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始帝到洛阳后，决定西进长安。这时全国形势对绿林起起义军是十分有利的，“是时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
为了扩大战果，更始帝命令一批人到关中和河北、山东一带接受投降。例如，他派李松会同已进军到武关的析(今河南西峡县)人邓晔从弘农向长安进攻，又派邓晨北上为常山(今河北元氏西北)太守。另外，还专派出谒者韩鸿“持节徇北州”,到河北北部安抚。在更始朝中代刘绩被封为大司徒的刘赐(刘秀族兄，曾随刘绩起兵),便开始向刘玄推荐刘秀到河北作为安抚大员，发展势力；同时，早就在刘秀经营颍川父城县倾心于他的掾吏冯异向刘秀建议说：“天下同苦王氏，思汉久矣。今更始诸将纵横暴虐，所至掳掠，百姓失望，无所依载。今公专命方面(专命于河北一方),施行恩德。
夫有桀、纣之乱，乃见汤、武之功”。劝刘秀厚自结纳当时在更始朝掌有人事实权的左丞相曹竟、曹翊父子，以争取能够出使河北。这样虽然遭到朱鲔等人的反对，更始帝仍决定拜刘秀以行大司马的职位，“持节过河”,到河北收复各郡县。
更始帝虽同意刘秀北上，但对他仍是不太放心的。他把原来跟随刘秀在春陵起兵的宗亲故旧悉数留下，这里面包括刘良、刘祉、刘歙、刘赐、刘嘉、李通兄弟，以及刘秀的姑表舅来歙，等等，全都随带到关中。这使得刘秀去到河北时，等于光杆司令，手下无一重要战将，这给刘秀造成了一定困难条件。但是，这时河北本地的情况，对刘秀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
首先，王莽政权在河北地区的统治有些混乱，所以当更始帝派韩鸿去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上谷(今北京怀来东南)活动时，这两郡都积极表示接受更始帝的册封。此外，这一地区还残留一些刘氏皇室的势力，在王莽末年天下大乱的时机，他们也都各自拥兵数千至数万不等，其中有些势力很强，他们各不相辖，其中有些力量还在观望等待，如果政策正确，对这一部分势力还是可以争取的。
最后，当时河北一带，虽然大小农民起起义军众多，有铜马、城头子路、青犊、上江、大彤等等，达到数十支，“众合数百万人”,但力量非常分散，始终没有像赤眉、绿林那样形成比较统一的指挥，因而也就不可能在河北整个政局中起多大的作用。
当刘秀于更始元年(公元23)持节北渡时，局面是比较容易打开的。他从洛阳出发，一路上按照“施行恩泽”的建议，“镇慰州郡”,所到郡县，都亲切接见当地上自守令、下至佐吏的大小官吏，不但如此还慰问父老，“考察黜陟”,把贪脏枉法的官吏撤换，平反冤狱，废除王莽时的苛政。刘秀所做的这一切都受到沿途人民的热烈欢迎。史称每至一处，“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就这样，很顺利地到达了河北南部的重镇邯郸。
更始帝派刘秀去河北，只封官衔而不拨军马粮饷，此时刘秀可以说势力单薄。不过好在身边还有一些追随者，特别是王霸。
王霸，字元伯，颍川颍阳人。王霸出生于一个世代司法官吏的家庭，本人“亦少为狱吏”。在刘秀兵过颍阳时，他率宾客投到刘秀的帐下；昆阳大战后，“还休乡里”。听说刘秀担任司隶校尉，北上道经颍阳，王霸动员父亲和自己一起追随刘秀。其父说“吾老矣，不任军旅，汝往，勉之”,王霸就这样跟从刘秀到了洛阳，成为刘秀的亲信之一。
当刘秀被任命为大司马，即“以霸为功曹令史，从度河北”。最开始，“宾客从霸者数十人”,但慢慢地宾客们都一个一个地离去。刘秀看到发生的这一切，颇有感慨地对王霸说“颍川从我者皆逝，而子独留。努力!疾风知劲草”。刘秀从洛阳出发北渡黄河，时在更始元年十月。这已经进入冬季，冒着凛冽的寒风上路，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苦事，但刘秀的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高兴。他终于度过了哥哥刘縯被杀后的最困难那一个阶段，从此就能摆脱更始帝及其他反对者的监控，而去走自己想走的路了。当然，精明的刘秀也非常清楚，此时更始政权正到了发展的巅峰，而自己周围虽有若干忠实的追随者，但毕竟现在还不具备独立发展的实力，他还需要利用更始帝这块招牌继续为自己服务。
所以他到达河北之后，便完全以更始帝钦差的身份，在“所过州县，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因为这样颇得民众好评。“吏民喜悦，争持牛酒迎劳，秀皆不受”。这个时候，有位叫邓禹的年轻人，千里迢迢，杖策北渡，追赶刘秀，并终于在邺(今河北磁县南)这个地方，赶上刘秀，两人相见。
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那个时候他与正在长安游学的刘秀相识。他虽然年纪轻轻，但却看出刘秀是个“非常”之人，“遂相亲附”。数年之后，他回至家乡，可在内心里总忘不了刘秀。希望跟随刘秀做一番事业。因此更始政权建立后，许多“豪杰”推荐他出来做官，都被一一谢绝。
当邓禹听说刘秀安集河北，于是下决心投到刘秀麾下，便北行追赶，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刘秀见了这位当年的朋友心里非常高兴，便有点开玩笑似的对他说：“我得专封拜，生远来，宁欲仕乎?”意思是我现在手里握有封官拜爵的大权，你那么远赶来，是不是想要我封你做官呢?邓禹答道：“不愿也。”刘秀接着说：“即如是，何欲为?”意思是你既然不愿当官，又打算做什么呢?邓禹严肃地答道：“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意谓只希望您威德加于四海，我得以尽效微薄之力，从而名垂青史。刘秀一听这话，又见他那严肃的神情，便不由得笑了。
当晚刘秀就留他和自己住在一起，两个人再作彻夜长谈。那天晚上，邓禹向刘秀进言说：“今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历观往古圣人之兴，二科而已，天时与人事也。今以天时观之，更始既立而灾变方兴；以人事观之，帝王大业非凡夫所任，分崩离析，形势可见。明公虽建藩辅之功，犹恐无所成立也。况明公素有盛德大功，为天下所敬服，军政齐肃，赏罚明信。为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
他的意思是说，现在崤山、华山以东的广大地区并没有安定，赤眉、青犊等力量还很强大。更始和他手下的那些将领都是平庸之才，一天到晚只管自己快活，没有远大志向。自古以来圣人的兴起，无非天时和人事两种因素起决定性作用；而更始在这两方面都不具备成功的条件。您虽然想要建立藩辅更始的功业，恐怕也无法成为现实。当今您应该延揽天下英雄，争取民心，继立高祖的宏图大业，解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以您这样才德智勇兼备之人，平定天下将是毫无问题的。刘秀听了邓禹的这一席话，高兴极了。“因令左右号禹曰邓将军；常宿止于中，与定计议”。
自此以后刘秀每次任用将领，差不多都要征询邓禹的意见，而邓禹所举荐的人，亦“皆当其才”。当时像邓禹那样进劝刘秀的人还有冯异，他也是刘秀的忠实追随者。冯异自从归附刘秀后，一直担任主簿之职，也就是说是总管家的角色，可见刘秀对他的信任。由于冯异长期工作在刘秀身旁，所以对于刘秀的一些隐秘，知道得相比也较多一些。
他看到自刘縯被杀后，刘秀虽然在表面上“不敢显其悲戚”,然而“每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他深深地知道刘秀心中的苦闷。有一次，他实在忍不住了，便一面叩头，一面宽慰刘秀的哀戚之情。刘秀见状，急忙制止道：“卿勿妄言!”
那次以后，冯异再次找了个机会向刘进言道：“天下同苦王氏，思汉久矣。今更始诸将纵横暴虐，所至掳掠，百姓失望，无所依载。今公专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纣之乱，乃见汤、武之功；人久饥渴，易为充饱。宜急分遣官属，徇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这段话的意思和邓禹所言大体相同，无非说更始诸将暴虐掳掠，使百姓无所依载；现今的民众，好比是饥渴很久的人，容易满足他们的要求；您作为专命方面的大员，应该尽快派手下的人巡行各郡县，平理冤狱，布施惠泽，好能取得老百姓的支持，以谋求进一步发展。
刘秀觉得冯异所说的话句句在理，当抵达邯郸后，便立即派冯异和挑期“乘传抚循属县，录囚徒，存鳏寡”,并招抚逃亡，实行“自诣者除其罪”的宽大政策；在进行这些的同时还交给他们一项特殊任务秘密调查“二千石长吏”,把其中与刘秀“同心”和“不附者”的名单及时上报。
刘秀在邯郸期间，还接纳了一个出色的人才，此人名叫耿纯。耿纯字伯山，巨鹿郡宋子(今河北栾城东)人，其父为新莽济平尹(郡太守)。他曾求学长安，做过新莽的纳言士。王莽败亡以后，耿纯之父投降了更始派往郡国受降的舞阴王李轶，后被任命为济南太守。耿纯曾游说过李轶，李轶看他出语不凡认为他不是一个平庸的人，且又是巨鹿大姓，“乃承制拜为骑都尉，授以节，令安集赵、魏”。适逢刘秀进驻邯郸，耿纯前往谒见。他看到刘秀“官属将兵法度不与它将同，遂求自接纳，献马及嫌帛数百匹”。刘秀见耿纯一表人才，也“深接之”,不但如此，还把留守邯郸的重任交付给他。
故赵缪王之子刘林在这个时候，也前来拜见刘秀。缪王名元，是汉景帝的七代孙，因为杀人，被大鸿胪参奏，死后谥号为缪。刘林在一定的程度上和其父相似，也很“缪”,史称“好奇数，任快于赵、魏间，多通豪猾”,由这里可以看出其并非安分守己之辈。他一见刘秀，便高谈所谓的“赤眉可破”。刘秀听了有些不解，忙问他为什么这样说，刘林答道，“赤眉今在河东，但决水灌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刘秀原以为对方有什么破赤眉的锦囊妙计，没有想到他说出的却是如此一个伤天害理的馊主意，心中便非常的不快。不过刘秀性格比较内向，处事特别谨慎，所以他的情感并没有外露，而只是用一种鄙夷的目光看着对方，一言不发。刘林本抱着很大的期望来到这里，幻想在刘秀这里一鸣惊人，不料会这样，只好没趣地走了。
刘林从刘秀那里走了以后，心里十分沮丧；他觉得刘秀和自己不是同一种人，便转而打算与好朋友王郎合作。王郎本名叫王昌，王郎是他的另一个名字，赵国邯郸(今属河北)人，明晓星历之术，一直是以占卜看相为生的卜相工(算卦的)。
王郎政治上野心很大，常说河北有天子气，并总以为自己当是这种“天子气”的应验者。那个时候，长安发生的一件事引发了他的灵感。这件事发生于始建国二年十一月，长安男子武仲冒充汉成帝的儿子刘子舆的诈骗案。这个假冒的刘子舆，于大街上拦在立国将军孙建的车前，自称“汉氏刘子舆，成帝下妻子也”,并大喊“刘氏当复，趣空宫”!意谓赶快腾出皇宫，让当复的刘氏住进去。王莽自然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毫不客气地把武仲杀了。
王郎觉得此事给自己的启发很大，于是萌发了“诈称真子舆”,搞一场政治投机的念头。他开始沿着当年武仲的思路，为自己编排好了一个堪称天衣无缝的“龙子”身世：
母故成帝讴者，尝下殿卒僵，须臾有黄气从上下，半日乃解，遂妊身就馆。赵后(赵飞燕)欲害之，伪易他人子，以故得全。子舆年十二，识命者郎中季曼卿，与俱至蜀；十七，到丹阳；二十，还长安；辗转中山，来往燕、赵，以须天时。
刘林因为喜好“奇数”,即秦汉时期所盛行的术数。他在听完王郎编造的一番谎言之后，从术数的角度去加以考察，结果"愈动疑惑”,也就是越来越疑心了。不过，最重要的显然还在于他认为这是一个飞黄腾达的好机会。
于是乎“乃与赵国大豪李育、张参等通谋，规共立(王)郎”。适逢当时民间盛传赤眉将要渡黄河南下，刹那间搞得沸沸扬扬。刘林等便在这个时候开始四处散布流言，说什么“赤眉当立刘子舆”“以观众心”。没有想到老百姓对这些流言还“多信之”,这样一来就更增强了刘林等拥立王郎称帝的信心。
刘林等在更始元年(公元23)十二月壬辰这天率领车骑数百，一大早就冲进邯郸城，迅速占领了原赵王的王宫，当天就立王郎为天子，以刘林为丞相，李育为大司马，张参为大将军。
接着“分遣将帅，徇下幽、冀”,并且还向各州郡颁发檄文曰：“制诏部刺史、都太守：朕，孝成皇帝子子舆者也。昔遭赵氏之祸，因以王莽篡杀，赖知命者将护朕恭，解形河滨，削迹赵、魏。王莽窃位，获罪于祐天，天命汉，故使东郡太守翟义、严乡候刘信，拥兵征讨，出入胡、汉。普天率土，知朕隐在人间。南岳诸刘，为其先驱。朕仰观天文，乃兴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赵宫。休气熏蒸，应时获雨。盖闻为国，子之袭父，古今不易。刘圣公未知朕，故且持帝号。诸兴义兵，咸以助朕，皆当裂士享祚子孙。已诏圣公及翟太守，亟与功臣诣行在所。疑刺史、二千石皆圣公所置，未睹朕之沉滞，或不识去就，强者负力，弱者惶恐。今元元创痍，已过半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诏书。”
这道诏书除了强调王郎的“龙子”身世之外，又着重对翟义以来的各种反莽势力做出评析，如称南阳诸刘为“先驱”,说更始“未知朕，故且持帝号”,等等。而其中心思想则是向世人宣布，现今真命天子已经“即位赵宫”,各种反莽势力都应该尽快汇集到真命天子，也就是刘子舆(王郎)的旗帜之下。这里，王郎紧紧抓住“人心思汉”这一点，并开始大做文章，正如旧史所说“郎以百姓思汉，既多言翟义不死，故诈称之，以从人望”。
由于王郎等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人们的社会心理，虽然只发了仅仅一纸檄文，但收效是十分显著。在极短的时间内，“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望风而靡”。对突然冒出来的王郎政权，确实令刘秀大有措手不及之感。当然，王郎等人也知道，他们在河北的主要对手就是刘秀，因此也就把打击的重点放在这里。
刘秀离开邯郸后，开始北上中山、真定等地活动。面对“新盛”的王郎，他决定继续“北徇蓟(今北京)”,以暂避其锋芒。当行至卢奴(今河北定县)时，意外地遇见了赶来投奔刘秀的青年将领耿算。耿介，字伯昭，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其先祖在汉武帝时，以二千石官吏的身份自巨鹿迁徙茂陵。耿算的父亲耿况字侠游，以明经为郎，与王莽的从弟王是伋同学，官朔调连率(上谷太守)。耿食“少好学，习父业”,尤其喜欢“将帅之事”。王莽败亡以后，耿况及时归顺了更始政权。由于耿况总觉得自己是新莽所置，“怀不自安”,于是派年仅二十一岁的儿子耿算“奉奏诣更始，因赍贡献，以求自固之意”。
不想耿介等行至宋子(今河北栾城东)时，王郎事起。耿介之从吏孙仓、卫包误认为王郎即成帝正统，打算前往投靠；极力规劝，二人听不进去，便偷跑归降了王郎。当时耿算听说刘秀在卢奴，于是就赶往那里拜见。刘秀见他相貌堂堂，年轻有为，心里非常喜欢，当即就“留署门下吏”。也许是因为青年气盛，急于求成，耿拿“因说护军朱祐，求归发兵，以定邯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