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明朝得知抚顺被攻陷的消息，而且其总兵张承胤副将颇廷相等将官阵亡，一万多人的军队被消灭，顿时朝野震惊。连一贯荒**的万历皇帝，也从后宫出来，如召集群臣商议，最后决定，任用杨镐为经略，李如柏等人为总兵，从四方调兵十万，军饷三百万，准备攻打努尔哈赤。

论兵数，明军多于建州。《满洲实录》卷五载，明兵“二十万”,号称“四十七万”,进攻建州。经过考证分析，明军没有这样多。王在晋当时任山东巡抚，后历任兵部尚书、辽东经略，熟悉辽事。他遍查邸报奏疏后，详细记述萨尔浒之战时官军兵数和死亡将官姓名。他写道：“以上各路除丽兵外，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丽兵，指的是朝鲜兵。

早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辽东巡抚李维翰即移咨朝鲜国王，令其“操练兵马七千”,以备征讨之时与明军“合剿”。不久，蓟辽总督又咨会朝鲜，令“急拨数万军兵，依期听候”。朝鲜国王遣使臣前往广宁，于六月初一日晋见经略杨镐，禀报已备兵七千，杨镐大怒，厉声斥责。经使臣再三叩头恳请，杨镐才令再增三千，共派兵一万。朝鲜只好应允，并于六月下旬移咨杨经略，告诉已派议政府左参赞姜弘立为都元帅，平安道节度使金景瑞为统领大将到元帅，调集“炮手三千五百兵”“射手”六千五百名。杨镐责令再“选精兵五六干或三四千”。朝鲜国王恳求不允，只好再增三千，共一万三千名。万历四十七年(1619)正月，“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领三营兵一万三千人，自昌城渡江”,于大瓦洞与明东路军会合。至此，朝鲜共派兵一万三千名从征。再加上叶赫出兵二千名，明朝进攻建州的军队总数为十万三千余名。

后金的兵数，据明经略杨镐三月十一日的奏疏说：“据阵上共见，约有十万”。实际上，后金军没有这样多，杨镐所言，不过是把战败的原因归之于敌众我寡，以推卸自己指挥谬误之责耳。努尔哈赤于万历

四十三年(1615)确定八旗制度时，一牛录三百丁，每旗二十五个牛录，八旗共二百牛录，总共是六万丁，讫至萨尔雅大战时，后金只于天命元年(1616)七八月派兵二千，征东海萨哈连部，取四十七寨，招服使犬路等路路长四十人。天命四年(1619)正月袭攻叶赫，“取大小屯寨二十余”,并未增加大量人丁，即使八旗中录人人皆兵，也不过六万名，哪来的十万之数!此战之中，后金军约有五六万。

明朝发兵十万，号称四十七万，筹饷三百万两，在对女真用兵的历史上，兵数之多，军费之巨，规模之大，是空前的。这是因为，明朝政府的这次大军进剿，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打退建州的进犯，将其逐回旧地，护卫辽阳、沈阳，保证辽东安全，而是欲图诛戮“元凶”,彻底消灭建州。

经过十个月的紧张筹备，兵、将、粮、马、甲、炮大体备办完毕，明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二月十一日，辽东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辽东巡抚周永春，辽东巡按陈王庭，在辽阳演武场，集合征辽官将，誓师讨敌。议定兵分四路，西路为抚顺路，以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将，保定总兵王宣及原任总兵赵梦麟为副，分巡兵备副使张铨监军，按察司经历左之似赞理，官兵二万余，由抚顺关出，从西进攻。

北路为开原、铁岭路，以原任辽东总兵马林为主将，下辖管开原副总兵事麻岩等将官，开原兵备道佥事潘宗颜监军，岫岩通判董尔砺赞理，官兵二万余人，从靖安堡出，由北路进攻赫图阿拉，叶赫出兵二千从征。

南路为清河路，以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管辽阳副总兵事参将贺世贤等随从，分守兵备参议阎鸣泰监军，推官郑之范赞理，兵二万余，从鸦骨关出边，由南进攻。东路为宽奠路，以总兵刘延为主将，海盖兵备副使康应乾监军，同知黄宗周赞理，兵一万余，朝鲜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端领兵一万三千余从征，由亮马佃出边，从东进攻。四路兵共十万零三千余人，号称四十七万，从东南西北四个方面进击，企图于同一天合围赫图阿拉，擒斩“元凶”,消灭建州。

经略杨镐为诸路军总指挥，坐镇沈阳。各路兵总共十万余人，号称四十七万，以张扬声势。杨镐既庸懦昏聩，又骄躁寡谋。原定二十一日出师，适十六日天降大雪，跋涉不前，复改于二十五日。但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等连发红旗，催杨镐进兵。杜松因大雪迷路，请缓师期。刘延也以未谙地形，再请缓师。杨镐勃然大怒道：“国家养士，正为今日，若复临机推阻，有军法从事耳!"遂悬尚方剑于军门。

杨镐只图侥幸取胜，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于天气、地理、军心、敌情他一概不顾，便大张旗鼓地下令出兵。兵法曰：“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藏于九地之下。”但明军尚未出师，军期早已泄露。据山西道御史冯嘉会言：

我师进剿，出揭发钞，略无秘密，以致逆奴预知……又闻奴酋狡黠异常，不但辽左事机，尽为窥瞰，而长安评报，亦用厚赀抄往，盖奸细广布，则传递何难?

努尔哈赤早已探知明军的部署、师期，便确定了迎击明军的战略原则。经略杨镐兵分四路，分进合击；努尔哈赤并没有分散兵力，四面出击，而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他说：“恁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这就是说集中优势兵力，逐路击破明军。后金汗努尔哈赤在明军四面压境的危难时刻，坚定了一个夺取战争胜利的铁的军事原则，选择了一条素来走向成功的光明道路。他在确定反击明军的战略原则之后，又“调度安排，机构周密”,做出相应准备：操练兵马，整备器械；派出哨骑，搜集军报；勘查地形，寻机设伏；坚壁清野，埋粮填井；撤回各路屯寨兵民，将力量集中到赫图阿拉，攥成一个拳头迎击来势汹汹的明军。

明军抚顺路主将是时总兵官杜松，率所部二万余官兵，二十八日从沈阳起行，二十九日至抚顺关。杜松是一员勇健虎将，但刚愎自用，骄傲轻敌，鲁暴无谋，急贪首功。史载：

松，榆林人，守陕西与朝骑大小百余战，无不克捷，敌人畏之，呼为杜大师而不名。被召过潞河，裸示人曰：“杜松不解书，第不若文人惜死。”体创如疹，潞人为挥涕。松方出师，牙旗折为三，识者忧之。李如柏阳洒酒拜送回：“吾以头功让汝。”松慷慨不疑。临行携扭械自随，曰：“吾必生致之，勿令诺将分功也。”如赀复遣人语之曰：“李将军已自清河抵故寨矣!”松踊跃向前。

杜松因欲贪首功，率军最先出抚顺关口，头盔似海，刀枪如林，星夜燃火炬，日驰百余里，急度五岭关，直抵浑河岸。杜松执意渡河，诸将请宿营，不听；总兵赵梦麟谏之，也不听；东营将官恳止，竟发怒。杜松酒意正浓，**胸怀，挥舞大刀。裸骑径渡。众将请他披甲，杜松笑道：

“科阵披坚，非大夫也。否结发从军，今老矣，不如甲重几许!”并挥兵而进。兵士们都脱衣涉河，水深没肩，淹死多人。辎重渡河困难，尚遗车营枪炮在后。杜松率前锋渡河后，俘获女真十四人，焚克二寨，遂一面疾书报捷，一面策骑疾驰，追越二道关，至萨尔浒山口。

后金探骑不断地向努尔哈赤报以敌人的动向。被派往西方的探骑先报“昨二十九夜，见明朝兵执灯火出抚顺关”。派往南方的侦骑又报“清河路也发现敌兵”。后金汗向诸贝勒大臣分析错综复杂的敌我态势，认为明军主力一定会先从西面来。八旗军统帅努尔哈赤命令；派兵五百名防守南路；以左翼四旗和右翼二旗共六旗驰向萨尔浒，另右翼二旗驰往吉林崖，“全军向西方”,迎击杜松军。

杜松军于三月初一日，驰至萨尔浒。其时，东路刘缝军虽于二月二十五日出宽奠，但因在凉马佃舍朝鲜军，尚在马家口一带行进中；北路马林军二月二十九日出铁岭，也因叶赫兵尚未出动，后金砍树塞道阻滞，尚在途中；南路李如柏军，是日则刚出清河鸦鹃关。

只有莽勇喜功的杜松驰驱至萨尔浒后，分兵两部：一部在萨尔浒山下结营；亲自率领另一部进抵吉林崖，攻打界凡城。努尔哈赤统领六旗铁军冲向明军萨尔浒大营。明军在进抵萨尔浒之先，前军遭遇八旗兵的伏击，后军又受到八旗兵的截击，兵伤马毙，锐气大挫。他们抵萨尔浒后，战车环阵，挖堑树栅，外列火器，旗鼓壮威，准备进行一场厮杀。努尔哈赤令先锋军冲杀。明军放火铳，发巨炮，炸弹爆发，血肉横飞。八旗兵仰面扣射，万矢如雨；铁甲骑军，奋力冲击。在震撼山岳的呐喊中，如风暴，似雷霆，狂扑明军萨尔浒大营。

努尔哈赤的军事才能最善于使用骑兵，铁骑集中于一点，攻陷方阵，突破战线，粉碎联队，驱散步兵，这便是他胜利的秘诀。后金汗的骑涛，纵横驰突，越堑破栅，厮杀**，所向披靡，一鼓攻下萨尔浒明军大营。攻下萨尔浒的八旗军，摩师驰援吉林崖。

时进攻吉林崖的杜松军，听到萨尔浒营陷的败报，军心已动摇；又遇到从吉林崖山上压下来的八旗兵，士气更颓落。但主将杜松“率官兵奋战数十余阵，欲聚占山头，以高临下，不意林中复起伏兵，对垒鏖战，天时昏暮，彼此混杀”。八旗劲旅从河畔与莽林，山崖与谷地，以数倍于杜松的兵力，将明军团团围住。明军点燃火炬，从明击暗，铳炮打入丛林，野草瑟缩，万木染红。八旗军矢发风落，从暗击明，万矢射向明垒，矢孔沥血，裂口呼叫。明军抚顺路主将杜松，虽眼发火光，左右冲杀，但矢尽力竭，落马而死。

据从石洞和积尸中逃生的朝鲜援明杜松军炮手李守良所目击言：

赋自东边山谷间迎战，又一阵从后掩袭，首尾齐去。汉兵收兵结阵，贴大噪薄之；汉兵亦哈喊齐放，贼中丸中马者甚多。方谓酣战，贼一大阵自山后下压，汉兵大败。……贼从山上乱下矢石，我军百余人及汉兵数千皆死。贼四面合围，斯永无余。

杜松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甲仗山积，全军覆灭。

杜松悬军深入，长途疾驰，不谙地形，构成己短；而突骑野战。据险设伏，又为八旗军所长。所以，努尔哈赤以众击寡，以逸待劳，以长制短，以客当主，打败杜松而获得萨尔浒之捷。八旗兵刚击败杜松军，侦骑又飞报开原路马林军至。马林率军出三岔口，管稗子谷，夜闻杜松败，林军遂哗。天明，与八旗军相遇。

初二日，马林军在萨尔浒西北三十余里富勒哈出的尚间崖安营。马林见杜松兵败，所部军哗，急忙转攻为守，形成“牛头阵”:马林亲自率军驻尚间崖，依山结成方阵，环管挖三层壕，壕外排列骑兵，骑兵外布枪炮，火器外设骑兵，壕内布列精兵；潘宗颜在飞芬山扎营，龚念遂在斡珲鄂漠结营。

两营相距数里，呈犄角形。马林雅好诗文，交游名士，图虚名，无将才。他自以为“牛头阵”既能互相救援，又能以战车和壕堑阻遏后金骑兵的驰兀，以炮铳和火箭制伏后金的弓矢。但他消极防御，兵力分散，鼎足成阵，各营蚕缚，形成被动挨打的局面，给努尔哈赤提供可乘之机。聪明的努尔哈赤尽管有三倍于敌的兵力，却没有分兵围攻明军的三个营，而是集中兵力，先砍其“牛头阵”的一只犄角龚念遂营。

参将龚念遂、游击李希泌统领步骑，楣车屯营，环营浚壕，排列枪炮，严密防守。努尔哈赤次打龚念遂营，也没有四面包围，而是亲自率领一千精骑，朝着其薄弱的一隅猛冲，“攻打进去，推倒橘车”,突破一个缺口。八旗兵像洪水似的从缺口涌进龚念遂营，骑兵踩着死人和活人，冲突、砍削、狂奔、躁躏。龚念遂营破战死。努尔哈赤在斡珲鄂漠得胜之后，跃马疾驰尚间崖。尚间崖的马林营防守严整。努尔哈赤命“先据山巅，向下冲击”,但见马林营内与壕外兵汇合，又命“停止攻取山上，下马徒步应战”。

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各率兵鼓勇急进，冲向马林营。营中明军发鸟枪、放巨炮，但火未及用，刃已加颈。两军短兵相接，骑兵横驰，利刃飞舞。正在酣战之际，马林恐甚，策马先奔。主将马林先遁，副将麻岩战死，余众大溃，全营皆没。明军死者遍山谷间，血流尚间崖下，河水为之尽赤。

努尔哈赤攻下尚间崖马林营，又马不停蹄地驰往飞芬山潘宗颜营。

潘宗颜在飞芬山据山扎营，循车为垒，环列火器，督军坚守。努尔哈赤指挥八旗，令一半兵下马，重甲兵持刀枪在前，轻甲兵操弓矢在后；另一半兵骑马，包围飞芬山步骑冒死前进，仰山而攻。潘宗颜“奋呼冲击，胆气弥厉”。明军后高临下，施发火器。八旗兵虽死者枕藉，但仍必须冒火器。缘山猛冲。潘宗颜寡不敌众，八旗军突破营阵。两军混战、周旋、厮杀、肉搏。炮队迎步兵，铁骑冲炮队；境蜒动**，血肉横飞。马林“牛头阵”的另一只犄角也被砍掉，潘宗颜营溃战死。其死时骨糜肢裂，惨不忍睹。

时叶赫贝勒金台石、布扬古“约助明兵，与潘宗额合，至开原中固城，闻明兵败，大惊而遁”。至此，明北路马林军，除主将马林仅以救骑逃回开原外，全军覆灭。先是开原道兵备佥事潘宗颜如马林无将才，在出师之前致书经略杨镐：

林庸懦，不堪一面之寄，乞易刘帅当此重任，而以林遥作后应，庶其有济；不然，不惟误事，且恐此身实不自保。

杨镐不听，果然马林兵败。

努尔哈赤败抚顺路杜松军和开原路马林军后，初三日，又接到侦骑驰传明总兵刘延由宽奠进董鄂路、总兵李如柏由清河进虎拦路的警报。他派一支军队往南防御清河路李如柏军；又派主力东出，设伏山谷，以待刘延军。他安排就绪后，从古尔本来到界凡，杀八牛祭纛告天，庆祝连破两路明军的胜利，并激励将士去迎接新的驰突。

努尔哈赤在界凡祭告后，返回赫图阿拉，亲自率兵四千留守，坐镇指挥同刘延军的战斗。刘延，江西人，是明军中与杜松齐名的勇将。他身经大小数百战，名闻海内。他善用大刀，“所用镔铁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刘大刀’”。他善弓马，如尝“命取板扉，以墨笔错落乱点，袖箭掷之，皆中墨处。又出战马数十匹，一呼俱前，麾之皆却，喷鸣跳跃，作临阵势，见者称叹”。他又嗜酒，每临阵饮酒斗余，激奋斗志。

刘延受命之后，二月二十五日刚出宽奠，天时不利，风雪大作，三军不得开眼，山谷晦冥，咫足不能辨人。他率领一万余人器械龈器、又无大炮火器的混杂队伍，同朝鲜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端统领的一万三千人会师后，在不得地利的险远道路上行进。如二十七日“过涉横江，比鸭儿河深广。少有雨水，渡涉极难。鸭儿河凡四渡，深没马腹，水黑石大，人马艰涉。军人各持行装，未到半路，疲惫已甚。所赍之粮，亦已垂尽”。在刘延驰往赫图阿拉的路上，不仅峻岭险隘，大川萦纡，山径崎岖，丛林密布，而且后金设置路障，坚壁清野。

因后金屯寨埋藏粮谷，宽奠路军粮不继，朝鲜兵尤甚，其“三军不食，今已屡日”。军粮短缺，行军迟缓，至三月初二日始到浑河。浑河离牛毛寨六十里，行军竟三日。这时杜松军和马林军已经败没，刘延却全然不知。

在这段艰难的行军中，宽奠路军几经小的战斗，“生擒斩获共二百一名颗”,其中除女真游骑外，多为屯寨妇幼。刘续虽焚克十余寨，“军声大震”,但中了努尔哈赤的诱兵之计：“夷贼精兵五百余骑，直逼对山诱战，连诱连退”。

明东路宽奠刘延军，进至距赫图阿拉约五十里的阿布达里冈。它位置在今拉法河、加哈河分水岭处的老子沟岭，地形复杂，易于设伏。刘延军陷于努尔哈赤设在阿布达里冈的埋伏之中。初四日，努尔哈赤派去迎击刘延的八旗军互相配合：扈尔汉率五百人诱明军西进；皇太极等率右翼四旗兵，隐伏在阿布达里冈山上的丛林里；阿敏率兵潜伏在冈的南谷，待放过刘延军一半之后，击其尾部；代善等率左翼四旗兵，在冈隘日前旷野正面驰突；又派降顺汉人装扮成杜松军卒，赚诱刘延：

建州兵得杜松号矢，使谍驰绐之，令亟来合战。延曰：“同大帅，乃传矢，谍我哉!”谍曰：“主帅因事急取信耳。”续曰：“殆不约传炮乎?”谍曰：“塞地烽埃不便，此距建州五十里，三里传一炮，不宕飞骑捷也。”续首肯。

刘延军在阿布达里冈的行进途中，“遥闻大炮三声，隐隐发于东北”,以为西路杜松大军已到。刘延唯恐杜松独得头功，急命火速进军。阿布达里冈一带，重峦叠蟑，隘路险夷，马不能成列，兵不能成伍，刘延督令兵马单列急进。刘延亲率精锐的前锋部队将到阿布达里冈，隐伏在山顶、丛林、溪谷中的后金伏兵四起。阿敏等率兵突击，将刘延军拦腰切断而攻其尾部。皇太极等率兵从山上往下驰击，似山洪暴泄，漫山冲杀。这时努尔哈赤设计诱骗刘延：

奴酋设计诱之，用杜松阵亡衣甲、旗帜，诡称我兵，乘机督战。延始开营，遂为奴酋所败。

后金军里迎外合，首尾齐击，弥山满谷，四围厮杀。刘延奋战数十合，力竭败死。其养子刘招孙冲突力救，亦死。

东路宽奠军主将刘延身死兵败。后有数千浙兵败屯山上，据目击者说：“湖数百骑驰突而上，浙兵崩溃，须臾间厮杀无余，目睹之惨，不可胜言”。阿布达里冈的刘延军失败之后，代善等移师富察，进击监军康应乾统领的刘延余部及助明作战的朝鲜兵。在明监军乔一琦的督催下，姜弘立率朝鲜兵于四日到达富察。

都元帅姜弘立下令军队分左、中、右安营，自驻中营。营刚扎下，代善等统领数万骑兵冲向富察，漫山蔽野，烟尘涨天。康应乾和乔一琦瞬间兵败，乔一琦奔向朝鲜兵营。当朝鲜左右营兵铳炮初放，还没有来得及再燃的时候，后金骑兵已突入营中。朝鲜的兵卒，披纸做甲，柳条为胄，饥馁数日，焦渴并剧，“欲走则归路断绝，欧战则士心崩溃”,无可奈何，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投降。明监军乔一琦走投无路，投崖而死。

明军抚顺路、开原路、宽奠路相继败北，经略杨镐急檄清河路李如柏回兵。李如柏怯懦蠢弱，出师晚，行动缓，还没有同后金军交锋。他接到杨镐檄令后，急命回师。后金牛录额真武理堪，受命率二十名哨骑在虎栏山巡逻，见李如柏退师，机智地斩杀四十人，获马五十匹。致使明军大乱。据《清史列传·武理堪》所载：

武理堪率二十骑至呼兰山，见敌军行山麓，乃于山巅驻马大呼，弓手四顾为指麾伏兵状。敌望见惊溃。武理堪遂纵骑疾驰击之，斩四十人，获马五十，敌相**，死者千余。

《满文老档》和《满洲实录》中也作了类似的记述。上述记载，虽不免张饰，但可以看出李如柏退师时“草木皆兵”的惊惶之状。

李如柏退师之后，明朝言路极愤，劾其与努尔哈赤有香火情，所以李如柏逗留观望，努尔哈赤也一矢未加。户科给事中李奇珍疏劾李如柏娶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赤女为妻，现生第三子，有“奴酋女婿作镇守，未知辽

东落谁手”之谣。李如柏逃回清河，后下狱自裁。

努尔哈赤与经略杨镐、后金与明朝，在双方决定雌雄的萨尔浒之战中。以后金军的胜利和明军的溃败而告结束。这次战役，明军损失重大，据统计，明军文武将吏死亡三百一十余员，军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人，阵失马、骡、驼共二万八千六百余匹。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所以失败，主要由于政治腐败、军事废弛、将帅不和、指挥失算。

辽事之错，在经略、拒部、辅臣以至于万历帝腐败不堪。明浙江道御史杨鹤上萨尔浒之败疏言：

辽事之失，不料彼己，丧师辱国，误在经略；不谙机宜，马上催战，误在辅臣；调度不闻，束手无策，误在枢部；至尊优柔不断，及至为自误。

同僚认为杨鹤疏言过鲠，他便引院辞职。杨鹤所言朝廷之谬误，系失败的主因，是颇有见解的。明军之失利，固然与前线将领的指挥不当和怯战惧敌分不开的，但更重要的因素是明王朝的腐败。除了前面讲到的朝廷暴政乱政，盘剥欺凌兵民，丧失人心，使征战难以获胜的这一根本前提外，明政府用兵方针、策略、任命将帅的谬误，是导致“辽事之误”的主要原因。首先，任帅非人。被廷臣赞称“熟谙辽事”特别起用为经略、兵部右待郎的杨镐，实际上却是一个不谙兵法、胆怯怕死，以权谋私、谎报战功、贻误军机的庸帅。

杨镐曾任朝鲜经略，集兵四万，加上朝鲜兵，进攻屯驻岛山的倭寇，因其援兵赶来，“镐大惊，狼狈先逃，诸军继之，贼前袭击，死者无算"。史称“是役也，谋之经年，倾全国之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于一旦，举朝嗟恨”。杨镐却不知羞耻，隐瞒败将，将这次“士卒死亡殆二万”的大败，“诡以捷闻”,遭人揭发，差点被斩。这样一个贪生怕死、丧师辱国、讳败冒功的劣官，竟被文武大臣捧为克敌制胜、安国定国的大帅，从一个闲官提升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荣任辽东经略，怎能不贻误军机?

庸帅必用劣将。放纵声色的纨绔子弟李如柏，因系已故宁远伯、辽

东总兵官李成梁的第二个儿子，在辽东总兵张承荫战殁之后，为“文武大臣英国公张惟贤等合疏荐”,被帝起用为辽东总兵，杨镐即委其为南路主将。贪生怕死的李如柏，畏惧强敌，行进迟缓，致杜松孤军深入败殁。

北路军主将原任总兵马林，乃一虎父犬子的不肖子孙，马林之父马芳，行伍出身，“有胆智，谙敌情，所至先士卒”,身经百战，军功累累，“擒部长数十人，斩截无算，威名震边陲，为一时将帅冠”,任至左都督、总兵。马林荫父之威，历任参将、副总兵、辽东总兵，“时誉藉甚，自许亦甚高”,明廷信其虚名，用为主将。

监理马林北路军的开原兵备佥使潘宗颜看出马林庸懦本相，上书经略杨镐说：“林庸懦，不堪当一面，乞易他将，以林为后继，不然必败。”杨镐拒其建议，致作战之时，马林慌恐万分，“一战而败，策马先奔”。东路军主将刘荫勇猛过人，杨镐却对其百般压抑，少拨兵马，督其速进，致其全军覆灭。

萨尔浒战前，明军临时征调，仓促赴战，粮饷不继，器械钝朽，援兵号泣，将领叛逃。如新调到的援兵皆“伏地哀号，不愿出关”。明军不但援兵啼号，而且援将脱逃，如：

陕西固原游击佟国祚，领兵授辽，于万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师次昌平，国祚闻伊父原任总兵鹤年降奴，遂萌叛志。给各官领兵先行，至二十九日，又诡称家人佟六汉亡，即差牢投邵进忠等分投追赶，国祚遂得只身轻骑脱逃以去。

明军帅与将和将与将之间，心怯而忌，气骄而妒，如杜松同刘延争魁，马林同杜松互妒，潘宗颜对马林不满，刘延对杨镐怨恨，等等。而刘延对杨镐不悦之色，溢于言表。朝鲜都元帅姜弘立和刘延的下述对话，可见一斑：

臣问曰：“然则东路兵甚孤，老爷何不请兵?”答曰：“杨爷与俺自前不相好，必要致死。俺亦受国厚恩，以死自许，而二子时未食禄，故留置宽田[佃]矣。”臣问曰：“进兵何速也?”答曰：“兵家胜筹，唯在得天时、得地利、顺人心而且。天气尚寒一不可谓得天时也；道路泥泞，不可谓得地利也；而俺不得主柄，奈何?”颇有不悦之色。

经略杨镐指挥失算，是明军萨尔浒之败的直接原因。杨镐既不察敌情，不听谏言，也不熟谙地理，不亲临战阵。他虽议兵分四路，分进合击，却分散兵力，击而未合。这击而未合，便使明军由战略上的优势，变为战术上的劣势，从而导致四路出师，两双败北。

后金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所以获胜，固然有明朝政治腐败、军事废弛、将帅不和、指挥失算等外部因素，也有后金上下一致、将领智勇、兵马精强、部民支持等内清代陵寝的月牙城部因素。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努尔哈赤指挥得当。满族杰出的军事家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役中的卓越功绩，在于他谨慎地利用了上述外部和内部的因素，巧妙地抓住了杨镐产生悲剧的各个特殊环节，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第一，侦察敌情，判断正确。同杨镐不料彼己相反，努尔哈赤重视查探敌情。他通过哨探、谍工、商人等多种途径，对明军的统帅、主将、兵力、分路、师期等都有所了解。尤其在各路哨骑报警时，他能够把握关节，制定主攻方向，确定首先以杜松军为迎击的重点。

第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明军向赫图阿拉进攻，总兵数十万余人，号称四十七万。后金军投入作战的兵力，据《满文老档》记载，仅有八个旗，约六万人。如将筑界凡城的夫役一万五千人计入，也不过八万人左右。后金军在数量上少于明军。但努尔哈赤在诸路告警时，东路派兵五百人御敌，南路派二百兵防守，北路文献缺载，也不会太多。他确定“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原则，集中兵力，迎击明军。努尔哈赤每战以三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将明军逐路击破。这就使后金军在战略上的相对劣势，变为在战术上的绝对优势。

第三，铁骑驰突，速战速决。这是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中，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他统率骑兵，速战速决，即在明军合围前的四天之中，第一天败杜松军，第二天破马林军，第三天设伏准备，第四天灭刘延军。如果后金军行动迟滞一天或两天，那么战局或会逆转。

第四，诱敌入伏，以静制动。努尔哈赤军事指挥的一个特点是利用地形，诱敌入伏，以静制动，夺取胜利。如他计诱刘延入伏，以逸待劳，以静击动，将其在行动中加以消灭。

第五，亲临战场，全民行动。后金兵民，融为一体，共同反击明军的进攻。即在边远山区屯寨，也能埋藏粮谷，坚壁清野，遍设路障，抗御明军。同时，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中，亲临战阵，策马驰突，冲锋陷阵，调度指挥。

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役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尤其是他在明军合围之前，集中优势兵力，逐路击破明军，表现了卓绝的军事才能。萨尔浒之战是努尔哈赤军事指挥艺术一次精湛的表演。

八旗将士铁骑威风，代善当机立断，谓帝说“吾当领兵前进”,即策马迎敌，直入其营，诸贝勒亦不顾汗之命令，与二固山将士“并力杀人”,另外六个固山将士亦飞奔袭击，此时，努尔哈赤并未坚持下马步战命令，听任代善挥军冲杀，终于迅速大败马林军。

当三月初一日早晨，哨探禀报明兵分别从抚顺关路和从栋鄂路而来时，努尔哈赤果断判定，明朝令我预见南方之兵，“是诱吾军南敌，其大兵必从抚顺关来，当先战此兵”,遂下令八旗将士迎敌抚顺明军，而南方只留原已安排的五百名兵士防御。这个判断和决定，非常英明，如果判断失误，以为栋鄂路之明兵是其主力，八旗军前往迎战，则抚顺路杜松军便可乘虚而人，直捣费阿拉了。

总的来说，一边是腐败的明朝政府，赋重役繁，国穷民贫，君昏相庸，帅劣将怯，士气不振，人心思乱，指挥谬误；另一边是新兴后金，统帅英明，用兵有方，将士奋勇，因此萨尔浒之战，自然是只能以明军惨败，后金大胜来结局。

萨尔浒之战，影响巨大。这一仗，给明朝政府以重大打击。明朝政府人马物资损失惨重，共有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都司、守备、中军、千总、把总、道员、通判等官三百一十余名阵亡，阵亡军丁共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名，马、骡、驼死亡十万八千余匹，枪炮火药丢失无数。

明兵部尚书黄嘉善于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三月中旬奏述损失之大时说：“向奴酋发难以来，奉旨后先起六七宿将，调募精锐几十万余，不虞其大帅殒者四，道臣死者一，士马物故亦复过半，器械刍粮其折而人于奴者，又不知凡几。”

这一仗让努尔哈赤正式打出了“后金国汗”或“后金国皇帝”的国名汗号，公开宣布与明朝分庭抗礼，并肩称朕。天命三年(1618)四月打下抚顺，努尔哈赤遣被俘汉人送致明朝“七大恨”文书时，自称建州国汗。此时努尔哈赤已经敢于用“建州国汗”“建国”来与明朝、朝鲜打交道，也就是说正式宣布不再是明帝臣仆，废除了过去隶属明帝的君臣关系。但是，这时还是“建国”,“建州国”,而“建州”之词，来源于明永乐帝敕封的“建州卫”,还是有些遗痕。因此，过了一年，天

命四年(1619)三月萨尔浒大捷之后，努尔哈赤就自称“后金国”“后金国汗”“后金国皇帝”了。

天命四年(1619)四月，努尔哈赤遣使致书朝鲜国王，其书称：“天命二(四)年后金国汗谕朝鲜国王，枚数七宗恼恨”。国王传示备边司：“奏文中后金汗宝，以后金皇帝陈奏，未知如何?”备边司回奏：“胡书中印迹，令解篆人申汝權及蒙学通事翻解，则篆样番字，俱是后金天命皇

帝七个字。”这里第一次出现了“后金国汗”“后金天命皇帝”,而且既有书信，自称“后金国汗”,还有“汗宝”,有“后金天命皇帝”之印，可见，这时努尔哈赤才开始在对朝鲜交涉中第一次抬出了“后金国”的国号和“后金国汗”“后金天命皇帝”的汗号。

朝鲜立即将建州僭称向明朝报告，明人大惊，稍晚一点儿，努尔哈赤攻下开原、铁岭，灭掉叶赫以后，遍发招降榜文，劝诱辽民归顺。明经略熊廷弼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六月戊申上奏说：

奴贼招降榜文一纸，内称后金国汗，自称曰朕，皆僭号也。大略贼自言为天所佑，中国为天所怪，谕各将率城堡归降。

努尔哈赤第一次对辽东军民使用了“后金国汗”的称号，抬出了“后金国”,意义重大。

在此之前的“建州国汗”,虽然已有了国名和汗名，但毕竟还是自“建州三卫”演变而来，可以理解为努尔哈赤是辖领建州女真之汗，只是割据边外僭称为王为汗的一部酋长，最多不过像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而已，在当地称孤道寡，有时进边抢掠人畜财帛，并未对明朝直辖版图有领土野心。

可是，“后金国”“后金国汗”“后金国皇帝”的含义却显然不同了。后金国，意味着此乃金国之后裔建立的国家，其祖先是金国。昔日的金国，可非中原正统王朝之边外小部，而是大军南征，掳去北宋徽宗、钦宗二帝，随即形成南宋与金对峙，占有半个中国的大金国，宋朝的燕云十六州悉皆变为金国领地，北京成为金帝之国都。努尔哈赤将其辖地命名为“后金国”,自称“后金国汗”“后金国皇帝”,岂不是表明要与明帝分庭抗礼，相提并论，且称明朝为南朝，照此下去，不要说辽东都司应该为其吞并，就是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也应隶于彼之辖领之下，号称“天朝天皇帝”的明神宗，只好逃往黄淮之南，迁都杭州或南京了。

这可是天大的噩耗!难怪明经略熊廷弼在奏报“奴酋”僭号招降榜文时，因其榜文辱我君父而愤怨忧郁，致忽尔昏仆。万历皇帝也愤怒惊恐交加，谕中外臣工说“逆贼出榜招降，横肆诟侮，朕心深切愤恨”。努尔哈赤自称“后金国汗”“后金国皇帝”,显示了其有进占辽东甚至侵入关内的意图，使明朝君臣大为惊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