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迁都辽阳以后，就有一大难题摆在他的面前，如何治理和管辖辽东军民?如果想治理好辽东地区，就要先了解辽东的实际情况。

辽东地区，久已开发。商、周时肃慎人在此居住，战国归燕管辖，秦设辽东、辽西两郡，汉初沿袭。魏置辽东五郡，隶平州。唐置盖州、辽州及九都督府，统于安东都护，后为渤海国。辽、金为东京。元改为辽阳路，设辽阳行中书省。明置辽东都指挥使司，设定辽等二十五卫及安乐州、自在州。按每卫编制五千六百兵士计算，有十四万名，连带随营的余丁家属，约有数十万。明又令军卒屯垦，大体上是三分之二守城、三分之一屯田。洪武、永乐年间，辽东军屯多达二百五十余万亩，每年征收屯粮七十一万余石。

辽东资源丰富，手工业也很发达。各卫皆有盐场、铁场，辖领盐军、“炒铁军”数千名，年征额盐三百七十七万余斤，岁收额铁三十九万余斤。还有大批兵民私自开办的民营矿场。明辽东经略熊廷弼上奏抗金计策时，力主招募矿徒，“将一呼而应，一二万兵可立致也”。一下子就能从矿徒中招兵一二万，可见矿徒之多和民营矿业的发达。

《辽东志》总述明初到明中叶辽东社会生产发展情形说“辽物产之丰，由来尚矣。国初疮痍新愈，民习勤苦。百余年来，兵戢不试，事简俗质，是故田人富谷，泽人富鲜，山人富材，海人富货，其得易，其值廉，民便利之”,“故往时人给家足，都鄙凛庚皆满，货贿羡斥，每岁终，辇致京师，物价为之减半”。

商业也兴旺起来，城市经济相当繁荣。以中小城市抚顺来说，它专与建州女真贸易，商贾较多。努尔哈赤打下抚顺后，以“七大恨”书付给在抚顺的“山东、山西、涿州、杭州、易州、河东、河西等处商贾”,叫他们带回明朝，可见抚顺商业的发达。

比抚顺更富的城市，还有很多，像金州、复州、盖州、海州，素为“膏腴之地”,开原，“城大而民众，物力颇饶”。沈阳、辽阳两大重镇，兵民百万，商贾云集，十分繁华。明经略熊廷弼说“如努尔哈赤全有辽镇，所获金钱财货，何止数千万”。明守前道王化贞说“金兵攻下辽阳，大杀兵民，辽之商贾，死者四五万人”。礼科给事中周士朴亦上奏说“奴杀西兵二万，复杀商贾四五万人”。财富之多，商贾之多，充分表明了辽东诸城的富庶和农业、工业、商业的发达。

辽东居民，以汉人居多，也有一些女真和朝鲜族人。明嘉靖十六年重修的《辽东志》,论述辽东人丁情形说明朝代替元朝以后，“始以四方之民，来实兹土”,汉人“十七”,朝鲜族及女真“十三”。这时，辽东都司的二十五个卫和安乐州、自在州，“户口共二十七万五千一百五十五”,“寄籍民七千一百九名”,“马步额军、招集军、屯田军、煎盐军、炒铁军共十二万四千七百二十九名”。这还只是官府州籍所载用于征赋的数字，实际的人口数量比这个大得多。到天启元年(1621年，即后金军进入辽沈时),全辽居民至少有数百万。

辽东地区，久已实行封建制。屯军领种官地，交纳屯粮，充当夫役，遭受封建国家和军官的封建剥削。地主阶级猛烈兼并土地，田连阡陌，役使佃农耕种。民人或系佃农，承种官将豪绅田土，交纳私租，或系自耕农、半自耕农，上交国赋，从事力役，皆摆不脱繁重的封建租赋摇役的剥削。

赋重差繁，官将贪酷，豪强欺凌，实难容忍，辽东民军奋起反抗，发生了多次大规模地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兵变”。万历中期，更爆发了反对矿税太监高淮的多次大规模的“民变”。万历三十六年(1608)五月，大学士朱赓叙述此情说“夫激变之事，不数月间，一见于前屯，再见于松山，三见于广宁，四见于山海关，愈猖愈近”。前屯卫“各营男妇数千人”,愤怒打死高淮党羽汪政，“歃血摆塘，誓杀高淮而后已”。山海关内外军民“聚众数千攻围，高难窘急”,狼狈逃入关内，滚出了辽东。

综上所述，明代辽东农、工、商业进展较快，封建经济相当发达，地主阶级广占田地，役使佃农耕种，进行封建剥削，辽东军民坚决反抗明王朝的残酷压榨，反对封建制度的沉重剥削。这就是明末辽东地区的基本情况，也就是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以后，满汉人民激烈反对奴隶制、农奴制剥削，反抗后金国统治的强大斗争的历史背景。

天命六年三月后金军进驻辽东以后，掠民为奴，扩大奴隶制剥削范围，加深了辽民的苦难，辽东士农工商挺身而起，英勇反抗。

辽东军民反对后金国统治的斗争，显示了两大特点：一是全民反抗。参加反金斗争的，不仅有农民、手工业者和兵立，还有大量生员参加，原任明朝中军、都司、守备等将官，也有不少投入反金行列，这在天命六年七月的“镇江起义”显示得十分清楚。

明辽东巡抚王化贞遣都司毛文龙率兵二百二十余人，由海上进袭镇江，船到朝昨弥串岛，侦知后金游击传真真将所辖士兵派往“抄杀”黄嘴、商山等处，"城中空虚"。这时，右卫生员王一宁往朝鲜借兵，未成，返回三时，与毛文龙相遇，遂决定袭取镇江。先遣千总陈忠乘夜渡江，潜镇江中军陈良策商议，陈良策等人愿为内应。陈良策与居民潜通于明将毛文龙，“令别堡之民”数百人在镇江城外呐喊，“诈称兵至”,“大呼噪”,陈良策等在城内响应，“大呼明大兵至”,“城中惊挠”,陈良策等“乘乱”,率众擒获守城游击修养真及其子传丰年等减党六十人，送往毛文龙。毛文龙在镇江“收兵万人”,“南卫震动”。汤站、险山二堡民亦执守堡官陈九阶、李世科“叛投文龙”。氏甸守堡自愿往投(文龙)"。

此次起义，王一宁为军师，镇江中军陈良策组织和指挥，堡民踊跃参加，长甸守堡自愿投顺毛文龙，可见是士农工商兵齐起反抗后金国。

二是斗争方式多种多样，但以起义逃亡为主。金国汗遣降将陈尧道为宽奠参将，同守备郭彦光、吕端招降四卫，行至镇江，古河屯民陈大等人，不受伪命，刺杀陈尧道三贼，聚集三千人，歃血共盟。

马虎山民任九，锡头山民金国用，马头山崔天、王恩绍、秦卓山等，及东山矿徒，不肯降奴，各聚众以待大兵(明兵)。盖州生员李遇春及其弟李光春等，聚矿徒二千余人以守，奴使六人降之，遇春杀五人，其一人逸。广宁附近山区居民三万余人坚守山寨，拒不降金。复州民集议反金，约请明兵来援。

各地武装斗争风起云涌，蓬勃开展。逃亡，是辽东军民采取的又一主要斗争方式。被掠为俘虏沦为阿哈的汉人，愤怒反抗野蛮的奴隶制剥削，为金国汗贝勒强制编户的汉民，痛恨金兵的屠杀掳掠，他们纷纷大批逃走。有的逃往朝鲜，待机返明。

天命六年(1621)五月，逃入朝鲜者，亦不下二万。七月，镇江兵民起义遭汗贝勒镇压下去后，三万余人渡江，逃入朝鲜。努尔哈赤为此致书威胁朝鲜国王道回辽民说“据闻我所获得之辽东之民，多有逃往尔国者，务须送还，否则将结下仇怨，对朝鲜不利”。逃往沿海岛屿及渡海进入山东的也很多。天命六年五月，仅山东登州、莱州，就接渡辽左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官民男妇三万四千余名。毛文龙据皮岛，辽民多逃岛中，众达十余万。其他长鹿岛、石门岛等岛，也有大量逃民。

逃入关内的兵民更多，到天命七年七月，已多达二百八十余万人。此后，逃者仍然络绎不绝，姑以天命八年(1623)为例，这一年，沙安峪等四村民众三千人，向明朝逃去，清河、岫岩和叆河，都发生了大批逃亡的事件，复州城民一万八千余丁欲尽数逃入朝鲜。

辽东军民还采取了投放毒药等方式进行斗争。不少村民投毒于井水，以毒药饲养牲畜，放毒于食品之中，以图毒死汗、贝勒和八旗官兵。努尔哈赤不得不多次下达汗谕，告诫八旗官兵谨慎小心，明确指出，有人投毒

于水，在盐中放药，以药养猪出售，谕令官兵不要在买猪当日宰杀，必须过几天药毒散尽以后才能宰食。用水用盐，都要格外小心，仔细检视，对于买来的葱、瓜、茄子以及鸡、鸭、鹅等，也要谨慎查看，防止中毒。

他还下达严谕，命令店铺主人必须将店主姓名刻于石头或木板上，立在店前，违令不办者，治以重罪，又禁革沿街流动售卖的小商贩，因为这些人常用毒药谋害八旗官兵。堂堂一国之君，竟要下达这样的谕旨，历史上是极为罕有的，可见汉民以投毒来进行斗争的行为是十分频繁的，已经对汗、贝勒的统治造成相当严重的威胁。

辽东兵民还采用了其他方式，反抗后金斗争，有的私藏兵器，违令不交，为起义做准备；有的藐视汗谕，收留逃亡的包衣阿哈，清点时又隐瞒不报，对抗搜捕逃人的严令；有的打死为非作歹的八旗官将，惩治欺凌民众的暴徒；有的还张贴文书，斥责努尔哈赤是“说尧舜之话，而心是桀纣之心”。

《满文老档》载录了两条辽东民众反抗后金斗争的总结性材料。一条是着重讲逃亡问题。天命九年(1624)正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下达大杀“无谷之人”的汗谕，怒气冲冲地说：“应以无谷之人为仇敌”,因为“盗牛马而杀者，火焚积谷及村中房宅者，皆系不耕田、无谷，不定居于家，欲由此地逃往彼处(明朝)之光棍也”。《满文老档》编写者解释说：“得辽东后，汉人不定居，常逃走，从事奸细，而不勤力耕田，故发怒而言也。”

这是得辽东以后第四个年头时的局面，不管汗、贝勒如何巧言**和严格控制残酷屠杀，包衣阿哈和一般汉民就是不定居，就是要逃走，逃，逃，逃，不断地逃，大批地逃，根本无法控制。

另一条总结性材料是讲武装反抗问题。天命十年(1625)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列举辽民武装斗争说：

我等得辽东之后，不杀尔等，不变动住宅耕田，不侵犯家中谷物而养之。如斯育养，不从。古河之人，杀我所遣之使而叛。马前塞之人，杀我所遣之使而叛。镇江之人，捕我任用之佟游击，送与明朝而叛。长山岛之人，捕我所遣之使，送往广宁。双山之人，约期带来彼方(指明朝)之兵，杀我之人。岫岩之人叛行，为魏秀才告发。复州之人叛，约期带来明朝之船。平顶山之人，杀我四十人而叛。

不念我养育之恩，仍向明朝，故杀有罪地方之人。若令无罪地方之人，仍居其地，恐乱将不绝，因而移之，带来于北方。带来之后，住宅田谷，悉皆给予而养之。虽如此育养，仍放入奸细，受其札付，叛逃而行者不绝。今年，川城之人，耀州之人以被令带其户来，遣人往明朝，约期率兵前来。彰义站之人，以明兵来时将棒打女真，而准备棍棒。又鞍山、海州、金州、首山，其周围各堡之人，皆放入奸细，约期引兵前来携之而去。

这道汗谕清楚地表明了辽东军民武装斗争的普遍性和连续性，从金军进驻辽东开始，斗争就风起云涌，连续不断，遍及后金整个辖区。

尽管斗争十分残酷，满汉人民付出了很大代价，成千上万的起义者、逃亡者，惨遭屠杀，妻儿为奴，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但是，鲜血没有白流，满汉人民长期坚持不懈地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叛逃甚多，乱”的局面，使得后金国中城乡不宁、境内混乱，严重地影响了财力、物力和人力，威胁到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汗、贝勒必须认真对待这样严峻的形势，采取正确的措施。

天命六年(1621)三月，努尔哈赤率诸贝勒、大臣，统领精兵数万，大举攻明，十三日取沈阳，二十一日下辽阳，海州、盖州等七十余城堡相继归顺，并定议迁都辽阳，后金国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面临着崭新的局面和严峻的形势，必须制定新的正确的基本方针以及采取相应的系列政策和措施。

在正式论述基本方针之前，先讲讲与此有关的国号问题。天命四年(1619)三月大败明军于萨尔浒后，在同月的致朝鲜国王书信中，努尔哈赤使用了“后金国汗”和“后金国王”的称呼，从此“后金国”的国号正式出现于对明朝、对朝鲜交往的书信中。过了两年，天命六年三月八旗军进驻辽沈以后，努尔哈赤在对内对外的“汗谕”,书信中以“金国”或“大金国”的国号，代替了“后金国”的国号。表明此事的史料根据主要有六件，其中三件是努尔哈赤的孙女婿李永芳于天命六年五月致朝鲜边将的书信：

大金国驸马王李永芳谕朝鲜守边官将知道：我大金皇帝收取辽东……

大金(国)驸马王李，为招抚军民事，票仰义州节度使……大金国驸马王李，谕义州节度使知道……且辽东城堡，全归大金。镇江乃朝鲜要路，已属大金……或者你以我大金尚未一统，非可统取你国。

另外三件史料是文物：一为天命八年所铸云板铭文：“大金天命癸亥年铸”;二是东京辽阳城德胜门石额书：“大金天命壬戌年促夏立”,壬戌年是天命七年；三系东京辽阳城天佑门石额书“大金天命壬戌年仲夏立”。从“后金国”改称为“大金国”(或“大金”,或“金国”),一字之改，含义颇深。“后金国”之国号，固然可以表现出努尔哈赤摆脱了隶属于明朝为明帝臣仆之建州卫酋长之意思，要与明帝平起平坐，至少是互不隶属，但毕竟口气小了一点，态度软了一点，将本国写成是几百年前宋辽金时期的金国之后，一个已被元朝灭掉的金国之后，不值得炫耀，与赶走元帝、取而代之的大明天子来说，显然差了一大截。

现在，改称“金国”“大金国”,既可以完完全全与明朝相提并论，都是大国之君，又意味着我大金国汗努尔哈赤，要进军入关，拿下燕京，把明帝驱逐到南方，形成金、明对峙的南北朝局面，首先是要全部占据辽东。这应该是努尔哈赤改国号为“金国”“大金国”的意图吧。

这不仅是从国号一个字之改的推测，而且从半年以后攻取广宁和对待辽东地区的基本方针以及一些政策、措施，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辽东地区，不管是河西地区还是河东地区，居民主要是汉人，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服装发式、语言文字乃至相貌性格爱好，皆与满族截然不同，怎样管辖，怎样才能让其为汗所用，为汗效劳，为汗耕田种地筑城纳粮?

辽东地区汉民以及先前在抚顺、开原等地被俘的包衣阿哈，猛烈反对野蛮的奴隶制和金国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怎样才能镇压下去，才能减少反抗，稳定局面?

人丁大减，民不宁居，田地荒芜，各业萧条，社会混乱，怎样安定，怎样恢复?

明廷大调兵马，广修城堡，抢运粮草，赶制火器甲仗，极力挽救辽东危机，加强防卫，并屡派密使，潜入辽沈，联络反金人员，策划辽民武装反抗和大批外逃，以扰乱金国，牵制兵力，进而伺机出兵，收复失地，此情此策，如何对付?

满族人丁移居辽东以后，怎样安排?是固守旧俗，还是改行新制，或者另用其他方法?

这些问题，皆需当机立断，迅速解决。

情况虽然复杂纷繁，千头万绪，但是归根结底不过是两种制度之争和统治权的攫夺，即满族原有的奴隶制与辽河东西汉族封建制度的竞争，满族贵族代替明王朝汉族地主阶级，攫取对辽东人民压迫剥削的统治权。

奴隶制和封建制虽然都是剥削制度，而且在当时辽河东西地区来说，都不适应于现有生产力的水平，都是落后的制度，但两相比较，奴隶制更野蛮，更残酷，更落后，劳动人民受苦更深，日子更难过。制度既然两样，相遇必然相争，是奴隶制压下封建制，还是封建制取代奴隶制，二者之间，不能长期并行，必以一种制度衰落灭亡而结局。

社会制度既然不同，阶级关系必然相异。天命六年(1621)三月以后的金国，主要表现为统治权的问题。满族贵族要想夺取对全辽满汉人民的统治权，坐稳汗、贝勒的宝座，就必须将民众控制住，严格管辖，残酷镇压，以确保君权。由于奴隶制和封建制都是剥削制度，在压迫人民这一根本点上是相同的，只是具体的剥削方式有所差异，因此，统治阶级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放弃原有的剥削方式，改行新法，或两者兼用。即使是改行新法，往往也是被动的、勉强的，也要将旧的东西强加进去。从后金国、金国的这段历史看，以汗、贝勒为首的满族贵族就是这样做的。

努尔哈赤及其子侄诸贝勒和八旗各大臣，都是大奴隶主，有几十年压榨奴隶的经验，对奴隶制的剥削方式是行之有素，习以为常了。现在进驻辽东地区，从其奴隶主本性来说，自然要推行旧制，扩大旧制，将辽民变为阿哈，使奴隶制囊括金国整个辖区。

当时，八旗军屯驻要地，辽民是屠刀之下的降民，稍不顺眼，就鞭根相责，斩首抄家，可以任意摆布，正是扩大奴隶制剥削范围的好时机，汗、贝勒、大臣、八旗官将也的确在大肆掠民为奴，设置庄园。但是，满族贵族官将要想把全部辽民或大部分辽民变为阿哈，完全取消辽东地区原有的封建制，代以自己固有的奴隶制，却面临着无法逾越的鸿沟，这就是前面讲过的满汉人民坚决反对奴隶制剥削、反对奴隶主专政的后金国的强大斗争。

不能将所有汉民都变为包衣阿哈，汗、贝勒也不会轻易放弃祖传旧制，完全接受辽东封建制。也就是说，既不能完全汉化，完全封建化，又不能完全女真化，全部实行奴隶制，怎么办?金国汗努尔哈赤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年轻时候建州小部酋长之子努尔哈赤，多次进入抚顺马市与汉商

买卖货物，结交汉人、蒙古人，爱好学习，通晓满文、汉文、蒙文，熟谙中原历朝和金、蒙历史，“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这样的经历和知识，对他现在制定金国新形势下的基本方针起了很好的作用。

他很看重明朝制度规章。刚刚打下辽阳，他就于天命六年四月初三日对督堂阿敦、副将李永芳、马文明及汉人众游击降谕说：

着将明朝所定诸规规章法令，俱缮书陈奏，去其不适，取其相宜上闻。不得以异国之人不知，而行谎报。另外，辽东之兵数几何，城堡若干，百姓若干，木匠、画匠等匠役数目，尽皆上书呈报。

努尔哈赤既叫书写明朝规章法令，而且令取其适者上闻，显然是要以明制中适合金国的规章法令做参考，以备采用。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制定了新形势下的基本方针，即两种制度并行，既掳掠部分辽民，设置庄田，逼其充当包衣阿哈，延续和扩大奴隶制剥削方式的范围，又承认辽东地区封建制的继续存在，不将全体辽民变为阿哈，允许大部分辽民仍为民户，并根据这个方针，相应实行了一系列促进社会剧变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是“各守旧业”“计丁授田”,按丁征赋佥役以及禁杀包衣阿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