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自始即偏重在人生界，因此对政治问题，普遍异常重视。但上文所述，对各家政治思想，均未能详细阐说，此刻当提出《大学》一书，为儒家政治思想之代表。旧说《易传》乃孔子作，《中庸》乃子思作，《大学》则出于曾子。其实《易传》、《中庸》、《大学》，同为秦、汉之际几部无主名的作品。而《大学》也如《易传》、《中庸》般，同为后来中国思想界所尊重，与传述。
《大学》与《中庸》，同是两篇短文，收集在西汉流行的《小戴礼记》中。惟《大学》专论人事，不涉天道。此书有三纲领八条目。他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此是《大学》三纲领。又说：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此是《大学》八条目。此八条目中最要一条则为“修身”。亦是八条目中中间的一条。故曰：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其实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俱是“修身”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亦是“修身”事。此即“明明德”，易传谓之“盛德”。齐家、治国、平天下，仍是“修身”事。此即亲民，易传谓之大业。地位不同，事业不同，其为“修身”则一，其为“止于至善”亦一。
何以说“致知在格物”呢？物即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之物，即指万善万德。格，到达义。如今云及格。人生实践，必到达此万善万德之理想标准，始是知至，始是意诚，始是心正，始是明明德。此就对内言。若就对外言，即此已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已是亲民，已是止于至善了。如孝是明德，孝必有对象，明我之明德而孝于父母，即是亲民，即是齐家。
《大学》的贡献，在把全部复杂的人生界，内外，心与行，德与业，知与物，我与人。本末，身与家、国、天下，个人与社会大群。先后，举出一简单的观念与系统来统统包括了。这是人生哲学里的一元论，也还是一种德性一元论。其实也还是《中庸》之所谓“明善”与“诚身”。在这人生一元论里，政治只是一种文化事业，只是一种道德事业。国家只如家族般，只是社会大群中应有之一机构。此种社会大群，应以全人类即天下。为其充量至极之最髙阶层。但每一个人，却在此全人类大群中各占一中心主要地位。善是人生最高理想，而善即是人心内在所固有。明德。把此人心内在固有之善，发挥光大，明明德，即止至善，内包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则全人类可到达一终极融和之境界。亲民，亦即止至善，内包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此种事业，则在每一人身上平等负担。修身。此虽孔孟传统，都讲这些话，但在《大学》里才开始最简单最明朗地系统化的说出了。
连带将说到《礼运》。《礼运》也是编集在《小戴礼记》中一篇无主名的作品。大概也出在荀卿之后，秦、汉之际，同样是会通百家后的新儒家理论。这一篇文字，在前虽没有获得像《大学》、《中庸》般受注意，但最近百年来的中国思想界，特别提出这一篇文章，实因其代表了古代新儒家思想之又一面。《大学》较偏重政治，而《礼运》则较偏重经济，似乎平天下更重过了治国。但都根据儒家态度，要来解决全部复杂的人生问题，而求到达一理想人生的新境界，完成一理想的人文社会之“乌托邦”这一点《礼运》、《大学》可谓是异曲同工、貌离神合的姊妹篇。他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陸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型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此把理想的人生社会分为两级。到达治国阶段的仅是“小康”世界，必待到达平天下阶段，才是“大同”世界。在治国阶段的人，终不免为己为私，化不尽家族观与国家观。必到平天下阶段，那时并不是没有家族，没有国家，但为己、为私的观念化了，变成为公、为众，这才是人生理想的至善境界之真实到达。其实这一境界，仍是人人修身、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终极后效。《礼运》思想，还是儒家思想之推衍。但提高了“道”的地位，抑低了“礼”的地位，这已融受了道家观念。“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亦己融受了墨家观念。从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可达此境界。礼运不从纯墨家覌点所谓“视人之父若其父”立说，而接受其对于各爱其家不爱异家之攻击。并颇重经济生产立场，较之荀卿仅用经济分配观点来拥护礼之效用的说法又转了一方向。这些都可指出当时思想界，调和异家别派，希望获得更高出路之一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