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度在女真社会已经存在多年，在女真中奴隶被称为阿哈，努尔哈赤时期，因战争的关系，阿哈和以前相比也更加的多了起来。他们在汗、贝勒八旗各给额真的田中耕地，进行各种各样的劳动。阿哈是后金政权的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劳动力。

天命六年(1621)三月二十一日打下辽阳，后金军进驻辽沈以后，阿哈的人数又增加了很多，主要是战争中掠夺人丁被逼为奴。努尔哈赤一向实行“逆者以兵临”,“俘者为奴”的方针，在攻取沈阳、辽阳时，掠夺了大量汉民，后来又多次派兵镇压各地反金人员，掠夺了大批俘虏，逼令充当阿哈。

天命六年五月，以镇江汉民拒降，杀抗拒者，俘其妻孥千人，分与将官士卒。七月镇江汉民起义，镇压后，携一万二千俘虏归，八年四月，复州城民欲逃，杀其民一万七千余丁，掠其子女为俘获。此外，查寻逃人时，将逃人(阿哈及辽民)及收留者设为阿哈。这样一来，阿哈数量急剧增加，超过了进入辽沈以前，汗、贝勒、大臣和八旗官将也就因阿哈的增加而大量设置拖克索，遍布全国各地。

姑举三例为证：

天命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努尔哈赤降谕：“召八贝勒家之人谕曰：将原先给予各拖克索之所有汉人，皆送于稽丁处，再按应得之数分取之。”这里明确讲到过去将汉人分给各贝勒的拖克索，这些汉人就是被掠为俘获的包衣阿哈，因为编为民户的汉人，是分隶八旗官将管辖，不会给予八贝勒拖克索的。

又如，七年正月初五日，即距上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努尔哈赤又下谕说：“着将于抚顺所获之汉人，给予我等之各贝勒，其领催管辖之人，由各该主子察看任置。”可见攻取抚顺时掠取的汉民，相当多的是由汗给予各贝勒了，安排在他们的拖克索内，耕田种地。

再如，二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致谕留守辽阳的诸贝勒说：“将尔等得获之二百匹马、四百头牛，给予自兀鲁特来之(蒙古)诸贝勒，所得汉人亦给予自兀鲁特来之诸贝勒，为种圃置拖克索之人。”

阿哈除了在拖克索里耕田种地外，还要承担其他苦役，如在汗宫、贝勒府宅和额真大院里当牛作马，侍奉家主，伐木砍柴，深井汲水，淘米煮饭，牧马放羊，养猪饲牛，采参摘松，猎虎捕豹，随主从征，这些苦活儿、累活儿、脏活儿、危险活儿，无不承担，还经常遭到家主的斥骂鞭打。

阿哈的人身严格隶属于家主。金国汗努尔哈赤于天命八年正月二十七日下达的汗谕，对阿哈的地位、义务作了根本性的规定。他说：

主之子阿哈，阿哈以主为父，若敬思弗忘，不萌贼盗奸诈凶暴之念，小心翼翼，而尽力于阿哈之事，则刑罚从何而至……阿哈若不小心翼翼，尽力从事主子所委托之事，违之，而为盗贼奸诈凶暴之行，则将为主所责，受刑罚矣……若不尽力，违背怠慢，则主将发怒，而打伤矣。

这段汗谕规定了阿哈是家主之子，这个子，不是讲亲属关系，而是说阿哈是家主的下人。阿哈对家主必须“敬思弗忘”,小心翼翼地“尽力于阿哈之事”,“尽力从事主所委托之事”,不准产生“贼盗奸诈凶暴之念”,不准违抗主子之命，否则将为主子打伤，将“受刑罚”。

尽管阿哈仍然遭受汗、贝勒、八旗官将等家主的野蛮压迫，但是由于阿哈的长期斗争和满汉人民的坚决反抗，进入长期封建化的辽沈地区以后，情形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家主已经不能完全沿袭古老的方式奴役阿哈了，这在下述四个方面显示得十分清楚。

其一，家主不能任意处死阿哈。过去阿哈是奴隶的时期，家主可以任意杀死阿哈，可以用“打杀”来威胁阿哈。明代前期，建州卫女真都督李古纳哈“饮酒发狂，不分金刃，打杀西亏柳(西亏柳系李古纳哈的汉奴)”。汉人金宝轨被建州女真兀给乃抢去，“做奴听使”,金难忍其虐，逃出，被兀纥乃之子遏儿哥抓回。遏儿哥大骂金宝轨说，等父打围回家后，“便打杀你了”。

努尔哈赤的三伯祖索长阿，为了领取赏金，告诉栋鄂部长克彻，伪称自己的两个阿哈是谋害克彻之子的凶手，愿将他俩杀死以领赏银。现在，努尔哈赤在汗谕中，只强调家主可以斥责阿哈，可以施用刑罚，可以打伤阿哈，却只字不提可以杀死阿哈，这表明此时家主已经不能任意杀死阿哈，故汗谕才不提家主有权杀害包衣。

其二，天命八年(1623)二月二十七日，牛录章京郎善控告色勒备御横行不法，打瞎自己妻子的双眼，并借口有狐魁，打死家中一名女阿哈，又打死其牛录下一名妇女。法司审理属实。尽管色勒是努尔哈赤的堂侄，色勒的祖父礼敦在景祖觉昌安创业的过程中立了大功，清朝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甚受努尔哈赤尊重，但亦将色勒判罪，革其备御之职，打死二妇，取二人以偿，罚银十五两。可见，此时家主打死阿哈是不合法的，贵为汗之堂侄色勒也不能随意杀害阿哈，违者要遭惩罚。

其三，家主不能太野蛮地虐待阿哈。虽然汗谕规定，家主可以斥责、“打伤”阿哈，可以施用刑罚，但是也有一个限度，太过分了，也是不行的，也要受到法司制裁。阿纳的一名女阿哈逃走，抓回以后，阿纳之妻对女阿哈残酷迫害，竟用烧红的铁器烙女阿哈的阴门。天命七年六月十九日，审案大臣认为，阿纳之妻的这种行为，曾拟以死罪，后免死，改为刺耳鼻。对逃走的阿哈，也定罪，削其耳鼻。审案大臣认为，阿纳之妻的这一暴行违犯了国法，无视法例，须加以惩治。

其四，阿哈可以首告家主。天命八年(1623)六月，二十七日，叶赫备御五宁的包衣阿哈告发其主在南方戍守时杀死逃走的汉民，私自隐藏此人的衣服，法司审实，革石宁的备御官职，“令告发之阿哈离主而去”。

沙津参将被其家的包农妇女告发说，主子勒索汉民四十头猪和一百只鸡。法司审实后，于天命八年二月三十日裁定，罚沙津银二十五两，并命其“偿四十口猪银四十两、一百只鸡银十两”。以库里、扎克旦、宁古沁三员干总捆拿首告的包衣妇女，擅自用刑，各罚银十两。

以上所述家主不能任意杀害阿哈，主子对阿哈的虐待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无视法例，阿哈可以首告有罪的家主，审实后，与主分离，这些情况集中说明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家主已不能像过去对待奴隶那样，完全占有阿哈人身了。联系到产品分配形式也已有了改变，阿哈领种拖克索田地，向家主交纳租谷，可见此时的阿哈已从进入辽沈前衣食于主的奴隶，正在迅速地向家主不能完全占有人身的封建农奴过渡，原有的奴隶制拖克索急剧向封建农奴制庄园转化。

这是生产关系的一大变化，是满族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