒、大臣曰：闻额木德尼曾言，以忠效死。倘哈达格格将雅逊之妻曾馈进东珠二十余颗之事如实告诉诸贝勒，尔等诸贝勒亦确已闻知，则我是谬误也。获他国之人，亦当视为僚友而豢养之，则差遣如此众多之僚友，焉可轻易杀之。一枝箭，尚且惜之矣。额尔德尼岂能谓忠?昔大阿哥在时，额尔德尼、乌巴泰，尔等曾进谗言。攻克辽东城时，非尔一人之力，尔为何独取三十头猪之肉矣。我得一物，尚且平分共食矣。

哈达、叶赫之诸贝勒，皆不善养己之僚友，而诱其他贝勒之僚友，彼此授受财物，其政乱矣。有鉴于此，故当初训示曰：若贝勒有赏，则赏各该旗之人，诸申有求，则求各自之旗主贝勒，勿越旗赏赉，勿越旗索求，倘越旗赏赐、请求，则罪之。并由尔额尔德尼亲手书之。尔乃多铎阿哥所辖之人，为何越旗而索求于八旗诸贝勒耶?即使遇有请贝勒倾囊给赏之时，无论如何，亦难为尔所遇。贝勒等有赏，为何不赏他人，唯独赐尔一人耶?于辽东时，一寻额尔德尼，即已去四贝勒巡察之处。复寻之，仍又去四贝勒巡察之处。往而不问，归而不告其所往，如此之举，不为挑唆，岂有他哉!

雅逊之妻馈尔哈达格格二十余颗东珠，尔岂非似我之心肝之子耶，为何不告于我?若格格告于诸贝勒，尔等诸贝勒为何未曾告我?此即尔等所谓之公正耶?

乌拉之哈斯瑚贝勒，有用斛盛置之东珠，然其卖于我等者，仅一二颗。我等卖于汉人者，亦仅一二颗。如此二十余颗东珠，不知雅逊系从何处得之?莫非雅逊有用斛盛置之东珠冬乎，抑或有用斗盛置之东珠乎?

尔等承审此案之大臣，当持公正之心。上有天，下有地，我等唯有尽力秉公审理，即使无能为力，亦只有秉公审理而已。哈达、叶赫、乌拉、辉发等国之众大臣，不持忠心，好谗贪婪，故国亡而彼等自身亦亡。上天注定，国各有巨。天佑忠正，君王得福，则臣等亦将得福。天谴邪恶，君王无福，则尔等亦无福矣。哈达、乌拉、叶赫、辉发之国已亡，今其国之臣安在，皆已为囿中之人矣。君毁则臣亡，君福则臣亦贵。望尔等诸大臣，皆以忠心为之。

这次汗谕很不寻常，一系专为一人之事，汗召集诸贝勒、大臣训话；二是汗谕长达千字，又为《满文老档》全文载录，实为罕见；三是汗为己过辩解，力言此案定得正确，是额尔德尼之非，自己是对的，堂堂一国之汗，竟下降为此案之一方，与对方互相争辩，大损君威，这又是金国少见之事；四为诡辩不足，则加以恶言威胁，明明是一个臣仆之事，却大训群臣之不忠，以“君毁则臣亡，君福则臣亦贵”,来劝诱和胁迫八旗贝勒、大臣同意他对额尔德尼的斩杀籍没。这一切，正好表明了，努尔哈赤内心是不安的，明知有错，但又偏要文过饰非，一错到底，压服臣民。

不过，聪明反被聪明误，努尔哈赤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次汗谕，不仅没有定死额尔德尼之过，说通和压服八旗贝勒、大臣、官将和兵士，反而事与愿违，提供了有利于额尔德尼、使自己过错暴露于天下的确凿可靠的根据。这次汗谕，让人们知道了，亲为皇女的格格，出面为额尔德尼做证，四大贝勒之一的皇太极以及岳托、济尔哈朗、德格类三位“议政贝勒”,也声明知道东珠之事，有力地证明了额尔德尼没有说谎，没有“隐藏”,他是无辜的。

并且这次汗谕还泄露了天机，使人们明白了斩杀额尔德尼的真正原因，那就是额尔德尼常去“四贝勒巡察之地”,使汗怀疑他们有私交，有密谋，卷入了诸贝勒争夺嗣位的斗争。因此，额尔德尼之死，并不是什么东珠之隐藏，而是最高统治集团权力之争的牺牲品。这在稍后所述《训斥爱子》中还可以进一步了解。

尽管金国汗努尔哈赤为错杀额尔德尼之事绞尽脑汁，极力辩解，严格控制，但它毕竟是一件错案，是个冤案，无论是谁，哪怕是威震天下的无敌君汗，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不能长期掩盖此案的真相。

就在额尔德尼屈死之后的第十年，天聪汗皇太极便正式给他平了反，高度评价他创制满文的丰功伟绩，赞其为“一代杰出之人，今也则亡”。顺治十一年，又追谥额尔德尼为“文成”,其子萨哈连官至銮仪卫冠军使。一代文豪额尔德尼死后有知，也可聊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