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言之，南北朝、隋、唐，只是一佛学时代。除却佛学，在思想史上更不值得有多说的。佛学是外来思想，又是一种宗教。中国思想界向少与外来思想接触，又对宗教情味最淡薄，而佛学入中国，能得普遍信仰，又获长期传播，这里自有契机。第一，佛学与其他宗教不同。宗教都信外力，信天帝，佛教独崇内力、自力。佛陀只是人中之一觉者，抑且凡具此种觉者都是佛，故有十方诸佛、三世诸佛、恒河沙界诸佛等。盖以人格观念而发挥平等义者，此义独与中国传统思想相近。二则佛学依法不依人，更要不在觉者，而在其所觉之法。而其对于法性之阐明，重实践尤重于思辨，此又近似中国思想。第三，一切宗教，都偏重天国出世，佛教虽亦是一出世教，但重在对人生实相之种种分析与理解。佛学无宁是根据于其人生观而建立其宇宙观者，又无宁是出发于对人类心理之精微观察而达成其伦理的主张者。此一点又极近中国之人文中心精神。第四，佛学不取固定的灵魂观，亦不主张偏陷的唯物论，而宁采取一种流动的生命观，此层亦与中国见解大体相似。

佛学在中国之发展，大体可分为三期。一是小乘时期，以轮回果报福德罪孽观念为主，宗教气味最浓，此与中国俗间符篆祭祀阴阳巫道相配合。二是大乘时期，自释道安、鸠摩罗什以下，先空宗，自罗什尽译《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至隋代嘉祥大师吉藏而三论宗达于大成。次有宗，较迟，直到唐代玄奘、窥基而法相、唯识大盛。此以世界虚实，名相有无，为思辨之主题，重在宇宙论方面，几乎是哲学气味胜过了宗教，乃与中国庄、老玄学相扶会。三为天台、贤首、禅宗，为中国僧人自己创辟之新佛学，其一切义理，虽从空、有两宗出，而精神意趣轻重先后之间，则不尽与印度本有之空、有两宗合。其主要侧重点，乃在人生界之自我精修，内心密证，生活上的实践，更胜于哲理上的思辨，实为更富于中国味。小乘偏教偏信，大乘偏理偏悟，台、贤、禅三宗则偏行偏证。佛学在中国流衍愈盛，却愈富中国味，这一层大可注意。

佛学之中国化，亦有数理由。一则中国为一单元文化的国家，其思想系统早经发展成熟，故外来思想易调和，不易代兴。二则中国思想本质上极富调和融会统一集大成之精神。三则中国人之历史癖，务求其先后条贯，一向重化不重变。如天台判教，正是中国思想长于综合，长于历史性的条贯说明之一好例。四则中国思想侧重人文本位，社会人事不易有急剧之大变，一切思想自向此原本位而凑合融化。如贤首宗之“事理无碍”，“一多相涵”，正是将佛教人文化之最圆密的理论。五则中国思想蔑视出世，佛教思想原先为消极厌世者，而一到中国则仍归于积极入世。佛教本主无我，本主利他，与中国积极淑世精神，一挽即合。六则中、印双方语言文字不同，影响及于其思想方法之不同。印欧文字如演算草，人心思想常紧随其文字之抒写而开展，文思相随俱前，如见人行路。中国文字如记帐，先在心中想一节，乃在笔下写一节，思想、文字交互停顿，文字往往只记下思想中逐节逐停之较浑括的结果。如见路上足迹，而不见行者。七，故印欧常由文字演生出理论，虽有奇妙高胜之趣，而不免远于人事。中国思想则用践履得观念，由观念成记载。就文字论，若简单零散，不成片段，而平易亲切，语语着实。于是禅宗语录遂为中国佛学论著最后之归趋。

本书限于篇幅，不能把佛学在中国之演变详细叙述，特举两人，一为南朝竺道生，一为唐代慧能。所以特举此两人者，因其特与佛学之中国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