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历纪元前二四六年的时候，在东方世界上算已有一个世界政府出现了。以后的一段时期，主要的努力，在乎把此政府如何充实、改进，以达理想的境界，这是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的时期。这段时期，是中国国家凝成民族融和开始走上大一统以后一段最光明灿烂的时期。那时的疆土，已和近代中国相差不远。东方和南方直达海边，东北包括朝鲜，西南包括安南，只西北秦代疆域并未越过今甘肃兰州境，当时的长城即以此为界，要到汉武帝开设河西四郡，疆域始展至今之安西与敦煌。在那时中同的文化势力，可算已达到他尽可能的边线了。

秦、汉北方的大敌有匈奴。匈奴与中国，在当时又成了耕稼与游牧两种文化对峙的局势。因地理的关系，中国一时无法叫匈奴耕稼化，便一时无法用中国的理想来强匈奴以从同。秦、汉政府对付匈奴，便只有两条路。

一：是“隔绝”。秦始皇的万里长城便为此用。希望异文化的匈奴人暂时隔离在长城外，慢慢进行同化与融和的工作，这便成了汉初之“和亲政策”。

二：是“招徕”。如汉武帝以下之对待南匈奴，把匈奴人移入内地或边疆，与中国同民同一待遇，好把中国传统文化教导灌输给他们。武力挞伐，则是不得已。

在中国人观念里，匈奴不归化，便是理想的世界政府不完成，这实在是一个大缺陷。中国历史上传统对外政策，主要常在和平与融洽，不在武力之扩张。求大同文化世界之实现，不在偏狭的帝国主义之发展。让我们回头来，看一看秦、汉政府之内面，便可知道。

秦、汉政府，虽经王朝更易，其实是一气相承的。西周时代已可说有统一政府，只是“封建制的统一”。秦始皇帝代表着中国史上第一个“郡县制的统一政府”之开始。汉高祖代表着中国史上第一个“平民为天子的统一政府”之开始。汉武帝代表着中国史上第一个“文治的统一政府”即“士治”或“贤治”的统一政府之开始。这是当时中国人开始建设世界政府以后之三步大进程。下面慢慢加以说明。

二

古代的贵族阶级和封建制度，虽在统一政府下，常不免趋向分割，必待平民社会逐渐觉醒，逐渐抬头，始有进一步统一之需要。由春秋中叶，直到战国末期，四百年间，平民社会各方面势力，继涨增高，进一步的统一要求，愈来愈盛，秦始皇帝的统一，即承应此种要求而产生。但秦王室依然是古代一个贵族阶级之遗传，在此平民势力日涨，贵族势力日消的历史大潮流里，秦同到底也须崩溃。秦国的统一事业，只是当时历史进展中应有之一过程。秦王室终于继续其他列国王室而趋于灭亡，古代贵族阶级，到此全部消灭，而后这一个统一政府，开始完全掌握到平民社会的手里。秦国统一，只是旧局面转换到新局面之最后一步骤，必待汉高祖以纯粹平民为天子，始是正式的新时代之开始。

这一个古代贵族、平民两社会的势力消涨，并非仅是一个纯粹经济的或政治的斗争，在其后面尚有更深厚的哲学的或可说是宗教的人生理论与观念为指导。因此汉代的统一政府，开始虽为一种素朴的农民政府，而到后终必转化成一种文治的贤人政府。只要了解那时中国文化大流之趋向，便可知是一种势所必至的自然形态。

三

现在先检讨当时一般学术思想界的情形，再顺次说到实际政治问题。普通一般的见解，颇认为由秦始皇到汉武帝这一段，乃中国学术史上的空隙时期，似乎古代学术进展到此便落空或间歇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并非历史真相。先秦时代，学术思想极度自由，极度发展，成了百家竞鸣道术分裂的状态。继此以来的新时代，学术界思想界与政治社会一样需要统一。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这一段时期，正是当时一辈学者努力从事于调整与统一的时期。

上面说过，先秦思想，虽说百家竞鸣，最伟大的不外儒、墨、道三家。墨家精义多半为儒、道两家所吸收，其形成正反对抗形势的，只剩儒、道两家。现在要做调和与统一工作的学者，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

一：是超然于儒、道、墨诸家之上而调和统一之。

二：则就道家为宗主而调和统一儒、墨及其他各家。

三：就儒家为宗主而调和统一道、墨及其他各家。

最先努力的便走了第一条路，稍后又分走了第二第三条路。若要走第一条路，非其气魄聪明更超于诸家之上，即不足以超越诸家而另创一新的统一。孔子即曾如此。以下有志于这一工作的，便是秦相吕不韦，广招宾客，写成了一部《吕氏春秋》，亦想调和统一以前的诸家。但他们并没冇更超于诸家之上的更伟大更高明的观点与理论，因此他们便没有吸收融和诸家的力量，只在诸家思想里左右采获，彼此折衷，做成一种灰色的景象，这不算是成功。

代表第二路线的是汉武帝同时的《淮南王书》，由淮南王刘安和其宾客所撰成。在大体上说，道家思想是追随在儒家之后而加以指摘与纠正的，他多半属于批评性而非建设性，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根本便不是一种最高境界，而且当时历史大流，正向正面积极方面汹涌直前，因此《淮南王书》也不好算有成功。

代表第三路线的，应该是最适时宜而又最有成功希望的一条路线了事实上，他们亦确有极大的功绩，只可惜这一工作不为后代的历史家们所注意。举其代表人物，则自李斯到董仲舒，他们全都与当时的实际政治发生极大的关系。举其代表著作，则应该以《易经》的《十传》，与收在《小戴礼记》中许多篇重要的文字为主。如《大学》《中庸》《礼运》《王制》《乐记》《儒行》等，全在儒家思想里有其很大的贡献，他们都能吸收道、墨各家的重要思想与重要观点，把来融化在儒家思想里，成一新系统，留给此后中国思想界许多极重大的影响。只可惜这许多重要著作者的姓名，全不为我们所知。而后来推尊这许多箸作的学者，相率把他们的著作年代提前了，都认为在孟子、荀子以前，或者是孔子与其及身弟子之作品，遂把儒家思想的发展程序弄糊涂了，而又把秦始皇到汉武帝这一段时期，误认为是学术思想史上一段黯淡无光的时期。

代表第三路线的，除却上述，尚有邹衍创始的阴阳学派，亦在此下中国思想上占着极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思想，自然亦是包容各家而以儒为宗的，尤其与《易经》学派走了比较接近的路子。不过《易经》派的学者是在哲学与人生方面的兴味更浓些，而阴阳学家则在政治与历史方面的兴味更浓些而已。关于这一派的思想，以下尚有叙述，此不再洋。

以上指明了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一段时期里学术思想界的大概。我们可以说，在此时期，并非学术中歇，亦非先秦各家思想皆趋衰亡，而独留儒家，存其传统。在当时，实在有追随于时代潮流而兴起的一种综合的新思想，此派思想，并能把握到指导政治的潜势力。要明了此时期的政治演变，我们先需着眼于此派思想之精神。我们并不能仅看秦始皇与汉武帝为专制暴力之代表者。

在此首先要说到的，是秦始皇和李斯的焚书事件。一般见解常以此为秦始皇采用专制政策摧残学术之罪状，并谓学术中歇便由于此。其实此事在当时，纯粹是一个政治思想上冲突的表现，而秦始皇和李斯，则比较站在较开明较合当时历史大流的地位。要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寝兵理想，则就政治论，世界不应有两个国家或两个政府同时并存。就社会论，人类亦不应分两个阶级，贵贱或贫富，同时并存。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不再封建，便是这一个远大理想之实施，而非出于政治上之阴谋与私心。他在当时，实在是追随于战国以来，政治上不许有两个政府，社会上不许有两个阶级的“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时代思潮而努力求其实现的。若仅谋便于一姓一家私政权之统治与镇压，则分封子弟、宗室、姻戚、功臣，各带一部分军队到各地去驻屯，模仿西周开国规模，实较稳妥。当时东方一部分守旧泥古的学者，多请秦始皇复行封建，正为此。只有李斯力劝秦始皇弗从众议，而同时深感到思想言论上的庞杂情形，有碍于理想政策之推进。恰巧李斯的老师荀卿，素来主张一种智识上的贵族主义，李斯又憧憬于学术政治同出一尊的古代状态，遂幵始请求政府正式出来统制学术。这是荀卿思想之过激与褊狭，亦是当时要求思想统一的一种自然姿态，并不能说是出于秦始皇个人之野心与私欲，亦并非他们存心摧残学术。后代人用“焚书”两字做题目，来概括这件政治大争议，又和“坑儒”事件合并，遂容易使人迷失当时的真相，细读《太史公书》，便知此事原委。

四

此下我们将约略把当时政治上的大体演变来证实上面的叙述。

古代政府，由春秋到战国，全由贵族组织。直到战国中晚，始有游士参加，这是平民学者参加政治之先声。但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始终不过是一些客卿。政府基础，依然仍筑在贵族阶级身上。秦始皇统一天下，当时人说他“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这始遵照当时学者理论，彻底打破了贵族政府之积习。待到汉初，全由一辈素朴农民为君为相的时代，转反有些迹近反动。一面重新封建诸侯，而中央政府则几乎成为一个军人政府的形态。代表天子治理全国政务的是宰相，这是秦制。但宰相非封侯的贵族不得为。依照当时惯例，非立军功不得封侯。因此当时追随汉高祖争夺天下的一个军人集团，在外则裂土封王，在内则封侯拜相。汉初政府实是一种“封建制度”与“军人政府”之混合物，较之秦始皇时代，不得不说是一种逆退。但不久封建势力再次削灭，重新恢复到秦代郡县一统的局面，这正是汉武帝开始即位时的情势。

继此又有一个大转变，便是平民学者公孙弘，纯粹因学者资格而获拜相，因拜相而再封侯，打破汉初旧制，从此以下，军人政府渐变成士人政府，这是一个政治制度上极堪重视的转变，因此转变而军人新贵族在政治上的特权取消，始可说到达了真符理想的“平民政治”的境界。要建立理想的世界政府，便决不是周代般的贵族政府，亦决不是汉初般的军人政府，一定应该是一种平民政府，由一辈在平民中有知识有修养的贤人，即士人，组织与领导的政府。试问汉武帝当时如何完成这一个工作？我们便须继此再讲到当时对于学官的一番新整理，此即当时之所谓“五经博士”。

本来当时的政府，依然还是由王室亲贵和亲信军人所组成，在其间仅冇的代表学术意味的官职，只得附属于宗庙下面，保留着古代学术依附宗教之旧型。秦、汉时代政府里的学官，大概言之，可分两类。一为“史官”，一为“博士官”。史官自西周以来便有之，追论原始，则与巫师、药师、卜官、祝官等同为古代半僧侣式的宗教官吏。这些史官大体上多是世袭的。博士官则战国中晚以后始冇，各国网罗平民学者，厚给俸糈，并不使负实际行政责任，只备顾问讽议，表示着当时处士议政的新风气。我们可以说史官是传统的，博士官是新创的。一带有宗教意味，而一则为平民性质。

秦代的博上官，因孔子有七十弟子之故，额定七十员，时得参议国家政治，发表意见。动议复兴封建制度的也是他们。因此一番争论，博士官的人选便重新加以整理，但此番整理，经后代观察，似乎是反而糟了。凡研究实际政治、历史、教育、文化问题的学者，或许因其意见易与当局者不合，而逐渐罢斥了。一辈专讲神仙、长生、文学、辞赋等等比较与现实政治不相干，而有时可以迎合皇帝消遣与迷信的需要者，转而充斥了。把当时的话来说，是讲经学的博士少了，而讲百家言旁门杂技的博十则多了。直到汉初此风未改。

战国以来的学者，虽说全是代表着平民身分，但他们的生活，大部分还需仰赖贵族阶级之供养。即如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派儒家，亦是其证。汉初学者除却集合中央，谋一博士官职外，又因封建制复活，多游仕诸侯，依然模仿战国策士的旧风习，常想兴风作浪，掀动内乱。否则讲一些神仙长生之术，以及当时盛行的辞赋之类的消遣文学，导奖奢侈，做一个寄生的清客。其注意政治、历史、教育、文化问题的，则必留心到较古代的典籍，即是当时所谓的经学方面去，在当时反而不易得志。那时在中央政府得志的学者，较恬憺的则为黄老派的隐士，他们主张清净无为。较切实的则为申韩派的法家，他们但知遵奉现行法律。这两派对于改进现实，均不胜任。一到汉武帝时代，中央再度统一，社会重臻繁荣，要求学术与政治的密切合作，遂有建立《五经》博士之举。

所谓“《五经》博士制”，并非博士制度之创始，只是博士制度之整理与澄清。将自秦以来的百家博十全取消了，而专设《五经》博士。专门物色研究古代典籍，注意政治、历史、教育、文化问题的学者，让他们做博士官，好对现政府切实贡献意见。那辈讲求神仙艮生、诗辞歌赋，纵横策士以及隐十与法律师之类的地位，则降低了，全都从博士官中剔除澄清。此即所谓“排斥百家”，在当时的情形下，不可不说是一种有见识的整顿，也不可不说是一种进步。

更重要的，是规定《五经》博士教授弟子的新职，这是中国史上有正式的国立大学校之开始。以前封建时代，未尝没有政府教育，但大体上这种教育，为贵族子弟所专有，平民学者则另有一种自由教育，这是私家的，与政府无关。直到此时，才开始规定政府的学官《五经》博士，有教授弟子之兼职。其主要责任，还是出席政府会议，参预行政顾问等。此辈弟子，由郡县地方政府选送。十八岁以上的优秀青年，不限资格，均可应选。起初额定只五十员，此后逐渐扩充，到东汉末年，太学生多至三万人。相距不到三百年，学员增加至六百倍，那种惊人的发展，可以想到这一个制度在当时所发生的影响。

博士弟子最快的只一年便毕业，毕业后国家并为指定出身。考试列甲等的，多数可充皇帝的侍卫郎官。乙等以下的，以该学生之原籍贯为主，派充各地方政府的属吏。这样一来，渐渐全国地方政府里的属吏，全改成国立大学的青年学生了。将来此种属吏，服务有成绩，依旧得选送中央，充任侍卫，如此则皇帝近身的侍卫，也渐渐变成全是些大学青年了。依照当时惯例，中央与地方的各级官吏，多半由皇帝侍卫选充，因有这一制度，从前由皇室宗亲与军人贵族合组的政府，在现在不久以后，便完全变成由国家大学校教育及国家法定考选下的人才来充任。因此我们说，到汉武帝时代而始完成了中国史上“文治政府”之出现。这是中国人传统观念里的“理想政府”之实现，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大成功。我们现在称他为文治政府，以别于从前的贵族政府与军人政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转变。而这一个转变的后面，显见有一种思想的领导。由秦始皇到汉武帝，大体上多少跟着这历史大潮流趋赴。此下的政府，便全依此种意义与规模而演进。

五

现在让我们乘便把秦、汉时代的政府再约略加以申说。

（一）皇帝与王室　商代的王位是兄终弟及的，在理论上，一家兄弟全都有做王的资格，这时是“家属观念超于王统观念”之上的。这是说他之所以得承王统，因其属于这个家族。周代的王位是父子相承的，而且不久便进步到成立一个极精密的长子继承法，那时则一个家族里只有一个系统成为王统，其余则由王帝分封而各成贵族。这时是“王统观念超于家属观念”了。这是说他之所以得为贵族，因其接近这个王统。到秦、汉时代，则除却王帝的一线系统外，王室在政治上绝无法定的特殊地位。此即所谓“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秦始皇时代已经是这样的标准了。汉初仍行封建，似近反动，但汉武帝以下，皇帝子弟名虽封王封侯，实际全不预闻政事。“王”与“侯”仅为爵位，表示一种社会地位之尊严，并非政治上的职权，绝无实际责任与实际势力。那时则政治上仅存一个“王统”，而没有所谓“王家”。王家与士庶人家在政治制度上是不相悬异的，至少理论上如此。中国秦、汉以下的王统，本意只在象征着中央政府之长治久安与一线相承，早已不是古代贵族观念下面所有的王统了。

（二）丞相与政府　皇帝为政府最高领袖，象征国家之一统，而非某家某族的一个代表。如此则王统已与古代贵族观念分离，只成为政治上之一种需要。但我们切莫忘了，秦、汉以下的中国，在当时譬如是一个世界，全国疆域辽阔，以古代交通之不方便，而且当时已无特殊的贵族阶级存在，民众地位普遍平等，若说要民选皇帝，这是如何一件困难事，我们自可想像而知。皇帝不经选举，只有世袭，可免纷争。但世袭未必皆贤，于是政治实权则交之丞相。丞相始为政府之实际领袖与实际负责人，丞相不世袭，可以任贤用能，而丞相更迭，亦无害于王统之一系相传。皇帝只是虚位，政治上最尊的一位，不摇不动，而丞相则操握政治上的最高权。只求丞相无不贤，则王统自可万世相传。秦始皇帝本此意见，自称始皇帝，希望二世三世永传无穷，这亦是当时政治上一种新理想，刺戟着秦始皇帝之想像，而禁不住使他发出这样高兴的呼声。因此秦、汉时代政府里的实际政务官，皆归丞相统率，而皇帝属下则仅有侍奉官，而无政务官。秦、汉初年，皇帝私人秘书“尚书郎”只有四人，可见政事并不直属皇帝，而丞相下面的曹掾，则所分项目超过十几门类以上。丞相的秘书处，其规模之大，较之皇帝的私人秘书室，不知要超过多少倍。我们只把当时这两个秘书机关的内容相互对比，便知在当时理论上乃至事实上，政府大权与实际责任，全在丞相而不在皇帝。“丞相”二字的语义，便是副皇帝。所以遇有天变大灾异，习惯上丞相要引咎自杀，而皇帝则不须作什么负责的表示。

（三）兵队　封建时代，贵族阶级自己武装，拥护他们自己的利益。秦、汉时代虽亦有封王封侯的贵族，但他们的权益，皆由中央政府规定给与，用不着他们自己保护。王室只成一个私家，亦没有私养的军队。那时全国军队，皆由国民普遍输充。二十三岁服兵役，五十六而免。中央政府即由全国各地壮丁按年番上驻防，论其数亦不过三四万人而已。据史书的统计，汉代疆域，东西九千三百零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总面积在一万万方里以上，全国人口六千万，而中央常川驻军只有四万人，这可说是文治政府一个极显明的成绩与证据。

（四）地方政府　秦、汉是一个郡县统一的国家。秦并天下，全国初分三十六郡，到汉代末年，添置到一百零三郡，连封国在内。封国的政事一样由中央派官吏治理。县邑一千四百余。县中尚有蛮夷的称“道”，共三十二个，并计在内。这些郡县，在政治上完全站在同等的地位。他们同等的纳赋税，同等的当兵役。各地除边郡外，由地方兵自卫秩序。受同一法律的裁判，同样可以选送优秀人才享受国家教育与服务政治，并按人口分配员额。在东汉时，各地方每二十万人有选举一员之权利。秦、汉时在理论上乃至事实上，是一个平等组合的，是和平与法治的，而绝非一个武力征服的国家。因此各个郡县，都是参加国家组织之一单位，而非为国家征服之一地域。各地方每年向中央有法定的政务报告，称为“上计簿”，簿中详列每年户口、生产、赋税、兵役、刑狱、盗贼、学校、教育种种的统计。中央政府同时亦分区派监察调查专员，称为“部刺史”，共分十三部，按年在全国各地侦查。中央政府根据这些上计簿与部刺史之报告，来决定地方官吏之升降与赏罚。郡县属吏，尽由郡县长官自己辟置。县廷大者，其属吏多至千人。县令政绩优异，可升郡守，郡守一转便为三公九卿。汉代的宰相，大多数皆由郡县属吏出身。因此两汉时代的地方政治，成为中国历史上极有名极出色的。

六

我们再综述那时政治上几个重要点。

一：皇位世袭，象征天下一统。

二：丞相辅助皇帝，为政府领袖，担负实际行政责任，选贤与能。

三：全国官吏皆由公开标准考选，最要条件是受过国家指定教育，与下级行政实际经验。

四：入仕员额，依各地户口数平均分配。

五：全国民众，在国家法律下一律平等，纳赋税，服兵役，均由法令规定。

六：国内取消贵族特殊权利，国外同化蛮夷低级文化，期求全世界更平等更和平之结合。

这是当时秦、汉政府的几个大目标，而且确实是朝向着这些目标而进行。在这里，有一最闲难的问题，便是由第一条皇位世袭而来的问题。当时政府所辖的面积，实在太大了。政治上了轨道，社会和平而安定，更无特权的贵族与军人跋扈，又无侵边的蛮夷，一切平流竞进，只有一个王室，长时期的传统，世世相承，安富尊荣。久而久之，王室自然要觉得高高在上，和一般社会隔绝分离。贤能的皇帝则专制弄权，庸懦的皇帝则荒**害事。王室的不安，势必牵动到整个政府。要避免那种王室长期世袭的弊病，当时遂有一番新理论出现。那种理论，当时称为“五德终始说”，或“三统循环论”。现在我们不妨称之为“王位禅让论”。这种理论，大体根据于战国以来的阴阳家。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因此天文学上的智识，发达很早。据说在唐、虞时代，已产生了相当精密的历法。王室颁布历朔，指挥全国农事进行，这是一件极重要而寓有神秘性的大政令。到春秋时代，东周王室颁朔的制度，渐渐荒废，转而使天文学知识更普遍地在列国间发展。春秋后半叶，那时似已采用一种以“冬至日”为标准的历法，已有近于七十六年法之痕迹。以一年为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经七十六年而年、月、日一循环。此等历法之推行，似较西方西元前三三四年楷立普司（Callippus）法还早。那时又似已制定十九年七闰法，亦较西方西元前四三二年梅顿（Meton）之发现为先。中国史上的天文学知识，大体是早于印度或西洋的。

一到战国时代，因于水、火、金、木、土五星的发现，“五行学说”随之而起，渐渐由此产生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这一个学说经过相当时期的演变，遂成为汉代学者之“王位禅让论”。大体谓天有青（木）、赤（火）、黄（土）、白（金）、黑（水）五帝，分配于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季，更迭用事。王者行政，便须相随于此五行时令而各择所宜。如此便配合上当时农事经济的实际需要，而建设了一套政治训条与政治日历。他们又认为历史上的王朝起灭，亦由此五德循环之故。每一王朝，相应于天上之某帝，如周为火德，上应赤帝；秦为水德，上应黑帝之类。这依然是一种“天人相应论”之变相。天上五帝更迭用事，地上王朝亦须追随更迭。

中国人根据历史观念，唐、虞、夏、商、周以来，已有不少的王朝兴废，因此认为绝对不能冇万世一姓的王统。每一王朝，经相当时期，便应物色贤人，自动让位，模仿占代的尧舜。否则势必引起下面革命，如商汤与周武王用武力驱逐。这种意见，到汉武帝以后，在学术界更为流行，因为大家信为汉代之全盛时期已过，准已到向动让贤的时期了。那时有一位大臣盖宽饶，一位学者睦弘，皆因公开劝汉帝让位，得罪被杀，但那种禅比论依然流行，最后便酝酿成西元八年王莽的受禅。不幸王莽只有十六年便同乱身死，以下又是刘秀为天子，汉代中兴，前汉诸儒的自动让贤论，因此消沉下去。

及东汉末年，曹魏、司马晋皆以篡窃阴谋而假借禅让之美名，南朝宋、齐、梁、陈莫不如此，帝王让位变成历史上一件丑事。而且汉儒所提倡的禅让论，其本身也有缺点。依附于天文星象，迹近迷信。但你若要直捷根据民意，则那时的中国，国民公共选举制度又无法推行。若待政府大臣会议推选，则那时的中国已经不是贵族政府了，大臣皆出自民间，短时期内，常见更迭，不能形成一个凝定的中心力量。若叫他们来推选国家元首，势必另起纷扰。于是只有仍让王统世袭，成为中国政治上一个悬案，一个一时不获补偿的缺陷。但我们到底不能说中国秦、汉以下的政府，是一个帝王专制的政府。这由中国民族的传统观念以及学者理论的指导下所产生的政府，虽不能全部符合当时的理想，但已是象征着中国文化史上一种极大的成绩了。

七

上面叙述了秦、汉时代之政府组织，我们再一论及当时的国家体制。大体人类组织国家，不外几种类型。

第一种：如古代西方希腊之城市国家。

第二种：如古代西方罗马帝国以及近代英、法帝国等。

第三种：则如近代美、德联邦及苏维埃联邦。

但秦、汉时代中国人所创造的新国家，他的体制却全与上述不同。他不是一个城市国家，或像封建时代的小王国，那是不用再说了。但他又并不是一大帝国，并非由一地域来征服其他地域而在一个国家之内有两个以上不平等之界线与区划。第三他又不是联邦国，并非由秦代之三十六郡汉代之一百零三郡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中央，他只是中央与郡县之融成一体，成为一个单一性的国家。他是“中国人之中国”，换言之，则在那时已是“世界人之世界”了。所以汉代人脑筋里，只有“中国人管中国事”，或说是“中国人统治中国”，而在中国人与中国之大观念以下，再没有各郡各县小地域各自划分独立的观念。这一种国家，即以现在眼光看来，还是有他非常独特的价值。我无以名之，只可仍称之为“郡县的国家”。

城市同家是小的单一体，郡县国家是大的单一体。至于帝国与联邦国，则是国家扩大了而尚未到达融凝一体时的一种形态。将来的世界若真有世界国出现，恐怕决不是帝国式的，也不是联邦式的，而该是效法中国郡县体制的，大的单一的国家体制之确立与完成。这又是中国文化史在那时的一个大进步、大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