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政治思想上的“民本”观念，渊源甚古。《尚书》《左传》《论》《孟》书中，这一类的理论，到处可见。秦、汉时代，文治政府之创建，与社会思想之**，二者并行，这是不足为异的。

西周以下的封建社会，那时可说只分贵贱，不分贫富。农民受田百亩，缴什一之税，大体上是在一种均产状况下过活。封建社会渐次崩坏，农民游离田亩，工商人自由的新生业出现，一般经济，逐渐走上贫富不均的路，这已在上章约略说过。同时封建地主，亦希望税收增加，又希望手续简单。授田制度渐废，认田不认人，只收田租，不再派分田亩。一面奖励多耕，开除封疆阡陌，打破封建的旧格子，如此则农户中间亦渐生兼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兼平民军队兴起，那时各国定制，杀获敌方一甲士，可封五户，成一小地主。井田制度破坏，农村均产状态消灭，这是古代东方封建社会崩溃一原因。

同时因郡县国家兴起，春秋以来支离破碎的几个小诸侯，各自关闭在他们底封建格子里的，到战国时代，单只剩七个乃至九个大国了。那时国内和国外的商业骤盛，大都市兴起。各国首都所在，全成为当时的大商场，尤其著名的，如齐国临淄（今山东临淄县）；赵国邯郸（今河北邯郸县）；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县）；楚国的郢（今湖北宜城县），这些都是当时极繁盛的商业集散地。因政治集中而商业集中，因政治扩大而商业扩大，这又是古代东方封建社会崩溃之又一因。

二

自秦始皇到汉武帝一段时间内，统一政府稳定，文治制度成立，政治问题逐渐解决，而农村均产破坏，工商企业大兴，社会经济贫富不均的状况，遂成为一般人目光注意之集中点。

现在先述及当时一般农民的经济地位。农民在当时，依照国家法律言，是一律自由而平等的，但依经济实况言，则殊不尽然。每一个自耕农，须向同家缴纳地租，这是极轻额的。依照法律规定，是十五税一，但政府照例常收半额，实等于三十而税一，并有时常常全部免税。田租以外较大的负担，则为人口税与兵役。兵役分三类，一赴中央，作卫兵一年，这是由政府资给的。一赴边疆，作戍卒三天，这是沿袭古代封建惯例而来的。古代封建诸侯疆域狭小，戍边三天，连往返也不过六七天。现在则同境辽廓，戍边三天，实际无异于充当一个长时期的兵役。不愿去的，许出钱免役。第三作地方军一年。又须在地方政府服劳役，每年三十天。其不服劳役的也许出钱免役。就国家立法言，这些负担不算得很東，但就当时一般社会经济情形而论，则颇已于农民为不利。

远在战国初年，钱币的使用，已见开始，下迄汉代，又有黄金盛行。黄金一斤，抵当铜币一万文。金币与铜币的比数，相差甚远。一般农民在使用铜币的经济状况下，自然是不能宽裕的，经不起大地主与大商人之盘剥与压迫。只要遭遇水旱天灾，或家人疾病死丧，便不免要典押田亩以济急。若把田亩典押，即失却自耕农地位，变成一个租佃。佃户须向田主缴纳近于百分之五十的租额，田主向政府仍纳三十之一的租，其余的是他底利剩，如此则佃户底经济情况将更见恶劣。但在国家的法律地位上，双方依然是平等的，而佃户依然要按年缴纳人口税，及充当兵役与劳役。若他担荷不起这些项目，就国家法律上看，他是一个逃避责任不尽职分之违法者。如此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游离本乡，逃脱了国家户口册的稽查，成一亡命者。二：是把他自身出卖为奴，奴隶的人口税由其主人代缴，视平民加倍，他可不冉负责了。若他既不敢亡命逃匿，又不肯出卖为奴，则在屡屡不完口税与劳役后，亦将为政府没收充为官奴婢。这是汉代奴隶最大的来源。

西汉人口，根据末年统计，约为六千万。当时的奴隶数，则史书未有精密记载，但大体计量，恐怕全国官私奴婢绝不致超过二百万之数。在全国人口数中，该占三十分之一左右。较之西方希腊罗马时代的奴婢数，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中国文化，始终站在自由农村的园地上滋长。在一般自耕农之外便是租佃农与雇耕农，他们的经济状况虽较差，但在国家法律上，一样是一个自由平等的公民。至于在西方社会上的农奴制度，在中国是未曾实现过的。至少在有历史详确记载的时代下，并无大规模的农奴制度存在之迹象。在西汉的长安，虽有公开卖买奴隶的市面，那时虽有家僮八百人以上的富户，虽有一辈学者高唱重农主义与恤奴政策，但到底我们不能说汉代也有像罗马般的农奴制度。

在国家统一的卵翼之下，商业繁荣，是不难想像的。但在当时人的观念里，他们之所谓商人，与我们现社会之一般商人，实有很大异点。只看《史记·货殖列传》，他把采冶、制造、种殖、畜牧、运输，种种新的生产事业，只要异乎以前百亩之家的封建农业的，全都归纳在一起，我们可以说，这些在当时是都被目为商人的，因此养猪种橘，一样的为商人。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在江陵即今湖北江陵县栽种千树橘的一个大企业家，倘使一树产百橘，每年便收橘十万。在江陵是无法推销此十万橘子的，而那时亦并没有专销橘子的商人或水果行。那位种橘翁势必自己想法，把十万橘装载车船，自己运输到长安或其他大都市去。而且他的推销，亦并不重在市场上，更要的是各地的封王封侯的大贵族与大地主。这一个种橘商人，他不仅垦地种橘需要奴隶与劳工，更重要的在其把十万橘子装入车船以后，如何向各地贵族王侯之府第以及各大都市运销，势必仰赖于更聪明更能干的奴隶，所以当时有“连车骑、交守相”的“桀黠奴”，又有“转毂以百数”的大贾人。这是相因并至的。因此汉代的奴隶，在田庄耕作的比较少，而在都市或舟车道路活动的比较多。奴隶农业远不如奴隶商业之重要。而一般奴隶的智力及其生活，亦许较普通农民为优越。农民中的活动分子，尽可因为没有资本凭藉而自愿为奴的。政府对于奴隶，征收人口税，要比平民增额一倍。每一平民，每年一百二十文，一奴隶需二百四十文。这些全归收养奴隶的主人们负担。但因工商生业利润较厚，因此在当时，仍禁不得蓄养奴隶风气之盛行。

汉代另有一种变相的奴隶，称为“宾客”的，在当时社会上，亦极重要。战国中叶以下的贵族，常有好客喜士的，如孟尝君、信陵君等，这一风气流传到西汉，便成为“任侠”。当时一般农民社会，因受经济压迫，出卖为奴，其情形已如上节所述。亦有不愿出卖的，他要逃避政府的力役与口税，则只有亡命，亡命是流亡异地，因此逃脱政府户口籍贯之调查而获得非法自由的一种行为。但在那时，虽说有热闹的大都市，却并没有像近代式的旅馆与客店，因此流亡人不得不找寻寄居与窝藏他的家庭。那些窝藏流亡人的家庭，在法律上是犯法的。但他们却宁肯冒犯国家法令，窝藏流亡罪人，这便成其所谓“任侠”。当时有些大侠的家里，往往窝藏到几百个亡命者，在当时则只称“宾客”，不称奴隶。那些宾客，寄居在此窝藏者的家里，为实际生活上的需要，不得不帮助此窝主共谋生业。这是一个犯罪者流亡人的集团，因此他们经营的生业，也往往是几种不公开的犯法事业。最普通的如私铸钱币，入山开矿，采伐森林，甚至掘墓盗冢，路劫行商等事，都是他们所惯为。那一辈任侠，一面拥有徒党，肯为他出死力，一面拥有财富，可供他行贿赂。因此这一辈人，在当时社会上亦占有极煊赫的地位与横暴不可当的权势。

我们可以说，“商贾”与“任侠”是西汉初年社会上新兴的两种特殊势力，是继续古代封建社会而起的两种“变相的新贵族”。严格言之，他们不是贵族，而是富人，但富人与贵族一样拥有徒党，一样可以超然一般群众之上，凭借其特异地位而干犯国家法令。其背后的原因，则为社会贫富不均，驱使一辈贫苦民众投奔他们身边来造成他们的权势。要铲除这种特殊权势，首先应该着眼在经济的平衡上。但汉代尽不乏宽恤农民的政令，田租已甚轻，力役亦不重，待遇农民方面已算十分优厚，再要想法，自然要从压制富人方面下手。任侠本来是犯法的，虽得社会上一般劳苦大众无识的称誉，但在政府方面，竟不惜首先采用一种严厉手段来对付。在汉景帝时代，各地的大侠，已为政府络续摧破。到武帝时代，政府目光便转移到商贾们的身上。

三

当时获利最厚最大的商业，首推“盐”、“铁”两项。盐为人人佐膳所必需，铁器亦家家使用，因此把握这两项商业的，擅利最厚。当时的政府，便创出一个“盐铁官卖”乃至“国营”的政策来。政府的理论是，盐铁为天地间自然的宝藏，其利益应该为社会大众所共享，不应由一二私家独擅。因此政府在盐铁出产地特设官经营制造、运输与销售等事，免得为商人所霸占。盐铁以外为政府所专卖的便是“酒”，酒为人人所喜，但是一种奢侈的饮料，因此政府收归专卖，带有“寓禁于售”的意思。

当时对于几种特定的商品，收归政府官卖以外，又对一般商人，设法增征重税。当时增征的标准，不计其贸易之利得，而只计其经营业务之成本与资财。各商人各自对其资本财产，由自己估价呈报，政府即据报抽收。傥商人呈报不实，由旁人告发，则其全部资财得由政府没收，而许报告者以半数之酬。此一政策，在当时曾引起绝大**，对于一般富商大贾极为不利。但在政府的理论上，是依然根据于“裒富而益不足”的原则而来的。

汉武帝时代的经济政策，并不尽于上面所举，我们只藉此说明当时一辈人对调整社会经济的意见。汉武帝此种经济政策，其背后有很深厚的经济理论做他的背景。在《小戴礼记》的《礼运篇》里，有一段描写当时人理想中的社会经济状况的，说：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这是秦始皇到汉武帝时的一种理想社会主义。这一种理想，在中国儒家思想里，本有一贯甚深之流衍。直到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还屡屡提出近于此类的理论。他说：

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

这是一个中国儒家传统的“均产论”。这一个均产论，有两点极可注意。

第一点：此所谓均产，并不要绝对平均，不许稍有差异。中国传统的均产论，只在有宽度的平面上求均。宽度的均产中间，仍许有等差。

第二点：在此有宽度的均产中间，不仅贫人应有他最低的界线，即富人亦应有他最高的限度。因此中国传统经济政策，不仅要“救贫”，而且还要“抑富”。中国人认为大贫大富，一样对于人生无益，而且一样有害。因此贫富各应有他的限度，这两种限度，完全根据人的生活及心理，而看其影响于个人行为及社会秩序者以为定。

中国人的经济理论，完全如他的政治理论，同样根据人生理想为出发，归宿到人类内心之实际要求上。并不曾就经济而论经济，结果乃致经济与人生脱节，如目前世界之形势般。中国儒家传统经济理论，其实仍只是一个“礼治主义”，此在《荀子》书中发挥得最透彻，西汉学者的一般见解，大概都由此而来。

四

但汉武帝的经济，在当时并不收效，而且流害甚大。汉武帝虽则引用了许多好理论，但当时的政府，实际是括削富人财力来支持挞伐匈奴以及开辟各边疆的兵费，甚至是用来弥补宫廷一切迷信及奢侈的浪用。到汉武帝末年，社会均产的理想，几乎变成普遍的破产。但武帝以后的一般学者，大体上依然赞成武帝时代的经济政策，只主张由一个节俭的政府来实施。这一种意见，逐渐酝酿，而促成王莽的变法。

王莽由禅让的理论代替为天子，他应该变法，一新政治。政治的终极目标为民众，民众的基本要求在经济。先要经济均等，不使社会有大贫大富，然后再好讲教育与其他。因此王莽变法的最大目标，便专注意在经济问题上。他一方面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准，一方面要裁抑富商大贾的资本势力。他最重要的几条法令：

第一：是田亩收归国有，再公共分配，这是要恢复西周时代井田制度的。在此制度下，可使永绝田地兼并，使耕者有其田，不再有佃农与雇耕人。

其次：便是废止奴婢，受解放的奴婢，各向政府受田，重过自由独立的平民生活。

其三：是继续汉武帝时代的政策，厉行专卖制度，盐、铁、酒、钱币及银行五项，均不许社会私人经营。

其四：是对富商大贾施以各种重税与限制。譬如养一奴婢，便需出钱三千六百文，较汉制增十五倍，较普通平民的口税则为三十倍。

其五：则王莽并主张根本废绝货币制度。

在当时人的意见，认为社会贫富不均，由于富人之剥削，而剥削之根源，则由于商业与货币制度。若将货币制度取消，使民间重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则农民庶可永保其经济上之平衡地位，而不再下降。这一个见解，也并不起于王莽时代，在汉武帝以前已有这种理论了，不绝的传衍下来，直到王莽时代，始见诸实施。

王莽的经济政策，因种种原因而归于失败，但继续王莽以后的，也还依然依照着这一个理论，不过在推行上则比较的弛缓。解放奴隶的命令，在光武时代屡次颁布，重农抑商，控制经济，不使社会有大富大贫之分，这是中国自从秦、汉以来两千年内一贯的政策。中国的社会经济，在此两千年内，可说永远在政府意识控制之下，因此此下的中国，始终没有产生过农奴制度，也始终没有产生过资本主义。

五

经济生活，只是整个文化生活最低的基层，若没有相当的经济生活作基础，一切文化生活无从发展。但经济生活到底只是经济生活而已，若过分在经济生活上发展了，反而要妨害到其他一切文化生活之前途。我们不妨说，经济生活是消极的，没有相当满足是绝对不成的，但有了相当满足即该就此而止。其他文化生活如文学艺术之类，则是积极的，没有了初若不打紧，但这一类的生活，可以无限发展，没有限度的。中国传统人生理论，似乎正是认定了这一点，对经济人生总取一个消极态度，对其他文化人生则取了积极态度。

古代的封建贵族，秦、汉以后是没有了。由军队打仗出身的新贵族，自汉中叶以后也渐渐告退了，这已在上章里说过。社会新兴的商贾富人以资产为贵族的，现在也由政府法令不断裁抑而失势。无论在政治法令上，以及经济权力上，全社会常逐渐走向平等的道路，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理想。

但我们要注意，中国人此种理想，并不在只求经济生活之平等，而在由此有限度的平等的经济生活之上，再来建造更高的文化人生。因此中国人一面看不起专以求财富为目的的商人，一面又极推尊以提高文化人生为目的的读书人。把握此种理想而想法子来实现的这一责任，便在这辈读书人身上。若说在秦、汉以下中国社会上比较像有特殊地位的，也便是这一辈读书人了。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汉代读书人的一般境况。

六

汉代的读书人，大体上都由农业社会里出身，他们都先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涯。譬如汉武帝时代的朱买臣是一个樵柴者，公孙弘是一个牧豕的。像此之类，前、后两《汉书》里尽可找出许多例。农业社会有他一定的休闲期。一到冬季，便可乘暇读书。那时的经学，所谓“玩经文，通大义”，并不像后来般烦琐。按照当时情形，每年以一冬读书，三冬便可通熟一《经》。在十五岁以前，先习《尔雅》《孝经》《论语》诸书。十五以下，开始读正《经》，三年通一《经》，十五年便可通熟《五经》，那时还不过三十岁。汉代常有命地方官察举“孝子廉吏”及“茂才异能”之士的诏令，乡村学者尽有被举希望。公孙弘在晚年察举贤良，对策称旨，不数年即为丞相，晋封侯爵。那时郡县地方政府，属吏都由长官自辟。只要乡村有大儒硕学，地方官亦常辟召为掾属，不久便可升迁。自汉武帝以下，文风渐盛，社会竞知向学。一方有名儒，学者四面而赴，所在结集。往往一个学者，其先后来学著弟子籍的，多逾千人，少亦数百。如此之例，愈后愈盛，到东汉为更甚。因此，一个学者，即不出仕，在其壮年以前，可以躬耕自给。在其中年以后，体力渐衰，声闻日广，亦可仰给于来学者之束脩甘旨，以为仰事俯蓄之资。他们粗淡的生活既易解决，而社会的荣誉，又使他们有无穷之慰籍。因此一辈高尚澹泊之士，常愿终老村社，不受朝廷之招聘，与郡县之征辟。如此则更增加了一般学者之地位。

西汉政府，是与乡村息息相通，并无隔阂的。政府官吏，几乎全都由乡村学者出身，因此他们共通的经济见解，常求繁荣农村，裁抑商业。汉代又有一种禁令，凡仕宦为官的，即不许兼营商业。此乃汉武帝听从董仲舒意见所定。而政府又有种种限制，使商人虽有财富，不得从事奢侈夸耀的生活。此在汉高帝时，已有“商人不得衣丝乘车”之禁。生前的屋宇，死后的坟墓，皆有规制，不得逾越。此是中国人传统之所谓“礼治”。因此经商为富的人，虽富而不荣；耕读传家的，虽贫而尊。一旦显扬，远为富人所不及。政府的政令以及社会学者的提倡，积渐成风，使一般人相率舍弃“经商服贾”的贱业，而转换到“通《经》服古”的路上来。在西汉晚期，有一句名言说：“黄金满籯，不如遗子一《经》。”这是说，与其把满筐黄金传给你的儿子，还不如付他一部经书。因通熟一部经书，可以成名立业，安富尊荣。若满筐黄金，虽可作为资本，经营发财，但上为政府所裁制，下为社会所卑视，纵有多金，无所用之。因此一辈商人，只要家境粗给，也便急于改业，让他们的儿子离市场，进学校，远道从师，学为儒雅。因此汉武帝与王莽种种禁抑商人的律令，虽到东汉时代未能严厉执行，而东汉的商人却远不如西汉般活泼。东汉社会，既不是贵族中心，又不是军人中心，亦不是富人中心，而成为一种士人中心即读书人中心的社会了。其原因便在此。

但在西汉时代，旧的贵族与军人的势力，尚未完全摧毁。新的富人与读书人的地位，尚未明白确定。因此西汉二百四十年的社会，时在动**，因而格外显得有一种强健的活力。一到东汉时代，社会中心的领导地位，已确定落在读书人手里，因此社会渐趋安定，而一种强健的活力也渐见萎缩，不如西汉般虎虎有生气。

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从事政治事业是最尊荣的。只做一县令，所辖土地逾百里，所属人口逾万户，县廷掾属，有多至千人以上者，这些全都由县长自由辟署。这已俨然像古代一小诸侯。若为一郡太守，辖地千里，属户百万，更可多所展布。汉代又奖励官吏久任，在职数十年不更易者有之。其升迁又甚速捷，由县令即可擢升郡守，由郡守即可内转九卿而跻三公。往往有由属吏察举十数年，四五转即至三公之尊。一为三公，则全国事务，无所不当预闻。天下安危，系诸一身。因此中国的读书人，无有不乐于从政的。做官便譬如他底宗教。因为做官可以造福人群，可以发展他的抱负与理想。只有做官，最可造福人群，不得已退居教授，或著书立说，依然希望他的学徒与读者，将来得依他信仰与抱负，实际在政治上展布。至于经商致富，最多不过身家温饱，或泽及乡里而止。有大才智的，宁愿安贫守道，希望一旦在政治上得意，不肯经商自污，为一时私家经济打算而有累清名。这恐是中同社会上特有的一种观念，配合于其政治、经济各方面状态而产生的一种极关重要的观念。这一种观念，在异社会、异文化的人看来，自觉有奇异之感。但非知此意，即不易明白得中国历史之真态与其文化精神之根本托命所在。

但如我们用纯经济的眼光来观察，则这里便又是另一番景象。只要你服务月俸二千石的官职，外官自郡太守起，内官自九卿起，达十年二十年以上，无论你是出身农村社会的一个平民学者，无论你居家如何清廉，但是你在当时的社会上，自然是居于翘然特出的地位了。郡守九卿的属吏，皆由他们自己拔擢援用，自己察举推荐。将来这些属吏各自在政界上有出身，有地位，便是你的门生故吏遍满要津了。那时书籍写在竹帛，竹重帛贵，颇不易得。流传难广，一个仕宦家庭的子弟，自然有他读书与从政的优先权。而且读朽家庭间声息相通，这里边不免要相互帮忙。在国家法律上，读书从政是公开的，平等的，国民人人可得；但在社会实际情形上，则这两种权益，容易在少数家庭中永远占到优势。因此东汉时代颇多由“累世经学”的家庭而成为“累世公卿”的家庭。那时虽已没有贵族肚袭的制度，似终不免因为变相的世袭而成为变相的贵族。那种变相的贵族，便是所谓“士族”。这种端倪，早起于西汉末叶，到东汉而大盛，下及魏晋南北朝，遂成为一种特殊的“门第”，我们无以名之，只有名之曰“郡县国家文治政府下之新贵族”。这种新贵族形成之后，中国社会又自走上一个新阶段，造成一种新形态，这是我们要在下一章里述说的。

七

现在我们先把本章要旨，再概括述说一番。中国社会从秦、汉以下，古代封建贵族是崩溃了，新的军人贵族并不能代之而起。若照社会自然趋势，任其演变，很可能成为一种商业资本富人中心的社会。这在两汉初年已有颇显著的迹象可寻。但因中国传统人生理想，不容许这一种富人中心资本主义的社会产生，因此在文治政府之不断控制下，商业资本终于短命，而新的士族逐渐抬头，成为贵族军人与富人以外的另一种中心势力与领导阶级，这便是东汉以下之所谓“士族门第”。这一种上族门第，他的立场，并不站在古代血统传袭的观念上，亦不凭籍后世新起的军人强力与商人富力来支持其地位，他们的特殊地位，乃由另一凭藉而完成。他们是凭籍在国家特定的法令制度上，在他们自身的教育上，换言之，是在他们的智力与道德之特別超诣上。

在西方历史上，除却贵族、军人与商人外，其在社会上占有特殊地位的尚有教会中的僧侣或教士。此在中国则因宗教不发达，因此僧侣一派从未占有特殊地位。若把中国儒家看作一种变相的宗教，则《五经》便是中国儒教的经典，那些东汉以下的士族，便相当于西方中古时期之僧侣。

我们不妨称儒家为一宗教，那是一种现实人生的宗教，是着重在现实社会与现实政治上面的一种“平民主义与文化主义的新宗教”。西方宗教是“出世”的，而中国宗教则为“人世”的。西方宗教是“不预闻政治”的，而中国宗教则是“以政治为生命”的，这是双方的不同点。但是无论如何说法，中国社会在东汉以下新士族门第之形成，这是中国文化历史衍变中一种特有的形态，在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史上并无相似或同样的形态可资比较。这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的人们所应特别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