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不仅激进党赢得了总统选举、控制了国会，而且社会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掌握了权力，那里的选民将不断地选举社会党国会议员，直到20世纪50年代。突然之间，国家自治党受到重创的余部成了羸弱的反对党。这是一个属于激进党的时代。在就职庆典游行中，激进党的支持者欢呼着放开了总统马车的马缰绳，把他们的领袖伊波利托·伊里戈延拉到大街上。1916年的选举标志着这个国家的政权首次和平地从一个政党手中转移到另一个政党手中。阿根廷人有理由相信，克里奥尔人政治和军事政变已经被抛在身后。

在1916年选举中，各省寡头的情况也并不好。在经济迅速增长时期，门多萨的公共生活已经发生了转变，以19世纪末铁路的开通为象征，为了保护自己的社会政治特权，当地地主差不多是出于自卫地欢迎铁路和经济变革。他们不愿意被强大的国家经济力量打垮，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垄断地位，但他们错了。现代化给当地带来了新的社会群体，特别是一个移民资产阶级，他们越来越多地获取土地和财政资源。移民发展了门多萨省的现代葡萄酒产业。尽管门多萨的政治寡头仍然控制土地、水源和财源，但老牌家族的分裂削弱了寡头的力量，迫使他们允许新的社会群体的参与。的确，老牌门多萨精英早已变得富有，但最终，寡头政治失去了曾经寄望于现代化能帮它保住的领导权。第一条铁路开通30年后，1916年门多萨省的保守党失势。

伊里戈延总统是国家激进党的长期领袖。他通过农民、农场佃农、城市中产阶级，出乎意料地还有工人阶级的支持获得权力。伊里戈延是有产者，他的激进党领袖的核心圈子也属于地主寡头。许多激进党家族曾经是“八○代”的正式成员，因此激进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没有严重偏离保守派的政策。然而，激进党的其他支持者可能给阿根廷政治增添新的潜在矛盾社会改革主义和民族主义。

伊里戈延处理中产阶级的教育愿望比他们的反劳工情感更容易些。1918年和1919年的大学罢工给他提供了解决前一个问题的机会。当伊里戈延掌权时，阿根廷有3所高等教育机构：殖民地时期建立的科尔多瓦大学、独立后马上成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1890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首府建立的拉普拉塔大学。政府预算支持大学教育。1918年，尽管大学入学人数已经增加到14000人，大学仍然是精英的堡垒。大学行政当局保守，教学内容更青睐法律和古典作品而非科学。如果政府正在变得更加民主，大学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呢?

激进党政府抓住了这个机遇进行大学改革。每个大学都得到新的特许状，在大学管理中听到学生的声音。预算控制收紧，学生群体扩大，包括更多中产阶级新生，国家还建立了两所新大学，一所在圣菲省，另一所在图库曼。大学教育为中产阶级提供补贴，将额外的机会扩大到内陆省份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