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史上经过魏晋南北朝一段中衰时期，接着又是隋、唐复兴之盛运，西元五八九至九〇六前后三个世纪，在这时期里，经济文物，较之秦、汉时代，似乎尚有过之无不及。论其疆土，唐代极盛时，北逾大漠，南统安南，东北视汉稍狭，而西境较汉犹广。那时的四夷君长，群尊唐太宗为“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由唐下诏册立其后嗣，这俨然是当时的一个世界联邦，而唐为之宗主。唐人因于四边设六都护府，以护理归化诸异族。安东都护府在朝鲜，安西及北庭都护府在新疆，安南都护府在安南，安北都护府在科布多，云中都护府在蒙古，可见唐代立国规模之宏阔。

论其政治，依然还是秦、汉传统规模，王室与政府分立，君权与相权互济。那时的相权，划分为三机关执掌：

一：中书省，司发命之权。

二：门下省，司审核之权，

三：尚书省，司执行之权。

但中书、门下两省，依惯例常合署办公，共同掌握发布命令之权。尚朽省则综绾全国行政事宜，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成为全国行政之总枢纽。此后宋、元、明、清四代的尚书省，大体沿袭唐制。这一个组织详备的行政系统，实为汉代所未有。

有名的《唐六典》，成书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西元七三五）。《周礼》全书共分三百六十官，把全国政治、社会、经济、教育、文化、武事，一切在一个理想的制度下支配职掌，这是中国战国时代的一部“《乌托邦》”。他把极高玄的理想，在极繁密的制度中表达。这可说是中国民族对于控制人事能力创造政治理想具有一种极优越的天才之具体表现。此下如西汉末年之王莽，北周时代之苏绰，皆多少依据《周礼》来做变法之张本。隋、唐政治制度，本沿北周而来，故唐制中，本来有不少依照着《周礼》书中规模的。即如尚书省六部，便沿《周礼》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而来。但《周礼》到底是一部理想的书，只是先秦时代一个不知名的学者胸中的一个理想同的描写，《唐六典》则大体根据当时事实，虽亦有几许理想的成分羼杂，我们不妨认此书为当时一部政府组织法典，或可说是一部成文的大宪章。唐代政治大体上依照此书之规定而推行，此后宋、元、明、清四代，亦都遵奉此书为行政圭臬。理想的《周礼》，实现为具体的《唐六典》，这又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绝大的成绩。

其次如唐律，汇合先秦、两汉以来，历代法律菁华，为中国法系成熟之结晶品。其法律全部之用意，重人品，重等级，重责任，论时际，论关系，去贪污，定主从，定等次，重赔偿，重自首，避操纵，从整个法律精神中间，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之甚深意义，不仅为后来宋、元、明、清四代法律之蓝本，而且顺适行使于国外，东起日本，西达葱岭，北方契丹、蒙古诸族，南方安南诸邦，全都是唐律广被行使之地。

现在再论到唐代一般国民负担，如赋税与兵役等，似乎亦较汉代为轻减。汉人三十税一，税额已极轻，但唐代更轻，实际只合四十税一之数。唐代的“租庸调”制，沿接北周“均田”制度而来，全国农民均各计口授田，因有授田始有“租”，壮丁的力役为“庸”，地方土产之贡献为“调”。庸、调与田租配合征收。依理论，全国没有一个无分田的农民，因此也不应该有一个农民负担不起他应向国家缴纳的租、庸、调。汉代只做到“轻徭薄赋”，唐代则进一步已做到“为民制产”。先使每一国民有他普通水准以上的生活凭藉，再继之以轻徭薄赋，国民经济自然更易繁荣。汉人的眼光，常注意于裁抑兼并，如董仲舒主张限民名田，即限止每一国民最高额的土地私有量，直到王莽主张把田亩收归国有皆是，唐代则进一层注意到田亩之平均分配，使下级农民皆有最低额之田亩，则上层豪强之兼并，自可不禁自绝。

对于商业方面，汉、唐政策亦相随而不同。汉代对商人开始即采一种裁抑政策，唐代则颇采放任主义。故在汉武帝时，盐、铁由官家专营，不许商卖，而唐初，则不仅准许商营，而且还全不收税。我们可以说，汉代的经济政策，尤其是汉武帝时代，常偏在压抑高层经济，而对低层的则忽略了。唐代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唐初如太宗时代，则注意在培植低层经济，而对高层的则较为宽大与自由。因此唐代社会富力，亦较汉代增高。

再论到兵役，汉代是“寓兵于农”的，全国壮丁皆须服兵役，这是通国皆兵的“兵农合一制”。唐代则寓农于兵，只是一种“选农训兵制”。在国内挑定几百个军事区域，把那些区域以内的某些处农村特别武装起来，使临时负战斗，平时负保卫的责任，这叫做“府兵制”。全国大概有五六百府，最多时达七百余府。全数只有四十万军队。这些府兵，一样由国家授给田亩，自己耕种，因此在国家可省养兵之费。只在农事外，由国家特设将领即折冲都尉施以长时期的军事训练。此制较汉制有几个优点。

一则：汉代一个国民受军训与军役的时期，不出两年，唐代府兵则常在军训中，因此其训练易于更精熟。

二则：汉代凡属穷苦大众皆须服兵役，唐代府兵则挑身家殷实者充之。当时分国民经济为九等，府兵家产须在六等以上，即中上之家。下等人户不得充府兵，因此军队素质易于提高。

三则：汉代全国军力普遍平等，唐代则于需要处设军区，更需要处得多设，不需要处得不设，较为活动。

四则：汉代全民皆兵，那时丞相的儿子，亦都在壮丁时期荷戈戍边唐制则大多数同民皆可避免兵役。依照中国人传统和平观念与其文化理论，要强迫全国人民都学杀人打仗，究竟不是理想的好境界。现在虽不能完全达到人类全体和平，但大多数的民众，则已可以毕生不见兵革了。

二

但在唐代更重要的一个进步，则为当时新创设的一种“科举制度”。中国政治在秦、汉以下，早已脱离了贵族政治与军人政治的阶段，全国官吏，由全国各地分区推选，这早已是一种平民政治了。不过汉代的选举，虽说是乡举里选，其权实操之于地方长官，即太守，仅由地方长官采纳乡里舆论，而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地方长官手里。因此虽则全国政治人员均来自民间，而渐渐不免为来自民间之一个较狭小的圈子里，这样便逐步在民间造成了一种特殊阶级，此即东汉末年以下之所谓“门第”，我们现在则称之谓“变相的新贵族”。待到三国魏晋，兵乱相寻，地方政治解体，选举无法推行，乃有临时创设的所谓“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由各地方在中央政府服务的大官吏中，遴选一人为“中正”，使其代表各本地方人之一般意见，把其乡士人才分列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造为簿册，上之政府。政府则根据此项簿册，以为用人之标准。

此一制度，用意仍与汉代之乡举里选制相差不远。只是汉代之察举，由地方长官执行，而魏、晋以下之九品中正，则为中央官吏之兼差。彼等因在中央服务，自然更不易知道地方舆论之真情实况，而那时的门第势力愈来愈盛，因此中正的九等表，终不免即以门第高下为标准。如此则九品中正渐渐成为门第势力之护符。

直到隋、唐，再将此制改进，成为一种公开竞选的考试制度。地方人士有志在政治上活动的，皆可向地方官吏亲自报名应试。地方官即将此等应试人申送中央政府，由中央特派官吏加以一种特定的试验。凡中第合选的人即无异取得了一种做官从政的许可状，将来可在政治界出身。其不中选的，则失却政府任用的资格。如此一来，其中选权皆由公开的考试标准而决定，无论地方官或中央官，都不能再以私意上下其间。

汉代的察举标准，大体不外两项：

第一：是乡里之舆论，大体以偏于“日常道德”方面者为主。

其次：是在地方政府的“服务成绩”，因汉制应选者必先为吏，故此项亦居重要。

如此则汉代所得，自然偏于才德笃实之人才。魏、晋以下的中正制度，一方面因与乡里远隔，不易采取真正的舆情；又因九品簿册，不限于服务为吏的人，因此不注重其实际才能。如此则真实的“才”与“德”两方面俱忽略了，只依照当时门第贵族盛行的庄老清谈，即一种带有哲学意味而超脱世俗的幽默谈话，用作高下的标准。

唐代科举，由中央公开考试，亦不注重乡里舆情，但应考资格有“身家清白”一条，便把道德上消极的限制规定了。只要其人实有不道德的消极缺点，便可剥夺他的应考权。唐代考试，亦不限于做吏的人，则注重实际服务成绩一端亦失去了，但唐代进士中第，依然要照实际的吏才成绩递次升迁，则此条亦可兼顾。

因此唐代的考试制度，实际所重，似乎只是一种“才智测验”。只要其人道德上无严重的大毛病，而其聪明才智过人者，便让他到实际政治界去服务，然后再依他的成绩而升进，这是唐代科举制度的用意所在。

唐代科举，所重者专在一种文字的考验。其先亦曾注重考验其对于实际政治问题之理论方面，亦曾考验其对于古代经籍之义解方面，但这两种考验，皆易陈腐落套，皆易钞袭雷同，因此以后考试，遂专偏重于“诗赋”一项。一则诗赋命题可以层出无穷。杏花柳叶，酒楼旅店，凡天地间形形色色，事事物物，皆可命题。二则诗赋以薄物短篇，又规定为种种韵律上的限制，而应试者可以不即不离的将其胸襟抱负，理解趣味，运用古书成语及古史成典，婉转曲折在毫不相干的题目下表达。无论国家大政事人生大理论，一样在风花雪月的吐属中逗露宣泄。因此有才必兼有情，有学必兼有品。否则才尽高，学尽博，而情不深，品不洁的，依然不能成为诗赋之上乘。唐代以诗赋取士，正符合于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注重的几点，并非漫然的。

三

唐代科举制度，同样为宋、元、明、清四代所传袭，沿续达千年之久。这是建筑中国近代政治的一块中心大柱石，中国近代政治全在这制度上安顿。同时亦是近代中国文化机体一条大动脉。在此制度下，不断刺激中国全国各地面，使之朝向同一文化目标而进趋。中国全国各地之优秀人才，继续由此制度选拔到中央，政治上永远新陈代谢，永远维持一个文化性的平民精神，永远向心凝结，维持着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魏、晋以下的门第新贵族，因科举制度之出现而渐渐地和平消失于无形。自宋以下，中国社会永远平等，再没有别一种新贵族之形成。最受全国各级社会尊视的，便是那辈应科举的读书人。

那辈读书人大体上全都拔起于农村。因为农村环境是最适于养育这一辈理想的才情兼茂，品学并秀的人才的。一到工商喧嚷的都市社会，便不是孵育那一种人才的好所在了。那些人由农村转到政府，再由政府退归农村。历代的著名人物，在政治上成就了他们惊天动地的一番事业之后，往往平平淡淡退归乡村去，选择一个山明水秀良田美树的境地，卜宅终老，这在一方面自然亦是受他早年那种文艺薰陶的影响。即在城市住下的，也无形中把城市乡村化了，把城市山林化了。退休的士大夫，必有一些小小的园林建筑，带着极浓重极生动的乡村与山林的自然天趣。他们的弟侄儿孙，一个个要在这公开竞选制度下来自己寻觅出路，自己挣扎地位，他们丝毫沾不到父兄祖上已获的光辉。直要等到他们屡代书香，渐渐把一个最适合于孕育文艺天才的肖然环境隔绝了，富贵尘俗，把他们的家庭逐渐腐化，而另几个优秀天才的家庭又开始，从清新幽静的乡村里平地拔起，来弥缝了那几个破落旧家庭的罅隙。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文化的国家，凭藉这一个文艺竞选的考试制度，把传统文化种子始终保留在全国各地的农村，根柢盘互日深，枝叶发布日茂，使全国各地农村文化水准，永远维持而又逐步向上。几乎使无一农村无读书声；无一地方无历史上的名人古迹。农村永远为中国文化之发酵地，不得不说多少是这一个制度之功效。

再从此渗透到中国人传统的家族宗教“孝”，与乡土伦理“忠”。若依近代术语说之，“孝”的观念起于“血缘团体”，“忠”的观念起于“地域团体”。中国人所谓“移孝作忠”，即是“由血缘团体中之道德观念转化而成地域团体中之道德观念”。惟中国人又能将此两观念，巧妙而恰当地扩展，成为一种“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基本道德观念，以及自然哲学“天人合一”与和平信仰“善”的种种方面去。

我们只须认识到中国文化之整个意义，便不难见这一制度在近千年来中国史上所应有之地位。我们不妨说，在近代英、美发育成长的一种公民竞选制度，是一种偏重于“经济性的个人主义”之表现。而中国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则为一种偏重于“文化性的大群主义”平民精神之表现。偏经济性的比较适宜于工商竞争的社会，而偏文化性的则比较适宜于农业和平的社会。

四

现在让我们把唐代社会，再回头作一概括的瞻视。唐代的武力是震烁一时的，再不患外寇之侵凌了。唐代的政治也已上轨道，带有传统文化性的平民精神正在逐步上升。唐代的社会经济，也可说一时没有问题了，一般的平民，各有他们水准以上的生活。唐代社会早已到了一个内在安富外观尊荣的地位。试问那时的人生，再需要往那里去？在这问题的解答下，正可指出中国文化前进之终极趋向，让我此下再慢慢道来。

中国文化是一种传统爱好和平的，这已在上文述过，因此中国人始终不肯向富强路上作漫无目的而又无所底止的追求，若论武力扩张，依照唐代国力，正可尽量向外伸展。但即在唐太宗时，一般观念已对向外作战表示怀疑与厌倦。中国人对国际，只愿有一种和平防御性的武装。唐代虽武功赫奕，声威远播，但中国人的和平头脑始终清醒。在唐代人的诗里，歌咏着战争之残暴与不人道的，真是到处皆是，举不胜举。中国人既不愿在武力上尽量扩张，向外征服；同时又不愿在财富上尽量积聚，无限争夺。在唐代的社会情况下，无论国外国内贸易，均有掌握人间绝大财富权之机会与可能。但中国人对财产积聚，又始终抱一种不甚重视的态度，因此在当吋一般生活水准虽普遍提高，但特殊的资产阶级，过度的财富巨头，则永不产生。

根据唐人小说，只见说：许多大食、波斯商人在中国境内经营财利积资巨万，但中国人似乎并不十分歆羡。诗歌文艺绝不歌颂财富，这是不需再说的。这不仅由于中国政治常采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不让私人财力过分抬头，亦由中国人一般心理，都不肯在这一方面奋斗。否则傥使中国人大多数心理，群向财富路子上去，则政府的几条法令，到底亦防不住资本势力之终于泛滥而横决。因此唐代社会虽极一时之富强，但唐代人之内心趋向则殊不在富强上。只因凭藉了唐代当时这一点的富强基础，而中国文化之终极趋向，在唐代社会里不免要花葩怒放，漫烂空前的自由表白了。

我所说的中国传统和平文化，决不是一种漫无目的，又漫无底止的富强追求，即所谓权力意志与向外征服；又不是一种醉生梦死，偷安姑息，无文化理想的鸡豕生活；也不是消极悲观，梦想天国，脱离现实的宗教生活。中国人理想中的和平文化，实是一种“富有哲理的人生之享受”。深言之，应说是富有哲理的“人生体味”。那一种深含哲理的人生享受与体味，在实际人生上的表达，最先是在政治社会一切制度方面，更进则在文学艺术一切创作方面。

中国文化在秦、汉时代已完成其第一基础，即政治社会方面一切人事制度之基础。在隋唐时代则更进而完成其第二基础，即文学艺术方面一切人文创造的基础。这在孔子书里特别提出的“仁”与“礼”之两字，即包括了此一切。“仁”是人类内在共通之一般真情与善意，“礼”是人类相互间恰好的一种节限与文饰。政治社会上一切制度，便要把握此人类内在共通之真情，而建立于种种相互间恰好之节限与文饰上。文学与艺术亦在把握此人类内在共同真情，而以恰好之节文表达之。全部人生都应在“把握此内在共同真情而以恰好之节文表达之”的上面努力：

中国人理想的和平文化，简言之，大率如是。政治、社会种种制度，只不过为和平人生做成一个共同的大间架。文学、艺术种种创造，才是和平人生个别而深一层的流露政治、社会一切制度譬如一大家宅或大园林，文学、艺术是此房屋中之家具陈设，园林里的花木布置。中国人的家屋与园林已在秦、汉时代盖造齐全，隋、唐时代再在此家屋里讲究陈设，再在此园林里布置花草。至于全部设计，则在先秦时代早已拟成一个草案了。

五

现在要开始叙述唐代文学艺术之发展，却须抢先约略插说一段唐代“佛教之蜕变”。佛教来自印度，其本身带有一种极浓重的厌世离俗的思想，尤其是初期的小乘佛教，更显得如此。正值三国、两晋中国大乱，人心皇皇一时无主，相率由道士、神仙、庄、老玩世的不严肃态度下转入佛教，悲天悯人，蕲求出世，这亦是一时的不得已。不久中国佛学界即由小乘转进大乘，这已是由宗教出世的迷信，转到宇宙人生最高原理之哲学的探求了。那时尚在东晋末叶，南北朝开始的时代。但佛教精神无论大乘、小乘，要之有他一番浓重的厌世离俗观，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到底有所不合。因此一到隋、唐时代，世运更新，佛教思想亦追随演变，而有中国化的佛教出现。最先是陈、隋之际开始的天台宗，他们根据人类心理，兼采道家传统庄、老哲学，而创生了一套新的精神修养与自我教育的实际方法，他们虽未脱佛教面目，但已不是小乘佛教之出世迷信，也不是大乘佛教之纯粹的哲学思辨，也并不专在一切宗教的威仪戒律上努力。他们已偏重在现实人生之心理的调整上用工夫，这已走入了中国传统文化要求人生艺术化的老路。再由天台转入禅宗，那个趋势更确定，更鲜明了。而且也更活泼更开展了。

唐代禅宗之盛行，其开始在武则天时代，那时唐代，一切文学艺术正在含葩待放，而禅宗却如早春寒梅，一枝绝娇艳的花朵，先在冰天雪地中开出。禅宗的精神，完全要在现实人生之日常生活中认取，他们一片天机，自由自在，正是从宗教束缚中解放而重新回到现实人生来的第一声。运水担柴，莫非神通。嬉笑怒骂，全成妙道。中国此后文学艺术一切活泼自然空灵脱洒的境界，论其意趣理致，几乎完全与禅宗的精神发生内在而很深微的关系。所以唐代的禅宗，是中国史上的一段“宗教革命”与“文艺复兴”。那时中国文化，还是以北方中国黄河流域为主体。但唐代禅宗诸祖师，你试一查考他们的履历，几乎十之八九是南方人，是在长江南岸的人。乃至在当时尚目为文运未启的闽、粤、岭南人，也在禅宗中崭然露头角。

禅宗实际的开山祖师第六祖慧能（西历六三八至七一三），他本是一北方人，而流落粤南，见称为南方“獦獠”的。当时的禅宗兴起，实在是南方中国人一种新血液新生命，大量灌输到一向以北方黄河流域为主体的中国旧的传统文化大流里来的一番新波澜新激动。单就宗教立场来看，也已是一番惊天动地的大革命。从此悲观厌世的印度佛教，一变而为中国的一片天机，活泼自在，全部的日常生活一转眼间，均已“天堂化”、“佛国化”，其实这不啻是印度佛教之根本取消。但在中国社会上，在中国历史上，如此的大激动，大转变，却很轻松很和平的完成了。只在山门里几度瞬目扬眉，便把这一大事自在完成。我们若把这一番经过，来与西方耶教的宗教革命作一个比拟。他们是流血残杀，外面的争持胜过了内面的转变。我们则谈笑出之，内里的翻新胜过了外面的争持。这岂不已是中国文化最高目的之人生艺术化一个已有成绩的当前好例吗？

从唐代有禅宗新佛教之创始，一面是佛教思想内部起革命，直影响到宋儒道学运动，把中国思想界的领导权，再从佛教完全转移到儒家的手里来。这一层都属思想史上的问题，此处不拟详述。另一面是中同社会之日常人生，再由宗教庙宇里的厌世绝俗，严肃枯槁，再回到日常生活自然活泼的天趣中来，这便辟开了文学、艺术一条新道路，当在下面逐次序述。

六

文学、艺术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源甚早，但到唐代，有他发展的两大趋势。

一：由贵族阶级转移到平民社会。

二：由宗教方面转移到日常人生。

大体说来，宗教势力本易与贵族特权结不解缘。只要社会上封建贵族的特权势力取消，宗教的号召与信仰，亦将相随松懈。古代中国的宗教势力，已随春秋、战国时代封建贵族之崩溃而失其存在。东汉以下，新的门第产生，变相的封建贵族复活，印度佛教适亦乘时东来。隋、唐以下，科举制兴，门第衰落，佛教势力亦渐次走上衰颓的路。因此唐代的文学、艺术，遂很显著的有此从贵族到平民从宗教到日常人生的两大趋势，亦是相随于当时的历史大流而自然应有的。

现在先说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必溯源于《诗经》三百首。但那时还在封建贵族时代，虽则三百首《诗经》里，有不少平民社会的作品，但到底那三百首诗是由政府收集而流行在贵族社会的，不好算他是纯粹的平民文学。战国时代的《楚辞》，亦似山平民社会开始，但到底还发育成长在贵族阶级的手里。汉代的“辞赋”，沿袭“楚骚”而来，大体上还流行在宫廷王侯间，成为一种寓有供奉上层贵族消遣性的文学。那时的“乐府歌辞”，亦还和古代《诗经》一般由民间采上政府，同样不脱上层阶级之操持。但到“五言诗”逐渐发展，纯粹平民性的文学亦逐渐抬头一到魏、晋、南朝，五言歌诗更盛行了，那时是古代的贵族文学逐渐消失，后代的平民文学逐渐长成的转变时代。但魏、晋、南朝的诗人，多半出身于门第新贵族中，还不能算纯粹的平民文学。中国文学史上纯粹平民文学之大兴，自然要从唐代开始，那是与政治、社会一应文化大流的趋势符合的。唐代诗人之多，诗学之盛，真可说是超前绝后。清代编集的《全唐诗》九百卷，凡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可以想见其一斑。唐诗之最要精神，在其完全以平民风格而出现，以平民的作家，而歌唱着平民日常生活下之种种情调与种种境界。纵涉及政府与宫廷的，亦全以平民意态出之。那五万首的唐诗，便是三百年唐代平民社会全部生活之写照。唐代文学始普及全社会全人生，再不为上层贵族阶级所独有。

中国文学，除却诗歌以外，便要轮到散文。先秦诸子如《论语》《孟子》《庄子》《老子》等，后世所称为“诸子”的，莫非中国极精美的散文作品，但这是一种枵理的论著。其次如史书，在中国发达最早最完备，如古代之《尚书》，先秦以前的《左传》，与西汉时代的《史记》等，亦为中国散文家不祧之鼻祖，但这些到底是史传，不称纯文学作品。其他如战国时代策士之游说辞，以及两汉时代政治上有名的奏疏等，虽亦多精美的结构，但依然是属于政治上的应用文件，亦非纯文学作品。若要说到平民作家之散文，用来歌咏日常生活的那一种纯文学性的散文，我们不妨称之为“诗意的散文”，或竟可称之为“散文诗”或“无韵诗”的，那已开始发展在魏、晋之际了。这亦和诗歌一样，要到唐代始为极盛。清人编集《全唐文》一千卷，凡文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篇，作者三千零四十二人，中间虽夹有不少非纯文学的作品，但我们说歌咏平民社会人生日常的散体文，要到唐代始为发展成熟，这亦无可怀疑的。

古代的文学，是应用于贵族社会的多些，而宗教方面者次之。古代的艺术，则应用于宗教方面者多些，而贵族社会次之。但一到唐代全都变了，文学、艺术全都以应用于平民社会的日常人生为主题。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显著的大进步。

现在说到艺术，中国艺术中最独特而重要的，厥为“书法”。书法成为一种艺术，亦在魏、晋时代。一到南北朝时代，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南北双方的书法，显有不同。南方擅长“帖书”，大体以“行草”为主，是用毛笔书写在纸或绢上的，这算是一种比较新兴的风气。北方则擅长“碑书”，大体尚带古代“隶书”的传统，是把字刻在石上的，是一种较老的传统。大抵南方的帖书，更普通的是当时人相互往来的书信，这已是平民社会日常人生的风味了。北方碑书，则多用于名山胜地佛道大寺院所在，或名臣贵族死后志铭之用，或埋在墓中，或立在墓道上。这还是以贵族社会与宗教意味的分数为多。一到唐代，南帖北碑渐渐合流，但南方的风格，平民社会日常人生的气味，到底占了优势。从唐以后，字学书品遂为中国平民艺术一大宗。而帖书占了上风，碑法几乎失传南派盛行，北派衰落。这虽指书法一项而论，但大可代表中国一切艺术演进之趋势。

中国艺术，书法以外便推“画”。中国绘画发达甚早，但据古书记载，秦、汉时代的绘事大体还以壁画与刻石为主，那些都应用在宫殿庙宇坟墓，依然是在贵族和宗教的两个圈子内。绘事大兴，亦要到魏、晋以后，那时用纸和绢作画之风开始盛行。南北朝时代，画风与书法一样，同有南北之别。大抵无论书画，南方是代表新兴的平民社会与日常人生的风度，北方则代表传统的贵族与宗教的气味。而绘事尤以在南方者为盛，北方视之远逊。一到唐代，虽亦有南北合流之象，但如书法一般，唐人风气也还以南方作风为正宗。一样是平民意味与日常风格渐占上风，而贵族与宗教的色彩则日见淡薄。因此仙、释、人物画渐转而为山水、花鸟，壁画与石刻渐转而为纸幅尺素，在平民社会日常起居的堂屋与书房中悬挂起来。这是一个很显明的转变。

我们只要一看书法、绘画两项，在南北朝到隋、唐一段如此般的转变，便可看出中国人的艺术如何从贵族与宗教方面逐步过渡到平民社会与日常人生方面来的一大趋势。再把这一情形与文学方面的演变相联合，再旁推到佛教史上禅宗的创立，便知中国文化史上平民社会日常人生之活泼与充实，实在是隋、唐时代一大特征，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史上应有的进向中一重要的阶程。

七

诗、文、字、画四项，全要到唐代，才完全成其为平民社会和日常人生的文学和艺术。而唐人对此四项的造诣，亦都登峰造极，使后代人有望尘莫及之想。

举要言之，诗人如杜甫（西元七一二至七七〇），文人如韩愈（西元七六八至八二四），书家如颜真卿（西元七〇九至七八四），画家如吴道玄（玄宗时生，卒年未详），这些全是后世文学艺术界公认为最高第一流超前绝后不可复及的标准。这几人全在第八世纪里出现，只韩愈稍晚，下及第九世纪的初期。在西元七五〇年左右，第八世纪恰过一半的时候，正是唐代社会经济文物发展到最旺盛最富足的时期。此下即接着大骚乱骤起。在那时期，社会人生精力，可谓蕴蓄充盈，而人类内心又不断受到一种深微的刺激，这真是理想上文学艺术酦酵成熟的大时期。

无怪那时的禅宗要抢先在宗教氛围里突围而出。禅宗便是由宗教回复到人生的大呼号，由是一切文学艺术，如风起云涌，不可抑勒，而终成为一个平民社会日常人生之大充实。

我们要想了解中国文化之终极趋向，要想欣赏中国人对人生之终极要求，不得不先认识中国文学艺术之特性与其内在之精意。要想认识中国人之文学与艺术，唐代是一个发展成熟之最高点。必先了解唐人，然后瞻前瞩后，可以竟体了然。汉代人对于政治、社会的种种计划，唐代人对于文学、艺术的种种趣味，这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之两大骨干。后代的中国，全在这两大骨干上支撑。

政治、社会的体制，安定了人生的共通部分，文学、艺术的陶写，满足了人生的独特部分。中国后代人常以汉、唐并称，这亦是一个主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