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攻占铁岭时，消灭军士四千余人，并在城乡掳杀平民万余人。努尔哈赤打到现在可以说是踌躇满志，正准备进行扩大战果的时候，形势又发生了急剧变化，这是因为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来到辽阳。

熊廷弼的到来，使后金汗进取辽沈计划遇到了困难。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及李永芳等人，会议进取方略。据熊廷弼获明生员降顺后金并为其谍工的贾朝辅，同年八月的供词称：

本月初十日，降主会集诸部各头目及李永芳等，问此番攻取何先?或日当先辽阳，倾其根本；或曰当先沈阳，溃其藩篱；或曰熊经略已到，彼必有备，当先北关，去其内患。降主曰：“辽巴败坏是此，熊一人虽好，如何急忙整顿兵马得来!”李永芳曰：“凡事只在一人，如憨一人好，事事都好。”降主曰：“说得是。我意亦欲先取北关，免我内顾。将来好用全力去攻辽、沈。”

上述供词中的降主，即努尔哈赤。熊廷弼经略辽东，打乱了努尔哈赤拟定的进军日程表。他根据辽东局势的变化，重新做了部署。北取叶赫，西抚蒙古，等待时机，攻取辽、沈。

杨镐丧师，明廷于三月二十三日起用熊廷弼立慰辽东。明朝三路丧师，辽东告警。吏部尚书赵焕率领廷臣诣文华门，具公疏跪请万历帝召见群臣，共议辽东战守长策。至暮，始遣中官以帝疾谕之退。赵焕等再流趋万历帝御文华殿听政，疏言：

他日蓟门**，敌人叩阍，陛下能高枕深宫，称疾谢却之乎?

于是，明廷在群臣促议之下，终于起用原任御史熊廷弼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

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今武昌)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后任御史。他身高七尺，雷厉风行，能左右射，有胆知兵，刚直不阿，严明有声。万历三十六年(1608)巡按辽东。他在巡行金州路上，有一个同城隍神作斗争的故事："岁大旱，廷弼行部金州，祷城隍神，约七日雨，不雨毁其庙。及至广宁，逾三日，大书白牌，封剑，使往斩之。未至，风雷大作，雨如注，辽人以为神。"这个传说活灵活现地反映出熊廷弼敢于斗争的无畏精神。时巡抚赵揖、总兵李成梁放弃宽奠八百里给建州，并将六万民户焚舍内徒。熊不畏权责炙炎，疏劾二人罪状。他在辽数年，杜魄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后党争案起，熊廷弼回籍听勘。

时廷弼家居，闻命后，每昼夜兼驰二百余里，赴京清敕书、关防，但两上奏疏，不即给发。六月二十二日，擢为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经略辽东。至七月初七日，始陛辞赴辽。时开原已失，刚出山海关，铁岭又陷。熊廷弼于二十九日抵辽阳后，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幅残破凋敝的画面：

官将：明自丧败以来，辽军总兵以下官将死者五六百员，降者百余员，辽将、援将已是一扫净尽，今残兵零碎，皆无人统率；幸存者也是终日兀兀，畏敌如虎。

兵士：辽军中的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扮活，不肯出战；额兵，或死于征战，或图厚饷逃为新兵；募兵，多为无赖之徒，不习弓马，朝从甲营领出安家月粮，而暮投乙营点册有名；援兵，更为滥竽充数，弱军朽甲，不堪入目。这五六万辽兵，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且人人要逃，营营要逃。

辽民：辽东人民在一年之间或全城死，或全营死，或全寨死，或全家死。军散之日，辽、沈余民放声大哭，魂魄虽收，头颅犹寄。人有百死而无一生，日有千愁而无一乐，家家抱怨，人人思逃。逃难的饥民，吃草根、树皮度日，草根、树皮吃尽，竟然父子相食。

军器：明自清抚失陷以来，百年所藏储的盔甲、弓刀、枪炮等军器，一空如洗。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今军士所持，弓皆断背断弦，箭皆无翎无镞，刀皆缺钝，枪皆顽锈。甚至在辽阳校军场受验的近三万兵士中，有的全无一物，借他人残盔朽甲应付；竟有两万多人戴毡帽、着夹衫，徒手应战。

粮饷：到户部领粮饷，连续三个月，俱不发给。熊廷弼说：“岂军到今日尚不饿，马到今日尚不瘐不死，而边事到今日尚不急耶!军兵无粮，如何不卖袄裤什物，如何不夺民间粮窖，如何不夺马料养自己性命，马匹如何不瘐不死!”

战马：辽东原有战马数万匹，兵败之后，一朝而空。所余马匹赢损不堪，除因短料缺草外，“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设法致死，图充步军，以免出战。甚有无故用刀刺死者”。

熊廷弼面对敌强我弱、危在旦夕的险恶形势毫不畏惧，在大学士、兵部尚书等达官大僚畏敌成疾纷纷引病告退的浪潮冲击下他毅然挺立，逆流而进，力挽狂澜，担起了拯救危辽的艰难重任，在短短一年里，彻底扭转了危局，稳定了辽东，巩固了边防，增强了军力。这个奇迹之所以能够出现，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其一，熊廷弼不畏艰险，亲自巡视边境城堡，收拾残局。熊廷弼尚未出京，开原失陷，刚出关，铁岭又失，沈阳及诸城堡，军民一时尽窜，辽阳汹汹。他虽然仅仅带了几百名疲弱士卒，却并不畏难而退，反而兼程前进。八月刚抵辽，即令佥事韩原善往抚沈阳，但韩怯不敢行。继命佥事阎鸣泰去，阎至虎皮驿(沈阳城南),不敢前行，痛哭而返。熊廷弼乃躬自巡历，自虎皮驿，抵沈阳，复乘雪夜赴抚顺，总兵贺世贤以抚顺离建州太近，恐有危害，力行谏阻。

熊廷弼泰然自若地说“冰雪满地，敌不料我来”,遂击鼓吹奏，堂而皇之进入抚顺。这时，兵燹之后，数百里无人迹，熊廷弼祭悼死难兵将士民，招流移，缮守具，分置士马，耀兵奉集，相度形势而还，这对稳定民心，振作士气，起了很大作用，因而“人心复固”。几个月以后，为了巩固东南防务，熊廷弼又从奉集至咸宁，历叆阳、宽奠，缘鸭绿江岸抵镇江城，复迂道看险山旧边，转渡夹河，登凤凰山寻莫利支屯兵处，再从镇夷、镇东、甜水站而归，往返十三日，行走千余里。

其二，制定正确的抗敌方针。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月，熊廷弼即上疏，力言辽左为京师肩背，欲保京师，辽镇必不可弃，河东(辽沈)为辽镇腹心，欲保辽镇，河东必不可弃，开原为河东根本，欲保河东，开原必不可弃。十一月，熊廷弼在巡视边城、观察形势并反复思考以后，上呈《敬陈战守大略疏》,提出以守为稳着，守正以为战的保卫辽东的根本战略方针以及几项重要措施。

一是分布险要，以敌之出路为我之入路，此路有四，东南路为叆阳，南路为清河，西路为抚顺，北路为柴河三岔儿之间，每路设置重兵，以为今日防守和他日进攻之备。每路设兵三万，设裨将十五六员、主帅一员。每路军布为前、后、左、右、中五营。在镇江设兵二万、裨将七八员、副总兵一员。再于辽阳设兵二万，海州、三岔河设兵一万，金州、复州设兵一万。共设兵十八万。

二为守战之法。每路军，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如与贼对垒，前锋迎战，中军继之，左右营横击之，后军殿之，使各路自为一分合奇正，以当一面。如贼与一路相持，在西路相持时，则南路、北路军出奇以击之，东南路军全力以捣之。若在南路相持，则东南路、西路军出奇以台之，北路全力以邀之。使各路总为一分合奇正，以成全局。

三是马匹粮草。十八万兵，一兵岁计饷银十八两，共该饷银三百二十四万两。其中，每军月给本色粮五斗，该粮一百零八万石，每马日给豆三升，马九万匹，该豆九十七百二千万石，草二千一百六十万束。运输粮草的水陆运费、车牛人工费，不在军费三百二十四万两之内。

四是战车火器盔甲弓箭等等军中必不可少之物，需尽力备办。

万历皇帝览疏后降旨批示：“览奏，审度贼势，分布战守方略，颇合机宜，防守既固，徐图恢复进剿，尤是万全之策。所有兵马粮饷，着该部多方措处，毋致缺乏。"各省镇应调兵将，着从速遣发，挑选精锐，不许以瘦弱搪塞。

这套战略方针及布置是比较正确的，发挥己长，克敌所短。后金军善骑射，士气高昂，惯于猛冲猛打，交战之时，万马飞驰，铁骑冲突，如福陵西红门外的神龟流泪石雕风如火，瞬息而至，箭射刀劈，敌不及防，片刻即亡。萨尔浒之胜，即系一例。但是八旗军缺乏火器，长于野战，短于攻坚，遇建深堑宽濠高墙坚城，骑兵难以施展，只有使用计策，诱敌出战，乘机歼灭，或纵间入城，开门内应，趁乱而入。

开原之失，就是智取的成功。明军大败之后，斗志不旺，弓箭不佳，但火器众多，凭借坚固城池，据险扼守，以逸待劳，便可克服不善野战的短处，发挥枪炮的威力，依靠人多地广资源丰富的优越条件，打一场比资源、拼物力人力，以守为主，由守而战的持久战，就能抵消敌之长处，暴露对方弱点，发挥自己的优势，挡住后金军的进攻，守住城池，稳定战局，再伺机而进。

美中不足的是没有突出凭借大炮枪铳闭城固守的关键因素，守为稳着。这是对的，是此时对付后金的正确方针，充分发挥火器之威力，是能守的重要依据，但是，怎样才能守住?怎样才能充分发挥火器威力?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固守坚城，大炮枪铳齐放，才能守得住，才不致被敌军冲垮，在城外设营防御，靠营的火力，是挡不住后金军铁骑冲击的。后来沈阳、辽阳之失守，宁远闭城固守之成功，从正反两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点。

其三，征兵调将，赶制器械，修建城堡。

虽然熊廷弼的议兵十八万、马九万匹、饷三百二十四万两的战守方案得到了明神宗朱翊钧的批准，但兵马饷银并不会凭空而降，各方横加阻挠，援兵饷银迟迟不来。熊廷弼心急如焚，不断上疏，恳请皇上降旨催促，明神宗对此倒还不算糊涂，多次谕令兵部、户部、工部从速办理，解往辽东。

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十二月，熊廷弼上疏催兵说“兵部所调援兵，俱是纸上虚数，十无一二到辽阳者”。兵部陆续来咨，大约说是征剿失利按臣报阵亡者四万五千余名，现存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余名，续到川兵一万零五百三十二名，巡抚招募兵一万四千二百五十八名，先调已发未出关的湖广兵一万五千名，兵部续调兵一万七千五百名，其中已出关兵七千零六名，已发未出关兵二千七百名，见催未发兵七千七百四十余名。“总计辽左见在已到兵共七万四千二百余名”。再议调蓟、宣、真、保、延、大各省镇及祁、鲁二家兵一十万一千六百五十名，又于大同、延绥、宣府、山西、宁夏、固原、昌平各镇“共募兵二万名”。此系兵部六月三十日题过清数。但是，自七月到十一月止，大同、保定、河间、山西、蓟镇、真定、天津、宣府、甘肃、山东、青州各镇兵到辽阳者，“总计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八员名”,扣除留存广宁的三千一百四十名及逃敌一百三十名外，实到辽阳的只有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七员。并且，兵部咨文中所说巡抚招募兵一万四千二百五十八名，其中汰去一千九百八十四名，逃去二千三百余名，一部分存广宁，实到辽阳者，只有二千人。

熊廷弼又说，辽阳与自在州南北连城九门二十余里，共三千余垛，除民兵摆守外，每垛需贴步兵二名，共“应贴六千余名”。每二十五垛扎兵一队为游兵。两项应置兵“一万二千余人”,今只有残兵八千余人，“贴守尚少三千余人”。城内每面“应置马兵二千人为游骑”,四面为八千人，今只有兵五千余人。城外扎营，只有川兵一万一千余人。此外，总兵贺世贤领马步兵一万余人，总兵柴国柱领马步兵一万余人，总兵李怀信领马步兵七千余人，分驻虎皮驿、三块石等处。

兵马实在太少。熊廷弼恳请皇上严敕兵部急速催督各镇将奉调兵将限期赶到辽东。

堂堂辽东军事重镇的辽阳，九个城门，周长二十余里，城内只有步兵八千余人、马兵五千余人，城外有兵一万一千余人，合计共两万五千人，怎能防御后金劲旅?

万历皇帝读过熊廷弼奏疏后，下旨说“据奏，前此议调援兵，多未出关，凭何调遣防御”,着“兵部即便马上差官严催”,违命者，“领兵官依律治罪。抚镇道臣一并查参”。

略一一举出到辽之兵实数，不敢再隐瞒，只好立即回奏，承认咨报出关兵九万八百一名中，“已经起程兵共一万一千八百九十二名”,“见调未经起程兵四万六千余名”,“此外尚少三万余名”,“急宜选发”。

经过熊廷弼多次上疏督催，兵部奉旨紧急招募调集，很快就改变了兵少又弱的状况，从区区二三万败残之卒，增加到拥兵近二十万的庞大军队。

熊廷弼深知火器战车尤其是大炮御敌威力之大，于万历四十八年正月上疏，请造战车运送大炮说“奴贼战法，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锐兵从后杀之”,“此必非我之弓矢决骤所能抵敌也，惟火器战车一法，可以御之”。现在正在赶造“双轮战车”三四千辆，“每车载大炮二位，翼以步军十人，各持火炮，轮打夹运，行则冲阵，止以为营”。现在存有的大炮，不及所需之数十之一二，且要留为守城之用，奏请将京师“各厂局、戎政府存贮大炮，查发三千位”,并敕命蓟辽总督查发蓟镇、昌平、保定三镇四关各府大炮一千五百位。万历帝降旨，京师大炮供保卫京师之用。“这所请大炮等炮，着各衙门酌量发与”。

二月二十八日工部奏，经略疏讨大炮，已由兵仗局查发铜炮二千位，正在装载时，经略又来咨称，铜炮率多崩炸，此次必发铁炮，不炸不坐不倒者，随即从盔甲、王恭两厂简出涌珠铁炮二千位、连珠铁炮五百位，一一演放，甚皆堪用，即将这批炮运往辽东，兵仗局的铜炮留京。经略所讨建铁四十万斤、真铜一万斤及牛皮等项，亦一并解往。经过一年的紧张造车造炮，原来萨尔浒惨败之后军无片甲，手无寸铁局面，已一去不复返。除了京师运来数千门大炮外，熊廷弼又造了几千门，又打造枪铳、弓箭，制造了双轮战车五千辆，每辆安灭虏炮两三门以及火箭火轮之类，无所不备，弓箭亦多。大炮上万，枪铳数方，自此军中始有弓矢，“军士始有攻守具”。

与此同时，熊廷弼又大修城池，挖濠缮城。辽阳城垣，城高厚壮，屹然雄峙，城外挑场三道，每道宽三丈，深二丈，濠外复筑大堤潴水。沈阳亦修缮加固，城颇坚，城外浚濠，伐木为栅，埋伏火炮。城外挖有与人身相等的陷阱十道，井底密插尖木桩，陷阱之后挖有四道大潦，插满尖木桩，又竖立用一二十人抬的大木头修筑的栅栏，沿内濠排列楣车，每车安置大炮二门、小炮四门，两车中间又放置大炮五门。奉集堡、虎皮驿亦开河建闸，修缮坚固，时人称四城犹如金汤鼎峙。其他要地，亦各加固。

熊廷弼又整军纪，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死节官兵，诛贪将陈伦，劾罢庸懦怕死的辽东总兵李如桢。

在熊廷弼多次恳求和催督下，爱财如命的万历皇帝不得不谕令户部赶运饷银，天启皇帝继位以后也连发内帑，增发户部库银。据天启元年(1621)正月户部尚书李汝华奏，“辽饷之数，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二十五日起，至泰昌元年(1620)十月十七日止，共发银一千九百九十三万二千五百六十两”。银数之多，空前罕有，保证了增兵备粮、筑城、铸造大炮枪铳等等的用费。

经过熊廷弼精心安排，半年多后，兵、马、将、粮、火器、大炮、军械无所不备，城池坚固，人心安定，士气有所振作，令严法行，守备大固，辽东转危为安了。

泰昌元年(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十月，熊廷弼为辩解被人诬劾而连上二疏“自理”,疏中概括了上任之时辽东危急情形，在任之时战防措施，以及辽东转危为安的基本情形，现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辽师三路覆灭，再陷开原，职始驱羸卒数百人踉跄出关，至杏山，而铁岭报失。当是时，河东士民谓辽必亡，纷纷夺门而逃也。文武官谓辽必亡，各私备马匹为走计也。各道谓辽必亡，遣开原道韩原善、分守道阎鸣泰往沈，皆不行，而鸣泰且途哭而返河西，谓辽必亡，议增海州、三岔河戍，为广宁门户也。关西谓辽必亡，且留自备而不肯转饷也。通国谓辽必亡，不欲发军器火药而恐再为寇资也。大小衙门谓辽必亡，恐贼遂至京师，而昼夜搬家眷以私也。中外诸臣谓辽必亡，不议守山海。都门则议戍海州为辽阳退步，戍金、复为山东搪牌也。即奴贼谓辽必亡，而日日报辽阳坐殿，以建都也。其间苍惶之状，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转亡为存，地方安堵，举朝帖席而卧也。

自去岁开、铁连陷，辽城非长(常)破碎，士民知不可守，而欲谋先去，贼亦知不可守，而谋速来，今内外巩固，壮哉一金城汤池也。去年无车牛脚夫运粮，臣与各道处办本地牛至三万余头，车至三万余辆，昼夜攒运，而军中始有粮草。三路覆没之后，军无片甲，手无寸铁，臣调宣大各匠役改造，又增造大炮数千、枪炮一二万，而军中始渐有器械。采桑削警，买角易能，各镇弓箭匠尽夜制造，而军中始有弓矢。又调各镇木匠，制造双轮战车五千辆，每辆安灭虏炮二位或三位，以至火箭火轮之类，无所不备，而军士始有攻守具。自斩贪懦三将，而将之(知)畏，斩逃叛数卒，而卒知惧。不时捆责不喂马不操军者，而营伍知收拾。寒夜有赏，久戍有赏，时节有赏，而军士知鼓舞……辽已转危而致安，臣且生之而致死，天地鬼神实共怜鉴。

熊廷弼所言，确系实情。

奉旨行勘熊廷弼功过的兵科结事朱童蒙，出关调查后，于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虽然处在言官纷纷参劾熊廷弼的强大压力下，仍然客观地上疏力言廷弼之功说：“开、铁初陷，辽阳之人束装思涉者，以城不足为凭也。廷弼茸其外，筑其内，绕掘两河，引水建闸，城之上密布火车、火器，分兵防守，稽闲杂，绝奸细，心思之巧，经营之周，有才人所不能到者。至沈阳、奉集、虎皮驿大小三城，修工如是，守具亦复如是，曾几何时，而金汤鼎峙。任事才十余月耳，而辽阳之颓城如新，丧胆之人复定，至奉集、沈阳二空城，今且俨然重镇也。迄于今，而民安于居，贾安于市，商旅纷纷于途。巨人辽阳，民士庶垂泣而思，遮道而为之鸣，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之所留。”

袁应泰，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历任知县、工部主事。兵备参议、右参政、按察使，泰昌元年九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但是，正当明朝辽东形势初步好转的时候，明统治集团内部发生重大政治变化。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天命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死去。其长子朱常洛于八月初一日继皇帝位，是为光宗泰昌帝。但九月初一日又吞红丸死于乾清宫。一月之内，梓宫两哭。朱常洛长子朱由校袭受皇位，是为嘉宗天启帝。时三案构争，党祸益炽。天启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大臣之间，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互相讦告。熊廷弼虽在边防劳绩可纪，但他性刚直，拒援引，不徇私受贿，也不曲意逢迎。得罪了一些人，成为党争中的被攻讦者。

刘国缙和姚宗文先挟私鼓煽同类倾陷熊廷弼，他上疏自辩；御史冯三才、张修德又弹奏熊廷弼，他再疏自明。“辽已转危而致安，臣且之生而致死”。给事中魏应嘉等复连章攻劾，朝廷派袁应泰代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在统治集团政治斗争中再次被挤下台。他含愤抗辩道：

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然不敢复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复哄然责战矣。自有辽难以来，用武将，用文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尝有一效!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然怒哉!

熊廷弼先后五疏，极辩边吏得不到君主的信任。针砭了当时弊政的要害。明廷罢免辽东经略熊廷弼，正是自毁长城。

袁应泰代熊廷弼为经略，薛国用为巡抚。

袁应泰，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历任知县、工部主事、兵备参议、右参政、按察使，泰昌元年(1620)九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十月擢兵部右传郎兼右佥都御史，代熊廷弼为辽东经略。袁应泰为官精敏强毅，善于治政，但用兵非所长，持法太宽，且于九月刚入辽东任巡抚，随即转晋经略，对辽事并不熟悉。

他是抱有保辽安辽的决心，一受命，即刑白马祀神，誓以身委辽，并上疏说：“臣愿与辽相终始，更愿文武诸臣无怀二心，与臣相终始。有托故谢事者，罪无赦。”熹宗下诏对袁褒奖，赐尚方剑。袁应泰乃诛贪将何光先，汰大将李光荣等十余人。但是，光有决心没有才干，也是于事无补的。身为保辽安辽的大帅，袁应泰做了危害甚巨的两大错事：

一是谋取抚顺。袁应泰上任伊始，即奏请于明春进取抚顺。天启元年正月更上取抚方略，力言抚顺为敌我必争之地，会同巡抚、巡按、道臣、诸将商议，“皆曰宜复抚顺、清河”,议兵十八万，抚顺大将(总兵、副总兵)六员，兵六万，清河大将三员，兵三万，宽奠、叆阳大将各一员，兵二万，以二万兵守辽阳，大将二员，旧兵一万守沈阳，一万守蒲河，七千守奉集，另外备兵一二万为临时调遣之用。议饷八百万。兵马钱粮须齐集于二月之前，齐集之后，即进取抚顺，将其城修筑坚固，屯兵驻守，相机进攻。

天启皇帝批准了这个方略。这个谋取抚顺的计划，是绝对错误的。后金正在蓬勃发展之时，将勇兵精，士气高昂，早就在等待时机进取辽沈，明朝则是惨败大逃之后，刚刚稳定，民心军心尚未恢复元气，凭借辽阳就阳城坚炮利，也许还能固守一段时间，如果弃此不用，进袭八十里以外的抚顺，凭借这座周长只有三里的小小旧城，要想打败后金那真是白日做梦，这六万大军恐怕又会像两年前的杜松、刘延、马林三路六七万军队一样，尽行死于后金军之刀斧之下，再演一次萨尔浒大败之悲剧了。

不仅如此，袁应泰及辽东宫将全力以赴，欲图实现取抚方案，从而放松了对沈阳、辽阳的继续加固和防守，客观上为后金军的克城，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时的有识之士就认为袁应泰贸然进取抚顺的计划是错误的，将招来战败大祸。吏科给事中周朝瑞上疏，力言此举不当说：“读经略袁应泰受任一疏，欲于明春进屯抚顺，心切壮之。惟是奴酋非疥癣小疾也，累岁之所训练，数胜之所收集，今其众已不下十余万，且器被犀利，马闲驰逐，即以一兵当一贼，势恐不胜，况我兵合之不少，分之不多乎。向者沈阳、奉集之间，守备略具，贼来不敢攻，营不能久，非示弱也，苦于粮糗粮之间，恐一旦食尽，为我所乘耳。若进屯抚顺，粮草不足。兵法云，围则攻之，无攻入之兵，而久处围地，一鼓成擒矣。功难立就，目前当计军计饷，神兵足而民安，勿更堕贼谋而认为易与也。”朝廷对此，置之不理。

二是广纳降夷。当时，蒙古诸部大饥，多入塞乞食。袁应泰说“我不急救，则彼必归敌”,是为敌方增兵也，乃下令招降。蒙古纷纷来降，归者日众。袁应泰将“降夷”安插在沈阳、辽阳，多至六千余人。沈阳主将贺世贤总兵收纳的蒙古降夷就多达三千余人。总兵李光荣不收降夷，并上报，兵科给事中肖基等言收降过多，或阴为敌用，或敌杂间谍其中为内应，祸且叵测，袁应泰拒而不听，反自诩得计。后果中其祸，为后金遣人诈降用间，城中内应，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好机会。

另外，袁应泰因不谙兵法，“规画颇疏”,又对熊廷弼之安排部署，改动颇多。廷弼“持法严，部伍整肃，应泰以宽矫之，多所更易”。

后金在明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政治变化的时候，既有胜利，也有困难。后金灭叶赫，抚蒙古，女真实现统一，势力空前强大，军队约有十万人。同时，辽东大旱，赤地千里，年荒米贵，石米四两。后金人口增多，粮食奇缺，数以千计的女真人南丐东乞。后金汗为摆脱经济困境，度过灾荒，需要向辽河流域兴兵。但熊廷弼任经略使努尔哈赤原拟进军辽、沈的计划推迟一年多。

他经过耐心地等待，向明进兵的时机终于到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善于等待时机，巧于捕捉时机，是努尔哈赤聪明机智的火花。努尔哈赤紧紧地抓住明朝皇位更替，经略易人，军心涣散，边防紊乱的有利时机，向江、沈大举进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