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普通从黄帝讲起。西汉司马迁《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第一帝即是黄帝。从黄帝到今已五千年。五帝以前，尚有三皇。传说绵远，又不知有多少年。
以我民族如此悠久博大之历史传统，要在它里面籀出一番“历史精神”来，说明此一历史传统何以能如此悠久而博大，那岂是三言两语可尽。而且此一番精神，不仅苦于说不尽，更苦乃在于说不出。我们的民族生命，由生长、壮大，而发展，从头到尾只在此一番精神之内，而我们的智慧，急切间实苦于无从深入了解此精神。正如我们有此生命，而无法深入了解此生命。但我们有此生命之一事实，则为一显然之事实。我民族之有此悠久博大之历史传统与其一番精神，亦同为一显然之事实。
我自来到台湾，登阿里山，及在其他地区，看见了许多神木。它们矗立高山顶上，经历风霜，耐抗冰雪，绵亘着几千年的生命，而生气充盈，精力饱满，我不知它们何以得有如此历久不老之大生命！但神木矗立我前，则又是显然一不争之事实。我们的民族历史，屹立在并世各民族间，矫然不群，巍然独出，此一种悠久博大之历史精神，正可把我来台所见高山神木的那种生命精神作比拟。
我因此联想到《论语》里孔子所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这句话。这句话也已流传了两千五百年，直到今天，成为中国社会人人俱知的一句话。但此话实具深义，我们正可即凭孔子此一句话来发挥说明我们民族的历史精神。
春天来到，绿草如茵，弱柳如绵，桃李竞艳，芳菲满目。千红万紫，美不胜收。一般游春人，赏心乐事，流连忘返。但哪有人会在此际却去欣赏松柏。一到夏天，众木茂盛，枝叶扶苏，生气蓬勃，郁郁葱葱。那时的人，也不会独去注意松柏身上。待到秋季，霜露已降，梧桐叶落。但一方面可爱的是果实累累，另一方面可爱的还是绚烂绯红。人们的兴趣，还不会转移到松柏。
直要到严冬已届，冰天雪地，众丼尽枯群木皆落。那时候，天地间肃杀之气已达极端，一切摧败无遗，惟有松柏苍翠，挺立在寒风苦雨中，而生气盎然，因此使人知生命之无尽，而转移心情以待阳和之重来。此事说来易知，而实不易知。孔子所说“……然后知……”三字，便蕴藏着尤穷深义，耐人深省。其中义蕴，确是大堪玩味，大堪探究。但等待说出来，则又是人人皆知。紧要者乃要在此人人皆知中，教我们去作无穷玩味，无穷探究，此其所以为圣人之言。我们千万莫平淡视之，让它轻易忽过。
抑且松柏亦非不凋。有丰则必有枯，有盛则必有衰，有荣华则必然有凋零。此乃天地间生命界一共同现象，一共同通则。松柏亦有凋时，只其凋，较众木之凋则在后。而且旧叶未谢，新叶已萌，虽有凋而若不凋。故松柏之凋，不仅在众木之后，抑且让人不易见，遂群认为松柏不凋。所以我们说松柏长青。孔子特地指点出此一人人共知的生命现象，教人来透悟其中之生命通则。
中国人接受孔子教训，人人尽知在新春盛夏清秋之后，必然会有严冬之来临。方其在新春盛夏清秋时，却先已为严冬作准备。《易经·乾卦》上说：“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人固不能违天行事，但即在天时之后行事，只要能率顺于天，即是以人合天。天有常，则人亦随之有常。因于天时有常，我们还得在天时之前行事，天时接踵而来，反若天在人后，而不违于人，人不变则天亦随之不变。
现在再回到上面所讲“松柏后凋”的一番话上来。天地有春、夏、秋、冬四时之变，此即是天地之“常”。有常则必有“变”，而变中则仍见其有常。桃李争春，一时盛极得意；但隆冬来临，在春时那一番盛极得意的桃李，到此不免要衰败。此亦是一种“后天而奉天时”。但万物生命究与天地不同，经不起那一时时的骤盛骤衰，与倏起倏落。所以最多经历了几十寒暑，此等桃李生命便会枯竭而尽。只有松柏，好像在和煦春阳中，万卉群木争盛之际，而早已作准备。它虽不能如万丼群木之随时而争变，而独能超出乎万卉群木之外，卓立乎四季之中，以守常而待变。故松柏长青，乃独有其千百年经久之大生命，此则可谓是一种“先天而天弗违”。
我中华民族，正为能遵守孔子古训，看重松柏之后凋，而轻视了桃李之争春。我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之整部历史，其间亦不乏盛时，但一辈先知先觉，都能教人保泰持盈，适可而止，不为已甚。知亢龙之有悔，每思患而豫防。及其遭逢挫折，陷处困厄中，乃仍能自强不息。所以我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整部历史，乃常是一部居安思危、履险若易的历史。惟其能居安而思危，所以能履险而若易。惟其不作春风之得意，所以亦不面对严冬而丧气。
让我们举几件历代传述的故事。远在夏少康时，他有田一成，只十里之广；有众一旅，只五百人之多，能布其德而兆其谋，终以中兴夏业。此事尚远在孔子前。及孔子以后，吴灭越，越王勾践身臣妾于吴者三年，及其反国，苦心焦思，卧薪尝胆，二十余年，终以覆吴。此事则在春秋末，战国初。又其后，燕灭齐，只剩莒、即墨两城，齐王在莒，田单在即墨，终败燕师，兴复齐国，此事亦尚在先秦。
上之三事，脍炙人口，亦几乎尽人皆知。自兹以往，我中华历史，扩展日益广大，衍变日益繁复，而所遇艰困，乃至其踬而复起，仆而复兴，大盛衰，大治乱，大存亡，以上述三事较之，则诚然渺乎其小。然而事体虽异，事理则同。我中华民族之历史精神，见之承平盛世者，往往反不若其见之危难乱世之更为壮旺而健伉，坚强而有力。亦如松柏之长青，并不见异于阳春和煦之日，而更益见异于严冬大寒之天。所以由吾侪今日之处境，而来探究玩索我民族五千年来此整部历史之传统精神，亦将更见为亲切而多味，融洽而易人。
抑且不惟时代为然，即人物亦复如是。孔孟以下，大圣大贤，出于衰乱世者，实更盛更大于承平世。其以失败终其身者，乃亦益受后世尊崇，胜过于成功之人物。如孔子在春秋，孟子在战国，何尝非一失败之人物。其本身，固是未尝得志。在其当时，亦何尝得其救济。然而暗然于一世，乃彰显于万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圣哲大贤，固不为存身谋，但其处乱世而抱道不屈，不汲汲于一时之功利，而实为民族万代求存身。松柏之在春时，方当万花竞艳，岂不亦见其为屈为蛰。孔子后凋之训，深矣远矣。以此治我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庶乎可见其精神之所在。
又如关羽、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此等人物，皆受中国社会人人奉仰。在中国历史上，建大业成大功之名将亦何限。在当身，固是功名煊赫，在其当时，亦复对国家社会有大贡献，得大福利。然而我国人之崇拜失败英雄，则尤益加甚。岂不以彼辈之功业，亦如三春桃李，而此辈之风烈，则如严冬松柏。我民族之常能在天寒、地冻、坚冰、厚雪中立无恙，正是凭此番心情与此种精神之有以致之。
我民国建国六十年来，乃至追溯其开国前之数十年，我民族亦正处在一天寒、地冻、坚冰、厚雪之时代中。乃我国人，于我先圣大训，多数漫焉忽忘，未能加深体认。竞羡他方桃李之艳，转厌本身松柏之贞。不仅常此恹恹，转复增其懵懵。今日者，事益急，祸益深。所幸乃是我民族此五千年来整部历史之传统精神，久已浸灌融凝在我民族每一分子之血液中。松柏虽亦有凋时，只要此精神重再抖擞，此血液再活泼运行，我民族此五千年来之贞固生命，当会依然如故，健壮犹昔。
我常忆某年游西安，入一古寺，极荒破，仅一老僧。大殿前广院中一老柏一夹竹桃相对。我问僧，此处为何栽一夹竹桃，成何体统？僧云：“我已老病，补栽柏树，不知何年见其成长。夹竹桃，今年种，明年即有花可睹。”我申斥之，谓：“大殿前种松柏，供殿上佛菩萨看，不是要你看。”老僧淡然木然，不语不动。我们此六十年来，多数人乃如此古寺老僧，急要眼前看花，却不作长久像样的打算。激变而成今日之大陆，赤祸横流，千百年古松柏，斩伐惟恐不尽。翻土掘根，无所不用其极。好让遍地空出种夹竹桃，转瞬间望其繁花盈目。却称之曰“**”。不悟我民族五千年历史的传统精神，岂容少数人一时狂妄，便得轻易斩断。天愈寒，地愈冻，冰雪愈坚厚；到此时，万卉群木，均已萎枯，惟有松柏，苍翠益显。我已在上面说过，在春、夏、秋三时，松柏固亦有不如其他卉木处，至其后凋精神，必待岁寒，始为人知。今天则是这时候了，谓予不信，请以我民族此五千年历史来为我作证。
实亦不必远证于历史，尽可近证之当代。国父孙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义”，正是此时代之先知先觉，在晦盲否塞中，露此一线阳光之照射，透此一道清风之飘拂。令此一时代，豁然爽朗。中山先生亦何尝不知时风众势之急切难移，乃不禁发为“知难”之叹。然前仆后继，追随革命舍生杀身，成仁取义者，一时何可计数。蒋公继之，从事北伐、统一、抗日、反共，毕生在艰难困苦中奋斗，境愈险而气益厉，势愈挫而志益贞。国人之相随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肝脑堕地，义无反顾者更何限！我们只观此民国建国六十年历史之所表现，岂不仍是我中华民族五千年整部历史传统精神之存续。虽岁之寒，松柏长青，先天而天弗违。一旦阳和重出，国运回苏，此下的新历史，则仍必在我民族此五千年整部历史传统下生根发脉，是则后天而奉天时，贞下起元，乃必有之现象。余敢略述斯义，以企望此转变之来临！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中央月刊》四卷二期专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