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宠反叛(1 / 1)

建武二年(公元26)春,刘秀手下将领彭宠起兵反叛。

关于彭宠其人,更始徙都洛阳不久,他被更始派往渔阳的使者韩鸿拜为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事。在刘秀经营河北的时候,他与上谷太守耿况“结谋共归”“发突骑以助军,转粮食,前后不绝”,为平灭王郎立下巨大功绩,被刘秀承制封为建忠侯,赐号大将军。

后刘秀追剿铜马军北至蓟(今北京南),彭宠前来晋谒,“自负其功,意望甚高”,刘秀“接之不能满,以此怀不平”。对于这件事,刘秀已有察觉,于是“以问幽州牧朱浮”。朱浮回答道:“前吴汉北发兵时,大王(指刘秀,时为萧王)遣宠以所服剑,又倚以为北道主人。宠谓至极当迎握手,**并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意谓当年吴汉前往渔阳、上召等地征调军队时,大王把自己的佩剑赠予彭宠,又仗恃他为北道主人;彭宠心想这次拜见,您一定会出门迎接,手挽手**并坐;如今实际情况不是想象的那样,故而心中大失所望。

朱浮乘势又讲道:“王莽为宰衡时,甄丰旦夕人谋议。时人语曰:‘夜半客,甄长伯。’及莽篡位后,丰意不平,卒以诛死。”朱讲这段新莽往事,意在说明彭宠与甄丰一样,将来难免因“意不平”而“以诛死”。刘秀听罢,“大笑,以为事情不至于此”。

当刘秀称帝后,原为彭宠部下,被彭宠遣派率军援助刘秀的吴汉、王梁,并为三公,而彭宠的官位此时却没有升迁,这就使彭宠“愈怏怏不得志”,叹曰:“我功当为王,但尔者,陛下忘我邪?”这时候,地处北方边境的幽州,多呈“破散”状态,唯所属渔阳郡还基本保持完好。该郡“有旧盐铁官”,彭宠充分利用地方的盐铁资源,“转以贸谷,积珍宝,益富强”。然而,幽州牧朱浮同渔阳太守彭宠却不和。朱浮,字叔元,沛国萧(今江苏萧县西北)人。在最开始追随刘秀时任职大司马主簿,后迁偏将军,从破邯郸灭王郎。刘秀派遣吴汉诛杀更始幽州牧苗曾后,即拜朱浮为大将军幽州牧,“守蓟城,遂讨定北边,建武二年,封舞阳侯”。这个时候的朱浮“年少有才能”,很希望显示自己的政绩,“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属,以为从事,及王莽时放吏二千五,皆引置幕府”。这样朱浮便增多对所属各郡仓粮的征调量,以养活新增加官属的家小。

对这件事,彭宠坚决反对,“以为天下未定,师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属,以损军实”。朱浮“性矜急自多,颇有不平”,但对于彭宠却也无可奈何,于是叫人暗中搜集他的过失及隐私,然后用这些向刘秀打小报告,“峻文诋之”。“浮密奏宠遣吏迎妻而木迎其母,又受货贿,杀害友人,多聚兵谷,意计难量”,刘秀接到密奏后则耍弄权术,“辄漏泄令宠闻,以胁恐之”。然而刘秀的这种做法,并没有起到他所期待的作用。彭宠生性“亦狠强,兼负其功,嫌怨转积”,不但没有丝毫的害怕,反而对刘秀更加不满。在这种形势下,刘秀下诏征彭宠进京。“宠意浮卖己,上疏愿与浮俱征”。同时,他又给过去的部下吴汉、盖延等人写信,“盛言浮枉状”,希望他们帮助自己说话,“固求同征”。

刘秀并不允许彭宠这样做,这就使彭宠“益以自疑”。彭宠的妻子性情素来刚硬,不堪抑屈,坚决劝彭宠不受征召,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为雄,渔阳大郡,兵马最精,何故为人所奏而弃此去?”彭宠又召集自己的亲信商议,“皆怀怨于浮,莫有劝行者”。

这时刘秀派遣彭宠的从弟,子后兰卿前往渔阳劝喻,彭“因留子后兰卿,遂发兵反”。当时正是建武二年(公元26)春。彭宠扯旗造反后,首先“自将二万余人,攻朱浮于蓟”。也就是说,彭宠把满腔怒火都发泄到了这里。

而这位朱大人,所做的事情也让人有些出乎意料。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他竟提笔写了封信送给彭宠,进言“质责”。信中特别讲了一个“辽东豕”的故事:“往时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至河东,见群豕皆白,怀惭而还。”紧接着笔锋一转,直指彭宠道:“若以子之功论于朝廷,则为辽东豕也。”可想而知,这样一封信所产生的效应,“宠得书愈怒,攻浮转急”。

彭宠也没有因为自己的怒火而冲昏头脑,他在进攻朱浮的同时,亦力求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分兵徇广阳、上谷、右北平”。不但如此,彭宠也积极寻求同盟者。“自以与耿况俱有重功,而恩赏并薄”,于是多次派使者到上谷郡与耿况联系。然而耿况的立场非常坚定,不仅“不受”,而且“辄斩其使”。对于彭宠的反叛,刘秀虽然很恼火,但相比之下,南方和东方的征战显然比这个更为紧迫,所以一直拖到建武二年(公元26)秋,才“遣游击将军邓隆助朱浮讨彭宠”。当时,邓隆军屯驻潞县(今北京通县东)南,朱浮军屯驻雍奴(今天津宝坻西南)。他们遣吏奏状,声称“旦暮破宠矣”。刘秀看了送来的檄文对于他们的做法非常不满,脸带怒容地说:“营相去百里,其势岂可得相及?比若还,北军必败矣。”意谓两军营之间相距百里,其形势怎么可能相互救援?等你回去的时候,邓隆、朱浮的军队必定已经失败了。

刘秀对于战事发展的预料果然没有出错,彭宠表面上以盛兵临河与邓隆相拒,暗中却派出轻骑三千袭击邓军背后,大破之。“浮远,遂不能救,引而去”。使吏回去讲了刘秀的预见,“皆以为神也”。建武三年

(公元27)春,涿郡太守张丰也树起反旗,“自称无上大将军,与彭宠连兵”。一时间,“二郡畔戾,北州忧恐”,形势的发展相当严峻,连朱浮也感到惧怕了。

在朱浮看来,刘秀绝不会坐视彭宠反叛,必将御驾亲征,但是现在他不再这么想了,认为刘秀“怠于敌,不能救之”,于是连忙“上疏求救”。疏文最后写道:“连年拒守,吏士疲劳,甲胄生虮虱,弓弩不得弛,上下焦心,相望救护,仰希陛下生活之恩。”其言辞十分恳切。没有想到刘秀却诏报说:“往年赤眉跋扈长安,吾策其无谷必东,果来归降;今度此反虏,势无久全,其中必有内相斩者;今军资未充,故须后麦耳。”

这里,刘秀先讲了不久前收降赤眉的往事,然后以此推断彭宠、张丰等反叛者不会维持太久,必然发生内讧,最后以军需物资还没有准备好为由,让朱浮自己想办法继续坚持到麦熟之后。朱浮满怀希望向皇帝求救,不想却得到这么一个回答,真令他哭笑不得。然而朱浮此时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坚守到底。不久,“城中粮尽,人相食”,局势恶化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这时“上谷太守耿况遣骑来救”,朱浮这才得以南逃至良乡(今北京房山东南);“其兵长反遮之,浮恐不得脱,乃下马刺杀其妻,仅以身免”。这样,彭宠占据蓟城,自立为燕王。彭又攻拔右北平、上谷数县,扩展地盘。同时遣使以美女缯彩贿赂匈奴,要结和亲;匈奴则派“左南将军七八千骑,往来为游兵以助定”。另外,还南结张步集团及富平、获索等武装力量,“皆与交通连衡”。

对北方的局势建威大将军耿食一直密切关注着。建武三年(公元27)冬,他侍从刘秀视察着陵,祠祀园庙,找个机会遂“自请北收上谷兵未发者,定彭宠于渔阳,取张丰于涿郡,还收富平、获索,东攻张步,以平齐地”。刘秀“壮其意,乃许之”。随着彭宠势力的发展,刘秀也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

时间到了建武四年(公元28)五月,刘抵达卢奴(今河北定县),准备亲率大军征讨彭宠。大司徒伏湛上疏谏阳。他先回顾了周文王征伐“重人命”“俟时而动”的历史,接着又分析了在“京师空匮、资用不足”情况下,“大军远涉二千余里”将遇到的种种困难,然后指出:“今兖、豫、青、冀,中国之都,而寇贼纵横,未及从他。渔阳以东,本备边塞,地接外虏,贡赋微薄。安平之时,尚资内郡,况今荒耗,岂足先图?而陛下舍近务远,弃易求难,四方疑怪,百姓恐惧,诚臣之所惑也。"

其中心意思是说,应该以中士为忧念,先平定这里的反叛势力,而渔阳一类边远地区,可以先放在一边暂时不用去考虑,千万不能舍近求远,弃易求难。刘秀看罢上疏,认为所说有理,便放弃了亲征的打算。不过,北方的问题也不能完全放任不管,于是派遣建议大将军朱祐、建威大将军耿龛、征虏将军祭遵、骁骑将军刘喜等,共同讨伐北方的逆贼,而矛头首先指向涿郡的张丰。征虏将军祭遵的大军首先到达这里,立即向张丰展开猛攻。面对强大的攻势,张丰阵营内部发生变乱,功曹孟広活捉张丰,投降了祭遵。

这位张丰,极其迷信方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起初,有道士说张丰当为天子,又用五彩囊裹了一块石头系在他的肘上,声称石中有皇帝玉玺。张丰竟然信以为真,遂反叛朝廷。如今被活捉,按罪当斩。

临刑前张丰仍执迷不悟,大喊所谓“肘石有玉玺”。祭遵用铁椎砸破石头,里面哪儿有什么玉玺,张丰直到这个时候方明白自己上当受骗,仰天哀叹道:“当死无所恨!”此后不久,刘秀命令耿食进攻渔阳,让他实现其“定彭宠”“平齐地”的雄心壮志。耿食接到诏书后,心里想的第一件事并不是什么作战方略。他考虑自己的父亲官居上谷太守,功劳、地位都与彭宠相同,而上谷又与渔阳毗邻,在如此复杂情况下,自家兄弟数人却没有一个在京城皇帝身边的,“自疑,不敢独进”,上书要求返回洛阳宿卫。

谙于世故的刘秀一眼就看穿了耿食内心的秘密,于是诏报说:“将军出身举宗为国,所向陷敌,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征?且与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意谓将军一家举全宗族为国效力,陷阵降敌,功绩尤其卓著,有什么可嫌疑的,而一定要求征还京城?你还是与王常将军共同屯驻在涿郡,有时间好好考虑一下作战方略吧!

耿算的父亲耿况听说儿子出征,心中也不自安,赶忙把小儿子耿国送到洛阳入侍皇帝。也就是说,把自己的亲骨肉送去做人质。封建皇帝尽管表面上大讲所谓“何嫌何疑”,但是在内心深处对于臣下未尝不是有所猜忌的。所以当刘秀看到耿况送儿子入侍后非常高兴,立即“进封况为郇糜侯”。同时又命耿算与朱祐、王常等进击望都、故安西山地方武装力量,大破十余营。当时征虏将军祭遵屯驻良乡,骁骑将军刘喜屯驻阳乡(今河北固安西北),以拒彭宠。这期间,祭遵曾遣派护军傅玄袭击彭宠部将李豪于潞县,“大破之,斩首千余级”。

彭宠这时也派遣弟弟彭纯率匈奴骑兵二千余,引兵数万,分为两道以击祭遵、刘喜。匈奴兵经过军都(今北京昌平南)时,遭到耿况次子耿舒的袭击,“破其众,斩匈奴两王”,这样就使彭宠也不能不“退走”。耿况复与耿舒进攻彭宠,夺取了军都。据史书记载,就在彭宠军事失利期间,“其妻数恶梦,又多佐变”,像什么“彭宠征书至潞县,有火灾城中飞出城外,燔千余家,杀人甚众”,什么“梦裸袒冠帻,逾城,髡徒推之”,什么“堂上闻虾蟆声在火炉下,凿地求之,不得”,等等。彭宠急忙请来卜筮及望气者,让他们根据这些怪异现象预测吉凶,“皆言兵当从中起”。这也就是说,祸患将从王宫内部引发。

彭宠思来想去,觉得居住宫内的子后兰卿在洛阳做人质归来,怀疑预言将应验在他的身上;于是“使将兵居外,无亲于中”。建武五年(公元29)春,一次彭宠斋戒,独自在便室中“昼卧”。早有不轨之心的彭家苍头(奴隶)于密等三人,乘机把熟睡中的彭宠牢牢地捆缚**,然后通告当值的外吏说“大王斋禁,皆使吏休”。接着假借彭宠“命教”“收缚奴婢,各置一处”。再接着,“又以宠命呼其妻”。

彭宠的妻子丝毫不知家中已生叛乱,当她进入室内就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大惊呼道:“奴反!”可是一个“反’字还没有说完,于密等便揪住她的头,狠抽起耳光。霎时间,脸颊肿胀,鲜血直流。彭宠急呼道:“趣为诸将军办装。”于是,于密与一奴押解着彭妻入内室去取宝物,留下另一奴看守彭宠。彭宠对守奴说:“若小儿,我素爱也。今为于密所迫劫耳!解我缚,当以女珠妻汝,家中财物皆与若。”“若”即“汝”“你”,意谓你这个小儿,是我平素最疼爱的;如今被于密胁迫,才这么做;解开我身上的绳索,我将把女儿珠嫁给你,家中的财物也全部给你。

彭宠的这些许诺,还真打动了守奴,“意欲解之”。但他抬头一看门外,却发现于密并没有离去,而在那里听彭宠说话,“遂不敢解”。

于密等搜收金玉衣物,转到彭宠所在的便室装好,准备了六匹快马,又命彭妻缝了两个缣囊。到了黄昏入夜后,于密等解开彭宠的手,迫其作“记”(一种通行证)告诉城门将军:“今遣于密等至子后兰卿所,速开门出,勿稽留之。”“记”写好后,即砍了彭宠与其妻的头,装入缣囊,然后乘马持“记”飞驰出城,直奔洛阳而去。

第二天早晨,群臣来朝燕王,但“门不开”,于是群臣想了一个办法,“官属逾墙而入,见宠尸,惊怖”。燕尚书韩立等拥立彭宠之子彭午继立为王,以子后兰卿为将军。燕国师韩利认为继续对抗没有前途,于是斩彭午之首,送到征虏将军祭遵那里投降。祭遵率军诛宠支党,夷其宗族,渔阳遂平。

当于密一行来到京师,诣阙献上彭宠夫妇的人头后,刘秀可以说是又惊又喜。惊的是没有想到彭宠竟然落了个如此下场,渔阳的问题竟如此得到解决;喜的是他从此又少了一个敌手,渔阳郡重归大汉版图。不过他觉得于密的做法颇为不义,于是封称不义侯。

鉴于渔阳在北方边地的重要性,刘秀任命扶风人郭守为该郡太守。史称:郭“承离乱之后,养民训兵,开示威信,盗贼销散,匈奴远迹,在职五年,户口增倍”。另外,刘秀对于始终坚定立场,没有丝毫动摇,并为消灭彭宠立下功劳的上谷郡太守耿况,给予极高的礼遇:使光禄大夫樊宏持节赴上谷将他迎至京师洛阳,“赐甲第,奉朝请,封牟平侯”。刘秀的想法是让世人看一看,紧跟刘秀的和背叛刘秀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下场!

卢芳是北方的除彭宠之外的又一割据势力。不过从地理位置而言彭宠的渔阳位于东北,而卢芳则地处西北。卢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今宁夏同心东)人,居三水左谷中。王莽朝,人心思汉,“芳由是诈自称武帝曾孙刘文伯”,并编造了一套世系,说自己的曾祖母匈奴谷蠢浑邪王姊为汉武帝皇后,生有三子。因遭江充之乱,太子被诛,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命长陵,小子回卿逃于左谷。及霍光秉政,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定居左谷,生子孙卿,孙卿生文伯。卢芳就是用这套假世系“诳惑安定间”。

到了王莽末年,各地起义军蜂起,卢芳趁乱也与三水属国羌胡共同起兵反莽。更始徙都长安后,征拜卢芳为骑都尉,让他负责镇抚安定以西的地区。当更始政权失败,三水地方豪杰共同商议,认为卢芳是刘氏子孙,适合继承宗庙,遂立为上将军。并派使臣与西羌、匈奴结亲。匈奴单于对卢芳很感兴趣,说道:“匈奴本与汉约为兄弟;后匈奴中衰,呼韩邪单于归汉,汉为发兵拥护,世世称臣;今汉亦中绝,刘氏来归我,亦当立之,令尊事我。”于是,派句林王率数千骑迎接卢芳,卢芳与兄卢程俱入匈奴。

就这样,单于便立卢芳为汉帝,又以卢程为中郎将,并让他“将胡骑还入安定”。在这以前,五原人李兴、随昱,朔方人田飒,代郡人名鲔、闵堪,各起兵自称将军。建武四年,匈奴单于进入五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塞,与李兴等结好,告知他们匈奴方面准备让卢芳回汉地当皇帝的打算,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这样到了第二年,李兴、闵堪等率兵来到匈奴单于庭迎接卢芳,与他一起入塞,从而正式建立了政权,定都九原,据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之地,设置令守等官吏,并与匈奴通兵,连为一气,从此成为北方一大割据势力。

这时刘秀虽然平定了彭宠、张步等的反叛,但对李宪及董宪、庞萌的战事还正在进行之中,另外陇、蜀的隗嚣、公孙述亦很棘手,中原也还存在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对于远在北方边境且有匈奴人支持的卢芳政权,只好采取一种守势,看形势的发展再谋划对策。建武六年年末,东汉军队与卢芳部将及匈奴曾发生较大的战事。当时汉军冯异部奉诏进军义渠(今甘肃合水西),“击破卢芳将贾览、匈奴奥口逐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不过这样的胜利远远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匈奴与卢芳为寇不息”。

于是,刘秀派遣归德侯飒出使匈奴以修旧好,“单于骄居,虽遣使报命,而寇暴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