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上，刘邦采取的是重农抑商，奖励耕战的政策。

自秦二世元年(前209)至汉高帝五年(前202),连续八年的战争，再加上天灾，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凡米百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及“天下既定”时百姓已粮枯财尽。百姓的贫困，造成了朝廷的供给不足，当时的刘邦都配备不齐四匹一色的马，王侯将相也只得乘牛车出入。因此，刘邦称帝后，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社会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重农措施。

发展生产，首先要解决生产力的问题，而生产力的重要组成因素是劳动力——人。那么，汉初劳动力的情况又如何呢?

“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

可见，汉初人口损失之大。

汉高帝七年(前200),刘邦北征匈奴归来，路经曲逆(今河北完县东南),他登城四望，见房屋连片，范围十分广阔，遂惊叹道：“此县真大呀!朕行遍天下，唯洛阳能与之相比。”

说完，转身询问御史：“曲逆有多少户口?”

御史答道：“秦时有三万余户，因多年战乱，百姓多已逃亡，今仅存五千余户。”

汉初人口，和秦时相比，减少的数量何止过半?那么，这些减少的人数又到哪里去了呢?除战乱、天灾死亡外，有相当部分，为避战祸而躲入了深山大泽。

刘邦为解决劳动力的问题，推行了如下政策：

一是招集逃亡劳动力。汉高帝五年(前202)五月，刘邦称帝不久，立即颁下“复故爵田宅”之诏，诏说：

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

诏中明文规定，凡因战乱，天灾避难于山林、大泽中的百姓，都号召他们返回故土，恢复他们的爵位，归还他们的田地和房屋，使他们安顿下来，发展农业生产。

诏令还明确规定各地官吏，要宣传和做好这项工作，对散于各地的难民，只能说服，不能强迫，更不准打骂和驱赶。

诏令所指，多为确有田宅可归者，其中除部分中、小地主外，多为有自己田、宅的自耕农，也就是秦时的“黔首”。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民名为“黔首”,实行的是“黔首自实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所以，这些人均为土地私有制的受益者，对秦时的农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秦末暴政，楚汉战争，使这种情况遭到严重破坏，汉初经济处于十分困难之中。

刘邦的“复故爵田宅”令颁布以后，得到很快实行，在郡县的努力，大批难民逐渐返回家园，充实了农村劳动力，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的生产。到汉景帝时，社会经济已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

二是解放奴婢。刘邦的“复故爵田宅”令还规定：“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

诏中的“免”,即为释放，“庶民”,即为自由民。这就是以官方文件的方式，解放奴婢，承认他们自由民的身份。然而，汉初所存在的奴婢，除“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外，更多的是奴隶制遗留下来的。像陈胜起义军中就有一支由吕臣领导的苍头军，秦时呼奴隶为苍头，显然，这是一支由奴隶组成的军队。可见，秦时仍普通存在着奴隶。

释放奴婢，是解决农业劳动力的又一措施，刘邦看到了这一点，故颁诏释放奴婢，这就使大批劳动力从当时官吏、豪杰、商贾家中挣脱出来，走

上农业生产第一线。这些被释放出来的奴婢，如果耕战有功，还可以获爵奖田，这就进一步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三是鼓励百姓生育。汉高帝七年(前200)春，汉政府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

老百姓生了孩子，可免除徭役二年。这是鼓励百姓生育，促使劳动力增长的有力措施。

秦时全中国人口约二千万左右，被征发造宫室坟墓共一百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万人，筑长城假定五十万人，再加上其他杂役，总共不下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如此巨大的民力损耗，再加上秦末汉初的天灾人祸，至刘邦称帝时，全国人口已不足秦时的一半，城郭被毁，土地大量荒废。在这种情况下，以免除徭投刺激人口的增长，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四是大赦囚徒，以补充社会劳动力。刘邦从称帝到去世，在位七年。在这七年中，多次颁布大赦令：

汉高帝五年(前202)一月，颁布大赦令说：“兵不得休八年，万民与苦甚，今天下事毕，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汉高帝六年(前201)十月，刘邦智擒韩信后，又大赦天下，令说：“天下既安，豪杰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尽图其功。身居军九年，或未习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怜之。其赦天下。”

汉高帝十一年(前196)一月，刘邦平定陈豨后，再“大赦天下”。

汉初监狱中的犯人多得惊人，大部分是秦二世时被关起来的农民、奴隶，少数为汉初违法的罪犯。刘邦通过大赦令，把除死罪以外的囚徒一律放出，这不仅有利于社会安定，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一批劳动力。

在解决劳动力的同时，为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社会经济尽快好转，刘邦还采取了“十五而税一”的“轻田赋”政策。汉朝廷明确规定：“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

根据官员的俸禄、各级政府的开支，确定所收赋税的数量。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有力地促进了汉初农业经济的发展。

然而，仍不断出现地方官、诸侯王多收赋税，以献朝廷的现象。对此，刘邦于汉高帝十一年(前196)二月，又颁布了“省赋令”:

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

诏令以人口为准，规定“给献费”,有力地限制了诸侯王和地方官的擅自增税。

汉初这种节约开支，“轻徭薄赋”政策，起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之时，是汉廷为迅速恢复经济所采取的一项利民措施，这和秦时“收泰半之赋”相比，农民确减轻了不少负担，得到了一定实惠。

刘邦重农，也奖战，以鼓励老百姓从军戍边。凡在战争中立有战功的，大可封侯，小可拜官，就是普通士卒，也可赐予爵位，减免赋役。

楚汉战争期间，刘邦为了奖励耕战，于汉高帝二年(前205)二月规定：“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并于同年下令开放“故秦苑囿园池，今民得田之”。

这项规定无疑会得到巴、蜀及关中百姓的拥护，为刘邦打败项羽创造了条件。

楚、汉战争结束以后，刘邦下诏“兵皆罢归家”。为鼓励这些复员的吏卒从事农业生产，于汉高帝五年(前202)五月，刘邦接连颁布了“以有功劳行田宅”和“复从军吏卒”两道命令：

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

诏令规定按军功大小，从军长短，给复员吏卒以不同的待遇。凡从军的军官、士卒，有因犯罪而被赦免了的，或无罪而失去爵位的，以及爵位不到大夫的，一律赐予大夫爵位。原来在大夫以上的，都加爵一级，并令食邑。

第六级爵位以下的，都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役赋税。

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六月，刘邦又规定：“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终身。”

汉高帝十二年(前195)三月，刘邦逝世前再次下诏：“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

这些从军吏卒原来的社会地位都是比较低的，赐爵后，他们的政治地位提高了，经济上的待遇也相应改善了。不仅调动了他们返乡后的生产积极性，也成为汉初政权的有力支持者。

对生还的军吏如此，对战死的将士，刘邦也采取了带有人道色彩的抚恤政策。

汉高帝四年(前203)八月，刘邦下令：“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

汉高帝八年(前199)十一月，刘邦针对在平叛过程中阵亡的将士，又下令：“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想，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长吏视葬。"

这种做法，也是刘邦奖励耕战政策的重要环节。对战死的将士，不是弃之山野，而是由官方给予厚葬，这是封建人道主义的一种体现。俗话说，礼葬死人，激励活人。这不仅可鼓励活着的将士更加英勇杀敌，也可使死者的家属得到安慰，从而获得他们的理解、支持。

在奖励耕战的同时，刘邦对商业则采取的是抑制、打击政策。工商业在奴隶社会，是由官方控制的，称为“工商食官”。随着奴隶社会的灭亡，封建社会的建立，不少失去权力的旧贵族、豪强见从商有利可图，便纷纷“好贾趋利”,转入经商。这不仅促使了商业人口的增加，也推动了全国商业经济的发展。利之所在，人人眼红。不少巨商大贾的暴富，吸引了不少新兴地主甚至政府官吏，他们有的弃农从商，有的和商人勾结起来，投机取巧、囤积居奇、或以放高利贷的方式，不择手段，牟取暴利。很多农民因此丧失土地，卖儿鬻女，偿还债务，甚至重新沦为奴隶。

封建经济是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业的膨胀，富商大贾的放纵，不仅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受到损害，也影响了官府的税收；这就形成了商人与农业争人争地、与政府争财争利的局面。同时，耕战政策的实施也遇到了严重地阻挠和干扰。因此，封建政权一旦确立，就必须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重农”,就是重视、发展农业；“抑商”,就是打击商人，抑制商业的发展。

秦始皇时，富商巨贾虽遭到一定打击，但仍大有人在。

有赵人卓氏，“用铁冶富”。秦并赵后，迁徙卓氏。卓氏见被迁人中，有不少以钱财贿赂官吏，求徙近处。唯卓氏愿远迁临邛(今四川邛崃),他说：“我听说汶山之下，土地肥沃，灌溉方便，永不发生饥荒，且市场发达，易于商贸。”

到临邛，遂依铁山冶炼，货倾滇、蜀之民，家至巨富，有仆童千余人。还有梁人孔氏，以冶铁为业。秦灭魏，迁孔氏于南阳(今河南南阳市)。不久，又重操旧业，“连车骑，游诸侯，以资给之，兼通商贾之利”,乃得游闲公子之名。他所赚的钱远远超过所馈赠之资，成为当地巨富。

这些人虽遭打击，但在秦时仍有一定市场。他们乘当时“徭役繁兴”“被征发人困急，重利盘剥，夺取田宅子女”,使百姓苦不堪言。

到了楚汉战争期间，富商大贾的活动更加频繁起来。他们操纵物价，任意暴涨，米一石贵至五千至一万钱，马一匹贵至一百金，百姓“人相食”,而他们则以此致富。

当时有一任氏，为秦督道仓吏。秦灭之后，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藏粮食。楚、汉相持荥阳之时，百姓无法耕种，米涨至一石万钱。豪杰无粮可食，遂以金玉换取任氏的粮食，任氏由此致富。

到了汉初，“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流之物莫不通”。他们乘汉政权初建立之际，设立市场贩卖奴隶，“连车骑，交守相”,勾结官吏，从事商业投机。据史书记载，凡诸侯王所在之地，往往为商贾集中地区。

齐地依山临海，产布、帛、鱼、盐，“其中具五民”。“五民”,指士、农、商、工、贾。邹鲁之地，虽地小人众，但“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越、楚之地，“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

颍川、南阳之民，性本淳厚，自秦末徙民于此之后，遂“俗杂好事，业多贾"。

就连陈豨叛乱时所任用的将领，如王黄、曼丘臣等人，也都是过去的商人。

这些遍及各地的商贾，上连官吏，下欺百姓，“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他们凭借手中的财力，与汉政权争地、争利，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威胁着中央集权的统治。

刘邦出身布衣，起自社会下层，对商人的猖獗、百姓的苦难以及商业对农业生产的侵害、中央政权的威胁，看得十分清楚。称帝后，他也仿效秦始皇，对商人采取了打击，对商业采取了抑制的政策。主要措施有三个：

一是降低商人的社会地位。汉高帝八年(前199)三月，诏令，商人不准穿丝织品，不准持兵器，不准乘车骑马，不准为官。以此削弱商贾在社会上的地位，达到控制他们的目的。

二是从法律上规定，不准商贾买卖奴婢。汉高帝五年(前202)五月，刘邦下令，凡商人买饥民子女做奴婢的，要无偿释放，限制了商贾对人口的控制。

三是加重对商贾的税收。汉高帝四年(前203)八月，刘邦“初为算赋”,算赋(人丁税)规定：凡十五岁至五十六岁的男子，每人每年上交一算(百二十文),而商贾则要多交一倍。以加重税收的方式，从经济上加重对商人的打击。

四是迁徙富商巨贾于关内。汉高帝五年，刘邦下令，将大批楚、齐之地的豪门贵族徙往关内，其中不乏巨商大贾。这不仅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关内经济的发展。

为了保证上述政策得到实施，刘邦对秦以来的“什伍法”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在全国实行了编户制，对劳动力和财产进行注册，严禁户口外流。这种编户制度，是汉初农村基层的一种组织形式，同时也用来加强对人口的控制，限制商人的活动、商业的膨胀。

刘邦这一系列强本弱末、重农抑商、奖励耕战的政策，促进了汉初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发展，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建的封建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