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置《五经》博士，利禄之途，人所竞趋。至于东汉，而经学遂臻全盛。然物极则反，事穷则变，于是有抱革新之思想，出其独见，以与习俗时风相抗衡，而开思潮之新向者，则会稽王充其人也。盖汉儒说经，其功力所注，厥有两途：一曰谶纬，一曰传注。谶纬杂于方士，传注限于师法。二者皆利禄之所致也。谶纬虽有不同，

《四库提要·易纬》：“案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史纪·秦本纪》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史记·自序》引《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汉书》盖宽饶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者均以为《易纬》之文是也。盖秦汉以来，去圣日远，儒者推阐论说，各自成书，与经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书大传》，董仲舒《春秋阴阳》，核其文体，即是纬书。特以显有主名，故不能托之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渐杂以术数之言，既不知作者为谁，因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一。”

皮锡瑞《经学历史》：“纬与谶有别。图谶本方士之书，与经义不相涉。汉儒增益秘纬，乃以谶文牵合经义。其合以经义者近醇，其涉于谶文者多驳。故纬醇驳互见，未可一概诋之。”

然皆原于阴阳，为汉儒本色。

洪颐煊《经义丛钞》：“图谶乃术士之言，与经义初不相涉。至后人造作纬书，则因图谶而牵合于经义，其于经义，皆西京博士家言，为‘今文’之学者也。盖前汉说经者，好言灾异，《易》有京房，《尚书》有夏侯胜，《春秋》有董仲舒；其说颇近于图谶，著纬书者因而文饰之。《易》《书》《春秋》言灾异者多，故纬书亦多。《诗》《礼》《乐》言灾异者少，故纬书亦少。”

及王莽托言符命，

《汉书·王莽传》：“是月（平帝崩），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

光武信重图谶，

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光武微时，有蔡少公者，学谶云：‘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耶？’（刘歆以谶文欲应之，故改名秀。）光武戏曰：‘安知非仆？’（《邓晨传》）其后破王郎，降铜马，群臣方劝进，适有旧同学强华者，自长安奉《赤伏符》来，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以为受命之符，乃即位于鄗南。是谶记所说，于光武有征，故光武尤笃信其术。甚至用人行政，亦以谶书从事。且廷臣中有信谶者，则登用之。贾逵欲尊《左氏传》，乃奏曰：‘《五经》皆无证图谶以刘氏为尧后者，惟《左氏》有明文。”（《左传》：“陶康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范氏其后也。范归晋后，其处者为刘氏。”）由是《左氏传》遂得选高才生习。（《逵传》）其不信谶者，则贬黜随之。帝以尹敏博学，使校图谶，令蠲去崔发为王莽著录者。敏曰：‘谶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恐疑误后生。’帝不听，敏乃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召敏诘之，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故学为之耳。’帝深非之。（《敏传》）桓谭对帝言：‘臣不读谶书。’且极论谶书之非经，帝大怒，以为非圣无法，欲斩之。（《谭传》）帝又语郑兴，欲以谶断郊祀。兴曰：‘臣不学谶。’帝怒曰：‘卿非之耶？’兴诡辞对曰：‘臣于书有所不学，而无所非也。’兴数言政事，帝以其不善谶，终不任用。（《兴传》）是光武之信谶书，几等于圣经贤传，不敢有一字致疑矣。”

而此风益甚。

赵翼《二十二史劄记》：“朱浮自言：‘臣幸得与讲图谶。’

（《浮传》）苏竟与刘龚书曰：‘孔子秘经，为汉赤制，元包幽室，文隐事明，火德承尧，虽昧必亮。’（《竟传》）郑康成戒子，亦自言‘睹秘书纬术之奥’。（《康成传》）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范蔚宗曰：‘世主以此论学，悲哉！’”

朱彝尊《说纬》：“东汉之世，以通七纬者为内学，通《五经》者为外学。其见于《范史》者无论，谢承《后汉书》称姚浚‘尤明图纬秘奥’。又称：‘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载稽之碑碣，于有道先生郭泰，则云：‘考览《六经》，探综图纬，于太傅胡广，则云：‘探孔子之房奥。’于太尉杨震，则云：‘明河洛纬度，穷神知变。’当时之论，咸以内学为重。”

传注解说之勤，亦动辄数十万言。

《汉书·儒林传赞》：“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平帝），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业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王充《论衡·效力篇》：“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博士弟子郭路夜定旧说，死于烛下。”桓谭《新论》：“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后汉书·周防传》：“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景鸾传》：“著述凡五十余万言。”《郑玄传》：“玄所注凡百余万言。”《伏湛传》：“湛弟黯，明《齐诗》，改定章句。湛兄子恭传黯学，减省黯章句为二十万言。”

《桓荣传》：“荣受朱普章句四十万言，荣减为二十二万言，其子郁又删省成十二万言。”

刘歆所谓“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者，盖先汉已然，而后汉为尤甚也。故汉儒之学，用力虽勤，而溺于迷信，拘于尊古，至其末流，弊益彰著。王充则对此潮流而下锐利之宣战书者也。其著述传后者为《论衡》。

《后汉书·王充传》：“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以为俗士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

其自述著作之意，则在批评世俗传说，以期符于真实。

《论衡·自纪篇》：“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姑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

又《对作篇》：“《论衡》者，所以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

又《佚文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其对于当时传统思想，为有力之攻击者凡四：一为反对天人相应阴阳灾变之说，

又《自然篇》：“天之不欲生五谷丝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灾变不欲以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气自变而人畏惧之。”

“三皇之时，坐者于于，行者居居，乍自以为马，乍自以为牛，纯德行而民瞳矇，晓惠之心，未形生也。当时亦无灾异。如有灾异，不名曰谴告。何则？时人愚蠢，不知相绳责也。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灾异时至，则造谴告之言矣。夫今之天，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谴告之言，生于今者，以人心准况之也。”

“夫天无为故不言。灾变时至，气自为之，夫天地不能为，亦不能知也。”

《寒温》、《谴告》、《变动》、《招致》（原阙）、《明雩》、《顺鼓》、《乱龙》、《遭虎》、《商虫》、《讲瑞》、《指瑞》、《是应》、《治期》、《自然》、《感类》诸篇，皆论此事。

一为反对圣人先知与神同类之说，

又《实知篇》：“所谓神者，不学而知。所谓圣者，须学以圣。以圣人学，知其非神。”

“圣不能神，则贤之党也。”

又《知实篇》：“使圣人达视远见，洞听潜闻，与天地谈，与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谓神而先知，与人卓异。今耳目闻见，与人无别，遭事睹物，与人无异。差贤一等耳，何以谓神而卓绝？夫圣犹贤也。人之殊者谓之圣，则圣贤差小大之称，非绝殊之名也。”

“故夫贤圣者，道德智能之号。神者，眇茫恍惚无形之实。实异，质不得同。实钧，效不得殊。圣神号不同，故谓圣者不神，神者不圣。”

《实知》《知实》《定贤》诸篇皆论此。

自今观之，圣贤同类，与神异实之论，若为极平常之见地。而在当时，今文博士灾异谶纬之学，方弥漫于一世，莫不尊孔子若神明，以谓一切前知，造为荒诞之说，以媚汉而自重。

《实知篇》载当时儒者之言曰孔子将死，遗谶书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邱而亡。’又曰：‘董仲舒乱我书。’又书曰：‘亡秦者胡也。’”按：此皆“今文”经生媚汉自重之证也。圣人早知秦之当亡，即不啻默许汉之当王也。《案书篇》曰：“谶书云：‘董仲舒乱我书。’盖孔子言也。读之者或谓乱我书者，烦乱孔子之书也。或以为乱者理也，理孔子之书也。共一‘乱’字，理之与乱，相去甚远。夫言烦乱孔子之书，才高之语也。其言理孔子之书，亦知奇之言也。”今按：“今文”经生下一“乱”字，煞费苦心。孔子径谓仲舒理我书，则若仲舒地位过高，人不之信。孔子谓乱我书，则闪烁其辞，若恶之而深喜之，若斥之而深许之矣。“今文”家之浅陋而可笑，率类此。

愚者信之，黯者喜之，喜之切而亦不自禁其信之焉。则欺人者所以自欺，而孔子遂为教主，诸书遂为经典，谶纬遂为符命。则王充之论，亦诚不可以已也。

一为反对尊古卑今之论，

又《齐世篇》：“夫上世治者圣人也，下世治者亦圣人也。圣人之德，前后不殊，则其治世，古今不异。”

“上世何以质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见上世之民，饮血茹毛，无五谷之食，后世穿地为井，耕土种谷，饮井食粟，有水火之调；又见上古岩居穴处，衣禽兽之皮，后世易以宫室，有布帛之饰，则谓上世质朴，下世文薄矣。”

“世人见当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则谓上世朴质，下世文薄。犹家人子弟不谨，则谓他家子弟谨良矣。”

“使当今说道深于孔、墨，名不得与之同；立行崇于曾、颜，声不得与之钩。何则？世俗之性，贱所见，贵所闻也。”

《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佚文》诸篇，均论此意。

一为反对专经章句之学，

又《谢短篇》：“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今，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儒生不能知汉事，世之愚蔽人也。”

又《效力篇》：“诸生能传百万言，不能览古今，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

又《别通篇》：“颜渊曰：‘博我以文。’才知高者，能为博矣。颜渊之曰博者，岂徒一经哉？今不能博《五经》，又不能博众事，守信一学，不好广观，无温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览之暗，其谓一经是者，其宜也。”

“学士同门，高业之生，众共宗之。何则？知经指深，晓师言多也。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为深也多，岂徒师门高业之生哉？”

又《超奇篇》：“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

“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

又《书解篇》：“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诸子尺书，文明实是，说章句者，终不求解扣明，师师相传，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

《程材》《量知》《谢短》《效力》《别通》《超奇》《状留》诸篇，皆论此意。时人又谓儒生不及文吏，故篇中亦附辩焉。

以尊古卑今之见，守专经章句之业者，此则汉儒之通病，为习“今古文”学者所同然也。上举四点，诚为汉儒短处。王充能得其症结，施以批导，于是视听一新，风尚丕变。虽亦运会所趋，不尽学者著述之功，而所谓鸿儒之篇章，其势力要不可轻视也。此外对于儒书儒说，世俗迷信，一切虚妄，均加辩诘。

《物势》《奇怪》《书虚》《变虚》《异虚》《感虚》《福虚》《祸虚》《道虚》《语增》《儒增》《艺增》《谈天》《说地》《死伪》《纪妖》《正统》诸篇皆辩儒书虚妄。

《龙虚》《雷虚》《论死》《订鬼》《四讳》《鐧时》《讥曰》《卜筮》《辩崇》《难岁》《诘术》《解除》《祀义》《祭意》诸篇，皆发世俗迷误。

而其转移三百年学术思想，开后来之新局者，则在退孔、孟而进黄、老，

《论衡》有《问孔》、《非韩》（非）、《刺孟》。盖孔孟儒者，当时所重。韩非刑名，亦得用事。汉人始则黄老刑名，终则阴阳刑名，刑名始终见信。王充著书力辩儒生不如文吏之说，足征当时风尚也。《孟子》亦自西汉时已大行，观《盐铁论》所叙贤良文学应对，大抵依据孔、孟，而证引孟氏之言尤多。后儒谓《孟子》至唐、宋始见尊信，亦非。

《自然篇》：“说合于人事，不入于道意，从道不随事，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其挹引黄、老处，多不胜举。

轻闻见而重心知。

《论衡》立说，凡世间事物，无论古来传说如何，当时习俗如何，一一反向自心，问其是非。

故其书虽若向外寻索，实主内心批评。与其谓之重证验，不如谓之重思考。下举数语，可明其意。

《知实篇》：“如心揣度，以决然否。”

《正说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

《对作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虚浮之事，辄立证验。”

《薄葬篇》：“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失实之议，难以教，虽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丧物索用（溺丧外物，以求实用），无益于世，此盖墨术所以不传也。”此节评“墨”颇精辟。其论与庄子相符。可见《论衡》虽疾虚妄，求真实，而特重“内心诠订”之实，非关“耳目闻见”之实。因耳目闻见则仍不免为虚象也。《墨子》三表：“上本之上古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方法若甚细密。然本此而论有天志，有鬼，而不自知其误，则以过重实效，而不能诠订于内心也。王充于上古圣王传说，最所怀疑；于百姓耳目及人民利益，均不注重。故曰“从道不随事”。其轻视事实与功利之态度，亦可见矣。

其影响于当时之学术界者甚大。王符著《潜夫论》，仲长统著《昌言》，崔宴著《政论》，刘劭著《人物志》，应劭著《风俗通义》，皆“指讦时短，讨掮物情”，弃章句而慕“超奇”，有王氏之风焉。外如蔡邕、王朗，

袁山松《后汉书》：“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得《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抱朴子》曰：“时人嫌蔡邕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惟我与尔共之，勿广也！’”

孔融，

《后汉书·孔融传》：“路粹枉状奏融曰：‘融前与白衣祢衡跌**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

今按：史文虽云路粹枉奏，恐融亦自有此论，非粹所能造也。其论盖发自《论衡》，而融自喜之耳。《论衡·物势篇》：“天地合气，人偶自生。由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子生矣。”又《自然篇》：“万物自生，天不须复与也。由子在母怀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与知哉？”此种议论，新奇可喜，宜其耸动一时之观听，而儒家五六百年来以孝治天下之伦理，根本遭其打击矣。

《艺文类聚》八十五引：孔文举为北海相，有遭父丧，哭泣墓侧，色无憔悴，文举杀之。又有母病瘥，思食新麦，家无，乃盗熟麦而进之。文举闻之，特赏曰：“无有来讨，勿复盗也。”盗而不罪者，以为勤于母饥。哭而见杀者，以为形悲而心否。今按：如此等处，脱略形迹，直求本心，上承王充之绪，下开魏晋清谈之端。当时学者态度之激变，未可轻忽视也。

又《艺文类聚》十二引孔融《周武王汉高祖论》，似从《论衡·宣汉》《恢国》诸篇中出，魏文兄弟《论周成汉昭优劣》，亦是一意。

《御览》三百五十六引孔融云：“古圣作犀兕革铠，今益领铁铠，绝圣甚远。”七百六十二引孔融云：“贤者所制，或跨圣人。水碓之巧，胜于断木掘地。”均取《论衡·齐世篇》所讥世俗“高古下今贵闻贱见”之意。

王粲，

王粲《难钟荀太平论》取意《论衡·儒增》诸篇。《儒吏论》似《论衡·程材》《量知》。粲嗣子业，业子即辅嗣也。

曹植，

《相论》《辨道论》《令禽恶鸟论》诸篇，均受《论衡》影响。

阮籍，

阮籍《大人先生传》：“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挥中乎？”语袭《论衡·奇怪篇》：“人虽生于天，犹虮虱生于人。”《物势篇》：“人之于天地也，犹鱼之于渊，虮虱之于人也。”

《晋书·阮籍传》：“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豚，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如此行径，虽若奇特，推其心理，亦由求实际而爱批评中来。其根源亦在《论衡》。《薄葬篇》：“儒家以为死人无知，不能为鬼，然而赙祭备物者，亦不负死以观生也。夫言死无知，则臣子倍其君父。故曰丧祭礼废，则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则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则不孝狱多。圣人惧开不孝之源，故不明死无知之实。”此论儒家注重葬祭心理极显豁。既而批评其是非，则曰：“异道不相连。事生厚，化自生。虽事死泊，何损于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无所知，倍之何损？明其无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无知，成事已有贼生之费。未死之时，求卜问医，冀祸消、药有益矣。既死之后，虽审如巫咸，良如扁鹊，终不复生。何则？知死气绝，终无补益。治死无益，厚葬何差乎？”又曰：“死亲之魂，定无所知。今厚死人，何益于恩？倍之弗事，何损于义？”嗣宗非不孝其母，然母则既死，匍匐而归，哭泣擗踊，此复奚益？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食粥自苦，于死何关？所以临诀而饮二斗酒，又加以一蒸豚，而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卷五）此非王充薄葬之意乎？

又《王充传》：“充少孤，乡里称孝。”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以《论衡·自纪篇》历诋其祖父之恶，又直呼父名，不言讳，疑之。孔融十三丧父，史称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而路粹奏其云云，其判哭父又云云。此皆与阮籍一路，必以世俗礼法绳之，则不识其真性情之所在也。

其人言论行事，皆足以鼓**一世，为人心所归仰；而莫不舍两汉之旧风，慕王氏之新趋；则其魔力之大，为如何矣？然考其所论，指摘儒生，评弹世俗，诚已卓越。而开示大道，标揭正义，所以牖民定俗，以觉世之迷罔而达之于天德者，则王氏犹非其任。其议论之所至，每多缺憾。而尤以绝端之命定论为甚。盖墨家“非命”，所以戒人之惰。儒家“知命”，所以劝人之勤。两家立说，皆本人事。王充则“从道不随事，合黄、老之义”，一守“自然”而主命定。其初特以破《公羊》天人感应之说，而矫枉过正，使人爽然失其用力之意。

《命禄篇》：“命富之人，筋力自强。命贵之人，才智自高。”又：“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薄，求之无益。”

又：“信命者则可幽居俟时，不须劳精苦形求索之。”此论一人之祸福吉凶，无系乎人为也。

《治期篇》：“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所损益。”又：“贤君能治当安之民，不能化当乱之世。”又：“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又：“教之行废，国之安危，皆在命时，非人力也。”此论一世之治乱安危，无系乎人为也。

《逢遇》《累害》《命禄》《气寿》《幸偶》《命义》《无形》《率性》《吉验》《偶会》《骨相》《初禀》《本性》《物势》《奇怪》诸篇，皆发命定之义。

循至于典午清谈，视亡国若无事，亦未始非王氏之论有以助成之也。

章太炎《五朝学》：“孔融刺青州，为袁谭所攻，流矢雨集，犹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陷而奔。阮简为开封令，有劫贼，外白甚急。简方围棋，长啸曰：‘局上有劫甚急。’斯盖王导、谢安所从受法。”

至其重心知，蔑耳目，尚思辨，略证验，惟求理论之一贯，不问事实之效应；故虽深疾虚妄，冀悟迷惑，而后人之受其影响者，转在彼而不在此；则亦非王氏之初愿也。

章太炎《检论·学变》：“《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摘发，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者也。然善为蠭芒摧陷而无枢要足以持守，惟内心之不光颎，故言辩而无继。”不知王氏之影响于后世者，正在其主内心之诠订，与命定自然之说，皆其积极建树之所在，其力尤胜于其所欲摧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