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移民在这个传统上的后殖民社会里加深了本地人和欧洲人的分化。移民被称为“gringos”,意思是“外国佬”、“新来的”或者是"生手"。在精英阶层变得富裕和遥远时，大量移民促进了熟练工人阶层和白人中产阶级的发展，使本地生工人进一步边缘化。事实上，克里奥尔这个词的意思已经发生了变化：殖民时期，克里奥尔指的是阿根廷出生的西班牙人；19世纪末，克里奥尔指的是阿根廷出生的、具有混合种族背景的工人阶层。

克里奥尔和外国人之间持续隔离、不平等，相互仇视。政治家们利用这种仇恨来维持社会控制，交替平衡移民和本地人的利益。这样两个群体都从属于他们，而且不具有威胁性。自由主义时期的阿根廷并非一个种族大熔炉。

尽管两个群体可能都从事体力劳动，但克里奥尔人和外国人的生活是隔离的。他们中只有一个——那就是外国人——有机会向高一些的社会阶层流动。阿根廷工人力量的确随着经济发展壮大了，但是克里奥尔人被制度性地排斥在进步之外。外国人比阿根廷工人阶层有文化。熟练移民工匠只雇佣其他移民当熟练工和学徒工，因此把克里奥尔工人贬低到建筑业中那些不怎么需要技能的岗位。移民称霸工匠行业的部分原因是精英阶层对欧洲风格物件的喜好，无论是本地造的还是进口的。因此移民保留了对阿根廷商店管理和制造厂的控制权。1910年，80%的制造厂的主人是外国出生的人。尽管城市职业为妇女提供了更多的工作，但移民对小型制造业的主导意味着移民妇女比本地出生的妇女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克里奥尔工人阶层的家庭生活一点也不符合传统的西班牙价值观。从殖民时期起，通奸、私生子和虐待妇女就在阿根廷工人阶层穷人中广泛存在。大量被遗弃的孩子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许多工人街区。在乡下，本土出生的人结婚的不到三分之一。克里奥尔人很难有家庭生活，因为克里奥尔工人阶层的男人和女人生活隔绝。

那些来到乡下的移民与克里奥尔人保持距离。外国人作为商店经理和农场租客，经常成为克里奥尔雇工的雇主。而且，恩特雷里奥斯的意大利农民开始逐渐厌恶克里奥尔人行为粗俗和性格暴烈。他们把克里奥尔人称作"黑鬼",几乎从不与之通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潘帕斯，外国人找到小商人、技工和佃农的工作，与克里奥尔人有效地竞争这些职位。同时，曾经在乡下自由徜徉的高乔人，发现自己必须作为顺从的雇工定居下来。新的铁丝网围栏阻止了早年不受约束的流浪汉到处游**。

有人不在意高乔人的消失。“这有利于国家”,著名知识分子莱奥波尔多·卢戈内斯(Leopoldo Lugones)1993年演讲时说，因为高乔人有“部分印第安血统，一种劣等成分”(Mendez 1980,85)。即使如此，克里奥尔人的普遍边缘化并没有妨碍把传说中的高乔人美化为传统阿根廷民族性格的宝库。

然而，“八○”代政治家，如罗萨斯看到了迎合被剥夺者的好处。为了反对移民的要求，政府招募克里奥尔工人阶级成员充当军人和警察。外国人免除服兵役，因此本地出生的乡村男性充斥着军队的各个阶层，以当兵为职业的克里奥尔人是军士。根据一份军队出版物所言：“我们的士兵绝大多数从农村工人阶层招募而来，他们没有钱，衣衫褴褛，甚至食不果腹，没有房子，没有家，从婴儿时代起，就有了令人遗憾的习惯和偏好。很可能为了减少他们天生的贫困或因游手好闲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直到迫切的需要使他们为得到微薄的薪俸入伍，或冲动驱使他们犯了罪，法官把他们派到军队作为惩罚。”(Raml-rez 1987,123)这些人由一个军官团率领，军官们绝大多数从省里或乡下乡绅中选拔。军官们存在两个极为明显的缺陷：人数太多而且缺乏训练。1891年，1360个军官率领6000个士兵。

“八○代”政治家相信，他们可以依靠警察和军队反对外来工人和农民。

然而，事实证明，从长期来看，军官对寡头并不那么忠诚。他们主要从最贫困省份处于边缘的精英阶层中招募而来。地主寡头的儿子回避资产阶级军官枯燥的升迁生活，因此，军官团往往支持他们自己的中产阶级利益。他们憎恶精英阶层可以到国外旅行以及对所有欧洲东西的迷恋；他们仍然怀疑“损坏了”阿根廷西班牙语和组织了工会的第一代移民；他们蕴藏着怨恨，反对外国资本的势力，特别是英国铁路大亨和开采石油的美国人。尽管此时的军官不是精英阶层政府的威胁(1880年至1930年间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有一种趋势正在发展，未来的军官将会支持公共秩序和民族主义而不是继续支持寡头统治。

如果一个年轻的阿根廷人1870年离开祖国，35年后返回，他或她一定会惊异于国家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印第安人已经被从边境地区根除，在曾经只有牛群徜徉的地方，外国农民在收割小麦。超过100万人住在首都，每3个港口人中就有1个是外国出生的。城市的轮廓线和现代化港口设施已经没有多少殖民时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痕迹。铺就的林荫大道看起来像巴黎。甚至潘帕斯的牧场也变了；赫里福德牛和英国短角牛在铁丝网后的苜蓿草场放牧。

然而，表面之下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变化。社会歧视阻挠本土出生的有色人种向上层流动。受过教育的白人和外国出生的人垄断了能够提供社会向上流动机会的中间职业。地主寡头们仍然离群索居；实际上，阿根廷最上层家庭变得更富有，也更孤傲。尽管1880年至1916年间出口带动的惊人发展扩大了国家财富，却在平均收入分配上没有任何作为。农村和城市工人阶级为出口做出了贡献，但却没有分享到足够的国家收入来消除贫困。此外，返回的阿根廷人将会在国家政治中看出前一个时代的腐败和选举舞弊。