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渡，时代风气掩过了个人思想，日常生活掩过了文字著作。那是一个轻妙而懒散的时代。我们要了解那时人思想，应该从其生活态度及日常谈吐中找，主要如世说新语所载。大体还是承袭西晋。一言蔽之，只是庄子思想之世俗化、富贵化，向秀、郭象佞人哲学之普遍实践，当时谈辨资料，除却《老》、《庄》、《易经》外，尚有几个大家喜欢讨论的问题。据王侩虔戒子书，见南齐书。一是“声无哀乐论”，此论乃魏、晋间嵇康所唱。哀乐不在外面的音声，而在听乐者的心情。若照此理推演，则外面实际世界一切事物变化，可转成都不重要，重要的只在自己心怀里。无怪中原涂炭，半壁偏安，他们还有兴趣，捉麈清谈，如若无事。二是“才性四本论”，此亦魏、晋间之辩论的老题目。详论已无考，只知傅嘏论“才性同”，钟会论“才性合”，李丰论“才性异”，王广论“才性离”，有此四派意见。不论东晋的名士们，对此问题的异、同、离、合抱如何的见解，要之他们看重性情，认为是先天的、本身的，看轻才业，认为是遭遇的、身外的，则可无疑。如是则人生陷入虚幻玄想，最多是一种“艺术人生”，没有“道德人生”积极向前奋斗努力的一种坚强精神。

现在姑举一例述之。据说当时诸名贤，尽都钻味《庄子逍遥篇》，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时有佛徒支道林，在白马寺，论及《逍遥》，为诸名贤寻味所不得，此后遂用支理。这一节记载，却说明了当时思想界之无生命，无出路，遂不得不降服于西方之佛教。支义大略如下：

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鹞。鹏以营生路旷，故失适于体外。鹖以在近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玄感不为，不疾而速，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系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世说新语·文学篇·注》）

这一说，却把当时诸贤的时代病，一针见血地戳破了。郭象屡言“性足”，其实是认欲作性。一时欲望满足，快然像似天真，南渡名士之竞尚率真，其内容实如此。支公提出“无欲至足”一语，一时名贤，禁不住不低头。但仍有王坦之，重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大意谓：

高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

当时思想界大病，正为认性情不真切，正为其不自得，此在王弼、阮籍犹不免，遑论向、郭以下。当时人五情六欲，陷溺深了，却还要纵心调畅，不束于教，这才不得不仰待西方佛法来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