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之季，士厌于经生章句之学，四方学者，荟萃京师，渐开游谈之风。
《后汉书·郭泰传》：“林宗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乃游于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
又《符融传》：“融游太学，师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简，每见融，辄绝他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奋袖，谈辞如云，膺每捧手叹息。”
至于魏世，遂有“清谈”之目。
《魏志·刘劭传》：“夏侯惠荐劭曰：‘臣数听其清谈，览其笃论，渐渍历年，服膺弥久。’”时当明帝青龙中。“清谈”之目，似始见于此。
及正始之际，而蔚成风尚。
《日知录》：“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
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玢，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有二子，太祖赐名曰粲曰咸，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王微与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言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慕如此。”
何晏、王弼为时宗师，
《晋书·王衍传》：“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
竹林诸贤，闻声继起。
《晋书·嵇康传》：“康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琊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
至于王衍、乐广，流风愈畅。
《晋书·乐广传》：“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王、乐为称首焉。”
又《王衍传》：“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矜高浮诞，遂成风俗。”
典午既东，此风盛于江左，习尚相沿，直至隋业一统，始见革除。
赵翼《二十二史劄记·清谈之习》：“当时父兄师友之所讲求，专推究老、庄以为口舌之助，《五经》中惟崇《易》理，其他尽阁束也。至梁武帝始崇尚经学，儒术由之稍振。然谈义之习已成，所谓经学者，亦皆以为谈辩之资。又梁时《五经》之外，仍不废老、庄，且又增怫义。晋人虚伪之习，依然未改，且又甚焉。风气所趋，积重难返，直至隋平陈之后，始扫除之。盖关、陕朴厚，本无此风。魏、周以来，初未渐染。陈人之迁于长安者，又已衰隳不振，故不禁而自消灭也。”
此三百年间之风气，自古学者，率致轻蔑之意，且盛加非难，甚则以谓乃五胡之乱所由兴焉。
干宝《晋纪总论》：“风俗**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其倚仗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点以为灰尘而相诟病矣。”
《晋书·儒林传序》：“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正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
《日知录》：“讲明《六经》，郑玄、王肃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弼、何晏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
虽间有持平之论，
王通《中说·周公篇》：“《诗》、《书》盛而周世灭，非仲尼之罪也。玄虚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此则典午之乱，不足以罪老、庄也。
叶正则《习学记言》：“何晏论治心慎习，放郑声，远佞人，欲因幸式乾殿，游豫后园，使大臣侍从，从容戏宴，兼省文书，询谋政事，讲论经义，为万世法。此疏殆晏所谓格君事业者乎？（按：本疏载《魏志》齐王芳八年。）然方晏等用事，而当时经生学士，谋臣武将，皆无以为然者。彼固不足以知之矣，而晏等以急利竞进之心，当幼君骄相之势，行人所不能知之学，固所以不旋踵而覆其族欤。”
又：“王凌子广论何晏、丁（谧）、毕（轨）、桓（范）、邓（飏），‘所存虽高，事不下接；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莫哀’，及司马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广树胜己，擢用贤能’等语。裴松之以为前史不载，皆习凿齿自造。（按：此见《魏志·王凌传注》。）前史载与不载，不必问，然此乃魏晋人议论两党根柢，非虚言也。盖夏侯玄、何晏以器韵玄远，为一时表则，士之神隽朗迈者争宗之。其老成重朴有局干者，皆所不悦。此司马懿所以能乘机取魏柄，俗人甘心为之役而不怪。然虽能取魏，而晏、玄之标度风流，已不可掩抑。所以晋人终于成俗，而向之不悦者，久亦消折，后生遂靡然矣。余观三代之后，道德丧坏，义利不并立，虽孔、颜、孟轲，不容有晋、楚之位，况晏、玄挟高名而竞厚利，自无全理。”
又：“傅咸言：‘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众职，各得其材，粲然之美，于斯可观。’按：陈寿史、习凿齿书，及王肃、傅嘏等所论，皆不如此。然则成败之緣誉，好恶之是非，盖未足以为千载之准的也。而学者信之，过矣。”此则正始之际，有政争之成败，有学风之新旧；史册所载，未尽得实，而何晏、夏侯玄之徒，亦未必即为后事之祸首也。
章炳麟《五朝学》：“魏、晋者，俗本之汉，陂陀从迹以至，非能骤溃。济江而东，民有甘节，清劭中伦，无曩时中原蝓薄之德，乃度越汉时也。言魏、晋俗敝者，始干宝《晋纪》，葛洪又胪言之。观洪《汉过》、《刺骄》二篇，汉俗又无以愈魏、晋。王符作《潜夫论》，迹盛衰，讥汉俗最甚。虽干宝论晋弗能过。汉之纯德，在下吏诸生间，虽魏、晋不独失也。魏、晋之侈德，下在都市，上即王侯贵人，虽汉不独亡也。粵晋之东，下讫陈尽，五朝三百年，往恶日湔而纯美不忒，此为江左有愈于汉。徒以江左劣弱，言治者必暴摧折之，不得其征，即以清言为状。”此谓江左有愈汉世也。
然于当时三百年学术风尚主要精神所在，则未见有为之抉发者。是毁誉抑扬，要为不得其真也。盖凡一时代之学术风尚，必有其一种特殊之精神，与他一时代迥然不同者。必明乎此，而后可以推阐其承先启后之迹，与其功罪得失之所在也。余尝谓先秦诸子，自孔子至于李斯，三百年学术思想，一言以蔽之，为“平民阶级之觉醒”。今魏晋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亦可以一言蔽之，曰“个人自我之觉醒”是已。此其端，肇自王充，倡内心批评之说，传统之尊严既弛，而个人之地位渐以襮著。又值世乱，生命涂炭，道义扫地，志士灰心，见时事无可为，遂转而为自我之寻究。今举当时风会所趋，言论行事，倾动一世，后人所目为清谈家派数者，一以“自我觉醒”之一语观之，即可以得其真精神之所在，而知我言之不诬也。盖王、何学风，首贵“体无”。
《晋书·王衍传》，见前引。
故平叔有“无名”之论，
张湛《列子注》引何晏《无名论》：“为民所誉，则有名者也。无誉，无名者也。夫圣人名无名，誉无誉，谓无名为道，无誉为大；则夫无名者可以言有名矣，无誉者可以言有誉矣。然与夫可誉可名者，岂同用哉？此比于无所有，故皆有所有矣。”
辅嗣有“无累”之辩，
何劭《王弼传》（见《魏志·钟会传注》引）：“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必无名无累，而后可以无物。亦必无名无累，而后可以明我也。此其意畅发之于嵇、阮。故其讥世俗也，则曰：“以多自证，以同**。”
嵇康《养生论》：“措身失理，亡之于微。积微成损，积损成衰，从衰得白，从白得老，从老得终，闷若无端。仰观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证，以同**。谓天地之理，尽此而已矣。纵闻养生之事，则断以所见，谓之不然。”
又曰：“以多同自减，思不出位。”
嵇康《答难养生论》：“凡若此类，上以周、孔为关键，毕志一诚。下以嗜欲为鞭策，欲罢不能。驰骤于世教之内，争巧于荣辱之间，以多同自减，思不出位。使奇事绝于所见，妙理断于常论。以言变通达微，未之闻也。”
曰：“多恃前言以为谈证。”
嵇康《声无哀乐论》：“夫推类辨物，当先求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
又曰：“溺于常名，莫能自反。”
嵇康《释私论》：“神以丧于所惑，而体以溺于常名。心以制于所慑，而情有系于所欲。咸自以为有是，而莫贤乎己。未有功期之惨，骇心之祸，遂莫能收情以自反，弃名以任实。乃心有是焉，匿之以私。志有善焉，措之为恶。”
此皆未晓无名之旨，因以见制于外者也。
《老子》曰：“名可名，非常名。”又曰：“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不美矣。”盖名之所存，天下争趋而忘我故言大道无名，将以使天下归真而返朴也。何晏《无名论》与嵇康溺名之诮，特所从言之异耳，其意则一本也。
曰：“各求其好，恣意所存。”
阮籍《乐论》：“自衰末之为乐也，其物不真，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于近物，同于人间，各求其好，恣意所存。”
又曰：“心奔于欲，不适所安。”
阮籍《达庄论》：“夫守十五之数，审左右之名，一曲之说也。循自然，性天地者，寥廓之谈也。凡耳目之官，名分之施，处官不易司，举奉其身，非以绝手足，裂肢体也。然后世之好异者，不顾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于彼。残生害性，还为仇敌。断割肢体，不以为痛。目视色而不顾耳之所闻，耳倾听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适性之所安。故疾疹萌而生意尽，祸乱作而万物残矣。”
曰：“劳躬役物，自毕臊秽。”
阮籍《答伏义书》：“观吾子之趋，欲炫倾城之金，求百钱之售；制造天之礼，拟肤寸之检；劳玉躬以役物，守臊秽以自毕，沈牛迹之浥薄，愠河汉之无根。其陋可愧，其事可悲。”
又曰：“怀欲求多，诈伪要名。”
阮籍《大人先生传》：“今汝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君立而虐世，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罪至不悔过，幸遇则自矜。”
此皆未晓无累之趣，因以见制于内者也。外不能识无名，内不能达无累，则我之为我者仅矣。故必破樊笼，脱牵制，一体于无，而后可以明我也。故其标学的也，则曰：“舒网笼世，开模范俗。”
阮籍《答伏义书》：“夫人之立节也，将舒网以笼世，岂樽樽以入罔？方开模以范俗，何暇毁质以适检？”
又曰：“物情顺通，越名任心。”
嵇康《释私论》：“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衷，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
然而未尝薄事为也，
阮籍《通易论》：“《易》之为书也，覆焘天地之道，囊括万物之情。道至而反，事极而变。反用应时，变用当务。应时故天下仰其译，当务故万物恃其利。”
未尝轻礼乐也，
阮籍《乐论》：“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
嵇康《声无哀乐论》：“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绝，故因其所自。为可奉之礼，制可导之乐。口不尽味，乐不竭音。揆终始之宜，度贤愚之中，为之检则，使远近同风，用而不竭。亦所以结忠信，著不迁也。”
未尝泯贤愚，忘善恶，谴是非也。
嵇康《释私论》：“傲然忘贤而贤与度会，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傥然无措而事与是俱。”
要其意，在于笃伪薄而守志，
阮籍《通易论》：“君子是以行重乎恭，丧重乎哀，笃伪薄也。”
嵇康《家诫》：“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若心疲体懈，或牵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则议于去就。议于去就，则二心交争，则向所见役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蒉而败之。以之守则不固，以之攻则怯弱；与之誓则多违，与之谋则善泄；临乐则肆情，处逸则极意。故虽繁华熠耀，无结秀之勋。终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叹息也。”
阮籍《达庄论》：“至人清其质而浊其文，死生无变而未始有云。夫别言者，坏道之谈也。折辩者，毁德之端也。气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万物之患也。故夫装束凭轼者，行以支离。虑在成败者，坐而求敌。”
明无为之趣，葆自我之真。二人文章具在，考其议论，乌有如后世所拟议哉？迹其行事，亦以感激于世变，而遂致谨于言行，进不敢为何晏、邓飏，退亦不愿与媚权附势者伍。虽古之箕子佯狂，夷齐避世，亦若是则已耳。
《晋书·阮籍传》：“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世说新语》：“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惟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
《习学记言》：“嵇康一志陆沉，性与道会，信无求于世，不幸龙章凤姿，惊众炫俗，世犹求之不已，使不以正终，盖非其罪也。”
世徒以其薄周孔、斥经典而排之，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
嵇康《难自然好学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
然孔子思狂獧，而孟子曰归洁其身，如嵇、阮者非耶？自此以降，风尚既立，流弊亦起。故阮籍有“不得复尔”之戒，
《晋书·阮籍传》：“子浑，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咸字）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此见籍之所为，自有隐衷，激而出此，故不愿其子弟之效法也。
乐广有“何必乃尔”之讥，
《晋书·乐广传》：“是时王澄、胡母辅之等，皆亦任放为达，或至**者。广闻而笑曰：‘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戴逵《竹林七贤论》：“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越礼。乐令之言有旨哉！谓彼非玄心，徒利其纵恣而已。”
嵇含有“玄虚助溺”之叹，
《晋书·忠义传》：“弘农王粹以贵公子尚主，馆宇甚盛，图庄周于室，广集朝士，使嵇含为之赞。含援笔为吊文曰：‘帝婿王弘远，华池丰屋，广延贤彦，图庄周垂纶之象，记先达却聘之事，画真人于刻桷之室，载退士于进趣之堂，可谓托非其所，可吊不可赞也。’”其辞有“借玄虚以助溺，引道德以自奖，户咏恬旷之辞，家画老庄之象”诸语，可见当时风气所趋，举世浮慕。含为康兄孙，犹有竹林遗意，不得以末流之弊，追贬前贤也。
戴逵有“无可奈何”之嗟，
《晋书·隐逸传》：戴逵著论曰：“夫亲没而采药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屡出近关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体者何？达其旨故也。达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谓好遯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为慕者，非所以为美，徒贵貌似而已矣。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且儒家尚誉，本以兴贤。既失其本，则有色取之行。怀情丧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于末伪。道家去名，欲以笃实。苟失其本，又有越检之行。情礼俱亏，则仰咏兼忘，其弊必至于本薄。夫伪薄者，非二本之失，而为弊者必托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经，而弊无常情。是以《六经》有失，王政有弊。苟乖其本，固圣贤所无可奈何也。”逵之此论，最为持平。
此则古今一体，先后同患，固非当时之独病矣。然下逮东晋诸士，其摆脱缠缚，力葆我素之态度，则固始终未有变也。兹姑拈二例，以证我说。一为阮遥集之蜡屐，
《晋书·阮孚传》：“初，祖约性好财，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财物，客至，屏当不尽，余两小簏，以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正见自蜡屐，因自叹曰：‘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神色甚闲畅。于是胜负始分。”
一为王子猷之访戴，
《晋书·王徽之传》：“徽之尝居山阴，夜雪初霁，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独酌酒，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逵，逵时在剡，便夜乘小船诣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反。人问其故。徽之曰：‘本乘兴而来，兴尽而反，何必见安道耶？’”
此皆足以见晋人之风格也。何以言之？夫好财之与好屐，自今言之，雅俗之判，若甚易辨，得失胜负，未为难决；而时人不尔者，正见晋人性好批评，凡事求其真际，不肯以流俗习见为准，而必一切重新估定其价值也。而晋人估价之标准，则一本于自我之内心。故祖、阮之优劣，即定于其所以为自我者何如耳。士少见客至，屏当财物，畏为人见，意未能平，此其所以为劣也。遥集见客至，蜡屐自若，神色闲畅，此其所以为优也。凡晋人之立身行己，接物应务，诠衡人物，进退道术者，其精神态度，亦胥视此矣。至如子猷之访戴，其来也，不畏经宿之远，其返也，不惜经宿之劳，一任其意兴之所至，而无所于屈。其尊内心而轻外物，洒落之高致，不羁之远韵，皆晋人之所企求而向往也。
《晋书·王徽之传》：“时吴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观之，便出坐舆，造竹下，讽啸良久。主人洒扫请坐，徽之不顾。将出，主人乃闭门。徽之便以此赏之，尽欢而去。”今按：此亦可见晋人风度。洒扫请坐，则走而不顾。闭门强制，乃以此见赏。要之一任内心，不为外物屈抑，凡清谈家行径，均可以此意求之。若夫圣贤之礼法，家国之业务，固非晋人之所重也。
夫所为“我”者，或羁轭于外物，或牢锢于宿习，于是而有环境，于是而有趋向，而自我之表见，常为其所摧抑而窒绝。若阮遥集之蜡屐自若，庶乎可以忘人；王子猷之到门即返，庶乎可以忘我。忘人是无环境也，忘我是无趋向也，若是而见其自我之真焉。此晋人之意也。故其礼法有所不顾，世务有所不问，而一切惟自我之无累为贵；而世乃以礼法世务责之，宜其不相人也。然晋人之所谓“我”者，终亦未能见“我”之真也。何则？晋人以“无”为本，趋向不立，则人生空虚，漂泊乘化，则归宿无所。知摆脱缠缚，而不能建树理想。知鄙薄营求，而不免自陷苟生。故晋人之清谈，譬诸如湖光池影，清而不深，不能具江海之观，鱼龙之奇；其内心之生活，终亦浅弱微露，未足以进窥夫深厚之藏，博大之蕴也。当时有裴頠著《崇有论》，可谓时代之诤友矣。
《晋书·裴頠传·崇有论》：“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资有攸合，所谓宜也。择乎厥宜，所谓情也。识智既授，虽出处异业，默语殊涂，所以宝生存宜，其情一也。悠悠之徒，察夫偏质之弊，而睹简损之善，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斯乃昏明所阶，不可不审。夫盈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过用可节，而未可谓无贵也。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务。若味近以亏业，则沉溺之衅兴。怀末以忘本，则天理之真灭。故动之所交，存亡之会也。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谓匠非有也。由此以观，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
宋、齐玄风，备见于王僧虔《诫子书》，
《南齐书·王僧虔传》：僧虔宋世尝有书诫子曰：“知汝恨吾不许汝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百日许，复徙业就玄。自当小差于史，犹未近仿佛。曼倩有云：‘谈何容易？’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通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设令袁令（粲）命汝言《易》，谢中书（朏）挑汝言《庄》，张吴兴（绪）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耶？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且论注百氏，荆州八帙，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汝皆未经拂耳瞥目，岂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宾者哉！就如张衡思侔造化，郭象言类悬河，不自劳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窥其题目，未辨其指归，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八帙所载，凡有几家？四本之称，以何为长？而终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
其自言“专一书，转通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此前辈之典型也。谓其子“开《老》《易》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便手捉麈尾，自呼谈士”，此后进之气习也。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马、郑自是马融、郑玄，然二人未尝注《老》，恐上文《老子》当作《老》《易》，观下并言《易》《老》《庄》可知。”今按：《隋书·经籍志·易下》，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隋有郑玄注《周易》九卷，梁有马融注《周易》一卷，亡。又有《周易马郑二王四家集注》十卷。指例者，如王弼有《易略例》，严遵有《老子指归》是也。
袁粲于《易》，谢朏于《庄》，张绪于《老》，此当时风流宗师也。“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此当时谈辩情景也。才性四本，
傅嘏论才性同，李丰论才性异，钟会论才性合，王广论才性离，会合之名《四本论》。又卢毓论人先举性行而后言才，李丰问之，毓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矣。”盖与刘劭之见同。（卢毓著《九州人士论》一卷，《通古人论》一卷，刘劭著《人物志》三卷。傅嘏难劭所为《都官考课法》而论才性同也。）姚信有《士纬新书》十卷，《姚氏新书》二卷，亦有才性四本之辨。
声无哀乐之类，
《嵇叔夜集》有《声无哀乐论》。
又按：荆州八帙，王鸣盛云：“荆州谓刘表。”（《十七史商榷》）《隋志》《周易》五卷，汉荆州牧刘表章句。梁有汉荆州五业从事宋忠注《周易》十卷，亡。又裴松之《三国志》注引《英雄记》：“表开学宫，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定《五经》章句，谓之后定。”今僧虔书所谓“八帙所载，凡有几家”，疑尚不止刘表、宋忠二人。王弼乃王粲族孙，其祖父凯与粲同游荆州，表以女妻之，弼父业乃刘表外孙。辅嗣《易》学渊源，或自荆州，故荆州诸《易》说，为后世所重也。
此当时言家口实，谓执谈之本，转相破解者也。此自王弼、何晏、郭象所传二百年间胜人名士所从出也。然自宋、齐以下，渐尚博涉，《老》《庄》《易》理，各有前辈陈说，必当探究，无取虚说。又兼佛学东来，儒术复盛。学者之精神，又渐转而向外。而自晚汉以来，魏晋相承，所谓“内心批评”“自我觉醒”之真义，则又渐远而渐失矣。学风之迁变，其循环往复之迹，率如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