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说“打天下难，守天下更难”,刘秀统一天下之后，就面临天下治理的难题。

刘秀自二十八岁开始起兵反莽，到四十三岁实现天下统一，可以说一生戎马十余年。因为长时间的鞍马劳顿，这样就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厌战情绪。

所以当统一天下以后，刘秀的厌武可以说也达到了极致。“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阵),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戢弓矢而散牛马，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刘秀的这种厌武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刘秀治国的政策。他所谓的柔道治国，与此不无关系。当然，厌武只是主观上的一种愿望，而客观上能不能真正实现偃武，还是得看外部的环境允不允许这样做。

自东汉统一后，其在国内镇压反叛的“武事”,就不曾中断过。不过总体上看，这时的“武事”毕竟和统一前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作为皇帝的刘秀，他本人由“厌武”而向“偃武”的努力，不失为明智务实之举，具有积极意义。

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朗陵侯臧宫与扬虚侯马武联名上书，建议刘秀趁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之机，从左右两路出兵，彻底消灭“北虏”。特别要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写有这样的话：“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臣恐陛下仁思不忍，谋臣狐疑，令万世刻石之功不立于圣世。”在此，上书者谏劝刘秀不可“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不可一味“仁思不忍”,而这也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秀柔道治国的主旨。

对于两位大臣的上书，刘秀诏告道：

《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日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日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

显而易见，诏告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论述了之所以必须“守文德而堕武事”的依据。就理论而言，刘秀引《黄石公记》之言，通过对“柔”“刚”“弱”“强”意义的分析，指出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行“逸政”而不可行“劳政”,必须“舍远谋近”而不可“舍近谋远”,必须“广德”而不可“广土”,必须“安”而不可“残”。在这个诏报中，他把儒家思想与黄老思想融为一体，对所实行的偃武国策作出了理论上的阐释。

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上说，刘秀总结是“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建武十三年(公元37)统一之后，东汉境内的所发生的“武事”实例来看，这个总结还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他还指出，如果用国家二分之一的力量能灭掉匈奴，那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可是当时匈奴力量还很强大，而许多传闻之事和事实差距很远并不可靠，在这种情况下“欲远事边外”,从时机上看实在不是时候，还不如让人民休养生息为好。这个诏报，实际等于刘秀决心“守文德而堕武事”的宣言书，“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

对于这件事，古代史学家范晔曾作评论道：“臧宫、马武之徒，抚鸣剑而抵掌，志驰于伊吾之北矣。光武审《黄石》,存包桑，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其意防盖已弘深。岂其颠沛平城之围，忍伤黥王之陈(阵)乎?”其大意说，臧宫、马武这些人，摩拳擦掌，利剑鸣于手中，志在消灭伊吾以北的匈奴；光武皇帝遵循《黄石》之论，一心巩固国家的根本，闭玉门关谢绝西域各国派来入侍的质子，以谦卑的词语和丰厚的礼物回报匈奴的使臣，他防范的用意已经非常弘深，岂不正是要避免重蹈汉高祖平城受困、与黥布对阵受伤的覆辙吗?应该说，范氏的看法，从一定的意义上讲还是揭示了刘秀偃武的本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