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击败隗嚣之后，刘秀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公孙述了。

公孙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今陕西咸阳西)人。汉哀帝时，以父任为郎。后来其父公孙仁担任河南都尉，他补为清水(今甘肃清水北)县长。这时公孙仁怕他们的儿子年少不懂事，派门下椽随他到官。一个多月后，门下椽辞归，对公孙仁讲“述非待教者也”。意谓公孙述不是一个需要别人去教育他的人。果然，其后不久太守认为公孙述能干，让他负责五县的工作。在他的精心治理下，五县“政事修理，奸盗不发”,郡中人因此都说有鬼神帮助他才能如此明察秋毫。王莽天凤年间，述为导江卒正(蜀郡太守),居临邓(今四川邛崃),治绩突出，“复有能名”。

在更始政权建立后，各地豪杰纷纷开始起兵响应，这时有一个叫宗成的南阳人，自称虎牙将军，进入汉中；又商县(今陕西丹凤)人王岑也举事于雒县(今四川广汉北),自称定汉将军，杀王莽庸部(益州)牧宋遵以响应宗成，“众合数万人”。公孙述闻听这个消息后，立即遣使迎接宗成、王岑到成都(今属四川)。不料宗、王纵兵掳掠横暴，因此而搞得民怨沸腾。

公孙述对此深恶痛绝，于是召集县中豪杰说道：“天下同苦新室，思刘氏久矣，故闻汉将军到，驰迎道路。今百姓无辜而妇子系获，室屋烧燔，此贼寇，非义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大意是讲，天下人苦莽思刘，所以听说汉军来到，急忙前往迎接；不想如今反让百姓无辜而横遭残暴，这是地道的贼寇，不是人们盼望的义兵；我因此打算保郡自守，以等待真正的君主；诸位愿意合作的就请留下，不同意的也悉听尊便。豪杰们因此都叩头表示：“愿效死!”

于是，公孙述假称汉使者自东方来，任命自己为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遂选精兵千余人，讨伐宗成等。因公孙述在当地治理有方，民众大多信服纷纷来投。当快到成都时，讨伐军已发展到数千人；他们发起进攻，大破对手。宗成属将垣副杀掉宗，举众投降。后来，更始派遣柱功侯李宝、益州刺史张忠，将兵万余人巡行蜀、汉；公孙述凭持地险众附，加上心中有自立的想法，便使其弟公孙恢在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进击李宝、张忠，“大破走之”。

这一连串的胜利，越发使得公孙述声名大显，“由是威震益部”。有一个叫李熊的功曹向公孙述进言道：“方今四海波**，匹夫横议；将军割据千里，地什汤武，若奋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业成矣；宜改名号，以镇百姓”。意谓当今天下大乱，将军您割据千里，是当年汤武地盘的十倍，如果利用天时的间隙振奋威德，霸王的伟业便垂手而成，应该更改名号，以镇统百姓。

此言正中公孙述的下怀，他回答说“吾亦虑之，公言起我意”。意即我也正考虑这件事，你的话和我的想法差不多。于是公孙述“自立为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饶，兵力精强，加之治理有方远方的士人和老百姓前来归附的很多，西南夷的一些小国如邛、笮等的君长，看到公孙述势力强大也都来纳贡献礼。一时间，倒也很有气势。

李熊这时再次向公孙述进言道：“今山东饥谨，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村竹子，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据巴郡，拒龛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今君王之声，闻于天下，而名号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远人有所依归。”

这段说辞，先讲了山东地区战争破坏严重导致民不聊生的情况；接着又具休分析了蜀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厚的人力物力资源以及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理优势，指出这些正是事业成功的雄厚资本；最后点明主题：让公孙述尽快定名号，即大位。

李熊的这番话正合公孙述的心意，但他仍故作谦虚地问道：“帝王有命，吾何足以当之?”意谓帝王都有天命，我凭什么能够承当如此大任呢?李熊回答：“天命无常，百姓与能。能者当之，王何疑焉?”意谓天命是变化无常的，百姓需要能者为头领；以能者担当帝位，大王对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这样的话公孙述自然就更爱听了，不过当皇帝也总得找点符瑞、征兆之类的东西以表示受命于天。恰好公孙述曾做过一个梦，梦见有人对他说“八ム子系，十二为期”。“八ム”是“公”字，“子系”即“孙”(繁体“孫”);意谓公孙氏称帝，以十二年为期限。

醒来后公孙述把梦中情景讲给妻子，并说：“虽贵而短祚，若何?”不料其妻对答说：“朝闻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其意讲十二年不算短。适逢有龙(可能是蛇)出现在蜀王府的殿中，夜里又有光耀。所有的这些，理所当然地被公孙述当作将有天下的符瑞，于是公孙述在自己手掌里刻了“公孙帝”三个字，便自立为天子，由于起于成都，故号成家。

并按照当时流行的五德相生理论汉为火德，色尚赤；王莽以土德代汉，色尚黄；现在公孙述则以金德代新莽，色尚白。建元为龙兴元年。时在公元25年年初，较刘秀称帝还早一些。李熊则因为劝说称王称帝有功，被任命为成家朝廷的大司徒。公孙述的两个弟弟公孙光为大司马，公孙恢为大司空。然后又仿照汉代帝都的建制，改益州为司隶校尉，蜀郡为成都尹。

听闻公孙断称帝，据有越隽郡(郡治邛都，今四川西昌)的任贵投降了公孙述，使其力量进一步壮大。其后，述又派将军侯丹开白水关(今四川广元西北),北守南郑(今陕西汉中北);派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今重庆),东据算关(今湖北长阳西)。这样，整个益州之地，全部被公孙述所占据。

公孙述称帝，建都成都，因其位置偏西，或可谓之西帝。紧接着刘秀称帝，定都洛阳，相对靠东，或可叫作东帝。西帝的志向，只限于益州一隅，也就是利用蜀地独特的地理环境，成为一个割据一方的小皇帝；而其立国的经过，相对也比较简单，主要经过了两次战斗，便大功告成。

东帝的情况，却与此有很大的不同。从志向上看，刘氏初起，即以匡复汉室相号召，以后也始终以建立一个有如前汉那样的大帝国为己任，并且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就立国经过而论，从经营河北、收编铜马，到降服赤眉、平定山东，刘秀经过的战斗，可谓大、小争战不计其数，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马上”皇帝。西帝、东帝不同的经历，似乎就已经向人们诏示；两帝之争，必将以东帝的胜利而告终。

然而，东帝战胜西帝的过程却是相当曲折而漫长的。大体来看，自建武初到建武六年是双方斗争的第一个阶段，建武六年五月隗嚣反汉至隗氏败亡是两帝斗争的第二阶段，建武十一年至西帝败亡为斗争的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双方斗争主要还是在理论上的交锋，即两帝各自论证自己当皇帝的合理性，并揭露对方称帝的不合理性。与此同时，西帝还扮演着收拢被东帝击败的武装割据者的角色。在这段时间里双方在个别地方虽有战斗，但规模很小，时间也很短。

第二阶段，双方主要以间接方式进行军事交锋，也就是说西帝公孙述通过派兵援助隗嚣，与东帝刘秀的军队作战，而相互之间的直接武装冲突并不多。

公孙述与隗嚣在很多地方看都属同一类人，他俩都是凭靠所在地的地理条件，割据一方，称霸一时。不过，两人在具体做法上又有很多不同。公孙述差不多一开始就自己扯旗单干，先称王后称帝。而隗嚣却首鼠两端，最初投靠更始，后与刘秀拉拉扯扯，却又不甘心俯首称臣，最后则倒向公孙述一边。公孙述对于隗嚣的归附，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因为这样就在西帝和东帝之间，形成了一个缓冲地带。而公孙述与隗嚣的关系，也就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公孙氏之所以多次派兵援助隗嚣，盖因唇亡齿寒、利益相关的缘故，倒不是公孙述好心，真的要帮助魄氏强大。这样一来，两帝之争便以援隗抗刘的特殊形式展开了。

陇右隗氏败亡后，西帝、东帝之间，不再有缓冲地带，双方全面直接产生武力交锋，其斗争也就因此进入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的斗争，是从建武十一年(公元35)三月正式开始的。激烈的战争持继进行了一年多，直到建武十二年(公元36)十一月光武帝大将吴汉、藏宫等攻进成都城，尽灭公孙述，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为结束。

这一年左右的战争，其激烈的程度为其他战争不能相此的。史称建武十二年秋天，光武帝大将吴汉所率军，与公孙述军，在广都(今四川双流县东)与成都之间的战争，“八战八克”,而同年十一月，光武军与公孙述为争夺成都，公孙述大将延岑与光武帝大将臧宫“大战，三合三胜”,打得“自旦及日中，军士不得食，并疲”。所有的这些都说明了这是一场殊死相斗的残酷战争。

双方交战初期的战场有两处：一为东战场，自川鄂交界处的江关往西直到成都东南沿长江一线，这边的战斗主要是围绕水军展开。另一为北战场，主要在汉中地区，又集中交战于武都郡(今甘肃武都北)的河池(今甘肃徽县北)、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北)一带，为陆军战场。在这两个战场，光武与公孙双方都集中了最精锐的部队和主要将领。

建武十一年(公元35)春，(岑)彭与吴汉，及诛虏将军刘隆、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发南阳、武陵、南郡兵，又发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六万余人，骑五千匹，皆会荆门。岑彭为取得水军的优势，战前还曾装备了楼船、冒突、露桡等各种战舰数千艘。这是东方战场。北方战场光武帝一边的战将则有征西大将军来歙、虎牙大将上盖延以及大将马成等。这时冯异、祭遵已先后病死，领兵的这些将领无疑为光武帝一方最佳的配备。公孙述一方也可以说是竭尽全力，搜罗所有兵力来与光武军对抗。他派了能攻善战的原隗嚣政权的宿将王元与战将环安固守北方战线的河池、下辨，用熟悉东方战线的田戎和一直在荆门江州一带作战的任满、程汛等据守荆门。两军对垒森严，都积极准备着一场大战。

两个战场的战役是在建武十一年(公元35)的闰三月和六月分别打响的。东方战场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可以说是荆门之战。这一战役光武一方由岑彭指挥，可以称得上是出奇制胜。《后汉书·岑彭列传》对此役有极为生动的描绘：

彭乃令军中募攻浮桥，先登者上赏。于是偏将军鲁奇应募而前。时天风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冲浮桥，而攒柱钩不得去。奇等乘势殊死战，因飞炬焚之，风怒火盛，桥楼崩烧。彭复悉军顺风并进，所向无前，蜀兵大乱，溺死者数千人，斩任满，生获程汛，而田戎亡保江州。

汉蜀荆门之战汉方之胜，完全靠岑彭等将领的能够抓住战机：当时蜀方从地理形势上说处于绝对的优势，他们不仅处于长江的上游，居高临下，而且战备上做了周密的防御，不仅高踞荆门、虎牙二山，“结营山上”,而且“横江水，起浮桥斗楼，立攒柱(水中竖起若干木柱，形似丛林),绝水道”。在这种形势下，下游的军队通常是很难进冲的。

但光武军充伤利用了“天风狂急”的有利天时，先出其不意逆流而上，登上浮桥，然后乘风纵火，焚毁蜀方的斗楼攒柱防线，大军因为顺风前进，所向无敌。这一战役旗开得胜，不仅使蜀方遭到了重大伤亡，丧失了有利的防御据点，而且使其士气大丧，结果军中很多人因此而恐惧慌乱不以。过了两个多月，这一年的六月，来歙率领的北方线的大军，又在河池、下辨取得大胜，打下了河池、下辨，“乘胜遂进，蜀人大惧”。

这两次战役对整个战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得公孙一方从此失去了相对有利的地势，岑彭从东方长驱西进，蜀军完全处在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北方河池下辨之失，使公孙失去了号称“绝壁峭峙，孤险云高”“地方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的“瞿堆百顷险势”的北方屏障，给光武帝一方造成从北、东两方夹攻蜀汉的有利形势。但汉蜀战争，基本上还是主要从东方战场解决的，北方汉军仅起了一定的配合作用。

建武十一年(公元35)七月，光武平蜀战争到了最后的决定性阶段，刘秀这时亲临长安直接指挥。而公孙述为了做最后挣扎，重新布置了兵力：除将田戎继续留在江州据守外，又将几位重要将领延岑、吕鲔、王元、及其弟公孙恢的兵力全部调集到成都东部的广汉和东南的资中，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战。另外，派大将侯丹率二万兵去到江州以东的黄石(今四川涪陵)打外围。

但这样并解脱不了公孙政权的最后灭亡之势，岑彭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他巧妙地运用东击西的巧妙战术，制造假象，把蜀方大军吸引到涪水一线，而自己却先绕到江州，以迅雷不及掩耳迅速消灭了侯丹的外围力量，然后顺江水上溯武阳(今四川彭山县),疾驰到离成都仅数十里的广都，这就让公孙述措手不及，大惊失色。

汉、蜀战争的最后决战是在成都城下打的，时在建武十二年(公元36)的九月至十一月。双方经过一年多的战争，皆有重大伤亡，而公孙一方已达垂死挣扎、狗急跳墙的地步。所以幻想以暗杀手段使战局稍得缓和。在此前一年的六月，公孙述派刺客刺杀了光武北方战场的主帅来歙，同年十月，又派人诈降，乘其不意，夜杀光武在东方战场的实际主帅岑彭。但是所作的这些没能挽救公孙政权的最后失败。第二年最后几个月的成都之战，最终摧毁了公孙述的军事力量。

九月，公孙述出动了几乎所有的力量十余万，由大司徒谢丰、执金事吾袁吉率领，“分为二十余营，并出攻汉”。将光武帝一方由吴汉因此率领的汉军截为首尾不能相援的两部分。吴汉遭到了失败，被蜀方大军所围。在这情况万分紧急的关头，吴汉采用了衔枚夜袭、出其不意的战术，因此才转败为胜，“自旦至晡”,打了一天，终于大败蜀兵，斩杀了谢丰和袁吉。此后又经过“八战八克”,经过这八战大大杀伤蜀军的有生力量。吴汉的副将臧宫则同时清扫成都外围，先后攻克了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涪县(今四川绵阳),繁(今四川彭县)、郫(今四川郫县)等，与吴汉会合于成都城下。

在城破之间，公孙述还又主动出击一次，这一仗居然还打得很出色。史书记述道：“汉兵遂守成都。述谓延岑曰：事当奈何?岑曰：男儿当死中求生，可坐穷乎?财物易聚耳，不宜有爱。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余人，以配岑于市桥。伪建旗帜，鸣鼓挑战，而潜遣奇兵出吴汉军后，袭击破汉，汉堕水，缘马尾得出”。从这段记载看，公孙述君臣还真有些英雄气概。这也正是光武帝一方对蜀战争难以迅速见效的重要原因之一。汉蜀战争的最后一幕是悲壮的：

十一月，臧宫军至成门……(述)自将数万人攻汉，使延岑拒官，大战。岑三合三胜，自旦及日中，军士不得食，并疲。汉因令壮士突之，述兵大乱，被刺洞胸，堕马，左右舆入城。述以兵属延岑，其夜死。明旦，岑降。吴汉乃夷述妻子，尽灭公孙氏，并族延岑。

刘秀平蜀战争至此全部结束。公孙述成家政权自公元25年农历四月起，至公元36年农历十一月止，共十二年有半。

公孙述灭亡之由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公孙述与光武帝双方之间实力的悬殊。光武帝平蜀的战争是在公元35—36年进行的。此时，东汉政权已经不仅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稳固了统治，而且实力和以往相比也大大加强，许多地区因战乱而损害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政治也逐渐走上了正轨。而公孙述方面，因为几年来与光武军队的较量，受到了较大的伤亡和损失，尤其是陇西隗嚣政权的覆灭，无异于在北方给公孙述撤去了屏障。这一点光武帝大将来歙和公孙述的谋臣荆邯都预见到了，而且都有透彻的分析。

来歙在打下隗嚣的略阳后，曾上书光武帝说：“公孙述以陇西、天水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则述智计穷矣”。公孙述的骑都尉荆邯则早在建武七年(公元31)见光武帝“东方渐平，兵且相向”,就把形势的不利向公孙述陈述道：“令汉帝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西州豪杰，威居心于山东，发间使，召携贰，则五分而有其四；若举兵天水，必至沮溃，天水既定，则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巴蜀地区)之地，内奉万乘，外给三军，不堪上命，将有王氏自溃之变(指王莽之亡)”。以九分之一而抗天下的九分之八之势，这种力量的对比是多么的悬殊。

因此自公元35年，东、北两个战场同时开战以来，公孙述方面虽小有偶胜，大体上是节节败退的，纵令有一批忠员之士为之奋战，但大势所趋，败局早已注定。王夫之曾精辟地分析道“建武十二年，天下已定，所未下者公孙述耳。三方兢进，蹙之于成都。述粮日匮，气日衰，人心日离”,失败之局成为必然。

其次，是公孙述自身政策和策略上的失策。王夫之评论公孙述“无定天下之略，无安天下之功，饰其器，惘其道，徇其末，忘其本，坐以待亡”。“无定天下之略”,是应当指他坐失良机。他过分地安于做偏居一方的霸主，而缺乏如光武那样安定天下的雄心大略。

在经济上，他没有着意利用巴蜀天府之国的丰饶条件，进一步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的生活。而是急于收敛，讲排场，“多改易郡县，分封子弟，**恣过度”,尤其是体不恤长年野战于外的士兵，反而给予自己子弟过分的优厚待遇，大丧民心。

在用人方面，公孙述虽说有一定的长处，能笼络住一部分将领。但是他“性苛细，察于小事，敢诛杀，而不见大体”,尤其是没能获得巴蜀士大夫阶层的好感，有不少当地名流对其采不合作态度。比如梓潼(今四川梓潼)李业，“公孙述累聘不应。述怒，遣鸿胪尹融持毒药酒逼之。业笑曰：‘名可成不可毁，身可杀不可辱也’。遂饮药死”。公孙述对于这部分社会力量采取了严厉处罚和镇压的错误政策，这就更加大大丧失了蜀中民心。到战争的最后关头，公孙述内部矛盾日深，“将帅恐惧，日夜离叛”,“(公孙述)虽诛灭其家，犹不能禁”,终致最后败亡。

在对外战略上，公孙述几次坐失良机，没有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进可攻、退可守的优势。公元25年公孙初起时，其谋臣李熊就曾建议他利用蜀中地利，“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但他没有能及时采取向外进取的良策。

到公元31年，荆邯又一次向他提出，要充分警惕东方光武帝统一天下的锐利攻势，应当赶在他平定关陇前先下手“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但是公孙述又一次没有把握机会，听从了弟弟公孙光等和一此“蜀人”的意见。这样，坐守巴蜀，听任光武帝把江南、关内诸割据势力次第收拾干净，而使自己处在了两边受围，被动挨打的局面。

第三，光武帝平蜀战争战略战术之正确。从整个战略观点来说，他采取的是先和后战的策略，即在暂时还不构成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稳住公孙述，等条件时机成熟以后，再出兵消灭之。这是因为建武之初光武帝在东方脚跟尚未站稳，所谓“自更始败后，光武方事山东，未遑西伐”,便反映了当时这一具体情况。一直到建武六年(公元30)二月，光武帝基本统一了东方，他仍暂时采取对公孙述的暂时置于不理的方针。但他并未完全失去警惕，对公孙述向东、向北的进攻行动，则坚决予以阻止，或是象征性地施加一定军事压力。

待东方完全稳定，并取得陇西天水后，条件完全成熟了，光武帝才悉全力向公孙述进攻。这样次第削平东、西群雄，胸中早有计策，可以看出他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战略家。

从具体战役中，光武帝也充分体现出他是一位高明的军事统帅。建武十二(公元36)春成都——广都之战中，吴汉的轻进失误。原先光武帝曾在长安警告吴汉说，“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但吴汉没有听取光武帝这一正确意见，自将二万余人分兵轻进。结果被公孙述大将谢丰、袁吉的十余万大军，将吴汉军与光武帝另一大将刘尚军隔断，以致互相不能相救。

光武帝因为这件事狠狠地批评了吴汉，吴汉急中生智，才采用了奇袭计，他召集被围诸将，披肝沥胆地说：“吾共诸君逾越险阻，转战千里，所在斩获，遂深敌地，至其城下。而今与刘尚二处受围，势既不接，其祸难量。欲潜师就尚于江南，并兵御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为战，大功可立，如其不然，败必无余。成败之机，在此一举”。于是，将兵一致，众志成城，终于奇袭成功，转败为胜，取得了成都一广都之战的决定性胜利，为成都最后攻克准备了条件。

这一切都说明了光武帝料敌如神的军事指挥才能，也同样表明了他和他的将领们在战斗中能够相互契合和谅解。这是光武帝平蜀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在平蜀战争中，光武在知人善任遣将不疑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他用岑彭为征西的主将，与他处于同样地位的大司马吴汉不听指挥，当岑彭命令南方诸郡“皆会荆门”时，吴汉却以“三郡(指桂阳、零陵、长沙)棹卒，多贵费粮谷”为理由，要推翻岑彭这一作战计划。光武帝闻听这种情况，断然给岑彭以全权，下书给岑彭说：“大司马(指吴汉)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征南公(彭时为征南大将军)为重而已”。正因为给了全权指挥的权力，在岑彭的策划之下，战争终于取得了完全胜利。

在军事行动的同时，时刻不忘政治上的攻心战，也是光武帝一方取胜的另一原因。自南阳、南郡平定延岑，田戎战争结束，汉蜀相互正式接触后，光武帝就展开不断对公孙述进行政治攻心，建武六年(公元30),他和公孙述进行了图谶的争论，说公孙述引以为据的“废昌帝，立公孙”的“公孙”,不是指公孙氏，而是指汉宣帝，警告公孙述不要引用这句话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天下神器，不可力争”,从舆论上使之夺气。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在公孙述不断战败的情况下，光武帝又与述书，“陈言祸福，以明丹青之信”。这封书信在公孙述内部曾一度引起骚乱，“述省书叹息，以示所亲太常常少，光禄勋张隆，隆、少皆劝降。述曰：‘废兴，命也。岂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复言”。

刘秀与公孙述交战的最后一年(公元36),光武帝又一次“下诏喻述”,提出甚至可以不究杀害来歙、岑彭的责任，并指出：“今以时自诣，则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将帅疲倦，吏士思归，不乐久相屯守。诏书手记，不可数得，朕不食言”。这封书信并未说动公孙述的投降。与其说这封信是给公孙述本人写的，还不如说是为了昭信于全蜀将领，给了他们网开一面之路。这些攻心战术起了一定的作用，使公孙述部众“日夜离叛，述虽诛灭其家，犹不能禁”。后来，公孙述的亲信将领之一的王元和大将程乌、李育皆降为光武所用，可以认为是光武这些政治攻势的成果。

建武十二年(公元36)冬巴蜀归汉，刘秀的统一大业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不过还有一个割据势力，那就是北方的卢芳问题。

当卢芳在匈奴人的自支持下割据北方时，正是他的兴盛时期，其将军贾览率领匈奴骑兵进攻代郡，击杀郡太守刘兴。建武七年(公元31),卢芳集团内部出现裂痕。到了这年冬天，卢芳找了个借口诛杀其五原太守李兴兄

弟。此举引起了朔方太守田飒、云中太守桥扈的恐惧，怕也被卢芳杀害，因此举郡降汉。刘秀“令领职如故”,即让他们依旧担任原来官职。李兴、田飒等，都曾大力支持过卢芳，而现在他们之间闹翻，自然让卢芳集团的力量有所削弱。自建武九年到十二年，汉军与卢芳军多次发生战斗，就其结果而言，汉军未能明显占上风。

到建武十三年(公元37)时，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是年卢芳与贾览进攻云中，久攻不下。其将随昱留守九原，这个时候昱密谋打算胁迫卢芳降汉；卢芳事先得到了消息，“遂弃辎重，与十余骑亡入匈奴，其众尽归随昱”。随昱率众降汉；刘秀拜昱为五原太守，封镌胡侯。匈奴得知汉朝廷购求卢芳，贪得财帛，故逼迫卢芳回去投降。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十二月，卢芳自匈奴人居高柳，跟随他的有闵堪、闵林兄弟。到了第二年，卢芳遣使请降。刘秀十分大度，封立卢芳为代王，闵堪为代相，闵林为代太傅，赠缯二万匹，“因使和集匈奴”。卢芳没有想到刘秀如此宽宏大量，因此对刘秀非常感激，于是急忙上疏致谢。疏中他深刻反省自己“久僭位位号”“罪宜万死”,表示“不敢遗余力，负恩贷”,并希望“谨奉天子玉玺，思望阙廷”。卢芳的意思是请求亲自把天子的玉玺送到洛阳，朝见皇帝，用来表达对刘秀的忠心。刘秀诏报，让他“朝明年正月”。卢芳得此消息，倒是非常认真对待，入冬之后他便踏上了南下朝圣的路程。

没想到他刚到昌平(今北京昌平南),便接到刘秀让他停止南下“更朝明岁”的诏令。卢芳只好沿原路返回，但这件事让他的心中难以平静，怀疑刘秀的态度有变化。“忧恐，乃复背叛，遂反”。闵堪、闵林不同意这么做，双方反目，“相攻连月”。后来，匈奴派遣数百骑迎接卢芳及其妻子出塞，这样卢又过起流亡生活。他在匈奴住了十余年，最后病死。

当卢芳降汉，可以说刘秀的统一大业便最终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