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努尔哈赤攻占辽沈以后，面对新的形势需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面对众多的人口，怎样进行征赋，以用来维持后金政权的物质基础，又是需要努尔哈赤进行改革的目标。

金国汗努尔哈赤很重视征赋佥役问题，多次下谕催收国赋。天命六年

(1621)三月二十一日八旗军打下辽阳，进驻辽东。五月初五日，努尔哈赤下谕，劝诱镇江居民归顺时就说过，不会因为辽民反金而将全体汉民斩尽杀绝，因为若将辽民杀光，就把此地“所产之口粮”尽皆丢弃了。

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的“计丁授田”谕规定“每三丁合耕官田一均”,这个规定太古老了，没法实行。

天命六年(1621)八月十七日，汗谕：“从速逼迫催征依照旧例征收官赋之谷草。”

天命六年九月十六日，汗谕：“佟驸马，着尔传谕八游击、李都司……征官赋之谷时，著连草料一并征收。”

天命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努尔哈赤下谕，指责管辖盖州、复州、金州的副将刘光祚说：“依照日例征收之谷、银、炭、铁、盐等官赋，何故不从速催征送来!”并指示：“遣佟备御率兵一百，令其催征依照旧例征收之官赋。”

同月十四日，又下汗谕：“汗所差遣督催依照旧例征收之官赋，勿得停止。”谕爱塔副将：“命将盖州、复州所征官赋之草送来。如有不敷，则向该地方之人征以银两。”

同月十八日，汗又谕爱塔副将：“汗沿旧制所征收的各项官赋，勿增勿减，照旧征收。”“汉官等私下擅征之谷、草、麦、芝麻、线麻、蓝靛、笔、纸等物，俱皆革除。”

天命七年正月初七日，汗谕众汉人曰：“凡酉年照例应征收官赋之各种物品，著从速尽行交纳。”

这些汗谕，是针对辽东全体编为民户的汉民而言，所有汉民都要遵守这些谕令，缴纳官赋。这些谕令，用词和语气都很厉害，要快征，要全征，要逼征，还要尽快送来。反复强调“从速督催送来”,“从速尽行交纳”,“从速逼迫催征”,真是急如星火，不许迟延，不准拖欠。

所有这些汗谕，集中反映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与明朝对抗的、奴隶主专政的后金国，打败明军，进驻辽东后，竟基本上采用了明朝征收赋税的“旧制”“旧例”,实行了明朝封建王朝征收赋税的封建赋税制度。

这些汗谕，都着重强调依照“旧制”“旧例”征收各种官赋。这个“旧制”域“旧例”,并不是建州故制，因为从女真国到后金国，进入辽沈以前，辖地不广，人口不多，且主要是称为“诸申”“女真”的满族，汉民基本上沦为阿哈，除“抚顺额驸”李永芳一千余降民外，全体人员都编入八旗，征赋佥役时，是按八旗制进行的，没有成套的、固定的、正规的赋役制度，也就是说没有“旧例”。

汗谕所说的“旧例”,不是其他国家的故俗，而是明朝政府在辽东征收国赋的赋役制度。此事可从三个例证得到说明。天命六年(1621)八月十七日的汗谕，命令“从速逼迫督催依照旧例征收官赋之谷草”。金军三月入沈，八月是其进驻以后第一次收获季节，也是第一次在新的辖区专门对汉民征收官赋，可见汗谕所说的“旧例”,应是明朝的征赋制度。

十二月初十日的汗谕，讲到“依照旧例”征收的官赋项目有“谷、银、炭、铁、盐等官赋”,这和明朝政府在辽东征赋的项目基本相同。明嘉靖年间，辽东都司额田三万一千六百二十顷，额粮三十六亿四千九百万，额盐三十七万七千四百七十三斤，额铁三十九万五千零七十斤，额草五百九十四万六千三百束。这也表明，汗谕说的“旧例”,就是明朝征赋的办法。

十二月的十八日，努尔哈赤在谕令副将刘兴祚“依照旧例”征收官赋时，又着重指出，“汉官私下擅自征收之谷、草、小麦、芝麻、线麻、蓝靛、笔、纸等物，俱皆革除”。将此谕和五个月前的“计丁授田”谕相比较，该谕中努尔哈赤明确指出，要将过去明朝官将私征各物，尽行革除。他说：“尔等明朝之参将、游击，一年所取者，豆、高粱及粟，合共五百石，还有麻、麦、蓝靛，每月食用之米、菜、木炭、纸，又取银十五两，我今将此苛政尽行革除。”两谕列举汉官过去私征之物，何其相似。

当然，金国与明朝很不相同，剥削方式与传统习惯与明也不一样，因此，在赋役制度上也有其特殊之处，主要是从天命七年(1622)起，在保留明朝征收封建赋税的主要项目和正额数量的条件下，渗进了入驻辽沈前的传统做法，即实行以丁为主要计算单位的计丁征赋佥役制，而不是像明朝着重在以田地为纳粮单位的计算办法。这从下述四例可以证明。

例证之一，努尔哈赤规定，八旗官将计功按职分为几等，各食若干丁的钱粮，以代替明朝按它给俸制度。汗曰：

额亦都巴图鲁，独取舒勒格布占，克巴尔达城，败萨克寨之来兵，奋战于尼玛兰城前，著为一等大臣，授总兵官之职，其本身及子孙三世，食百人之钱粮。

同乌拉大国之战中，身先士卒，下马步行，奋勇攻战，击败乌拉兵，灭大国，着赏阿达海一等备御之钱粮，十人。一员千总，四人；三员把总，各三人；三名守堡，各二人；驻都城之甲兵、哨兵、门卒、匠人，各二人；铁匠、瓦匠，各二人。

又如，汗曰：

赏贝和齐叔二等参将之钱粮，二十二人……(达柱虎)着为参将，赏一等游击之钱粮，十六人……赏代理副将哈喇三等游击之钱粮，十二人……赏(章噶尔吉)三等备御之钱粮，六人……赏硕色二等备御之钱粮，八人。

所谓食多少人的钱粮，就是说这些人每年应上缴国家的钱粮，不交国库了，作为俸银，由这些官将享用。看看后来皇太极执政时对这种制度的说明，就更加清楚地看出官赋是以丁交纳的。清天聪八年(1634)正月，众汉官要求减免自己占有的人丁之徭役时奏称“我等蒙圣恩，每备御帮丁八名，止免官粮",其余杂差，"与堡民一例当差”,请求免去这八丁应该承担的徭役。这里所说的帮丁八名，即系上述《满文老档》记述努尔哈

赤规定的二等备御应食钱粮的八丁。备御占有的八丁，本应交纳官赋，因作为俸银，不交了。这八丁免去的官粮，不向国库交纳，而由本主占有。可见，赋税(官粮)是按丁

计算，按丁征收的。

之所以用丁作计算单位，按丁征收，就是因为实行了计丁授田制度，金国辖区的大部分地方，实行了按丁分授田地办法，每丁皆有地六均(后减为五均),其上缴的官粮，就是折算这些田地应交官赋的数量。这就是天命

七年起实行计丁征赋的规则。

例证之二，平虏堡民交给恩格德尔的赋谷赋银。上述各官分食若干丁的钱粮，固然可以说明实行计丁授田地区，按丁领受田地的满汉官员是计丁交纳官赋，但是没有实行计丁授田的地区，没有领田的民人，是否按丁交赋?每丁又交多少?这两个问题仅从上述材料不能说明，还需看看平虏堡的情形。

天命七年(1622)正月初八日，努尔哈赤下令：“以平虏堡之四百三十四丁，给予蒙古恩格德尔额驸……每年所征官赋，银一百两、谷一百石，以我之手给予。”

平虏堡在辽阳西北边境，接近蒙古地区，没有实行计丁授田，这里的汉民是一般的民户。努尔哈赤以平虏堡民赐予恩格德尔，一年四百三十四丁征

“官赋银一百两、谷一百石”,平均每丁征银“六钱三分、谷二斗三升”。这批银谷本应上缴国库，因堡民赐予恩格德尔，故将此银谷交与恩格德尔。这里，根本末提本堡有多少田地，每亩应交赋谷赋银若干，而一概以丁计算。可见，在未接田与民的边区，对汉民的征赋，也是按丁计算。

例证之三，再赐恩格德尔丁赋。天命八年(1623)二月十二日，努尔哈赤以十分优厚的条件劝诱恩格德尔来归定居时说：“(过去)曾给汝之一千丁，一年所取之银六十六两、粮一百一十石，仍照旧给予。”这次，如来定居，“将赐尔等八千丁之赋谷赋银”,“一年取银五百二十两、谷八百八十石，供差役之人一百四十人，牛七十头，护身兵士一百四十人”。

在这里，明确地讲到赐八千丁的赋谷、赋银，却不讲赐多少土地的田赋，可见金国是实行计丁纳赋制。

例证之四，督堂上报丁银的材料。《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四十五载述了督堂向汗呈报赋银的材料。天命八年二月初十日，“督堂汇奏曰：一年每男丁应纳之官赋：赋谷、赋银、饲军马之料，共银三两。按三两银计，淘金之六百丁，每年征金三百两。炼银之一万丁，征银三万两”。

这段材料十分重要，很有说服力。这是金国具体处理日常政务的督堂向汗汇总报告的数字，是全面概括全国情形的总结性材料，不是讲个别地区、个别人的负担。每丁征收的项目，包括了赋谷、赋银，还包括了饲养军马的草料，即包括了主要的官赋项目，加起来折为白银，合共三两。

这里所说的丁，虽未明说是农，是工，还是商，但从其着重举出的赋谷、赋银、马料来看，很显然是指农业的丁，是指有田地的丁。以农业上的了每年应交官赋的数量，推广到淘金的丁、炼银的丁，皆照此数，都是每年每丁征银三两。这就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这是通行全国辖区的征赋标准。以上一切材料，充分证明了全国的赋税征收是以丁为计算单位，按丁征取官赋。

金国汗努尔哈赤既规定官赋计丁征收，又规定差役亦以丁为单位佥派。役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出兵，一为出夫。天命六年(1621)七月十四日的“计丁授田”汗谕中，努尔哈赤规定：“每二十丁，以一丁当兵，一丁服役。”这是关于领受田地的汉民而言。不久，计丁佥役的规定扩大到所有汉民。

天命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努尔哈赤“降书汉人”,宣布按丁佥役的政策说：

我自来辽东察得，凡派官差，皆不按男丁计数，而按门(户)计数。若以按门(户)计数，或一门有四五十男丁，或一门者百余男丁，或一门有一二男丁。如此按门(户)计数，富者行贿可以豁免，贫人无财而常充工。我不行尔等之制……我颁行之制，……无论贫富，皆以男丁计数，每二十男丁，出一丁为兵。遇有急事，十丁出一人服役。若系缓事，百人出一人服役。百以下，十以上，视事之缓急而摊派之。

这是关于役的基本规定。现在先看看兵役的情形。每二十丁出一丁当兵，这是很重的奴役。不仅每二十丁须出一丁当兵，还须置备衣服、兵器及马匹。天命七年正月初四日，努尔哈赤下谕：“二十万，征一丁为兵。此当兵之人，乘价银十两之马，及携带之器械，令二十人合摊。”

同月初六日，努尔哈赤又下谕，详细规定按照汉官管辖辽民人丁的多少，各自准备一定数量的大炮长铳。管四千人的汉官，以二百人充兵，其中一百名兵士，“配以大炮十门、长铳八十只”。管三千人的汉官，以一百五十丁当兵，“配以大炮八门、长铳五十四只”。管二千丁的汉官，以一百人当兵，“配以大炮五门、长铳四十只”。

每两百丁需出十名兵士和十匹马，每匹马价银十两，十匹马就是二百两。兵士的军服，兵器(刀、枪、弓、箭)、鞍辔，以及大炮半门、长铳四支，需要很多银两，是很沉重的负担。

汗、贝勒对这些汉兵并不相信，戒心很大，施以严格管理。努尔哈赤在天命七年正月初四日谕令“每二十男丁，抽一丁当兵”时，又规定“当兵之人的家口，令速来京城居住”。把兵士的家属作为人质。

第二年四月，又做了修改，规定一半汉兵及其父母妻子居住在东京城。四月十三日，“督堂之书下：于一备御之五百汉人，出一千总、二十五兵，将千总自身及父母妻子、十二兵自身及父母妻子，令住于东京城，其家人仍居原处耕田……兵士所持之炮、弓、撒袋、腰刀、枪，皆收之，存藏于备该管官员家中”。

兵士的马，如果瘦削，则鞭打该兵，马死，责令兵士赔偿。

至于汉民出役夫的人数，比例也很大，基本上是十丁出一夫，有时五丁出一夫。当时，征战频繁，大兴城工，既筑新都东京城，又移都沈阳，还大修各地重要城池，拉石运木，载土装沙，砌墙拌灰，佥派了大量民夫和牲畜。比如，天命七年正月初四日，努尔哈赤下谕：

着查点国中男丁，每百丁设百长一名。修筑汗城，每十丁抽一丁服役。每百长派男丁十人，牛车三辆，每二名百长，出一百长，带领率来，另一百长留下统管之。海州所属之八，限于本月初十日抵辽东(辽阳);盖州所属之人，于十日抵达；复州所属之八，于十八日抵达，金州所属之这边人，于二十二日抵达，那边之人，于二十五日抵达，凡汗所征之兵及所点派之役夫，倘缺一人，或逾一日不达，则以尔等地方长官、守堡及百长从重治罪。

除城工之外，辽民还要运送军粮，输送军械器具等，差重役繁，疲于奔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