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举行称汗大典，建立后金政权以后，后金政权和明朝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努尔哈赤和明朝之间再也不是臣属关系，双方的关系变为平等的两个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这样一来，努尔哈赤对明朝的政策也就要相应地改变，取消过去长期以来以夷酋事君恭听“大皇帝”驱策的效忠帝君的政策，不再毕恭毕敬，悉听裁处，改为平等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政策，遇事据理争辩，维护本国利益，决不屈服。这个改变是顺理成章的，但也是根本性的，真要做到也不容易。就在称汗大典举行以后的第五个月，努尔哈赤与明朝政府之间便因采伐木材之事，闹了一场震惊朝廷的纠纷。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天命元年(1616)六月，明朝清河游击冯有功遣人出边，进入建州地区，采伐木材，努尔哈赤派兵劫杀，双方为此发生争执。

这件事情，双方的叙述不尽相同，有的地方还相差太远。先看看明朝方面的记述：

(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辛亥)敕辽东巡按御史提问清河游击冯有功，责其启边衅之罪也。初清河与奴酋邻，以金石台为界，旧禁不许汉人出境。有功以协营采木孤山堡，葺军丁房，遂私纵军民出金石台，采运木植，奴酋瞰之，邀杀四十余人。辽东督抚移文诘责之，奴酋悔罪认罚，献生事部夷十人，枭斩汉境上。至是，督抚诸臣以奴酋阳顺阴逆，为祸方深，但有功营利后衅，当正其罪，上是之。

这个叙述过于简略，另一部文献讲得多一些，且附载了巡按参刻冯有功的奏疏，现录于下。《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卷四十四载：

先是清河游击冯有功遣军出边，深入夷地，采取木植，为奴贼鄙夷所觉，先伏贼众三百余人于林莽，以十余贼要挟财物，我众不与之，群贼齐出，将军丁及同行商民五十余人杀伤殆尽，有张通者得脱走入报。巡抚李维翰檄令奴酋速献生事部夷正法，奴贼遵谕，缚献生事部夷打喇汉等十名，及罚处牛马，悔罪罚伏。

对于这次事件，《满文老档》卷五作了更为详细的记述，有的情节与《明实录》还有差异：

六月，闻边境汉人皆越境进入女真(诸申)地方。汗曰：每年越边刨银采参，搜寻松子、蘑菇、木耳，扰害者甚多，为杜绝混扰，立碑宰白马为誓，今食其誓言，每年经常潜越帝境，我等杀之，亦无罪矣。遂遣达尔汉虾，将越边之汉人杀之，约五十余人。嗣后，闻新任巡抚至广宁，遣刚古里、方吉纳二人往见，明朝捕刚古里、方吉纳及其他九人，以铁索系之，遣人来告曰：若我等之人出边，尔擒捕解回，何得杀之。英明汗曰：昔碑誓曰：若见出帝境之人不杀，殃及于不杀之人，今何不顾其言而如此强为之说也。明人不从曰：尔等将为首之达尔汉虾执来，我杀之，不然，事将扩大。以言挟之。英明汗拒而不答，不从。明人曰：此事已闻于上，不得隐矣。尔将有罪之人献之，持至吾边上，斩以示众，此事即了结矣。英明汗欲得其遣去之十一人，即将潜往叶赫因而捕置狱中之十一人，解至边上杀之。明朝乃释其所拘之十一人遣回。

明与后金双方的记载虽然有所差异，都讲有利于己的话，建州尽量删去与明交涉的卑顺情节，《明实录》则炫耀天朝神威，贱视“东夷”,但对基本事实的叙述，即明人违禁出边，潜入建州伐木，被其斩杀，建州被迫献斩“生事部夷”,两者还是大体一致的。根据上述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此次纠纷，曲在明朝。为了减少边境争执，万历三十六年(1608)六月二十日，努尔哈赤与明朝辽阳副总兵吴希汉、抚顺王备御商议决定，“刑白马，以血、肉、土、酒各一碗，削骨而盟誓：各方勿越帝之边界。无论汉人、诸申，若有偷越帝之边界者，见者杀之。若见而木杀，殃及不杀之人。明若渝盟，则明帝之广宁都堂、总兵官、辽东道、副将、开原道、参将等六大衙门之官员，均受其殃”。“若满洲国负此盟，满洲必受其殃”。

将此誓词刻于碑上，立于沿边诸地。这次，明清河游击冯有功违背誓言，遣派军丁，私出边界，潜入建州地区采伐木植，完全是非法的，为利忘誓，侵犯了建州利益，努尔哈赤依据碑誓，劫杀明兵，是遵誓而行的合法行为，是有理的，并非胡作非为。

第二，明朝倚势逼人，欺压建州。尽管明朝自知理屈，却硬要维护“大皇帝”的威严，强词夺理，威逼“东夷”。巡抚李维翰摆着威严上司的架子，“移文诘责”,檄令建州献送“生事部夷”达尔汉虾，要行正法，否则，“事将扩大”。明明是自己边将违誓胡来，并非女真无理拦劫，杀人夺财，怎能说成是建州“生事”?怎能逼令建州交出“生事部夷”打喇汉?

这个打喇汉可非无名之辈市井小人，他乃是达尔汉虾，即努尔哈赤的养子，五大臣之一，固山额真，清朝的开国元勋。这样一位后金国屈指可数的高级将官，怎能随便缚送听明斩杀。何况，此次劫杀，并非达尔汉虾个人的任意行为，而是遵奉汗命，依据碑誓而行，有法可据，有理为凭，杀了达尔汉虾，就意味着惩治了努尔哈赤，杀了他的替身，叫其怎样下台。这个要求真是横蛮到了极点，实在是欺人太甚。

第三，努尔哈赤被迫从命，委曲求全。努尔哈赤虽然有着十分充足的理由，从道义上、法律上完全驳倒辽东巡抚，但是他不能不考虑“事将扩大”的威胁。所谓“事将扩大”,所谓明人“以言挟之”,虽不具体，但含义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停止贡市，调兵遣将，兴师问罪。

明朝一些将相对建州对努尔哈赤的看法，努尔哈赤是十分清楚的。虽然他一直阳尊明帝，进京入朝，贡献马匹，对辽东巡抚尊称“马法”,自己屈居奴仆(阿哈),竭力逢迎奉承，遇有吩咐，听从其命，尽量装出恭顺、效忠的模样，但不少明朝大臣已经断定奴酋乃是辽东大患。远的不说，就拿一年多以前辽东巡抚郭光复议处建州之疏来说，虽然努尔哈赤对郭光复尽力逢迎，伪装恭顺，但郭光复已经认定建州将给明朝带来大祸。他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正月奏上《为直述建夷始末之情急图内地防御之策疏》,详述“奴酋”由“孑然一孤雏”,而“渐长”,败叶赫，斩布寨贝勒，并南关(哈达),图谋北关，“以为窥伺内地之渐”的情形。

他说，并哈达后，“奴酋”“地日广，而部落日众，渐有跋扈飞扬之意。故今日攻兀喇，明日攻朝鲜，今日纠西虏，明日攻北关(叶赫),诚欲吞并诸夷，尽归统摄，以称雄东海，目中似不复知有中国矣。故每借婚婿为名，种地为由，必欲将北关一鼓而吞之，是蚕食诸夷者，乃他回窥伺内地之渐也”。郭光复力言，“今日筹辽，必以救北关为主”,当急为建置敌楼火器，修补城堡墩台，选练将士。辽东总督薛三才也和郭光复一样主张必保北关，“缓则用守救”,派兵助叶赫(北关)防守，“急则用战救”,出兵攻打建州袭击北关之军，绝对不许建州吞并北关。

这时，努尔哈赤虽然已登上英明汗的宝座，决定要取消为明帝臣仆的旧规，但仍然没有充足的必战必胜的信心，时机尚未成熟，一旦拒绝明朝命令，恐将招致明军大举进剿，胜负难卜。权衡利弊，努尔哈赤果断决定，接受明廷命令，“悔罪认罚，献部夷十人，枭斩境上”,从而消弭了这场争端，又一次麻痹了明朝君臣，争取到训练将士不日大破明军的时机。

当然，努尔哈赤也因“伐木之争”而愤怒异常，旧仇之外，又添新恨，他和八旗贝勒官将更加痛恨明朝，一定要报这个仇，雪这个恨，新账旧债一起清算，两年之后，便以“七大恨”誓，征伐明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