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凡關心吾中華民族之生命前途，必連帶關心及於吾民族文化之傳統。凡關心吾民族文化傳統者，又必關心及於吾古聖先師之孔子。吾民族遠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已歷兩千五百年之文化累積；下及春秋晚世，乃有孔子之誕生。故孔子乃是吾民族文化積累兩千五百年以後之一結晶。使非有民族文化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則何得出生有孔子！而自孔子以後，迄今又逾兩千五百年。此一結晶，乃光輝燦爛，色澤鮮潤，歷久而彌新，屢化而益厚。故吾中華民族五千年之文化傳統，實惟孔子一人，承前啟後，可以作為其代表。

關心孔子，則必連帶關心及於論語之一書。「語」者，孔子語。大抵自孔子三十以後，迄於其死，前後四十餘年，因時因地，因人因事，而有所語。其具有主要意義者，皆載此書。「論」者，「討論」義。孔子四十年間所語何限。凡所記載於此書者，皆其門人弟子，及其再傳、三傳以下之弟子，日常所討論，而所拳拳服膺以終者。論又有「經綸」義。孔子語，經其一傳、再傳以下之弟子常所討論，而會合編製，成此一書。論又有「掄選」義。凡孔子語，經討論製成此一書外，尚有餘語，未經錄人，今尚散見於孟子、中庸、易大傳，以及春秋三傳，及孔子家語，乃及其他書中者，又何限。故論語者，乃孔子語，經其後世所討論，所經綸編製，由掄選而成之一書也。

二

今就論語一書之編製成書言，大概可分兩階段。自學而至鄉黨共十篇，稱上論。此為論語編製成書之第一階段。編製此十篇者，主要大概出於孔子門人有子、曾子兩人之再傳弟子之手。編製成書之年代，與主編人、助編人之詳細，則皆不可考。孔子死後，其門人弟子追念孔子，羣認為尊師講學，乃人生惟一大樂事；乃尋求選一人繼孔子為師，而相聚講學如舊，庶人生此樂猶獲維持。乃欲羣推有子繼孔子為師，謂有子似孔子。而曾子獨加反對，謂：「師事孔子，如秋陽以曝，江漢以濯。吾師既死，誰堪為繼。」其議遂不成。此故事見於孟子書之記載。則知當時孔門弟子，必曾有一時羣尊有子，欲推以為師；而曾子獨持異議，同學們始悟初意之非；則曾子亦必同時見尊。今論語第一篇，首章為孔子語，次章即為有子語，第三章又為孔子語，而第四章則為曾子語，則知此上論前十篇之編製，殆必由有子、曾子之門人弟子主其事。若以曾子語即為第三章，則若逕次於有子語之後，似於兩人有高下之分。今在曾子前，仍取孔子語居其先，則可避免此嫌耳。

惟孔子既死，其弟子各自分別開門授徒，勢散不復聚。但其所教，則共尊孔子。故孔門之三傳，乃亦同尊孔子，過於其親受業之師。乃有因其師言，親赴曲阜，以仰謁孔子之故居，而低迴不忍去；並有在此相聚而講學者。此風至戰國之末，下迄漢初而不衰。是必此輩相聚於曲阜孔子之故里，各出具隨身攜帶，長日所討論講誦之孔子語，而互為對勘；乃有合編一書之動議。其事決不限於有、曾兩家之弟子。或可始於兩家弟子之初傳，而必當待於有、曾兩家以外其他門人之再傳弟子，或更待及於三傳弟子之時，而上論之書始成。則更若合適也。及上論既成，此風已開，而各項材料尚絡續彙集，於是乃有下論十篇之再次編成。則其事更後。

故論語一書之成編，當上距孔子之死，有兩百年之久。其事當在秦併六國之前不久，而天下復歸於一統。故論語成書，實乃當時吾中華民族學術界一共業也。孔子自言：「我學不厭，教不倦而已。」孔子以其所學，公之其門弟子，又各自廣其師傳，以公之於各自之門人。至其編成此書，則不知出於誰何人、幾多人之手。要之，則已歷兩百年之長時期。此非一共業而何？

三

今再就論語一書之內容言之。其上論首篇學而篇之首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孔子之道亦大矣，何以教人？首之曰「學而時習」，繼之曰「朋來遠方」。人孰不當學，學又曷可無朋？孔子教人首在此。至於學之所得，他人之知不知，則可勿以為重。則孔子之教，即在教人一共業也。孔子所教，最重在仁道。然仁道極難講。學而篇第二章：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

有子提出「孝弟」二字，其誰不當學？又誰不能學？仁之本即在孝弟，亦一共業也。第三章又為孔子語，曰：

巧言今色鮮矣仁。

仁道難學，先求其毋不仁。日常人生中，言不求巧，色不求令，此又可知而可學者，仍是人人一共業也。第四章則為曾子語，曰：

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孝弟行於家門之內，忠信則推之家門之外。孔子之教人最首要者，在教人孝弟、忠信。孔子曰：「學而時習。」曾子則曰：「傳不習乎？」曾子則時習孔子之所傳。曾子不自立教，即教孔子之所教。孔子亦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則孔子亦未當自立教，即自述其好古而學之所得耳。是則所謂學者，非人生一共業而又何耶？此之所謂「共業」，即孔門之所謂「道」也。使非人人行之，則又何得為道！而人人由之，則即是一共業矣。

學而篇先有子，後曾子，亦非於二人有先後之分。有子言孝弟，宜在前。曾子言忠信，宜在後。論語先及此兩人，亦非於兩人有特尊。有志仁道，則孝弟、忠信宜先及也。苟使習於巧言令色，則又烏得為人忠信？然則即觀於學而篇前四章之編列，則論語一書，豈不經精詳之討論，而可率爾拉雜以成之乎？然而此等艱苦經營，其出於誰何人、誰幾人之手？則姓名泯滅，無可考矣。孔子更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論語前十篇之編成，則洵出於後生可畏者之手。孔子之言，亦信而有徵矣。

茲再考下論後十篇。首先進：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我從先進。」孔子弟子分前後兩批，孔子去魯赴衛前從遊者為「先進」，孔子自衛返魯後從遊者為「後進」。

孔門講學，其未用則多講孝弟、忠信。及用之，則講禮樂。此乃於政治、社會、教化、陶冶見大作用。前輩弟子心切用世，故於禮樂僅講求大略。後輩弟子已值孔子晚年，用世之心已淡，而講求禮樂則日益精詳。故前輩於禮樂猶野人多質樸之氣，後輩於禮樂日臻文雅，有君子之風。而孔子則有「如用之則我從先進」之慨。此見孔門學風先後轉變。而孔子心情之所寄，則尤在彼不在此。故次章繼之曰：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相從於陳、蔡之門人，則全屬先進。先進中有未從孔子出遊，而先孔子卒者。有從歸而先卒，或者出仕，未能常相聚於孔子之門者。於是繼之以孔門四科之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所舉其成材者之名字，惟最後文學一科，游、夏兩人為後進，其前三科則皆屬先進。則孔子心之所重，其偏在先進尤可知。故孔子曰：「甚矣，我衰也，久矣我不復夢見周公。」是則孔子屢常夜夢周公，逮其不夢，乃歎自己精力之衰。斯其有志用世，亦可謂情見乎辭矣。

然孔子又曰：

君子不器。

又曰：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人生在世，不能離羣獨為一人，必在羣中為一人。曰孝弟，曰忠信，曰禮樂，皆在羣中為人，即「為己之學」者。只求完成成成其己，不求供人使用。器則供人使用，又為得為君子？孔子晚年最稱顏淵，曰：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當知為世用，則須行使出你那一套道來。世不用你，則須把你一套道好好藏起。如此則無論用、舍，總是好好完成了你一己，此之謂「為己之學」。孔子又稱子貢曰：「汝器也」。問：「何器」？曰：」瑚璉之器。」此乃宗廟寶器，雖亦是器，然亦不能隨便使用。故孔子教人為己，為君子。君者，羣也。只在教你為羣中一理想人。人人為羣中一理想人，則此羣亦自為一理想羣。

修己、齊家、治國、平天下，吾道一以貫之，即在此。故孔門之學，乃人人「為己」之學，亦即人人「為羣」之學。捨卻己，何有羣？但捨卻羣，又何有己？故孔門之學，在道義上，則人人為己，亦為羣。但在功利上，則人人無己，亦無羣。舍之則藏，豈不亦無了羣，但仍有一後世之羣在。後生可畏，斯即在後世羣中矣。

孔子生平只以斯道修己，只以斯道教人，何嘗有意自我表現來。及其晚年，知道不行，乃寫了一部春秋。但春秋亦只是記錄了前世人羣事，何嘗有志在自我表現上。孔子教人語，只由其受教者各自記錄，孔子自己卻從不曾親寫下一語。其受教者，同時不僅只記錄了孔子語，又記錄了一些同學間之語。如顏淵是當時同學中最受尊崇之一人，凡顏淵語，記錄在論語中的，並非顏淵自有他的學生把來記錄了；都是由其同時同學記錄下，亦同樣流傳在孔門之再傳、三傳弟子中：

而亦把來編入論語。而孔門的後進弟子，則與先進不同。孔子死後，他們各自開門授徒，從事教育工作，但他們都不是講他們自己的一套，卻都在講他們先師孔子的一套；把他們記錄下的孔子語來教。當然他們也不免有些自己的話，給弟子記錄下，但真是少之又少，在今論語中亦有編入。實也不能算是他們話，只是他們在輾轉代達孔子話。至於第三代以下，則更少語言流傳，亦全不見於論語書中。但論語一書，卻全由此輩不知姓名、全無語言傳下的人編製而成。而其編製此書，又極寓深義。即如舉上論首篇學而之前四章，下論首篇先進之前三章，其中寓義甚深，已可見其梗概。今不知「先進後進」一章，以及「四科十哲」之記錄，果出於何人之手？然其流傳討論，以及編製於下論之第一篇之首，則必出於師承孔門後進之後學，則斷無可疑。抑且上論首學而篇，次即為政篇，則孔子平日講學精神所在，不待下論之先進篇，已在上論中亦早顯見矣。

此又見論語一書編纂之精心。果使孔門無後進，其後進弟子無分別為師道作宣揚，則孔子仲尼之姓名，亦可在若存若亡之境。而何有其在後世之至聖先師之尊嚴地位，得以常深存顯耀於吾中華民族兩千五百年來之人人心中，而成為吾中華文化傳統一共同理想嚮往目標之一境界之存在乎？

四

論語一書，自西漢以來，已成為吾中國讀書人一部人人必讀書。孔子則成為吾中國共尊之至聖先師。直至於晚清之末兩千年無變。非無其他書可讀，然必其書近於論語，與論語可以聲息相通，肝膽相照，追隨論語在同一道路上，則其書受讀之範圍必更廣。亦非無其他人可尊，然其人亦必能與孔子聲息相通，肝膽相相相照，追隨孔子在同一道路上，則其人受敬之程度必更高。中國人幾成為孔子之化身，孔子則成為中國人之縮影。換言之，孔子乃成為五千年來中國人一樣品。孔子與中國民族、中國文化，幾乎一而三，三而一。居今而論，中國民族、中國文化，捨孔子則幾乎無從說起。

然此實吾中國人自孔子以來兩千五百年來一大共業，以相與天成此一現象。否則孔子一人，乃及其及門之七十弟子，又與其此下再傳、三傳，以至五傳、六傳之孔門後人，相與天成此論語一書者，又誰歟能具此力量，使此下兩千五百年來之中國人，必共讀此書，共尊此人，創此形勢，以為驅迫，而無敢違逆。孟子曰：「聖人先得吾心之同然。」惟孔子為能發掘出在其前兩千五百年來中國人心之同然，又能引伸起此下兩千五百年來中國人心之同然，如此而己。故中國民族生命文化大統，乃中國人之人心同然之一種共業，而孔子特為其代表。如是而已。

今以最顯見者言之，中國民族生命，緜亙五千年，以迄於今，並世各民族，皆無與倫比。當前中國人已達十億之多，其他各民族亦無與倫比。即此一端，已見中國文化成就，至少有一獨出並世各民族之上之一顯例。其羣已至悠久至廣大，則生於其羣之內者，必有所滿足，而可無他求矣。

五

然而輓近一百年來，西化東漸，而人心大變。美其名曰「新文化運動」，實則為「西化」運動。回顧已往五千年，乃全無一是。論其政治，則曰「帝王專制」。論其社會，則曰「貴族封建」。論其思想，則曰「頑固守舊」。論其為犁庭掃穴之功，則罪魁禍首惟孔子一人。批孔、反孔、打倒孔家店，成為新文化運動之首要任務。而廢止漢字等次之。然而凡吾當身，乃及吾父五祖所見、所聞、所傳聞之三世經歷，乃使吾國人仍歸於途窮而思反，乃復有「復興文化」之呼聲，以及重再尊孔子之口號。

具實回顧中國史，孔子以前，孟子已言之，有聖之「任」、之「清」、之「和」，伊尹、伯夷、柳下惠三聖之品格各別。即孔子自言，亦曰「竊比吾於老彭」，未嘗謂己之獨出於前人也。

孔子之卒，即有墨翟、楊朱、莊周、老聃，以及其他先秦諸子，百家羣起而反孔子。兩漢以下，惟老聃猶能與孔子相抗衡。而印度佛教東來，下及唐代，幾乎釋迦、老聃與孔子如鼎足之三立。

而老、釋兩家，亦下迄今世而仍在。即論孔門，孔子生前已有「先進」「後進」之異。戰國之時，儒分為八。而孟、荀相異，尤為後人所熟知。兩漢以下，儒學定於一尊，而有漢儒，有宋儒，又有清儒之求由宋而反漢。則在儒學一系統內，亦復有門戶派別，種種分歧。則一部中國思想史，乃可謂是一部自由思想史。經、史、子、集，一切著作，皆可尋證。由於時代之變，自今以往，復有歐西文化之參入，此亦順理成章，又何足多異！惟當今之世，如何來做一像樣的中國人？此始是問題所在。若必謂須打倒傳統，與五千年來中國人相隔絕，故須取消中國人舊樣品孔子，來重新做人，則此事體大，該有鄭重討論之餘地。

今再擴而言之。印度有釋迦，西歐有耶穌，與中國有孔子，此三人實為舉世人類中普遍最受人信仰崇奉之三人。穆罕默德則較耶穌更後起，其受信仰之範圍亦更狹。惟佛教在印度久已衰歇，而其流傳在中國者，則日益滋盛，至今未已。而回教亦日在中國生根。最近百年來，耶教在中國亦驟盛。余曾遊韓國與日本，此兩國受中國文化陶冶深，至今兩國內多信奉孔子、釋迦，而耶、回勢力則幾乎無有，遠不能與在中國者相比。此見中國人氣量大，心胸寬，好學精深，喜有朋，易於接受新事物，新風氣，而能和平相處；尤能融為一爐，調劑融洽，使不見有衝突。孔子之能會通羲、農、黃帝、唐虞、夏、商、周三代，而使兩千五百年來之中國文化完成為一體，而傳之此下之中國；其功正在此。故曰「孔子何常師之有」。是則孔子不自外為一中國人。何以今日吾國人則必排除孔子，乃始得為此下一中國人？抑或必排除為一中國人，乃始獲為此下世界中一人？則我尚未見有能深闡此義，以告國人者。而批孔、排孔之風，在百年之內，有若是之張狂，則誠難以敘述也。

今日國人好言「人生」。惟人生當分兩方面：一曰「生活」，一曰「生命」。兩者問，實有甚大之不同。「生活」僅是其手段，而「生命」則是其目的。專就文學言，西方文學重在人的生活方面之敘述，而中國文學則更重在人的生命方面之表達。再論夫婦與家庭，西方亦以生活為重，而中國則更要在於生命之意義與價值。今再論三大教主，釋迦佛教則輕視生命，謂惟生、老、病、死四苦，而教人以清靜寂滅、求得涅槃為宗旨。耶穌則以原始罪惡論，教人信上帝，以死後盡魂得以重歸天堂為終極。此兩教同是輕視人之生活，而連帶忽視及於人之生命者。惟孔子能不忽視生活，而更重視其生命，令生命不即身而止。上有父母，下有子女，父傳子，子傳孫，以至於無窮，而相互搏成一民族之大生命，直迄於今。中國民族生命緜亙五千年，而有十億人之多，孔子立教之功，亦端在此。至如西方科學，則影響於人之生活方面者為多，即使繼漲增高，最近將來人類可達於純機器之生活，又使其能從地面生活擴大推進至太空生活，要之，不脫身體生活之一面。故西方科學雖日盛，終不放棄宗教，即其有關生命一面者。今吾國人慕效西方生活，提倡科學，亦又何必排斥孔子？此誠無以自圓其說者。

然繼今以往，吾國人縱仍慕效西化，一心追隨西方之科學人生；而犧牲生命，以務求生活之改進，則總非計之得者。古今中外，乃至千百世以下，亦寧有一不孝、不弟、不忠、不信、無禮、無樂而可有大羣善良之人生？大羣人生既破壞，私人生活又何從得改進？惟夫婦家庭，乃為人羣政治社會一切建築之基礎。亦惟孝弟、忠信、禮樂，斯繼今人類乃始有太平大同之望。而豈財富武力之所能預！則孔子之教，誠有其不可忽者，其惟吾國人善反之於己心，而一加思焉；則道不在遠，而即在吾方寸之間矣。孔子即在吾心，又何爭辨之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