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在举行称汗大典以后，因扩展太快，内部的管理问题便很突出。在此后的二年多时间进里，努尔哈赤主要是在整顿内部，增加国力。当一切都稳定下来以后，努尔哈赤又把目光转向明朝，军事战略重点也移向南方。

发布“七大恨”告天，是后金汗努尔哈赤把战略重点由北方转移到南方的标志，也是他的兵锋由统一女真诸部转移到公然指向明朝的标志。发布“七大恨”告天的背景主要有三个：其一，是努尔哈赤深知明万历帝晚年政治更加腐败，辽东军备更加废弛；其二，是努尔哈赤已基本完成女真的统一(除明支持的叶赫部外),并建立了后金政权；其三，是辽东女真地区灾荒严重，景象悲惨。

水灾严重，农作失稔，不仅限于朝鲜，而且殃及建州地区。朝鲜平安兵使李时言，据后金女真人罗可多等所报驰启：

上年水灾，胡地尤甚，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夺去觅食云云。许多群胡，逐日出来，则供给之物，想必浩大。而年条所纳，亦未毕捧，其间需用，势似难继，是用为虚。其赤身乞食，其情虽似可矜，而桀骜之心有同饥鹰，在我防备之道，不可小缓，而赠给杂物，亦不可不预为算定，请令庙堂斯速指挥。

上面驰启除奏报后金地区灾荒惨重外，还谏言加强防备。这远比明朝辽东的庸劣官将有见识。

女真人遭遇多年不遇的凶年，饿殍塞路，四处乞食，老弱填壑。后金汗努尔哈赤怎样解决这一严重的社会危机?翻开中国封建社会史册，在中原地区，农民起义往往在大灾之年爆发，因为灾荒使本来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在边疆地区，严重灾荒也使本来尖锐的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努尔哈赤正是选择这个有利时机，发布“七大恨”告天，把女真人的不满、怨恨引向明朝，并借对明战争胜利和掠夺汉人财富，以缓和后金的社会危机。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天命三年)四月十三日，后金汗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

四月十三日，壬寅，巳时，帝将步骑二万征明朝，临行书七大恨告天曰：吾父、祖于明朝禁边，寸土不扰，一草不摘，秋毫无犯，彼无故生事于边外，杀吾父、祖，此其一也。虽有祖父之仇，尚欲修和好，曾立石碑誓曰：明朝与满洲，皆勿越禁边，敢有越者，见之即杀，若见而不杀，殃及于不杀之人，如此盟言，明朝背之，反出边卫叶赫，此其二也。自清河之南，江岸之北，明朝人每年窃出边入吾地侵夺，我以盟言，杀其出边之八，彼负前盟，责以擅杀，拘我往谒巡抚使者纲古里、方吉纳二人，挟令吾献十人于边上杀之，此其三也。遣兵出边，为叶赫防御，致使我已聘之女转嫁蒙古，此其四也。将吾世守禁边之叙哈(柴河)、山齐拉(三岔)、法纳哈(抚安)三堡耕种田谷不容收获，遣兵逐之，此其五也。边外叶赫，是获罪于天之国，乃偏听其言，遣人责备，书种种不善之语以辱我，此其六也。哈达助叶赫侵吾二次，吾返兵征之，哈达遂为我有，此无与之也，明朝又助哈达，必令反国，后叶赫将吾所释之哈达，掳掠数次，先因呼伦部(前九部)会兵侵我，我始兴兵，因合天意，天遂厌呼伦而佑我也，明朝助天罪之叶赫，如逆天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妄为判断，此其七也。期凌至极，实难容忍，故以此七恨兴兵。祝毕，拜天焚表。

努尔哈赤所说第一恨，杀其父祖，这既是事实，但又必须加以补充说明。觉昌安、塔克世确实是死于明兵之手，可是需要加上其他一些事实，一系觉昌安父子是为明军当向导，助其袭杀亲家阿台。二是他俩是在明军

攻打阿台城寨的混乱情形下，被明兵误杀，明兵不是故意杀人。三是明军系因惩治掠边“夷酋”阿台，因而出边，并非“无故生衅于边外”。四则事后明臣即承认是误杀，送还遗尸，给予敕书三十道，使努尔哈赤承袭祖职，当上了都指挥使，后又以其父祖有“殉国忠”,晋其为都督佥事，“长东夷”,蒙受“殊恩”,这也可算是了结了此事，弥补其过了。

第二恨为明朝违誓出边，护卫北关(叶赫),这一恨有些强词夺理，难以成立，根据有三个：

其一，明军不是违誓派兵出边。所谓违誓之“誓”,乃是努尔哈赤与辽阳将将吴希汉为杜绝越边而立的盟誓，仅仅是指建州人不得私自越边，进入明境，明朝汉人不得进入建州地区采参伐木，以免因此引起争端。是禁止明朝辽东汉人，并不是规定明兵不能逾越边境一步，不能出边，不能进入女真地区，须知，努尔哈赤也罢，海西女真叶赫也罢，哈达也罢，其地区皆是明朝“天皇帝”的辖地。建州、海西女真各卫都是明帝钦封的，是明朝辽东都指挥使司辖治的卫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女真各卫都督、都指挥皆是明帝臣仆，明朝当然可以派兵出边，进入女真地区，调解纠纷，惩治掠边违法之人，这与努尔哈赤所说之誓，风马牛不相及。

其二，明朝并不是一直袒护叶赫。努尔哈赤在万历十九年(1591),即言“七大恨”之前的二十七年，讽刺叶赫纳林布禄贝勒遭受明帝欺凌不敢申诉杀父之事时说道：“昔我父被大明误杀，与我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送还尸首，坐受友都督敕书，续封龙虎将军大敕一道，每年给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汝父亦被大明斩杀，其尸骸得收取否?”努尔哈赤列举纳林布禄之父仰加奴(扬吉努)、伯父卿加努被明总兵李成梁斩杀之事，对比自己父、祖被“误杀”后的优待，来羞辱叶赫贝勒，这固然是事实，但由此不是更清楚地表明，明朝政府并不是存心偏袒叶赫亏待建州。其三，明朝为什么要派兵出边，“以护叶赫’?答案很简单，但也会令努尔哈赤难堪。因为正是由于努尔哈赤，并哈达，亡辉发，吞乌拉后，图谋叶赫，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统军四万，进攻叶赫，夺取了兀苏等大小十九城寨，叶赫奏报明帝，明派游击马时楠率兵千人，携带火器，帮助叶赫守卫东城西城。可见罪魁祸首乃是英明汗努尔哈赤，不是明朝君臣违誓派兵出边。

第三恨，伐木之争，此事曲在明朝，确系欺人太甚，实为一恨。

第四恨，助叶赫，致已聘之女改嫁西虏。这就是当时轰动于世的“老女之争”事件。万历二十一年(1593)建州大败九部联军，之后，第五年叶赫、乌拉、哈达、辉发共同遣使，请求“更守前好，互相结亲”,愿以布寨之女布扬古之妹许与努尔哈赤，以纳林布禄之弟金台石之女许与代善，努尔哈赤备办鞍马盔甲等物为聘礼，又杀牛设宴，宰白马，盛酒、血，与四国“歃血会誓”,定下了这门亲事。纳林布禄是努尔哈赤爱妻叶赫纳拉氏(皇太极之生母)之兄，努尔哈赤是其妹夫。

不久，纳林布禄与侄布扬古贝勒违背誓言，将布扬古之妹改许哈达国主孟格布禄贝勒，盖格布禄死后，又改许辉发国主拜音达礼贝勒，万历三十五年(1607)辉发亡国后，此女又许与乌拉国主布占泰贝勒。乌拉亡国后，布扬古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将妹许与蒙古喀尔喀部巴哈达尔汉贝勒之子莽古尔岱台吉。布扬古之妹，艳丽多姿，是当时名传满蒙的美女，然而佳人命薄，由于政治角逐，年方十五即许聘于比她大二十四岁的努尔哈赤，中经多次改聘，直到三十三岁仍未婚娶，成为“老女”,最后嫁与蒙古台吉，一年而亡，实为可悲。

第五恨为明朝不容收割柴河、三岔儿、抚安三路庄稼，此恨与事实出入很大。所谓柴河、三岔儿、抚安等地，原来都是哈达部万汗及其子孟格布禄辖区，努尔哈赤并吞哈达后，遣派人丁，大量耕种哈达旧地，但是明朝政府不承认建州攻灭哈达的行动，认为这是叛逆不法行为，而且因为这些地方邻近叶赫，易起争端，威胁叶赫安全，威胁明境安全，故一直不允许建州人员住种。

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月，辽东巡按翟凤种的奏疏，对此讲得十分清楚。他的奏疏，先援引开原道薛国用的呈文。薛国用呈称：“奴儿哈赤差部夷五百名来本边汛河口刘家孤山地名住种，又地名仙人洞，有种田达子四十四名，去年宣谕数次，令彼撤回。三见题疏，两经部覆，奉有明旨，奴投有不收种之甘结，种意倏忽变幻时来，以善言谕之，不肯去，以逐杀胃之，各夷云，我只怕我都督，就死在这里，也不回去。”

翟凤种的奏疏，接着就讲这些地上是哈达旧地，不应允许建州霸种：

备查南关地界，至台存日，自威远堡起，至三岔儿止。后王台故后，猛骨孛罗在时，至抚安堡龙潭冲止，三岔儿一处，已为侵占矣。迨猛骨学罗故后，俱属之建州，旧种之田，味斯语吴，又侵占抚安堡矣。分遣人牛，临边住种，万万当亟行驱除，不可一日容者。……今不论新垦旧垦，但系南关之地，则不当容建州住种，有五利焉：一不得逼近内地，侦我虚实；二不得附近北关，肆其侵扰。

万历四十三年(1615)正月，辽东巡抚郭光复亦对此上奏：

至如柴河、靖安、三岔、抚安四堡边外地，原系南关旧地，奴酋立寨开种有年，而上年驱令退柴河、靖安二堡地者，谓其逼近北关，以杜窥伺耳，但未曾立界，所以令春复来耕种。今奴酋遵我约束其文，愿照界镌碑，惟讨秋收将熟之禾，以后再不敢越种。随行两道，待镌碑后许之，即今将柴河、靖安、三岔界碑上镌番字书，自四十三年春起，不许来种。

两道奏疏讲得十分明白，柴河等堡边外之地，是哈达旧地，明朝不许建州侵垦，因为明朝政府从来不承认建州侵占哈达，把这件事看作是建州叛逆不忠的一件大罪。建州也一再具结，立碑于石，保证不来耕种，但说归说，做归做，不管具的甘结，还是立碑为誓，都不管用，仍然年年派人侵垦收获。就此而言，这个不许收谷的第五恨，又是强辞夺理，缺乏根据，难以成立。

第六恨为偏听叶赫之言，遣人侮辱建州。此事乃指万历四十二年(1614)二月明使进入建州而言。《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三载，(甲寅年)“四月，明万历帝遣其肖备御伪称大臣，乘八抬轿赍书至，乃命叩接帝旨，故做丑态相威胁。并以种种恶言奢谈古今成败之例。聪睿恭敬汗说：对尔恫吓之书，我为何叩拜耶!遂以恶言对恶言，善言对善言，未览其书即遣回之”。《武皇帝实录》卷二亦载，万历帝遣守备肖伯芝来，“诈称大臣，乘八抬轿，作威福，强令拜旨，述书中古今兴废之故种种不善之言”。但究竟作何不善之言，宣谕何事，建州接受与否，二书未写明，不得而知。

观看第二年正月兵部回复辽东巡抚郭光复的妻疏，才对此事有些了解。兵部复议说：“今日筹辽，必以救北关为主。惟是奴酋反复靡常，顷抚臣提兵出赛，遗羁酋佟养性为间谍，遣备御肖伯芝为宣谕，谕之退地则退地，谕之罢兵则罢兵，而察其情形，实怀叵测。”这下清楚了。

原来，老档和实录所谓的“不善之言”,是备御肖伯芝奉了巡抚之命，责令建州退出侵占、耕垦柴河等堡的边外哈达旧地，谕令建州不得以索要“老女”为借口攻打叶赫，命其尽快撤军。照此看来，肖伯芝没有什么大错，他是巡抚之使者，当然有其使者的威风，他宣谕的命令，是巡抚的命令，明朝政府从来就认为建州吞并哈达是非法的叛逆行为，根本不该耕垦其地，也不该以“老女”为托辞，一再进攻叶赫。努尔哈赤把肖伯芝的宣谕说成是对他欺凌侮辱的切齿大恨，理由并不充分。

第七恨为明朝责令建州退还哈达旧地，恢复其国，保护叶赫不被消灭，此恨也不能成立，建州、叶赫、哈达都是“大明”的卫所，首领皆系明帝之都督臣仆，哪能让建州吞并叶赫、哈达。

后金汗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是利用女真人的民族情绪，把女真人的不满引向明朝，并借对明战争的掠获，以缓和其因灾荒而加剧的社会矛盾。“七大恨”誓师后，努尔哈赤即率师攻明，计袭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