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在天命六年(1612)三月攻下辽沈以后，八旗军驻扎在辽沈地区，这时努尔哈赤面临一个新的选择性问题。

是固守建州女真落后习俗，留恋祖居故地，不进而退，像两三年前打下抚顺、清河、开原、铁岭之后，那样，大肆抢掠人畜财帛，运回老家，放弃辽沈，回归故土，继续在女真地区称王称霸，局限于偏僻山区，几十年后锐气一失，重新被天朝大明朝或蒙古大汗征服，沦为其君之臣仆?或是既不退，也不进，虽不撤兵，留驻辽东，但停滞不前，不求改革，硬要将女真旧制强加于以汉人为主的辽东军民，闹得天怒人怨，全民抗金，坐不安稳，终于得而复失，被逐回老家?还是力图进取，根据新形势，锐意改革，顶着困难，继续前进，不仅要站稳脚跟，守住辽东，将来还要更上一层楼，打进关去?

这是摆在后金国汗、贝勒、大臣面前三条不同的道路，也将由此出现不同的结局，如何抉择，这可是关系到后金国兴衰存亡的大问题。在此紧急关头，努尔哈赤作出果断的也是正确的决策，选择了走后一条勇于进取不断改革的光明大道，首先是决定迁都辽阳。

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于呼兰哈达筑费阿拉城，启建楼台，定国政，在此居住了十六年。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迁至五里之外的赫图阿拉，筑城，兴建衙署，成为清朝在关外兴建的第一个都城，后来尊称为兴京。为了便于对明作战，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九月初四日，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于界藩筑城之事。他说：“今与明为难，我仍居国内之地，西向行师，则迤东军士道远，马力困乏。须牧马于沿边之地，近明界，筑城界藩居之。”众人赞同，遂于此营基址，运木石，不久天寒停工，第二年四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又谕告诸贝勒大臣：“战马羸弱，当趁春草喂养，吾欲据界藩筑城，屯兵防卫，令农夫得耕于境内。”他亲往卜基筑城，“据险筑城五所，数旬而毕，各屯兵马，且耕且守”。到了六月，“帝行宫及王臣军士房屋皆成”。

天命五年(1620)九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又从界藩移居于萨尔浒，“筑军民庐舍，至十一月乃成”。此城实际上是从三月兴建，第二年(天命六年)闰二月“筑撒儿浒城毕”。努尔哈赤将界藩和萨尔浒城作为“居住之所”,或“帝行宫”。

天命六年(1621)三月二十一日打下辽阳，努尔哈赤进驻经略衙门。当日，努尔哈赤即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去留之事。他说：“辽阳乃天赐我者，可迁居于此耶，抑仍还本国耶?”此话表明努尔哈赤虽在征求诸贝勒大臣意见，是去是留，让众人各抒己见。但已有倾向，所谓“辽阳乃天赐我者”,意味着他倾向于留此不归，不然，为何要抬出“天赐我者”来表述，既为“天赐”,当然应该遵奉天意，安居于此，岂能逆天之命，弃而返回故土。

因为辽阳之下，可以有多种表述方式，可以说是将士奋勇克城，也可以炫耀军威，说成是轻取辽阳，还可以据为己功，讲成为本汗之英明指挥。这些方式皆不用，独独抬出“天赐”,言下之意，自是不言而喻了。以往汗之种种暗示，诸贝勒大臣早已心领神会，一般是按汗之意旨，表示赞同和服从，可是这次却不一样了，众人皆故意不理会汗之倾向性的表述，“诸王大臣俱以还国对”。

“诸王大臣俱以还国对”,虽只区区九个字，含义可够多的了。首先，它表明了“诸王大臣”留恋故土保持旧俗的心态根深蒂固。这时的“诸王大臣”,应该是主要包括四大贝勒、和硕贝勒、非旗主的贝勒和“五大臣”及八固山额真，其中，有勇有谋文武双全者，不乏其人，如像四贝勒皇太极、岳托贝勒、阿巴泰贝勒、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礼、扬古利等等，都是聪睿过人，无所畏惧，敢冲敢拼，以少胜多，勇于进取，为什么他们也力主“返国”?这必然与女真祖俗旧习有关。

不管是建州女真的枭酋董山、王杲，还是海西女真哈达万汗和叶赫的“仰逞二奴”,他们势力强大之时，可以并吞其他女真部落，也可以进入明边，抢掠人畜财货，但没有一个“骁酋”占夺明朝城镇屯堡，久据不归。就连努尔哈赤下抚顺，克清河，大败明军于萨尔浒，夺开原，取铁岭，也是大抢一通后，返回老家。他们可以在女真地区，或者胆子更大一点儿，在一些弱小蒙古部落地区，称王称霸，却不敢并吞明朝领地。正是由于祖俗旧习在人们脑中根深蒂固，所以连后来一心想打入关内占领明朝土地的皇太极贝勒，此时也站在“诸王大臣俱以还国对”的行列中。

其次，“俱以还国对”,给倾向于留驻辽阳的英明汗以强大压力。坚持留驻，违反众人心愿，如果贝勒、大臣都想回家，其他将领士卒更会心向故乡，这样一来，即使以汗之威严，强迫他们留下，也必然影响斗志士气，怎能动用他们的力量来安定辽东。

尽管面临强大的反对留驻的浪潮，努尔哈赤毕竟不愧为“英明汗”,他顶着压力，列举理由，巧言劝解，坚持留驻。他谕告诸贝勒、大臣道：

若我兵一还，则辽阳必复固守，凡城堡之民必逃散于山谷，不为我用矣。弃所得之疆土而还国，后必复烦征讨。且此处乃明朝、朝鲜、蒙古三国接壤之地，天既与我，即宜居之。

诸贝勒见汗意已决，且理由充分，遂表示此言诚然，拥护汗的决定，并遣人回建州，迎诸福晋及诸子来辽阳居住。她们一行于四月初五日来到辽阳。关系到后金盛衰的迁都辽阳大问题，就这样因努尔哈赤的果断决策而做出了决定。

但是，有些大臣仍然留恋故土，担心不能站住脚跟，长据辽阳，因此将儿子遗骸送回萨尔浒安葬。四月十一日，努尔哈赤以扬古利额驸欲将其子归葬萨尔浒，于衙门召集诸贝勒，再次详述迁都辽阳的必要。他说：

何必归葬于萨尔浒，彼处之尸骨亦将移葬于此矣。天既眷我哉，尔等诸贝勒大臣却不欲居此辽东城，劝尔等毋存疑虑。昔日吾国阿哈之遁逃，皆以无盐之故也!今且有之。自辽河至此，各路皆降，何故舍此而还耶?昔日，我处境困窘，犹如出水之鱼，呼气艰难，困于沙石之上，苟延残喘，遂蒙天佑，授以大业。昔金国阿骨打汗兴兵征宋及蒙古，未尽征服，后为其弟鸟齐迈汗将其国尽征服之。蒙古成吉思汗征而未服之余部，亦由其于鄂格德依汗悉行征服之。为父我为诸子创业而兴兵，尔等诸子岂有不能之理。

在努尔哈赤这样苦口婆心地劝说下，在汗父的坚持下，诸贝勒当然只能遵从汗父的意旨，乃定居辽东城。

迁都辽阳之后不久，努尔哈赤又提出于辽阳城东兴建东京的意见。天命七年(1622)三月，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筑城之事。他说：

辽阳城大，且多年倾圮，东南有朝鲜，西北有蒙古，二国俱未服。若舍此而征明朝，难免内顾之忧，必另筑城郭，派兵坚守，庶能坦然前驱，而无后虑矣。

诸贝勒、大臣以劳民力而谏阻说：若舍已得之城郭弃所居之房屋，而更为建立，毋乃劳民乎?

努尔哈赤不听谏言，坚持修建新城说：既征明朝，岂容中止，汝等惜一时之劳，我惟远大是图，若以一时之劳为劳，前途大事何由而成!可令降民筑城。至于房屋，各自建之可也。

诸贝勒大臣只好服从汗谕，“遂于城东五里太子河边筑城，迁居之，名其城曰东京”。努尔哈赤此举甚为不妥，在评述筑城之是非以前，先讲讲筑城的时间及宫殿。

《高皇帝实录》卷八的记述，与《满洲实录》大同小异，只是把时间记于三月初三日。康熙、雍正、乾隆《盛京通志》和康熙《辽阳州志》等书，则均载天命六年筑建东京城，同时建宫殿。

以上说法，都不太确切。东京既不始建于天命七年(1622)三月，也不是建成于天命六年(1621),而是于六年中开始，到天命七年三四月筑成。《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二十三载，天命六年六月十五日，“汗(从原岗)回城。修筑辽东城内汗居住之小城，已于十三日施工”。同书卷二十五载，“(八月)二十八日，汗率众福晋、请贝勒、众汉宫及其妻室诣筑新城之地。八旗宰八牛，各设筵十席，大宴之。又每旗各以牛十头赏筑城之汉人。八旗八游击之妻，各赏金簪一枝”。

虽然《老档》说六月十三日开始施工的小城，系“筑辽东城内汗居住之小城”,似乎不是在辽阳城外五里(或八里)的东京城，但是，至今为止，并未在辽阳城内发现有“汗居住之小城”,很可能这是老档编写者的笔误，把城外误写为城内。联系第二条材料所记八月

二十八日汗率众福晋、贝勒、众汉宫前往“筑新城之地”,写的是“新城”,而非小城，可以说明，这个新城就是从六月十三日开始施工的小城，是在城外筑建的东京城。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二十六的一段记载。它在叙述天命六年(1621)八月十四日致爱塔副将的汗谕和十五日致新城游击书的中间，(意味此记载是十四日)记述了汗、贝勒大臣关于筑东京城的对话以及汗的决定和施工。这段记载是这样的：

汗曰：该辽东城年代久远，业已老朽，且城垣广大，我若出征，必致守城之人陷于危难矣。东有朝鲜，北有蒙古，此二国皆与我陌生，若舍此西征大明，则必有后顾之忧。需更筑坚城，酌留守兵，以解后患，即可安心南征。

诸贝勒大臣谏曰：若弃所得城郭所居之室庐，于新地筑城建房，恐力所不能，劳苦国人也。

汗曰：我与大国捕兵，岂能即图安逸乎?尔惟虑一时之小劳苦，而我所图者大也，若惜一时之小劳，何能成将来之大业耶?可令汉人筑城，至于庐舍，可令各主营建，如此，其劳无几也!

自八月始，于太子河北岸山岗建城池。

这段记载，与前述《满洲实录》卷七所记天命七年(1622)三月汗、贝勒大臣议建东京之事基本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老档在记完汗决定建东京之后，又明确写道，“自八月始，于太子河北岸山岗建城池”。可见“东京城”的确是在天命六年八月开始兴建的，(也许六月是准备施工),《满洲实录》卷七的记述，是把时间写错了。

《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三十八载：“(天命七年三月)初四日，汗与众福晋率蒙古来归之贝勒、福晋，前往新移之地宴劳之。汗命将为诸贝勒修房舍、喂养官牛之人放还耕田，当差人留之。”可见此时东京城已经修建完毕，才能将为贝勒修房之人“放还耕田”,而不是如《满洲实录》等《太祖实录》所记此时方才议修新城。同书卷四十又载，四月初四日，“汗于筑新城之地，召集察哈尔、喀尔喀前来之诸贝勒，及广宁之官员等，大宴之，赐蒙古为首之九贝勒各伞一柄、旗四面。汗于筑城之前，由辽阳城迁来”。这更说明在此之前东京城已修建完毕了。

东京城在太子河东，离辽阳城八里。“城周围六里零十步，高三丈五尺，东西广二百八十丈，南北袤二百六十二文五尺”。有八个城门，东、南、西、北各两个城门，东门叫抚近门、内治门，西门是怀远门、外攘门，南门为德胜门、天陀门，北门系福胜门、地载门。

东京城内有汗宫及贝勒、大臣府第。汗的宫和殿分设两处。汗的殿堂，即办事的“大衙门”,为八角形，俗称“八角金殿”域“八角殿”,内外有排柱十六根，殿顶系用黄琉璃瓦镶绿釉瓦边的黄绿两色琉璃瓦铺成，殿内和丹墀铺满六角形绿釉砖。

汗宫在距八角殿西一百余米处的全城制高点上，它建立在人工修建的高约七米、面积约二百五十六平方米的土台之上。据海城县黄瓦窑世袭盛京工部五品官的掌窑主的《侯氏宗谱》记载，其曾祖侯振举曾“随任关东，以辅大清高皇帝兴师丰伐以得辽阳，即建都东京。于天命七年修造八角金殿，需用琉璃龙砖彩瓦，即命余曾祖振举公董督其事，特受夫千总之职”。龙砖彩瓦由于出自黄瓦窑的琉璃厂，才使东京城的宫殿辉煌壮观。

天命十年(1625)三月初一日，努尔哈赤宣布迁都沈阳，初三日，“辰时，出东京，谒父、祖之墓，祭扫清明”。祭扫完毕，前往沈阳，宿于虎皮驿堡。初四日未时(中午1—3点),进入沈阳城。

五年之内，三易其地，一由赫图阿拉迁都辽阳城，再由辽阳旧城迁住东京城，又由东京移都沈阳。迁移虽三，原因和意义却有所不同。第一次迁都辽阳，充分体现了努尔哈赤胸怀大志，要长期驻镇辽东，且要继续前进，占据明朝更多领地。第二次迁居东京，则主要着眼于守住辽东，没有进取关内的想法。这次要迁都沈阳，则和第一次迁都辽阳有相同之处，这就是六十七岁的努尔哈赤宝刀不老，壮志凌云，想要尽据全辽，并要打进关内，他很可能是想仿效老祖先金国太宗皇帝完颜晟，赶走明朝天启皇帝，定都燕京，君临北部中国，这从他十个月以后大举进攻宁远上可以看得出来。

因此，他力排众议，很可能是板起面孔，带怒宣布“吾筹虑已定，故欲迁都，汝等何故不从”,显然是对贝勒大臣加以斥责了。并且，不等沈阳宫殿是否修建及完工，便于第三天，三月初三日即率领福晋、贝勒、大臣军民人等出发，初四日进入沈阳，仅仅三天的时间，就从商议到移居，完成了迁都的工作，可见其决心之大，办事之果断。这样勇于进取的精神，远远超过了当时的诸贝勒大臣。努尔哈赤此举是十分正确的，对金国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住居的汗宫在沈阳城北的镇边门里，并非盛京皇宫大内的清宁宫。汗宫是一座长方形两进院落组成的建筑，南向，正南

为山门，入门为第一进院落，东西无对称建筑。第二进院落的建筑是筑在高台之上，正面是一座三间的正殿，殿顶由黄、绿两色琉璃瓦铺成。正殿东西两侧各有面阔为三间的配殿一座。汗的办公殿堂是大政殿与十王亭。与此同时，四大贝勒、和硕贝勒、贝勒等也都在沈阳城修建了府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